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难为什么兴邦？因为灾难有可能会使梦中人惊醒；因为灾难有可能使人冷静的思考。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因为灾难不仅仅是“天灾”也有“人祸”，思考我们不仅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多难的发生和解决多难。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支配一个人乃至社会行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支配，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对价值观念的追求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兴邦。本文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念航向，价值观念出现紊乱，频繁出现种种丑恶社会现象就很正常了。如果说要“多难兴邦”，就必须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的价值观念体系，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才有可能“兴邦”。 

关键词：灾难 价值观念 福利社会

一、“多难”后“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后的清醒。

一场四川大地震震惊了中国人，人民和政府都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去帮助灾民。前几日的捐款总数已达到300多亿，政府的财政投入也达到160多亿，并且数额仍在不断的增加。温总理在灾区中学的黑板上手书“多难兴邦”，鼓励灾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战胜困难。

“多难兴邦”，多难为什么兴邦？换言之，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如何才能兴邦？因为灾难有可能会使梦中人惊醒；因为灾难有可能使人冷静的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思考我们不仅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多难的发生和解决多难。然而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如果在灾难面前我们没有清醒，依然是稀里糊涂，“多难”也就仅仅是“多难”而无“兴帮”之说。

四川大地震当然属于“多难”之列，我们理应清醒。应当清醒什么？换言之除了目前需要进行的对灾民的救济乃至灾区的重建外，还需要做什么？前者只是目前的应急措施，后者才是我们需要长期面对的。如何长久的避免“多难”？如何长久的解决困难？唯进行如此的思考，才有可能使“灾难”促进“兴邦”。否则就仅仅是“多难”而耗费了社会的财富而已，是“难上加难”。我们需要清醒什么？本文以为归根结底需要清醒的是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社会体系。

四川大地震的灾难，并非全为“天灾”，其中“人祸”也不可忽视。据人民网刊登的新闻报道：四川汉龙集团在四川捐建的五所希望小学全部未倒塌！该报道说，北川的一个小学的学生在震后全部从学校跑出，为什么学生和老师能跑出来？因为教学楼根本就没有倒塌，换言之这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出来。这个小学是高标准设计建造的吗？不是，只是因为汉龙集团在建造这五个小学的教学楼时按建筑规范进行施工，不允许偷工减料。公司派去的施工监工是一个懂建筑且十分负责的人，这个监工并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他只是按施工的规定要求，让施工队把沙子里面的土稀干净；他只是按施工的规定要求，让施工队把石头里面扁平的石头挑出去，因为不如此按规范施工就会影响建筑质量，他只是做了些按规定应当做的一些“平凡的小事情”。既无高精尖技术的创新，也无花费更多投资的加固，更无先知般的测算到会发生大地震而加以防范，他只是做了一个监工应当做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然而正是这种“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救了五个小学的学生和老师的生命。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普遍欠缺的。正是因为这种普遍的欠缺，使“天灾”中有了“人祸”，使灾难加重。为什么会普遍的欠缺？

“多难”如何“兴邦”？就是让这个监工所做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成为全社会共同所做的事情。如何让这种在目前稀有而严重缺乏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行为？就只能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

当造假、商业贿赂、不讲信用等在我们这个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倒塌反而不正常。为什么会如此？对金钱的追求超越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没有道德约束的对金钱的追求，出现这个结果就不奇怪了。

四川的灾民当然是不幸的，他们当然需要救助。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大地震中所受的灾难，是在一个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的灾难，公民个人的援助、军队的援助、政府的援助源源不断的投入。那个感动中国的“敬礼小孩”，那个坚强的“可乐男孩”是不幸的，他们遭受了灾难而饱受痛苦，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举世注目的地震中受伤，如果是在别的什么事故中受伤，他们被送进医院门口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交纳住院押金，不交钱是不可能得到医治的。本人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那个“敬礼小孩”和“可乐男孩”的家长是否交纳了住院押金，本人猜测（仅仅是猜测），如果他们的家长没有钱，想必医院也会给予住院治疗的，至少是目前先治疗，医疗费以后再说。本人声明，本人绝无他们的家长不交住院押金就不予治疗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在这场世人注目的灾难中受伤，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交纳住院押金，他们能得到治疗吗？

灾民为什么需要救济？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困难，不救济帮助，他们就活不下去。“敬礼小孩”和“可乐男孩”为什么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不住院治疗他们就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要给灾民发帐篷，为什么要给灾民建安居房？因为人是需要住在房子里的高等动物；为什么要给灾民送食品？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几天不吃饭就会被饿死。这是常识，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性的社会对灾民或者说对需要帮助的人所必须给予的同情、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作到了对受到大地震灾害的灾民的救济，问题是那些因为其他原因而无力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灾民，换言之不是在这种举世注目的事件中生病的人、没有住房的人、交不起学费的人，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们应不应当同样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援助？如何让因为需要救济所以国家和社会就给予救济的常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非只是在全世界的聚焦点中的风景，这是我们在大地震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换言之建设一个追求何种价值目标的社会。

