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荣兆梓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4日第684期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现代国家发展的长期趋势为税收收入比重的提高，进而体现在国家支出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比重的增加，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比重的增加。

作为十余年锲而不舍深入研究的结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于2013年一问世，就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使历来主张富人巨额财富是靠能力赚来的保守派，大惊失色。而诺贝尔奖得主格鲁克曼则强调，这是本年度乃至十年中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多数论者认为，皮凯蒂“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用时间序列数据描述主要西方国家三百年来收入与财富分配发展变化的轨迹，验证了市场经济导向贫富不平等分配的长期历史趋势。这无疑是皮凯蒂的主要贡献，尽管该书对历史事实的理论解释颇有争论，也无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比肩。皮凯蒂论著的启示首先在于，他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从新古典经济学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皮凯蒂用以解释事实的理论方法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这个理论试图以资本与收入、储蓄率与增长率等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解释市场的一般均衡增长。皮凯蒂从历史数据中发现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进而修正了新古典的增长模型，用以解释“财富的不平等将无限拉大”这一市场经济内在的不均衡发展趋势。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本收益率长期保持5%，这本身恰恰是需要理论予以解释的。皮凯蒂的理论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所幸这并不是皮凯蒂理论分析方法的全部。不同于其解释事实的理论，皮凯蒂用以构建历史事实的理论更多的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全面地利用了古典政治经济的理论研究方法。（1）对阶级或阶层分析的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里，经济概念与社会概念是相通的。皮凯蒂的历史研究虽然没有套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概念，但根据个人收入和财富数量，将社会人群划分为若干阶层，进而讨论其财富占有、职业分布和收入来源等，具体直观地描述了社会分配的总体情况。这种研究方法不受传统理论的教条约束，增添了社会分层的事实依据。（2）将劳动与资本收入分割并对立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与资本两大类，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二者的关系作为理论研究的主线。皮凯蒂认同并利用了这一研究套路，在历史数据中努力区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分别给出时间系列数据的前提下，综合讨论二者对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显然触及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层面。（3）强调财产所有权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收入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所有制研究的重要原因。皮凯蒂并不认同马克思的理论，但他在收入分配研究中首先将注意力置于国民资本的核算，以资本数量的变动说明资本收入的变动。他花大力气搜集足够数量、至今未遇挑战的历史资料，分析财富数量和结构变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皮凯蒂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皮凯蒂论著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结构分层。皮凯蒂主张用区分财富层级的分配表分析不平等。他的设计简单而实用，基本的层级只有三个，经济地位最下层50%的人群，最上层10%的人群，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40%的人群。他对最上层10%人群的经济地位又做了进一步的区分，观察其中的顶层1%，有时候还有最顶层0.1%人群的状况。这看似简单的分析工具，完整清晰，具体直观，包含着比基尼系数这样的综合指标更大的信息量，对于说明社会利益格局，对于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化与国际比较，极其实用。读《21世纪资本论》后，人们不禁自问：中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前10%、中间40%和后50%人群的情况究竟如何？国家统计局每年是否可像发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那样，提供相关的样本调查数据？皮凯蒂估计，“中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00—2010年为10%—11%”，这个估计靠谱吗？中国的中间40%人群收入到底占国民收入的多大比重？他们与下层50%人群收入差距又有多大？如果这些基本情况不明了，我们如何认定当前分配格局呈“哑铃型”，提出“提低、扩中、限高”收入分配改革方针的依据又何在？

国民收入的基础性结构。皮凯蒂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划分，视为社会分配的基础性结构，在《21世纪资本论》第六章专门讨论。皮凯蒂强调这一基础性分配结构的初始性，它是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是两大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初次分配。其基本平衡公式是：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我国学者对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关注度也很高。但此类研究的“中国特色”在于，突出政府部门收入与居民部门收入的矛盾，并且以此作为解释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皮凯蒂的研究表明，现代国家发展的长期趋势为税收收入比重的提高，进而体现在国家支出中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比重的增加，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比重的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公共财政服务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这条路，当前税收占比应该还在上升通道。但这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可能取代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分割这一基础性结构的研究。皮凯蒂指出，从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看，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态势。中国相应的情况如何，国内文献尚待有更思路清晰的分析。

国民资本事实的构建。皮凯蒂重视国民资本总量及其变动趋势的估算，把它放在全部研究工作的首位。他的资本定义十分宽泛，认为凡是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投资回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范畴，包括农地、住宅、其他国内资本（即包括厂房与机器设备，也包括股票、债券与其他金融资产）以及净国外资本。从收入分配研究的角度看，如此宽泛定义的资本概念（皮凯蒂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财富与资本概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国内迄今还没有人按照如此宽泛定义的资本范畴，对中国的资本存量和财富分配做出实证研究。皮凯蒂的工作对我们极具启发性。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急剧膨胀，其租金规模越来越大。遗漏土地与住宅价值的国民资本核算一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解释收入分配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皮凯蒂国民资本核算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明确区分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国民资本的整体下讨论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皮凯蒂指出，当下中国的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这在全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这不啻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的辨识。

（本文为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于2014年11月9日联合举办的“《21世纪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研讨会发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