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道德纲常有正名的必要

万建辉

文章来源于:《长江网》2013年。

何怀宏教授长期关注伦理问题，今年7月，他出版新书《新纲常》。“纲常”一词，泛着故纸堆味道，在今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近日，何怀宏接受本报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道德很重要，但名声不好，所以道德纲常在今天很有正名的必要。

他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因种种原因，道德被广泛的与说教、守旧、僵化、伪善、压制人性等概念相关联。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空前发展的同时，许多人为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对道德失去了敬畏，甚至嘲笑坚守道德底线者冥顽不化。

“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必须合乎道德和正义”，何怀宏说，“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恰如其分的道德理论，它是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约束力的。”

“中华新伦理”设想

2011年10月，正值辛亥革命百年。何怀宏“突然有一个冲动”，想提出一个“中华新伦理”的设想。

中国走向共和已经百年了，“但共和社会的道德根基还难说已经体系化地建立起来了。过去的百年对传统一度是全盘打破，道德被政治牵着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还有一些比较悲哀的事情，比如动车事故、小悦悦事件、校车事故等等，也在刺激着我。”何怀宏说，“在吸收了各方面意见后，最终形成《新纲常》。”

“旧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何怀宏摒弃其中的等级服从之意，不再把家庭亲戚关系与社会政治秩序合为一体，赋予新的涵义，变为“新三纲”：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

民为政纲，意思是政治应当以民为本，以民为主；义为人纲，说的是制度本身的正义，也包含所有人普遍平等的全面义务体系；生为物纲，是有关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道德原则。

“旧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他将之重新定义，分为两部分。一是“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天人和，族群宁，群己公，人我正，亲友睦；一是“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德性，何怀宏沿用了古已有之的说法：仁、义、礼、智、信。

不需要谈“纲常”色变

建立新伦理，为什么要用“三纲五常”的旧词汇？

何怀宏说，“五四”以后，提到“三纲五常”，人们认为它是封建糟粕，通常嗤之以鼻。他进而解释说，“伦理”一定要有“理”，要有原则规范的提出和论证。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不需要谈“纲常”色变。

“所以先从原则规范说起，且就用传统的语汇，名之为‘新纲常’。‘纲常’之‘新’意，主要来自现代社会，来自时代的要求。”

他认为，传统纲常理论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和永久的东西，比如对保全生命的一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肯定。这些是和现代文明的一些要求相通相容的。

“纲”主要是指其原则性，“常”主要是指其恒久性。新纲常，是传统纲常背后更为根本的“精神”原则，参之以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的情况，给予富有新意的重新概括和阐述。

为社会道德根基提供选项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将来是否能够比较平稳地走向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何怀宏充满忧思。

他认为，现代社会不太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或支配性的，结合了宇宙观、历史观、精神信仰与道德原则规范的全包式体系，而是可能在不同的人群那里，有不同的精神信仰。他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这样，观点的差异乃至比较极端的观点对立，也就不足惧，而且是必要的。

他说，希望《新纲常》的探讨，能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尽一点力量；进而言之，希望“新纲常”，成为未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道德根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设想。

“这个根基首先要尊重个人生命，即保存人们的生存第一，其次是尊重所有人作为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主体，包括道德主体的合理与平等的自由权利；然后是尽量地寻求满足均富的博爱要求。同时要尽量造成能够兼顾所有这些基本价值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道德本义不是“权”或“利”

《新纲常》出版以来，引发了学界和舆论强烈反响。有学者说，今天的社会个人权利强调、落实得还不够，却去突出约束人的道德，怕是行不通。

对此，何怀宏认为，伦理道德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伦理；一是个人的道德。如果从制度来说，今天的社会强调权利，甚至说制度伦理是以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为基础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这种对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也完全可以，甚至应当从义务的角度理解：即它是社会制度或政府的基本义务，是制度的首要正义。除了制度的伦理，还有个人的道德，比如在人我关系中，以及那些人之为人就应遵循的自然义务，和权利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何怀宏认为，用“义为人纲”或义务，是可以贯通制度伦理与个人道德两个领域的道德要求的。道德之本义一定还是“义”或“德”，而不是“权”或“利”。

[人物简介]何怀宏，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清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生命与自由》、《良心论》、《底线伦理》等；主要译著有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