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塑社会信任

朱虹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2年第3期

摘自《社会科学报》，2012.7.26.③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信任的缺失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之一。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从宏观的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到对专家、证书、货币等系统信任，再到微观的消费信任与人际信任，几乎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也许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关头

　　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高考、进城打工、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

　　消费信任危机让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到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与众口一词的消费信任危机及人际信任危机不同，对中国政府是否信任，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信任调查，证实了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高信任水平。但他们与其说是信任政府，不如说是强烈依赖政府。中国政府几乎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与资源进行自我保障，只能寄望于政府。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等收入以上的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很低。他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对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社会冲突等越演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失去信任。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与技术移民潮就是对政府失去信任的无奈选择。官员腐败与官僚资本的垄断是危及政府信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信任危机导致人人自危、阶层对峙，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急迫关头。我们必须重拾社会信任。

　　政府是建设诚信社会的主导力量

　　现在人们之所以迫切地感到信任的重要，是因为信任可以作为一种规避风险的心理机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高风险，使人们普遍丧失本体安全感，对信任的心理需求急剧上升，才是导致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由此看来，信任危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德层面或者社会失范的问题，信任危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所以，我们认为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由此与其去纠结信任如何丧失的伪命题，还不如去探讨迈向现代社会的我们该如何重新建立社会信任。

　　既然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重建社会信任的路径就无法从传统社会文化中找寻和继承。社会信任建设首先应当向西方现代社会学习，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基于技术分析和信息采集而形成的，包括货币、知识、权利等社会交往媒介的甄别与评价。人们依靠信用体系能发展出一种新的信任模式，既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通过利用信用体系的安全保障代替缺失的信息，进而赋予人类对待复杂世界偶然东西的稳定态度。比如，人们对货币信用的系统信任，就是通过连续性地、肯定性地使用货币的经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系统信任的建立大大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复杂过程，使人们无需通过人际信任就能进行可预期的、有秩序的社会交往。随着信用体系日益细化、完美和合法化，人们的先验信任态度逐渐确立，系统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从因熟悉带来安全感的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过渡，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进化过程，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

　　其次，要培育崭新的信任文化。信任关系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后理性的，但很少是非理性的。信任关系是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并且在适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倾向。目前，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信用体系的完善，让守信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机会；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戒，努力形成培育新信任文化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如果说以上两个建议来自信任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理论推演，接下来提出的建议则来自课题组的实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是目前导致人们是否持有社会信任的基础；建设诚信社会的主导力量毫无疑问在政府，这不取决于本次调查的民意所指，而是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对社会信任危机，首要工作就是要着力解决消费领域的食品安全和高房价问题，长期的目标则是整治吏制、严惩腐败，以及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作为社会态度的信任产生于两个维度，一是感知能力，二是感知善意。民生问题和社会治理可以测量政府的执政能力，而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则直指政府和执政党的善意，如果社会资源依然倾向于官员群体和官僚资本集团，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将更加恶化。

　　另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新闻报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对媒体议题设置进行前瞻性的监控；同时，还需着力培养民众的媒体素养，提高民众面对传媒报道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和质疑能力。

　　最后，社会情感也是影响在会信任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与是否有直接互动经历，以及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关系不大，而往往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问卷调查中高达92%的农村被调查者认为城市人不可信；那些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对自己的教友则非常信赖。通过增进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是我们建设普遍社会信任的另一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