日本灾害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王瓒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8月26日

日本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仍的少数国家之一，地震、海啸、火山、泥石流等，长期威胁着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仅以地震为例，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数据，2001—2010年，3级以上地震每年发生约4800次，其中5级以上地震约160次。但在近年的6级以上地震中，很少出现较大的人员伤亡。之所以如此，这与日本灾害研究中广泛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要素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对灾害研究的定性紧密相关。这对于灾害较多的中国而言，可从日本灾害研究中获取一定经验。

　　灾害研究呈现社会科学特征

　　2015年7月4日，第9届历史都市防灾研讨会在京都举行。研讨会自2007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现已成惯例，历届参会者均达一二百人，堪称日本灾害研究的学术交流盛会。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日本、中国、泰国等国的建筑、社会学、文学、史学、政策科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及日本智库、企业所属研究者共计140余人参加。代表们围绕泥石流灾害、火灾、防火、地理及历史、地震、耐震、观光客、地区防灾、防灾计划这9个议题下的39篇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涉及灾害前后人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转变等层面。例如，防火意识的现状；灾害风险性如何在地名变迁中体现；传统建筑保护地区居民的防灾活动；地震海啸后，居民的地域环境认识变化与灾后重建中新集落形成的相互影响。此外，还关注到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如何在灾害重建中得以传承，风俗、祭礼等传统仪式是否因灾害受到影响等问题。针对古老都市多是旅游观光地的特点，会中还探讨了观光资源如何作为文化遗产进行评价，在灾害发生时如何对观光客进行避难疏导等。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包括自然灾害引发的古城景观变化、ICT技术在灾害情报共有上的活用、网络地图信息系统在地震记录整理中的作用、保留传统建筑的新防震技术开发、防火设备开发，等等。

　　本次会议较之以往显示出三大亮点：首先，强调灾害中对“人”的关注；其次，开始在社会环境变化的整体性中探讨灾害的影响；最后，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地域文化、观光资源等无形财产被纳入讨论范围。从历年会议讨论情况来看，近年来日本灾害研究的焦点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防灾对策、受灾风险度调查到利用数据库以及GIS系统等技术手段推动历史灾害研究，再到对避难行动、生活的组织安排等问题的关注。

　　会议最后，大洼健之教授对研究所在今年4·25尼泊尔博克拉大地震后所做的灾后调查进行了专题介绍。演讲结束前，大洼教授提出了“灾害后社会如何与文化价值实现共同复兴”这个富有启示性的课题，提示了日本灾害研究的本质特征。

因此，就灾害研究的本质而言，它是以社会与人为中心的研究，其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理念的广泛应用。日本灾害研究中对实地调查的重视、强烈防灾意识的融入、数据信息处理方法的应用、地域文化保护的思路，甚至于对观光途中这类极端事态下防灾问题的细致考量等均值得借鉴。

灾害研究呈跨学科趋势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秩序逐渐安定，国家建设百废待兴，频发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复兴的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行政课题。为满足现实需要，曾因战争一度几近废止的灾害研究重新步入正轨。日本灾害研究的发展几乎与历次规模较大的灾害相伴而生。

　　日本对灾害的认识尤为深刻。1930年代，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寺田寅彦就提出将抵御天灾置于国防的战略高度进行思考。战后日本的灾害研究基本是在国策论的基调下展开的。1949年，由文部省在战前设立的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进行了重组，继续开展科学研究。1951年，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成立。两所机构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灾害问题，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1959年9月伊势湾台风大灾为直接诱因，1960年代初，日本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灾害应对措施。先是将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日9月1日定为“防灾日”，制定《灾害对策基本法》，设置中央防灾会议。这些举措奠定了日本战后防灾体制的基础，提高了政府的灾害危机管理能力。1963年，国立防灾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在东京成立，对灾害的科研能力进一步加强。

　　关东大地震后，复合型灾害的破坏性就已经使日本认识到在诸多学科中进行地震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与之一脉相承的战后日本灾害研究亦是在多学科交叉的框架内进行的，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探究灾害现象和灾害发生原因为主的理论研究，又被称为灾害基础研究；另一类则是灾害防治的应用型研究，又称防灾学。

　　然而，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多集中于以地震、火山、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报及其技术应对为主的理学、工学、地学及农学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程度并不高。这是因为，灾害预报，特别是地震预报工作自幕末以来便受到政府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极大重视。而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在1964年新潟大地震后才刚刚起步，历史学的贡献则多体现在大规模灾害资料的整理与校订。80年代后，灾害社会学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有了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历史学者北原丝子提出了灾害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为灾害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1984年历史地震学会成立，显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灾害综合研究的可能。

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发生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在历史学者的组织下，灾区群众进行了震灾资料收集运动。医学、法学、行政学等学科也纷纷介入灾害研究，地震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灾害社会学者则深入灾区，持续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不仅如此，灾后长期的复旧、复兴生活更使日本政治及社会中诸多问题表面化。“自助”、“共助”的问题重新得到审视。

社会多元参与逐步加强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受当时行政体制的制约，日本政府应灾速度缓慢。为弥补政府职能缺失，由民间志愿者组织的新型救灾形式出现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1995年又被称为志愿者元年。此后，日本NGO、NPO组织的数量激增，并积极参与灾后救援、复兴建设和防灾知识宣传。但他们所面临的研究资源有限、专业化不足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受阪神大地震后社会舆论批评的影响，日本政府对既有的灾害应对体制进行了反思，震后半年即出台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政府还意识到，灾害的相关专业知识只被少数研究者所掌握而未能惠及普通民众，以致未能在灾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状况，所以，将灾害防治的政策导向由原来的科学预报，扩大到灾害调查成果的社会共享和防灾知识的全民掌握。

　　2004年4月，《国立大学法人法》开始实施，日本社会各机构可出资利用大学的研究资源，甚至可以在大学中建立共同研究机构，并参与管理。为促进该法实施，文部省还提出“产官学”（即企业、政府、学校）相结合的联合科研方针。此项改革，不仅直接促进了灾害地域研究的盛行，也使研究主体的范围得到扩大、灾害信息资源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各地方大学，纷纷成立地域灾害研究中心，核心工作大体围绕以下三点展开：有效利用高校资源，通过跨学科的专业性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灾情、灾害机理、灾害发生原因；推进本地区防灾教育；根据区域特点探讨灾害预防、避难应对、灾害后社会复旧和复兴问题的解决。

总体而言，战后七十年日本的灾害研究体现了文理学科结合、教育回馈社会、共建安全社会的理念，更折射出由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的重大转变过程，“灾害”已成为全民共同思考的课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灾害研究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将推动灾害研究的发展成熟。因此，对于中国灾害研究而言，应当加强社会科学的参与，不断推进其跨学科研究的程度。

　　（本研究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金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