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最具价值的争议观点（TOP20）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1．方韩之争

    2012年初，方舟子指韩寒作品为他人代笔及团队包装，引发“倒韩派”与“挺韩派”激烈争论

    当代中国批评理性再次觉醒　

    这次韩寒偶像被质疑而迅速破碎，开启的是当代中国批评理性的再次觉醒，预兆的是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理性启蒙将会重续。美国学者曾将网络视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这是“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网络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全民化，网络的文明和理性开发必将进入日程。这次“偶像韩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学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艰韧的质疑中破灭，就是一个中国网络文明进步的实证，而且它的意义是超越网络而辐射到全社会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不能打着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践踏私权　

    在没有署名权纠纷，也没有有力的相反证据时，外界对作家的诚信应该采取信任态度，即使有种种狐疑，也不应在缺乏明显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地刨根问底，否则，它必然会侵害作家应受保护的安静生活的权利。韩寒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再公共，也没有义务遭受这样的人格侵犯，不能打着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践踏私权。无证据的公开怀疑已是一种轻微的侵权，如果将无界限的侵权当作自由，那么每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2．寒门难出贵子？

    2012年2月，《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一文被媒体以“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为题广泛报道，引来新一轮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风险

    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爱思想网，2012年3月22日

    流动之路被堵塞的说法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与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接近，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国家。当前热议的“寒门是否能出贵子”，源于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比越来越小，农村孩子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而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同时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某名校和江苏某省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从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煜，《文汇报》，2012年11月3日

    3．重庆反思

    2012年3月，**事件后重庆模式备受冲击，如何评判它的功过得失， 讨论至今仍未停息

    文革行为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的教育内容。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公权力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显著例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经济观察报》，2012年3月16日

    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

    把重庆的做法全部否定，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重庆的发展是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很快，社会也很稳定。重庆模式对调整中国经济有推动意义，比如强调民生、强调政府加强市场干预、加强党政干部质素、还有促进农民进城等措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而唱红打黑作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在当时阶段上有合理性。在2011年，重庆模式开始误入歧途，整体出现往极左方向转向的情势，所以才有后来的突发事件。工作的过程中有左倾的思想因素，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建议要推行民主法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共识网，2012年3月8日

    4．是否需要新一轮经济刺激？

    2012年5月，发改委否认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即将出台，在经济下行趋势压力加大的情势下如何保���长，是一个问题

    新一轮经济刺激会让中国陷入萧条

    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4万亿拉动起来的行业基本都被打入谷底。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周期不比季节周期。对于季节周期，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可是经济寒冬之后，却可能又进入另一个冰河世纪。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萧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郎咸平，作者新浪博客，2012年5月29日

    对新一轮刺激政策乐观

    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入。“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刺激需求，有利于创造收入，保持就业，为高增长奠定基础。而消费在刺激需求方面则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有待改进，政府会不断吸取上一轮四万亿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目前经济指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一是目前出口市场疲软，出口量减少，另一方面上一轮四万亿已经到达尾声，投资需求不足。中国有必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要追赶发达国家，没有高速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新闻网，2012年9月11日

    5．未富先老，是否应延迟退休年龄？

    2012年6月，人保部动议弹性退休制度，引各界讨论

    职工退休年龄必须延迟

    未来10~20年，理论上讲，个人账户可能是可持续的，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统筹基金到时做一些“贡献”，但问题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如果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要保持50%的替代率，那么按照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统筹部分的替代率就是15%，这样，个人账户部分的压力就大了，替代率需要达到35%，按照目前3%的投资回报率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如果假定统筹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是6%，个人账户基金的回报率是9%，需要22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才可达到49%。但是，目前养老基金这两个回报率都没达到，全存在银行里吃不到2%的利息。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但都把矛盾推向了未来。要知道，退休年龄不提高，这个制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与发达国家退休年龄、与老龄化所要求的退休年龄存在的差距太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东方早报》，2012年3月15日 

    提高退休年龄似乎还不是时候

    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有增收减支的作用，但作用十分有限，不可能成为弥补“缺口”的主要手段。提高退休年龄是一个趋势。随着国民就学年限增加从而初始劳动年龄提高，再加上人均寿命延长，退休年龄提高是必然的，否则会缩短人生的劳动时间，增加在职劳动者的负担。然而，提高退休年龄还必须有一个充分条件，那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苗头，至少不至于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状况并不稳定，并且，从政府总理到主管部长一再强调就业问题的严峻性，说明我国目前就业压力并没有减轻，提高退休年龄似乎还不是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潘锦棠，《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

    6．“劳教”制度存废？

    2012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劳教制度存废之争的热潮

    劳教改革须废旧立新  

    除了违背《立法法》第8条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绝对保留”原则之外，劳教制度至少还存在三大弊端：一是立法宗旨早已过时；二是认定标准相当模糊；三是程序保障严重不足。这些注定了劳教制度是纵容地方违法的“非法之法”，在实践中极易蜕变为公权滥用的帮凶。劳教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混淆了行政和刑事两类性质不同的处罚。劳教介于行政和刑事之间，实际上非常接近刑罚，但在法律上却被界定为行政处罚，其程序又极为简略轻率，实际上导致公安部门可以在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堪比刑事的严厉处罚，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巨大威胁。——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新世纪》，2012年第42期

