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这样的古典运动在每个文化中通常过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中国的乌托邦总是指向过去的。儒家的乌托邦是周公时期的西周封建政治、西周的礼治和礼乐的和谐。在西方语境中，一直到马克思都认为，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尼采、海德格尔都是重新阐发希腊思想方面的这种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民族、文化的新生运动或者向前跃进，都恰恰是从一个非常认真的、非常深入的向后看，找出连续性为起点的。

经济观察报：西方兴盛的汉学研究表明，西方知识分子非常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回到中国，在中国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这些传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杨煦生：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把它放大为过去500年的世界史的问题。试想500年前，如果当时没有大航海、没有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就没有西方目前的“现代”，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在500年前的世界，世界上的各个传统之间有着明显可见的差异，但那个时候只是不同的文化形态问题，就如一边是玫瑰园一边是牡丹园，本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问题。 

但是在各大文明中，惟有西方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现代运动，这个运动并非人为的，而是几个因素自然结合，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使这个文明走上了一条和其他几大文明不同的道路。西方的现代性是不自觉地形成的，不是有意识地、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一个运动。 

这种现代性的形成使西方成为一种绝对的强势文明，包括开始的欧洲和后来的北美。从16世纪一直到19世纪，殖民运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对非洲、美洲的奴役一直到对全世界的奴役，在此期间所有被奴役、被殖民和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被打垮、挤压的这些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屈辱感和不平衡感，于是“西化”成为问题，这种意识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晰（如中国、日本）。因而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西化”（20世纪中叶以来明确的理论表述为“现代化”）成为一场人为运动。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个是主动的、自发的，一个是被动的？ 

杨煦生：是的。就像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尤其在经历甲午战争刺激之后的西化运动，是将原本无比强烈的屈辱感转化为了一种强大的改革动力。这个改革动力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人为性和意志色彩，从而不自觉地把西方设定为全世界社会文化经济的惟一的典范模式。 

但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来看，500年在世界史中是个很小的时段，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现代崛起的时期。此时，假如一种别的文化中的人对西方产生一种仰慕、开始学习和追随，是理所当然的，完全可以理解。但在21世纪的关口，重新反省这段历史，我们可能觉得，原本似乎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并不一直都是天经地义的。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也有其内在的特殊背景？ 

杨煦生：是的。过去500年的历史是把问题放大了看，假如放到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大的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突然出现的某种历史性的飞跃，往往发轫于对自身古典或古代社会新一轮的研究和探索。 

经济观察报：其实欧洲就是如此。 

杨煦生：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运动。这种古典运动在每个文化中通常过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中国的乌托邦总是指向过去的。儒家的乌托邦是周公时期的西周封建政治、西周的礼治和礼乐的和谐。在西方语境中，一直到马克思都认为，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尼采、海德格尔都是重新阐发希腊思想方面的这种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民族、文化的新生运动或者向前跃进，都恰恰是从一个非常认真的、非常深入的向后看，找出连续性为起点的。 

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在20世纪有“三圣”，“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圣哲”阿罗频多。阿罗频多为何成为圣哲？就是因为这位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一直从事对印度的传统思想——如印度原典《薄迦梵歌》的重新阐释，这一工作激发了印度的独立运动。 

所以有时对于古典的重温并不纯粹是一种书斋式、象牙塔式的工作，而是关乎一种文化的自我定位、关乎文化的自性（identity）的重新确立的问题。这个“文化自性”问题，涉及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生活中某种最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时时支配着很多生活层面，只是我们未必清晰意识到。这和国际学界的另一个高频词Ethos（希腊概念，意为精神气质、伦理精神）有很多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民族越是面临世界化，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世界化，传统的问题都必然重新呈现出来。 

经济观察报：但中国100多年来一直强调对西方的学习，反而有时会把本国的传统、包括儒家和其他各种传统当作落后的、无助于现代化的东西。 

杨煦生：浅薄的进步论总是觉得越新越好，越洋越好，这是一种过分浅薄、不负责任的思维。放开一些，实行拿来主义，这些没错。在150多年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衡之中。这种无意识的心理失衡，在广泛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抽象的自豪感，例如动辄便称述我们5000年连续的文化，西方某家某派之论，本为中国某子、某子之言；另一方面就是觉得“百事不如人”，为这个文化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而自怨自艾。 

