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抗争与压力维稳

于建嵘

来源：凤凰周刊 201009

**件主要是民众的维权抗争

　　看了《凤凰周刊》这些年来对**件的报道，与大陆媒体比起来，应当说是比较全面的。《凤凰周刊》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件，很多重大的**件，《凤凰周刊》都做过非常深入的新闻调查。在**件的应对与研究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凤凰周刊》上就发表过多篇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来，近10年中国**件在事实和性质方面，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从事实方面来看，近10年来中国的**件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　　从1993年到2006年，**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认为，2009年**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最关键的是特大**件的增加。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把社会矛盾分为合法的社会矛盾和非法的社会矛盾。所谓合法的社会矛盾是指以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的一种形式，包括信访、民事纠纷、行政诉讼案件等；非法社会矛盾主要是指非法**件、违法活动(治安案件)和犯罪活动等。根据他们的统计，2002-2007年，合法的社会矛盾案件占社会矛盾总量的比例从75.8%下降到64.5%；而非法的社会矛盾的比例从2002年的24.2%上升到2007年的35.5%，这反映社会冲突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其二，从性质方面来分析，近10年来中国的**件主要是民众的维权抗争。如果依据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等标准，当前我国的**件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权性事件约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80%以上。农民维权主要表现为“以法抗争”的特征。这种抗争是指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工人维权主要表现为“以理维权”。工人以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作为维权抗争的武器。在维权抗争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市民维权的，市民维权以“理性维权”为特征。市民维权的群体联系有限，运用法律和关系网解决的可能性较多，显得相对理性，引发**件的比例较少。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是市民的“理性维权”，还是农民工的“依**”，其总体特点是在性质上都表现几个方面：第一，是利益之争而非权力之争。这些维权事件都是因经济问题而引起的，如拖欠工资和补偿款等，维权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回来，它们不是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虽然在有些维权事件中成立了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协调机构，但其最终目的不是要夺取国家政权，也不涉及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涉及到具体的经济问题；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的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当然，相对于维权抗争事件而言，没有明确利益诉求的社会泄愤事件如**事件、石首事件，及以社会不相关目标为攻击对象的社会骚乱事件如拉萨事件和新疆七五事件等的社会危害要大得多。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两类事件有快速增加之势。这些重大**件，《凤凰周刊》都有大篇幅的深度调查，有的甚至是封面报道，可以说《凤凰周刊》在这方面触角是非常敏锐的。

压力维稳是许多**件的原因

　　从《凤凰周刊》的很多调查结果来看来，如果分析当前中国**件的原因及后果，多与压力维稳机制有关。可以说，压力维稳不仅仅是执政者应对当前**件多发局面的手段，还是许多**件的原因。这是因为：
　　首先，压力维稳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尽管中央文件再三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却相反。一些**件之所以发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以《凤凰周刊》调查过的贵州**事件为例，2008年6月28日下午，当地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最终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事件发生后人们从各方面找寻缘由时才发现，这次影响巨大的**件在发生前已有很多征兆。早有资料披露，**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通报事件解决情况时也指出，**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换句话说，**当局的不当执政行为，积累了大量民愤，由于没有从源头上及时有效地疏导和解决，最终酿成了这次大规模的**件。
　　其次，压力维稳重视基层，注重“实战”，经常采用运动式的维稳方式。目前，中国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治的需要。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各种矛盾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俗话说，基层不牢，地动山摇。不过，由于层级过多，很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层层过滤，致使很多政策到基层已经严重扭曲变形，失去了本来的治理效力。这就是人民群众常说的“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因此，为减少层级过多带来的信息流失，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基层的直接联系，比如让县委书记、基层公安局长进京轮训，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给这些基层官员讲解各种维稳知识，包括如何应对**件等。这从《凤凰周刊》所做的《500县委书记轮训第一课维稳处突》等报道，也可得到佐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培训过程中开始减少理论知识的学习，逐步加强技术性、实用性处理方法的探讨和应用。
　　再次，压力维稳使政绩考核功能异化。在中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政绩考核的项目繁多，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会涉及到。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使得基层官员不堪负重。如河北省正在建立党政领导综治工作实绩档案，把完成综治责任状及有关情况，作为各级各部门党政领导落实综治、维稳责任的重要内容计入档案，与综治考核和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对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坚决实行一票否决警示，直至一票否决。为了完成重大任务，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人民战争”、“群众动员”的方式。这就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真正的工作，为了应付“一票否决”的事项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以信访责任追究为例，中央一直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以减少北京和各省市面临的工作和社会稳定压力，逐级下达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面对中央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当然，我们不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的。实际上，有些时候基层官员也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上要承受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压力，如果硬性规定的“一票否决”考核事项出了问题，别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对下要应对民众的各种诉求，很多人深谙“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治逻辑，基层官员越希望稳定，他们就越“闹事”。
　　最后，压力维稳成本高，投入大。“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目前，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据公开的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以当前中国信访实践中存在的拦截上访民众的截访为例，其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例如，中共十七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从9月28日到10月25日，河北省某个上访问题并不严重的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人员包括主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25人。这个县4个有上访人员的乡镇，分别还派出2－3人到北京值班，全县到京接访的人近36人。据最保守的估算，这个期间，整个河北省进京接访人数达到了5千多人。全国像河北省这样进京上访较多的省近10个，加上其他省市，全国在北京接访人员近10万人。这么多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来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这在《凤凰周刊》的《大陆“截访”链条调查》等报道中，都有非常细致的分析，一家时政新闻周刊，能对**件做这种深度的调查，在大陆媒体中也是不多见的。

