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超越社会变革中的观念陷阱

寒竹 赵鼎新 萧功秦 杨光斌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4年12月19日第15版

知识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就能避免左与右各种激进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对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观念陷阱。

　　要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

　　寒竹（旅美学者、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观念和社会构想在社会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即使在现实中问题重重，社会变革也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社会没有追求的未来目标。但是，如果人的理性过度膨胀，把观念之间的自洽和逻辑推演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变革则可能掉入观念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三十多年时间中跨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社会高速发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地区差别等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急剧变化和矛盾集中涌现的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竞相而出，都希望用自己的观念或一揽子计划来改造社会。但是，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都是抽象的，而社会存在的问题却是具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圣化，也不缺乏对未来世界的诗意描绘，但是否具有现代社会应当有的专业主义精神？是否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专业知识？

　　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口号式的政治动员，而是知识界的自我启蒙，社会需要的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学者和实干家，而不是空喊主义和口号的“革命”知识分子。胡适说，“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胡适以一些高谈“无政府主义”的人为例：“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发表）胡适讲的这种现象很像是在谈今天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索维尔在2010年出版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索维尔看来，玩弄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几个严重的缺点：

　　其一，缺乏专业知识。索维尔引述了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说法：许多在公众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同行中却声誉平平。“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知名度与其学术声誉正好呈相反趋势。”（《公共知识分子》，2010年出版）索维尔甚至认为，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

　　其二，“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圣化自己的观念。“公共知识分子”善于创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观念，并倾向于把自己创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索维尔用了“构想的圣化”（the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常认为只要按照“圣化构想”去改造整个社会，就可以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三，“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从圣化自己的观念到圣化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会本质，能解决常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根本问题，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而且还是圣人般的精英，他们自诩为社会良心，负有国族的使命，可以启蒙大众来改造社会，最终建立一个理想王国。

　　索维尔的一些批评有些偏激，但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现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是细化劳动分工，而分工体现在科技领域就是分科目、分专业。文艺复兴以来，各门具体科学开始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文科领域，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都已成为具体的专门学科，而这些学科内部又分为若干个不同分支和专业。经济活动的分工和知识的分科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

在当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严重缺乏专业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胡适对这种侈谈抽象观念的危害性揭露得很深刻：“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言论有无边界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会盲从？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者。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先前，要解决社会问题要么求助宗教（上帝），要么求助传统。随着近代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知识分子信心暴涨，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可以通过理性来改变世界。

　　我在美国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比较中西方知识分子，我认为，当代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会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年轻时很聪明，语言能力强，但是数学能力差，小时往往不太合群；二是喜欢放大个人遭遇和体验，希望改变社会来适应自己；三是对不愿意处理具体事务，或者说对系院的琐事不感兴趣；四是对社会问题往往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并认为如果被采用，社会将变得更好。这类知识分子声音变多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前兆。

　　为什么从社会层面来看，知识分子声音在中国变成了主导，而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却显得边缘化？

　　社会越保守，主流教育越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作用就越小。或者说一个社会主流文化霸权越强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就越小。“公共知识分子”发达的地方就说明那里的文化霸权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的“公知”比法国厉害，法国的“公知”又比美国厉害。中国完全没有主流文化霸权，而美国是主流文化具有很强霸权的国家，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乔姆斯基，影响力在美国国内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引起广泛大众的注意。

　　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使社会走向成熟、负责任。与中国相比，西方知识分子更加专业化，专业化一旦形成，知识分子就很难跨界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发言。从中国当前社会看，社会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制衡都不够。比较而言，社会对官员的约束大于知识分子。对于官员，群众可以通过投诉、来信来访，甚至群体事件来发声，另一方面，中央也自上而下进行监督，此外，还有舆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而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因此感受不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国家软实力也不够，这两个原因导致，第一，我们的知识分子喜欢跨领域放话，第二，对于不靠谱的反体制言论，其他人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愿、甚至是不敢提出反对，而反对声音也往往会被认为是维护政府的“五毛”。因为国家软实力不够强，所以维护国家的言论也往往不被认为具有“正当性”，所以不靠谱和盲从的情况仍然会存在。

