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警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成就虽令人注目，但如果不改善投资环境，在不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消除贫困，以及防范新的冲击和危机，可能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达到富裕国家状况。

　　眼下的中国正遇到这样的挑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产泡沫等问题，如果想避免危机而巩固成果，必须依靠进一步的改革，中国已经认识到并开启了相关改革。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国是以发展为目的释放市场力量，即放松某些管制以换取增长的空间。而经济“转型”不只是放松管制，还要重建，即组织一种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中国的资源配置以及其价格还未完全放开。事实上，外资企业在中国甚至受到比国企更好的保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付出的比保护国有企业更多，这压制了真正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导致了目前经济结构性严重失衡：过于依赖外贸和投资。

　　在一个经济上升周期中，结构性矛盾没有显现前，往往乐观的情绪冲淡改革的理由。只有经济遇到了终极难题，才会为所忽略的改革而焦虑，但是，当前中国的“转型”可能遭遇经济周期放缓的挟制：如果推进转型，则可能会加速经济下滑；但如不转型，结构矛盾更加激化。转型时的体制必须进行重组以确定新规则和旧体制的剩余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很长时间，在重组完之前，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改革力度大到破坏旧的增长机制，同时又没有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的话，这种令人畏惧的前景会鼓励改革更加保守。

　　目前所遇到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是某种“体制转型”缺失而得到的惩罚。令人担忧的是，化解结构性矛盾与经济体制转型相遇，将激化结构性矛盾而产生出一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意图进行不付出太大代价的微调、缓调等，固然有其谨慎带来的好处，但却不足以扭转结构日益恶化的矛盾，矛盾的积累将使未来的调整更加困难。例如，渐进的

　　正如过去几十年经济改革由政府主导的事实，“转型”的推动力仍将是政府，转型成败不仅取决于改革者对矛盾作出的反应，更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能力和效率。中央政府通过改变执政理念要求各地政府意识到并贯彻施政转型的目标，比如“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

　　过去若干年，地方政府也是“全力做多”而忽略经济整体的风险，动用一切权力和资源促进发展的单向目标很容易实现。现在，体制转型的本质是利益调整，一些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推进利益的调整还不容乐观。更令人期待的是政府的自身转型，因为经济转型意味着政府退出资源配置，成为一个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加强法治以及市场监管。

　　中国已经告别目标单一的发展阶段，进入复杂的转型期，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要推进经济体制转型，而经济转型的前提是对已经形成的各种利益群体的调整，这一系列多重的难度很高的目标，将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区，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复杂局面，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官员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约意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