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粹主义情绪在访民中蔓延

刘正强

原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

作为中国本土性、辅助性政治设计的信访制度，构成了中共重要的执政资源和治理手段，并不断演绎着社会变迁与转型之痛，成为屡屡被戳击的社会“痛点”。由于资讯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震荡效应，信访治理面临困境，成为不断消耗国家治理资源、让政府甚为纠结的所在。

近几年来，民粹主义情绪开始在访民群体中出现，成为一些政治偏执型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为其行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理论资源。这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形成某种与政府对抗的力量。

民粹主义影子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源自俄国19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和农民平均地权的要求并几乎在北美同时兴起。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主张多数民众的意见绝对正确，追求的无疑是一种极端化、理想化的纯粹民主情境和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民主模式。民粹主义给予平民大众以终极关怀，将其政治主体性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把平民大众的认可作为一切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由于民粹主义倡导民众直接、非中介地参与政治过程与政治决策，它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纯粹民主形态，为平民大众提供了一幅形式唯美、实却凶险的政治图景。

民粹主义在当今世界具有十分不同的面相，即便在中国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体现了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和科层制的某种反拨，那么大陆中民粹主义的出场则大多与底层民众的利益、话语权受损有关。一般说来，社会贫穷、两极分化、贪腐严重等是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和现实基础，当一个社会中平民利益受损或平民话语权长期旁落时，这个社会就已经具备了民粹主义的强大势能与张力，民粹主义的登场也就是迟早的事。

而观察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事实上已处于这个阶段。由于社会不公的加剧、社会矛盾的频发，加之网络的呼应和放大效应，社会思潮也极易发酵，酝酿出社会整体无法承受的民粹主义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印证。由人民论坛杂志社完成的《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显示，如果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评分从0°C到100°C）的话，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说明大量民众可能在某些外在因素刺激下具备民粹化特征。

事实上，在国内许多的理论论争和公共事件中都可以发现民粹主义的影子，迅速崛起的互联网则成为民粹主义的集散地，网络的平等性、匿名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使其具备了民粹思潮所需要的“人民性”生长土壤，直至蔓延至线下的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泄愤事件背后并不见得一定有黑社会或“敌对势力”的插手，相反参与者往往是一些秉持“公平”、“正义”理念的底层民众，他们借机表达了一种草根式的怨恨和情绪。在缺乏法治和理性传统的中国，这可能成为培育各种激进运动和极端主义的现实土壤。

息事宁人式治理是向民粹让步

民粹主义是一种自发的来自底层的政治和一种游离的社会情绪。由于信访制度设计的起点是群众路线，并且也承载了政治动员的功能，这使信访制度与民粹的思潮具有天然的亲和，后者极易激发起访民的政治偏执情绪。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受“责任”、“服务”、“法治”等原则的规制，政府职能的履行要顾及合法性、正当性等要求，导致信访治理中政治动员和号召能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央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关注民生、保障人权、普惠大众，但民众的个人权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存在着过度释放的倾向，而信访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平台，常常为一些不良信访人不当利用。

如果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化、技术化的原则来应对信访问题，甚至动用低保等民生资源来安抚访民，这实质上是民生向民粹的让步，为民众的反向政治动员留下了操作空间。由于访民这一群体是民粹主义的最佳载体、受众和“可燃物”，信访行为常常被赋予民粹化色彩，一些访民经过长年累月的上访后，对最初的上访缘由逐步淡化，甚至抛到一边，转而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将自身的问题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从“政治高度”上解释自己的信访事项，对任何具有新闻效应的事件竭尽全力地寻找政治原因，以政治的逻辑和框架、民粹的情绪和心态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一些访民的QQ群中，就充斥了诸多政治激进主义的主张，反精英、反理性的色彩浓厚。在线下，许多访民的“任性”超乎想象——民粹主义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平、正义这些理念的标准。如央视《新闻调查》曾持续追踪浙江嘉善一起由强拆引发的信访案，案主熊姓访民在被强拆后不断提高赔偿要价，空置400平方米的安置房而占领了拆迁办办公室，并与老伴在此居住四年多。对此，当地政府居然长期束手无策。事实上，基层以“维稳”、“不出事”为原则，花钱摆平或实施压制的息事宁人治理实践，常常激发了一些信访人的民粹情绪。在实践中，经常有地方政府在维稳压力下，偏执地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极端服从、做群众的尾巴，迎合甚至讨好百姓需求，而对于这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显然缺乏应有的警惕。

反思民意的表达与安顿

在当下，防范民粹风险要求我们对民意及其表达与安顿作深刻的反思。民意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理论上讲，现代民主政治本身既包含了精英的设计，也是民意的体现与凝结——即民意的结构化与固着化，它对民意起着收集、拣选与吸纳的作用。

在典型的西方政治运作中，民意表达比较正式和规范，并与代议制有着内在的联系，选票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具象化链接。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民意表达在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路径、风格与政治传统，古代统治者除了从理论上将民意加工、上升为抽象的“天意”、“天理”等民本思维外，民意更多地是在大众生活共同体中通过习惯、道德等散乱地发挥作用。中共建政后，民意资源得到整理，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意识的超越，信访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成为汇集民意、倾听民情、吸纳民智、疏解民怨的重要平台，它是在政治制度尚不完善情况下大众民主的实践形态，在中国政治制度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英美等国从精英民主逐步向某种程度的大众民主转向的同时，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不时掀起波澜，不断地触及着民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之限度这个核心问题。

按照中共的执政伦理，党本身就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从而也就成为先进民意的代表，再辅之以人大、信访等正式与辅助的政治制度，民意与党的意志乃至国家的意志会大体保持一致。但现在民意愈益分化、复杂，有着越来越难以厘清的面相，其产生、传递、表达、释放的路径与过去亦大不相同，尤其是网络使得虚拟民意、伪民意大行其道，民意不但可以被操纵、扭曲，也可以被制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识别显得尤其重要，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理和正义，其转化为民主与法治的限度又在哪里，都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信访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实际是一个与人大制度并行的民意收集与处理系统，一方面，其设计原初的理念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如何不被汹涌的民粹思潮所俘获与挟持，更显得紧迫。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邮箱：lzq6470@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