　　社会出现问题时，知识分子的言论应当有边界吗？我认为言论有无边界不是一个问题，言论可以无边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会盲从？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是人们却应当具有辨别言论质量的能力。但是，辨别言论质量的能力是在开放社会中练就的，而不是在一个封闭世界中获得的。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长期坚持言论开放才是边缘化不靠谱言论最好的法宝。

　　知识分子应该用经验主义来避免“建构理性主义”的缺陷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面对中国今天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观念上的障碍，如何真实理解中国现实当中发生的真实问题是很重要的。

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能讲出道理来；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计。事实上，正如历史上所表明的，知识分子也会造成时代的灾难，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说来，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理性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抽象与简化对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简单地把西方历史上演变过来的体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旧的传统体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体制却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各种条件，而无法有效运行，“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会产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机，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造成的弱政府化，党争、军阀混战与国家碎片化，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的起源。

　　其次，个人理性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当人们根据这种片面的信息来决定历史性的行动选择时，就会导致历史选择与判断的失误。

　　第三，主体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态，如同海面下的冰山，会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着显露在海面上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受感情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会发生判断的扭曲与错误。

　　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判断与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杂着潜意识中非理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把自己希望的东西视为当然的、可以实现的，然后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把内心浪漫主义的意愿，论证为“社会规律”或什么“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论证为“客观”的实在法则。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东西，经过华丽的理性外壳的包装，被误认为是真理。

　　当主体把浪漫主义的东西论证为真理来追求，把浪漫主义付诸社会实践，就会造成乌托邦的灾难。这种把浪漫主义的心灵投影，自圆其说地论证为“科学”，是建构理性陷阱。这种“建构理性”是被浪漫主义包装起来的“类理性”，它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与科学理性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衍生物。

　　社会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者所推崇的愿景，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陷阱。左右激进主义是20世纪人类“理性灾难”的最重要路径。受左右激进思潮支配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作茧自缚的“观念人”。知识分子一旦变成“观念人”，他们就会造成社会的灾难。

　　知识分子要避免成为“观念人”，就必须回到经验主义，用经验主义来制衡理性的“类理性化”，知识分子应该用经验主义来避免“建构理性主义”的缺陷。一个真正能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尊重事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的、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这种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价值，这个美好价值是与人类共同的价值相通的。

　　为了超越观念陷阱，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点，知识分子最重要特点就是思想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不依附于利益集团，而是用良心和社会责任做标准，进行评说和议论。

　　第二点，知识分子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知识分子做一个批判者并不难，难的是，还要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人类现实生活永远是“神魔混杂”的，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不要根据自己的价值喜好，对所看到的事物随便贴用一些标签，来进行简单判断，而要有一种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义性、两难性。只有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客观态度，才能更客观地切入事物，才能更务实地、更有效地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与办法。

　　第三点，要保持思想的开放性。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不受左右教条意识形态的干扰，用常识理性作为思考工具。这种开放性让人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不会固化，也不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事物变化的解释力，始终从该思想主义的历史渊源中，从它们产生的背景与面对的疑难矛盾中，去理解对方，并从中找到其内在的有意义的东西。

知识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就能避免左与右各种激进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对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观念陷阱。正因为如此，他就是一个中道理性主义者，而只有以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中道理性，才能客观认识世界。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摆脱主观主义，为社会进步作出真正的贡献。

由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来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特定经验形成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如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等。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被不加质疑地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中国学者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进而导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来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几年前我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中提出的观点，今天依然能立得住。（文章提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应弄清楚文本作者的“情境”，同时还要熟悉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走向和脉络，更应该将中国的“情境”存放于心中。）不仅如此，我还要问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构成的历史，还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远的文本崇拜，永远的诠释学派而了无新意。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具体而言从国家建设的维度下，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台。因此，希尔基于历史演进和文明互鉴的《欧洲思想史》远比前述两本教科书更有价值。

　　说到底，政治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和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关于怎么办的设计。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也就是欧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

　　如果能认识到政治思想的语境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即使我们依然缺乏建构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选择理论的能力。不得不说，由政治思想而构成的历史，即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由此而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话语权和国家安全。在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个自主性的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进行比较历史的、定位于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实践的发现。这需要我辈同仁和下一代学人的理论自觉并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