让“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凤凰周刊》在对政府与维稳政策方面，也做过一些深入的调查和研讨。在我看来，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应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矛盾都视为稳定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基本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为了维稳甚至可以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执政者重视社会稳定工作本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当“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不计成本和后果的政治目标，政府维稳的手段就出现异化倾向。目前，政府采取的社会管治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稳定和管治秩序的破坏。目前中国的“**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
　　从《凤凰周刊》对一些重大**件的调查，可以看出，虽然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它能“笼络”住那些支持专制统治的基本力量，迎合利益既得者支持“维持现状”者的需要，也能够抓住普通民众希望安居乐业的心理。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这种压力维稳是基于现实考虑远大于中长期利益的考量，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因此，从长远来看，压力维稳不能保障稳定的长期延续性，也不能真正实现民众渴求稳定的愿望，反而可能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可以说，采取压力的手段维持稳定无异于饮鸩止渴。
　　更为现实的是，这种压力维稳使基层官员不堪重荷。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得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长久以来，中国在稳定问题上都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顽固的“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群体冲突、停工、罢运等事件都会让地方官员胆颤心惊，都让他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当前的很多基层官员已经不堪重荷，面临着“对上扛不住，对下管不住”的尴尬局面。维稳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基层干部不可能样样都懂，有时候难免顾此失彼，繁重的工作使他们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但仍然要面临上级严厉的问责。
　　而且，压力维稳影响到了民生与经济发展。压力维稳不但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使地方官员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维稳工作上，疲于应付，这就背离了政府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民谋福祉的初衷。不过，增加的财政支出并不由官员个人承担，而是转嫁到纳税人身上。所以对基层官员来说，增加维稳支出虽属无奈，但也会尽力而为之。从长远来看，这种额外的维稳支出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压力维稳经常掩盖问题，难以从源头上真正解决矛盾。
　　最为严重的是，压力维稳使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导致压力的反弹越来越大。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的维权行动就会使这个传递路径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最高执政者，从而打破官僚制的层级结构，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完全不考虑民主化转型，只想延长一党体制；不搞政治改革，对社会问题只能用强力手段；不相信法律，只能“讲政治”、搞人治，那么，除了能用一贯的“压力”体制层层施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压力维稳毕竟是短期的，不具有长期持续性，如果有一天压不住，维不了，到那时候再进行民主化改革，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纵观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在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中长治久安，很多王朝更替往往都是大量矛盾积压的总爆发。与其在压力的逼迫下进行改革，不如主动解决社会矛盾，消解社会压力，进行民主化建设，从而增强统治的合法性。
　　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满足民众的参政意愿，切实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这也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我衷心希望《凤凰周刊》今后在对**件的调查和研讨上，能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这些工作都是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