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学博士）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国家治理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必然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表面上看，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才是中心词，“共同”只是限定词。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思考的重心仍然是“富裕”，从而把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倾向于用经济学逻辑去思谋解决之道。将共同富裕问题化约为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表现。然而，如果从实现的机理来看，共同富裕的关键，当然也是难点，却是怎样实现“共同”与“富裕”的迭进递推和良性循环，避免因单纯强调“富裕”而致两极分化，或因单纯强调“共同”而走向平均主义，结果逆转为共同贫穷。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与“富裕”同等重要，并无先后高下之别。

不过，现实的问题在于，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在长期经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已然十分突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不好，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将裹足不前。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又是一个比“富裕”更紧迫的问题。显然，“富裕”或许是经济学问题，但“共同”一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原因在于，“共同”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如何实现团结的问题。相应地，“社会”应该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一个重点。为此，可集中剖析“社会”的形成、演变和基本形态，进而揭示创新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来说，国家治理的内容是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的“五位一体”。但从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来说，国家治理应当把社会治理放在新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基本方向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首先是“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是一个常常让人觉得比较空、比较泛、无从下手从而容易被忽视的内容。

现代化最显著的后果和特征之一，是“社会”的崛起。所谓“社会”，本义是人与人之间自发自愿、自主自由的交游与结合。对人类来说，“社会”这样一种存在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现代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就不会有“社会”；反过来，没有“社会”所迸发的无穷活力，也不会有全面、可持续的现代化。然而，“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自有其散乱和野蛮的一面。因此，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一面不断激发“社会”的活力，一面保持良好的秩序，便成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国当前正处在迈向全面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创新国家治理。以往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述多聚焦“治理”而轻忽更为关键的“社会”。

随着“社会”的崛起和壮大，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就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国家对于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当今世界上，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国家政策的三种基本形态。就中国而言，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非常强势，常常有意无意地压倒社会政策的声音。许多人认为，有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已经足够了，或者认为，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也是社会政策，总之是无须另搞什么社会政策。如果放任这些错误的认识，不仅社会政策没有生存的空间和合法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关系。

社会政策的基本旨趣和志业是立足社会联结去增进社会团结。这样一种品格与社会学强调人群分异和整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众所周知，社会学就是“群学”。一方面，它强调人不是孤立的，需要并且必须以“群”的方式存在，也就是需要并且必须整合，所谓“人生不能无群”是也；但另一方面，它又注意到，人是分异的，不能无限地整合，“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这样一来，如何在人群分化的基础上增进社会团结，保持局部与整体、分与合的适当平衡，以使整个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切。而社会政策，正是希望通过政策调整以实现跨群体的平衡，最终增进社会整体的秩序和活力。

这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区别开来。经济政策的中心兴趣是基于社会各个单元的“理性”去激发彼此之间的竞争，思维具有显著的个体主义特征，因此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整合和团结并不那么敏感。而公共政策，虽然也重视社会的整体性，但它倾向于把特定的人群看成一个内部没有差异的“公众”（public），更多地看到人的共同性，而对人的异质性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关注和处理。与上述两种政策不同，社会政策的要旨是立足人的异质性去追求社会的共存和共荣，是从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出发，通过调整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推动人群之间的相互照应，以达到保障共同福祉、增进社会团结的目的。

而从三种政策的功能来说，它们既相生又相克，既相反又相成。因此，三种政策既不相互排斥，也不能相互替代，而必须互为倚靠，以便借力使力。事实上，三大政策形态反映的就是国家、社会和市场这三种基本力量。这三种力量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决定了三种政策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最终结果往哪个方向演化，端看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整个社会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分化越来越细密、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微妙。相应地，怎样加强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团结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社会单元的经济政策和立足于社会齐一性的公共政策难以着力的地方越来越多，而致力于异中求同、以斟酌人群差异见长的社会政策则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中国国家治理的政策选择需要有一个从独重经济政策，到并重公共政策，到兼综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三大政策工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