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不走极端道路才是好的

赵旭东

文章来源：凤凰网大学问，2016年5月9日

我们谈一般的转型都是在谈西方社会如何发生了转变，这个改变实际上是被迫的，是通过工业革命以后的一两百年发展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成熟稳定了。中国也在面临社会转型，而我们是积极主动的，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

吉登斯所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怎么样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外一种状态，是什么东西使转型发生。我们如果想理解当下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大家在微信、微博发出来的吐槽，背后有什么力量在支配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或者是往前发生的断裂性的转变，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力量，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每个人的力量都存在。

他不像一般的社会学家仅仅看到社会变化的数字，他更看到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这就是结构二重性，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是如何逐渐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如何逐渐改变人的生活习惯。

比如一个关于中国人个体性成长的例子：原来的东北人，一家人是一铺炕的生活，是没有所谓的隐私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开始富裕起来，盖单元房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隐私观念开始出现了。过去的孩子有时候和父母之间没有太多的语言，而现在的小孩是从小就有隐私，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慢慢学西方的育儿经验。所以他的结构二重性恰恰隐藏了对这一些社会方式改变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是非常敏锐的，这种敏锐也带动了很多人去看这样一个传统社会的变化。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失控与风险，吉登斯写过一本《失控的世界》，比如说环境污染问题。一些乡村的环境问题还是很突出的，有些乡村因为开放以后土地被污染，好像是一二百年都不能恢复的，虽然联合国资助了很多钱，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到现在不能种菜，不能种水果。所以所谓风险社会该怎样去看待？今天中国已经深深的浸润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国外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面对社会和转型能力的问题。

我在这里介绍他的两本书，一本就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讲的是现代制度在各个方面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他要讨论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时间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一百年前为什么做不了？因为我们的传统时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多活动安排在明亮的时间。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时间区分，电灯的技术发明使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他讲了很多人和社会如何因为这些技术、因为生活空间而发生的一些改变。我们现在鼓励一些人拍片子，看一个人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被碎片化的。原来的时间是很整齐的，但是现在睡觉前还要在微信上吐槽，这是时间的碎片化。

第二本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他的核心就像他的目标里所说的，就是他要看到一个人的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以及再融合。吉登斯关心世界的、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命运的问题。人类都在被全球化的生活所塑造，可以从网络上买书，无需书店；交流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这些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风险的社会。

我受吉登斯影响，更强调人是活着的生物体，他去主动地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改变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往往是单向的，但是人不是单向的，他既有被社会所塑造的可能，也同时在塑造着社会。

今天确实什么东西都在改变，我们是在变动中，在不确定中，去适应生活。当时1999年我在北大工作的时候没有房子，有一个老校长说，每一代的人都会为自己的房子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代人最后想出经济适用房这个方法，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做事，我们解决不了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又超越法律，就能做好多事情。所以改革的优势是有种种的机遇，无论是股票、房产，还是学术，我当时在北大是讲师，一个月不到两千块钱，刨去基本生活费以后就剩下三百多元，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比如发文章等等来解决。

这种方式是西方理解不了的，因为西方的大学讲师一入职，他就清楚地知道现在教书能挣多少钱，一直到退休时能拿多少钱，很稳定。所以我们不要完全悲观地看我们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我一直讲，中国用美国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博士，在英国、美国，都有我们培养的人的身影，开始走向世界。领导人都是这个时间培养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改革机制，是可以给很多人提供机遇的，但是劣势在于没法判断这种可以变动的政策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不知道政策实施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的转型都在发生，当然经济的转型是中国改革的最初的动力源，大家要过好日子，所以我们改革开放以这个为目标；但是社会改革到了很晚的时候，2005年才开始，比如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等；文化的转型到2010年才真正进入到国家。从今天开始用文化来看所有的问题，比如留得住青山，留得住绿水，实际上这些背后要靠文化的力量和观念来保持，如果一个社会什么东西都是定价，变成商品房，这种社会就有一些问题。

