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不仅为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也考量着党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因此，研究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拟在比较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及治理方式的基础上，剖析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学理根据和现实原因，探讨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及其配套措施。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学理根据

传统政治的特点及治理弊端。中国传统政治延续几千年，对我国当前政治仍有很大影响。与西方政治、现代政治不同，其自身内在具有诸多独特属性，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为“崇一尚独”的文化特征。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国家观念上，个人被定位在国家之下，个人缺乏独立性；二是在治国思想上，主张君主民本，认为国家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主作为整个政治体的主导部分，对臣民实施治理；三是在统治方式上，重视伦常秩序，讲求“慎独”、“自律”，要求统治者自觉将自己的言行纳入统治轨道；四是在政治文化上，表现为权力本位，缺乏民主成分，过于强调权威，很多情况下权力大于法律。正是由于以上特点，传统政治在运行中产生了很多弊病，高昂的施政代价和巨大的治国风险，已使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过于强调人治，导致治理方式的主观随意性太大；过于强调德治，注重伦理和情感治理，导致理性治国的缺乏，施政有效性大打折扣；过于强调大一统，淹没了国民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中凸显国民个性化思维的不足；过于强调身份等级，导致社会共识的普遍缺乏。

现代政治的框架及内涵。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要求具有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对应能力和特征。为此，需要以现代的政治思维框架规划国家事务的治理方式，通过政治价值取向、政府职能与作用观、社会整合观和权力运行观等的现代转型，促进治国理政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政治价值取向上，由单一的政治观转变为复合型的国民—国家观；政府职能上，由管理为主转变为治理与服务兼重，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容；社会整合和权力运行上，国家政策行为更加人性化，权力运作程序化、法律化。

中国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学理分析。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巨大差别，使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向。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传统政治现代转型具有诸多合理性：其一，中国传统政治赖以依托的基础已发生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主体意识的提升、国际政治现代化潮流等要求建设现代政治；其二，受传统政治影响的现有治理模式与方式很难破解日益严峻的治理难题，比如政治领域中的政府及官员行为失范、经济领域中各大经济主体与市场作用发挥不够、文化领域中版权问题与学术造假、道德领域中社会信任度急剧下降、社会领域中公民的规则组织意识欠缺等，都有待通过国家治理方式现代转型来促进解决；其三，政党治国理政模式主要有人治、宗教治理和法治，这些治理模式在人类发展史中曾经或正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类理性的增长和自由平等观念得到普遍认同，依法为治的法治模式成为政党治国理政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成熟的标志，法治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努力追求和试图构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现实依据

网络社会及其治理的需求。网络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和大量普及，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提出了巨大挑战。现实中对网络治理不当产生的反作用，其教训极为深刻。今天网络的发展已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政治参与形式，网络问政参政正成为各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新趋势和潮流。然而，网络政治参与并不必然增进国家治理及其安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当网络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时，人们在享受其给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新问题。网络生态危机的脆弱性呼唤全新的网络治理出现，这就需要以党治国理政方式现代转型作为保障。

全国各层面现代转型与协调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都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处于现代转型过程中。同时，社会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必须具有整体意识和协调观念，在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中促进整体进步。而协调发展的实现和现代转型顺利完成需要科学治理的推动，只有在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中才能完成此任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宏观指向，尤其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只有通过包括党建在内的各方面深化改革，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民素养亟待提升的诉求。当前我国国民还比较缺乏现代公民的精神、素质和能力，明显表现有：规则组织意识和习惯还没完全养成、法制观念及思维不足、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不强、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和能力有限等。同时，国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因此，政府有必要承担起在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国民成长的良好环境。作为国民素养提升的领导者，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坚实保证。

党现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受到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当前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混合型的，意识形态型、领袖个人魅力型、政绩型和民主选举性都有，但仍是以前三者为主，随着国民自主意识增强与开放、现实问题的频发受到大众的质疑，引发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不利于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因此，探索一种新型的执政合法型基础实属必然，切实落实民主选举与人民当家作主已被提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日程。而要实现和完成这一合法性基础的转型，首先有赖于党自身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真正实现。

