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远去”还是“身在其中”

——对人类学“田野”的思考

刘蔚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6日，社会学版（A08）

提要：在人类学的“田野”地点选择上，我们已面临“身在其中”的无处不“田野”的新境况，但是在方法上研究者还是应当有选择地保持一种“离我远去”的态度。

正如古塔、弗格森所言，“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离我远去”与“身在其中”是近期笔者对人类学“田野”地点和方法的思考。“离我远去”中的“我”一指个体的“自我”，二指个体自身所内化的“文化”，三指自己所熟悉的“家乡”，同时也指个体所处的时代。就“身在其中”与“离我远去”的关系而言，引出两层疑问：一是关于地点，空间上自己的“家乡”、虚拟的“网络”，时间上相对久远的历史等可不可以作为“田野”的地点？如果可以，那么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又将如何区分？如果不可以，那人类学的“田野”到底在何处？二是关于方法，在进行田野作业时，我、们能否摆脱或悬置“个体”和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来对“他者”进行跨文化的研究？

地点选择上面临无处不“田野”的新境况

长久以来，传统的理想人类学田野地点，往往是未开化的、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小的太平洋岛屿、非洲殖民地，而像如今人们生活的城市、乡村等“文明较发达”的地方却很少能入人类学家的“法眼”。随着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田野”已经很难找到，“田野”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和拓展，田野的含义确实已不仅仅是异邦或乡村了，人类学研究正走出“山野”回到“家乡”。但在田野地点的选择上，还存在古塔和弗格森所说的“田野”和“家乡”之间的差异问题，即如果“田野”最好是一个“非家乡”的地方，那么越是“非家乡”的地方就越适合做田野，也更像“田野”。

随着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密切联系的“地球村”里，“这里”与“那里”的界限也正变得模糊不清。人类学家完全可以在城市的拾荒者中、在网络虚拟的“社区”、在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在档案馆的文献中甚至是在自己成长的“家乡”进行田野工作。可以说当今人类学的“田野”已经不一定甚至不再是明确地地理空间上的地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从来就不缺乏对于文本材料的关注和搜集，其中，历史文献资料刚好可以补充当下人们叙述的不足以及某些事情发端的背景。“历史的田野”，即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也可以作为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范畴。

那么，到底哪里才是田野呢？我想，费孝通先生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也就是说，当今人类学的“田野”已经不能再是简单的“这里”与“那里”的划分，除了空间维度外，它也应包含时间和历史的维度。

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应该如何区别开来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即“他者”。“他者”源于人类学早期对遥远部落社会的比较文化研究框架，“他者”一方面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但更多地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而人类学所要关注的核心不是作为人群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正如格尔茨所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他们是在村落中研究。”由此，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当然，田野工作法和民族志也是这门学科的显著标志。

研究方法上仍应保持一种“离我远去”的态度

对“田野”方法论的思考，应建立在对之前田野调查地点选择的反思这一基础上。调查地点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展田野工作以及在田野工作中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为了收集一手资料而在田野地点上待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并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进行人类学研究是值得商榷的。人类学家既要能“走得进去”，也要能“走得出来”。“走得进去”是指研究者能够通过较为方便的途径进入调查田野地点，而“走得出来”是指在开展一段田野调查后，研究者能够离开田野地点一段时间对所收集的调查资料进行重新审视，或是通过对其他人的一些研究进一步研读与思考来反思自己的调查，查缺补漏。这个走进、走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他者”保持一定距离感从而使研究则保持清醒的方式。同时，在田野进行考察的时候还必须“带着理论开展田野工作”，而不是带着一种所有资料皆有用的心态盲目搜集资料。

此外，人类学研究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人类学者十分强调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能“先入为主”或是“以己为中心”将被研究者的文化割裂开来纳入到自己的研究框架中。在对本土文化研究中，人类学者也应当将自己视为“外来者”，能够尽量从熟悉的环境中“走出来”，如此才能“身在此山中”也识得“庐山真面目”。处理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之最核心是保持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具有一定的“陌生”与“熟悉”的张力，“生”有利于研究者较为深刻地探索调查地点深层次的文化问题，“熟”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调查有优势，且容易通过“回访”来弥补或发现新的内容，就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对“家乡”的调查并没有影响研究本身所承载的价值。

通过以上思考，笔者认为在人类学的“田野”地点选择上，我们已面临“身在其中”的无处不“田野”的新境况，但是在方法上研究者还是应当有选择地保持一种“离我远去”的态度。也许人类学的“田野”就是一种“人看人”的眼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不同，才会有沟通。可以说，田野是一种态度，不是一套操作程序，不限于一个场所。

（作者单位：���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