费孝通虽然没有看过吉登斯的作品，但出于社会学家的敏感性，他谈到，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时代，如果不把握这个时机的变化，不明白这背后的道理，那么可能出现种种问题。中国变化的道路是其他地方所没法控制的，就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物质的层面上达到了很多国家要用百余年时间完成的发展，比如贵州凯里。

社会转型是个具体的问题，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权力”，当然我们一般一想权力就是政府，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力。我们每个人都会改变社会，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活水平，都会想办法让社会改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希望一下子变成高水平，比如一个人希望他不经过筒子楼、租房子，直接进入到四室两厅。那这过程当中每一阶段，都有它的成长史，都有它转化的时机，我认为这是人生正常的。

在吉登斯看来，转化能力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或者某一个大的力量有转化能力，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力量。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中国的道路有成功之处，无意中跟吉登斯走出的中间道路这个概念相吻合。当我们不再走极端路线的时候，一方面这个社会和经济和文化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符合了中国古训里的中庸之道，不能在左或者是右这两个极端上并行，所以吉登斯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左和右》。

左和右两个极端都在西方世界，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西方的难民面临一个自身解决问题，我们经常问西方人，你现在怎么看难民问题？他们说我们已经无语。为什么无语呢？因为文化多元是西方人的基本价值，但是他们文化多元的前提不是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多样性发展，而是西方处于优势地位。他相信文化多元产生不了冲突，因为他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是可以支配其他异文化的，所以当这些东西涌来的时候，他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智慧，是不会把事情做得极端化。

我们中国自然是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风险性。就是当一个政策实施以后，比如说计划生育，一方面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确实使我们负担减轻了，但是另一方面没解决社会的问题，比如现在孩子的工作、未来的养老问题。工作竞争的问题加重了，未来我们养老的问题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可能性。如果现在是7.8个人养一个老人，未来就是1.8个人养一个老人，再过10年，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

如果用中国的中庸思想去诠释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更有意义一些。至于说今天的现状，我认为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至少我们都经历过左的时代和右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市场化、自由资本主义，就是说，过于左和过于右都会有过度的问题。不要因为西方说第三条道路已死，就这么认为。恰恰是我们要在这方面提前做一些理论研究，我认为只有不走极端的道路是最好的，走极端最后往往是失败的。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里头，大众被调动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群众的反应很强烈，他借这个过程在强化自身的个体性。我们二十几岁的年龄个体非常多，凤姐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追捧的对象，我认为这体现了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仅仅是大众吗？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北大的房子是靠每一代人自己解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会适应上一代人的或者是政府的价值观念，他会有自己的文化逻辑来实现。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融入，这就是社会的文化。所以我们要相信，90年代、80年代的人会造出未来不一样的社会。我们总是想用我们那一套语言去涵盖这一代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理解乡村人或者是其他社会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今天的领导人，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讽刺的概念。最近领导人去大学视察，我觉得领导人是想看真实的情况，但底下的干部有意让电视镜头呈现一派祥和，这是没必要的。我觉得我们基层干部要明白什么是这个时代大家交流信息的方式，你稍微弄虚作假就会变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需要思考。在这个时代观察文化，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文化协会，或者是一些精英团体，而是看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得天天去田野里淘，去观察。像这些跳广场舞的人，他们不被我们注意，但是他们带动了一个生活方式，带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产业。

我们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说过这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细细想来，特别是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是没有“美人之美”的艺术的。中国人很喜欢谈西方的好处，我们最早给美国、英国命名的时候，都用最好的字，叫美利坚、英吉利，实际上反映出我们民族的心态是喜欢赞美别人，吸收别人的好处，为我所用，然后发展起来。而西方不是，它的基础是基督教，所有不信基督教教义的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跟我们这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今天吸收别人的好处来发展的观念，最终是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的。

现在无论是西方的极端主义，还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我认为都是对人类未来很大的威胁。重要的是，中国理应走向世界，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是有这样的资源的，我们要尊重发展的真实实际，而��是虚假的说教。

（本报道来源于赵旭东教授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原题为“吉登斯社会学与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