                     推动中国共���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路径

不断完善政党治理、行政治理和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党的各项治理能力，奠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逻辑前提。一是建设现代政党，推动党的现代转型，实现党的治国理政模式从人治转向法治。这要求我们推进发展党员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执行机制、教育机制等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理论建设与思想建设。恰当处理党的内外关系，坚持走生态建党、依法治党，依法、民主、有序地加强对国家的治理，建构起现代国家体系下协同创新体制，协调解决各方面的矛盾、统筹各方面的力量。改革传统的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和党法关系，努力将党的权威置于合乎其发挥最佳生态功能的生态位，以推进党的法治、科学、民主等现代执政模式的发展。二是建设现代政府，推动政府的现代转型，提高党的行政治理能力。这要求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和强化科学建设、协调建设、全局建设、动态建设和人文建设的意识，突破当前政府改革中存在的规模困局、角色困局、利益困局、职能困局和目标困局，推动中国政府科学化改革，努力构建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三是加强和完善“五位一体”建设，推动党公共治理的现代转型，提高党的公共治理能力。为此，我们务必做好以下工作：在政治建设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扬和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科学地处理党的运行体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为各项事业发展做好政治保证和制度设计。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实践为主，抓好各项道德建设，建设好社会道德生态。在经济建设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发展环保低碳产业，提高国民收入，确保各项经济安全。在社会建设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构法治解决社会阶层矛盾的机制，妥善处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结构有序变动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合理化，拓展党的社会资源新空间。在生态建设上，按照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要求，完善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强环境保护政策宣传，倡导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在外交建设上，大力提高党的大国外交治理能力，形成现代外交治理体系，积极处理和应对大国关系的焦点难点问题，掌握国际事务处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提升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提高党防范和应对国际领域的各种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安全。

多管齐下，全力推进党的治国理政现代化发展。一是推动党的执政依据从文件、政策和法律过渡到以法律为主的执政依据，实现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体系的现代转型。为此，我们务必做好以下工作：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的自觉意识，形成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执政、依照法定程序执政、依法接受法律的监督和制约等意识，奠定执政转型的思想基础。针对目前我国立法空白领域，完善立法体系。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构建党的干部法制教育多元化体系，全力增强广大干部的法制意识，奠定党的执政依据转型的关键工程；二是推进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转型，从管理价值转变到服务价值为主，重塑党的现代价值体系。在推动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应从目前的管理价值尽早过渡到服务价值为主，坚持为广大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安全服务、教育医疗服务、信息服务、养老服务、救济服务等；三是推进党治国理政的模式转型，重构党的执政模式。在党的指导思想体系上，从保守僵化到不断开放创新，与时俱进，更加科学化。在党的执政方略步骤上，不断从赶超激进型向务实渐进式转变。在党的力量构成上，从强调阶级性区分过渡到强调广泛性的群众基础，发展参与型治理模式。在执政方式上，以问题为导向，全力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文明执政；四是推进党治国理政的组织转型，重构党的现代组织形态。这要求我们党务必从传统型政党转变为“三型”政党，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转型，把执政为民和靠民执政有机融合和统一，科学处理民主、民生、民权、民治和民享等的关系；五是建构起民本型的政绩指标体系，以此推动党治国理政内容与重点的转型，从直接参与各项事业的建设转变到重点为国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公共保障，转变到以治理和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为主；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建构起现代意识形态体系，增强意识形态的中国化和亲和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推动党治国理政现代转型的配套措施

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辩证借鉴中西方政治文化，努力建设和培育现代政治文化，奠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转型的文化基础。一是坚持党的强大引领作用，为现代政治文化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通过改革与创新手段，建设现代执政党的执政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体系，坚持德治与法治有机融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培育现代公民文化；二是大力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积极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的物质土壤，提供现代政治文化的强大驱动力和物质基础。积极推进政治社会化，积极建立参与型的现代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媒介，增进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为人民民主政治的更好实现准备条件；三是构建现代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观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与民主、公平与互利、协作与创新、公民与爱国等在内的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观。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信仰缺失的诸种表现，培育国民现代政治信仰，整合政治思想资源，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积极回应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种挑战。同时，建构与创新政治道德系统，抓好党员道德、官员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夯实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基；四是积极借鉴中西法律文化建设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这要求我们务必积极推进制度创新，落实宪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通过设计良好的法律制度来引导公民的价值选择，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强化法学理论建设，提倡和鼓励理论创新，发挥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重要作用；加强文化资源的整合，将法律文化建设置于整个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合理吸收西方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积极培育平等自由竞争的法律文化。

借鉴中西方法律与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针对中国现在的实情，不断完善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体系，建构起一整套现代法律与制度体系，把国家和公民的行为都装进法律与制度的笼子，奠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法理型基础。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培育现代公民，奠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转型的政治架构基础。一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构现代国家，对国家权力结构科学分化，避免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建构起一套保障公民权利的规章制度，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坚持私法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的理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发展道路。二是充分发挥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以各种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法规代替伦理道德人治型的治国方略，推动政治和社会组织开展合理合法的合作与博弈，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更加和谐文明、平安有序、充满生机活力和开放自由的现代社会。三是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和素养，奠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转型的社群基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公民的社会实践，要针对公民的不同角色体系，在坚持道德普适性的教育与引导外，充分利用各种新旧媒体和大众传媒，坚持有特色地开展现代公民教育，形成对公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建构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教育格局，全力提高公民的现代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尤其要对公民进行现代价值教育，努力培育现代公民。

小结

总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是既有学理根据，更有现实社会的现代转型与社会各种问题解决的现实驱动。为此，我们党务必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探索，从实现路径到配套措施的出台运行，全力推进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提升和现代化水平，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构起现代化的政治运行体系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