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是，每当社会碰到危机的时候，大家都会拎起孔夫子来臭骂一顿。但孔夫子欠我们什么？孔夫子要把一切都给我们创造出来，那么我们干什么？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一种有时显得过分轻率的民族主义，往往掩饰的是过分的自卑，这里揭示的倒是一种茫无头绪、走投无路的境地。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持轻率的民族主义和轻率的世界主义立场的，经常是同一种人，往往是同一种人在不同时间段和语境中的不同表现。经常在极端的西化派和极端的复古派之间变来变去的，如果不是同一群人，也往往是同一种气质和见识的人。 

经济观察报：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种同质化。 

杨煦生：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这种历史。因为自由市场是一种侵略性的经济，它具有扩张性，可以同化别的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藐视精神生活的。这其中需要很多的社会调控，如欧洲国家一直自觉所做的一切。对于这个趋势，目前似乎看不出更好、更合理和容易实施的体制来代替它。但即便如此，我们为了一点物质上的丰足、经济上的发展、生活上的更多舒适度，是否就可以放弃我们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真正放弃了精神层面，生活和生命的整体性能否保得住？这是目前比较恐怖的一个情况。 

拿破仑曾经认为，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不要去惊醒它。现在这个巨人看来真是醒了。但如果醒就要让它真正地醒，从精神生活的意义上真正醒来。所以目前我们必须有这种意识，这个醒觉过程中的巨人，它和世界将是一种什么关系？不管这个巨人是被刺激、被捅醒的，还是在酣畅的大梦之后自觉慢慢苏醒的，它应该带着清醒的神志、健康的心态，清清爽爽走自己的路，而不应是一个梦游的巨人，踉踉跄跄、神志未清的巨人。当然这些都是大话空话。最终有意义的仅仅是，这种意识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的落实。我们作为读书人，有幸生于这个时代，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尽可能地让这样的问题意识成为自己学术活动、精神活动的背景。

经济观察报：具体来说，你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有哪些可以用于现代化进程呢？ 

杨煦生：首先，人的精神需求是很多层次的。举例而言，中国从秦代之后一直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我们动不动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方式等，这些都是从西方拿来的说法。但它有种完整的结构，如皇权的得来必须带有天命这种准宗教性质的合法性，相配套的是士大夫文化，这种文化可进可退，可以有很艺术性的人生，也可以经天济世，通过科举进入社会。在天命赋予合法性的皇权政治的下面，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郡县制，之下是乡村层面的自治。这套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人总要有某种精神上的皈依，但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个人而言往往根植在他的语言里。这种心理的、语言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构其实是一体的，根植在你的语言和价值中。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根植在语言和价值中？ 

杨煦生：人是一种需要意义的生物，需要有心理生活和情感生活等，这些都只能从自己的传统出发。我在德国生活过将近13年，我的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传统缺乏热爱，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也不可能得到理解的。反过来，如果对本国文化理解多一点，他理解别国的文化也更容易些，别人也更容易理解他。个人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但一个社会的心理问题、总体上的精神危机问题，只能通过长期的精神性的活动来解决。 

经济观察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汉学的价值是什么？作为本次汉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你觉得汉学在我们当前的文化学术生活中可能的角色是什么？ 

杨煦生：我自己对汉学的定义是，这是一场主要由西方文明发起的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延续400年的很艰难的、曲折的对话。这场对话中，有过很多美好的富于精神意义的成果，中国曾经给予欧洲的启蒙运动很大刺激，对伏尔泰等思想家来讲，中国当时是他们的乌托邦。虽然莱布尼茨不是很乌托邦化，也看到了中国文化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真正一流的欧洲思想家总是多多少少要关注一些如何调和欧洲思想和东方思想，包括中国和印度思想的问题，他们对于东方的文化和价值有一种平等相待的心态。

反倒是我们自己失去了这种平等心态，要不就是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我们百事不如人，要不就是“老子祖上也阔过”的心态。从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角度，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省和自觉，不管身处什么文化氛围之下都是这样。文化是一种血脉，不是一件外衣，在表面的消费层面上谁都可以做一体化的东西，如吃“麦当劳”、看好莱坞，但往深层次就不灵了。从学理而言，要让这种社会心理明朗化些，将这些沉在无意识的东西揭发出来。当一个人有过分的自豪感的时候，往往也掩盖的是背后那种自己不愿直面和正视的不踏实的东西。

汉学是西方语境中的一种人文学科，它给欧洲的现代性提供过重要的精神资源，并因此成为西方思想史本身的一个维度。而我们今天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正是我们自身文化觉醒的一个重要维度。汉学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的话题，绝不意味着，我们再一次强制西方学术界充当中国社会无所不备的“药方”。对汉学的关注，是中国语境中文化自性省思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语境中的汉学以及我们自身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的思考，都将共同融入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文化命运的省思。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9日。杨煦生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采访做于3月于北京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