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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人士透露,当重庆市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也可以成立像浦东发展银行这样的全国性银行,为重庆发展筹集资金;中央还将允许重庆发放建设债券,重庆更多的企业将上市。总之,中央将会给予重庆一整套的政策支持。
据了解,各地争取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竞争激烈。在今年两会期间,包括湖北的武汉、河南的郑州、广西等在内,全国有10多个省市向中央提出申请,争取成为国家综改试点。各个地方都很明白,如果成为试验区,就能获得中央特殊的政策和资金。
从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来看,靠特殊的政策来谋求发展的优势正在淡化。作为经济特区的代表,深圳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特区也有不特的一天。此外,中国加入WTO以来,特殊优惠政策在逐步取消(最典型的是两税合一),国内统一市场也在逐步建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特殊政策的作用还有那么大吗?
笔者的判断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形势复杂的国家,不能对统一市场的建立过于乐观。伴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各种优惠政策也呈现出不同的梯度差异。换句话说,就中国整体而言,特殊政策的特殊作用仍将长期存在。
改革至今,中国有过不同的“特区”阶段: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出现上海浦东新区,进入21世纪有渤海新区。到目前为止,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也建立了两个——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尤其是后者的开放力度更大,连目前极为敏感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可以在滨海新区进行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城乡统筹发展综合试验区”与浦东与滨海新区都不相同,它是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央对重庆发展的另一种期待——希望重庆通过发展大城市来带动落后的大农村,包括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推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
实际上,上述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中央目前遇到的难题。中央之所以一边在取消优惠政策,一边还在给特殊优惠政策,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试点的路子来控制风险,把不宜在全国推出的政策,放在配套试验区里先搞,既能够解决一些地方发展面临的问题,又能够控制政策失败的风险。二是下放改革创新的权力。改革到了今天,中央现在不会事事都自上而下推动,尤其是在局部改革的设计上。于是,干脆在地方划个圈,让地方政府去做,去进行制度创新。
从国内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政策安排来看,特殊政策的影响力还会长期存在,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中央不需多大的具体投入,就能通过政策之剑来刺激经济发展。(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