    劳动教养存在合理性

    劳动教养制度在半个世纪以来累计教育改造了300多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对满足社会治安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合理性的基本缘由。在治安管理中，存在所谓“中间地带”，即劳教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刑法边缘行为”、“亚犯罪行为”或“准犯罪行为”，依照《刑法》不够定罪，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又显得过轻。劳教措施符合世界各国主张轻刑犯不判刑的立法趋势。因此，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罚”是国家遏制违法犯罪的三级制裁体系。——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储魁植，《民主与法制》，2012年10月16日

    7．大国定力考验

    2012年9月，钓鱼岛问题使民族情绪再次激涨，究竟应不应开战，又怎样看待主权

    是我们认真开始备战的时候了

    从丰臣秀吉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的战略思想开始，到市川周的“东亚共同体”和松村劭的西太平洋战略，再到日本当前在钓鱼岛事件上对中国的挑衅，日本战胜中国、称霸东亚的思想一以贯之。军国主义意识本已在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分子的血脉里，现在又在日本的国民中被激活。面对今天世界众多国家在众多领域像暴徒一样的围攻，中国有太多的学者自欺欺人地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引起了别人的不安！日本政府正在隐秘地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准备趁机实现武力崛起，然后再度踏上西进的历史老路，面对日本的征服野心，我们的应对方式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命运，决定了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留给后人，是我们揉醒惺忪的睡眼、看清眼前的危险态势、认真开始备战的时候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0月上

    主权区域要变成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

    在国内都说中国软，但在国外都说中国硬。国内的年轻人认为和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不打不过瘾，打才是硬；而国外的人更多看经济总量的攀升、看军费。从全世界领域来看，西太平洋是纠纷最多的地区，日韩之间，韩国、朝鲜之间，日俄之间，韩俄之间，都纠纷不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世界秩序，带来世界海洋法、世界极地法、世界太空法的有序执行，给世界领土纠纷带来可以共赢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拱手让出领土主权，但如果你不管国际法，不管国际道义，使用武力把争议领土用武力拿过来，别的国家不认可，国际贸易、国际朋友就没有了。这些主权区域要变成中国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

    8．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政治观”？

    2012年10月，十八大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政改迟迟未上路因理论准备不足

    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10月上

    并非理论准备不足，而是实践中遇到阻力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掌权者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利益集团不仅指那些获得经济利益的群体，也包括掌握权力的人。以邓小平于1980年提出的废除领导终身制和实现党政分开两项主张为例，为何历经32年之久还难以真正付诸实践呢？这并非理论准备不足，而是实践中遇到阻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还有认识上的原因，生怕实行民主会导致混乱。政改滞后还有惯性的作用，过去都是这么过分集中权力的，于是现在就继续照着做。有人提出要树立新政治观，其实不需要另搞一套别的，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观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为指导就足够了。当然，我们同时还要吸收当代外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高放，《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上

    9．莫言获奖的意义

    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使他的作品、他的演讲以及他的获奖，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

    莫言获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

    莫言获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会使外国读者更加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激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会激发国外汉学家下功夫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上去。另一方面，拉近了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界的距离。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作家群、读者群、最大的文学作品产量，长篇小说一年出版数千部，网络小说更是数不胜数，还有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学实体不应该被诺贝尔文学奖忽视，我们希望莫言获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希望中国作家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奉献给中国读者和世界读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5日

    莫言蹿红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全线飘红

    莫言这只股票的蹿红，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全线飘红。早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文学一直低迷。少数精英孤岛式的坚守，并不能带动文学大盘的上行走高。文学的现状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一地鸡毛的现实境遇中，慢慢消磨掉文学的激情。“生死疲劳”的作家们，被时代的“不能承受之重”压弯了想象的翅膀。他们虽在一茬又一茬地种着文学的庄稼，汗水洒了不可谓不多，但收成并不理想，至少说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厚重感相比，显得有点不匹配。我们作家的文学表现与时代的重量之间存在甚大的落差，虽然文学的繁荣并不一定非要与厚重的时代呈正相关，但是，以中国作家的聪明和敏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们有更加精彩的表现，期待他们能为这个时代留下沉甸甸的作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7日

    10．官员财产公示应先有条件赦免？ 

    2012年12月，十八大后吹反腐疾风，专家称官员财产不能搞清算，应有条件赦免，一时成舆论焦点

    官员财产公示应“有条件赦免”

    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老百姓希望一定要判刑，一定要严惩，但是，这样做肯定会给反腐败斗争带来更严重的抵抗。我认为“绝不赦免”的做法，适用于那些已经实现“零容忍”的很清廉的国家和地区。在“腐败呆账”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前提条件下，“绝不赦免”必然造成旧的存量无法解决，新的增量还会迅速存积。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7日

    “特赦”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特赦”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如果“一刀切”重新“洗牌”，民众是不会满意的，并且在规范上也没有依据，会对执政基础合法性带来巨大阴影。其次，“特赦”构想是完全基于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假定。另外，对于被“特赦”的人而言，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因为赦免的话就意味着他有罪。“特赦”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是在阻碍反腐制度的推进。反腐败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所有改革都必须能够增进治理的合法性和效果。制度建设参与者要坚守基本的规范，那就是腐败必须得到惩治。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得到更多民众的接受。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设计其实都是痴人说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中国新闻网，2012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