二、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方式的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有很多的财富，也就是说有花不完的钱，那就好办了。如果财富是有限而稀缺的，如何处理，有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比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有100元钱归他（她）自由支配，女孩子可能会去买一件衣服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一个喜欢交友的男孩可能会请他的伙伴们去吃好东西、去玩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会去买几本书；一个节俭的人可能会把钱存起来。如何处理这100元钱，受个人的观念所支配。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价值观念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分配。当我们的主流学者们在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流学者们在旁征博引的论述我们这个国家还不富裕，义务教育之后属于消费必须由自己承担的时候，我们的临国——贫穷的印度，正在向大学生提供几乎免费的教育。印度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是多少呢？据2006年4月7日《环球时报》报道，是200卢比（约合4.65美元）。住宿费是60卢比（约合1.40美元）。教材自己到书店购买。收费最高的信息技术学院每学期学费也不过600卢比（约合13.95美元）。①也就是说，印度大学最高的大学学费是每学期100多元人民币。我国是每年6000元人民币左右甚至更高。印度比我们富吗？印度的GDP大约是1万亿美元，人口是十亿；我国2006年GDP大约是2.8万亿美元，人口是十三亿，不论从GDP总数还是人均GDP，我国都比印度高的多。印度人能作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贫穷不是理由。再看看其他国家：

法国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和私人机构共同经营的，但是国家的色彩强一些，所以它的体系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在法国只要一人工作，一家人都会获得保险。不仅大公司要为雇员提供保险，小公司也有这个义务。失去工作也不会马上失去医疗保险。

加拿大则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医疗保健制度。这个保健制度由政府提供，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比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还好。如果按美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医疗保健上，加拿大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因为是全民保健，每一个公民和永久居民均可以享有，它包括所有主要医护和治疗。②

德国是世界上福利制度最慷慨的国家之一，德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补贴每月可以达到1600欧元，但同时该国却面临着高失业率。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这种“慷慨”福利政策会养“懒汉”。在德国，有些低工资工人也可以享受到福利待遇，大约有100万接受该项福利的人有正当工作。德国首相默克尔承认，有很多德国人就为了能够领到津贴，而有意缩短工作时间。③

相比之下，印度是个贫穷国家，印度人民院（下院）高票通过了执政党联盟提交的《国家农村雇佣保证法案》，决心解决印度最大问题——贫困问题。根据规定，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是这项法案的实施对象。法案将保证每户家庭人均每天得到最低60卢比(约合12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100天的劳动时间。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扶贫法案，对全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长期受到失业和贫困困扰的印度来说，此举是该国迈向福利国家的第一步。④

200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印度百姓看病不难》的报道：印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建立了一套包括国家级、邦（省）级、地区级、县级和乡级医院在内的政府医疗服务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级医疗中心。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私立医院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为贫穷患者适度减免医疗费用。如此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医疗网络。条件不太好的医疗中心，承担着大众的医疗服务；而私立医院，则为那些对医疗有较高要求的人提供服务。⑤

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⑥

据《南方》杂志报道：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⑦

这里横向比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⑧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⑨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⑩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⑾利益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⑿

很明显，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财富的积累方式的不同和财富的分配方式的不同。在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出现上述反差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价值观念决定社会政策和法律的追求目标，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兴邦”的唯一途径。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支配一个人乃至社会行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英、法、德、北欧等国之所以有高的社会福利，是因为他们的追求目标是福利社会，而我们以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也未提出建设福利社会。西欧、北欧各国之所以建设福利社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学者——知识分子很早就提出了建设福利社会的理念，并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⒀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而我们的主流学者在今天不仅没有提出建设福利社会，反而强烈反对建设福利社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话没有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他发表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篇论文中，只重申了“只要抓总量增加”的理论观点，原来的“不必管分配”的说法换成了“相对既得利益”新概念，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张维迎教授认为，“相对利益受损了，不应该补偿”，“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⒁这种反差与学者的水平没什么关系，根本性的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一个社会如果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念航向，价值观念出现紊乱，频繁出现种种丑恶社会现象就很正常了。山西黑砖窑的窑奴、血汗工厂、豆腐渣工程、陈良宇社保基金案、童工事件等等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必然大量发生的。

如果说要“多难兴邦”，就必须在“多难”中清醒而后才有可能“兴邦”。但愿四川大地震能够使中国的主流学者和官员们清醒。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的价值观念体系，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⒂才有可能“兴邦”。具体的说，如果大量的房屋如同前文提到的五个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在震后依然矗立，“敬礼小孩”、“可乐男孩”就不会进医院，让那些需要进医院的住进医院。当全社会普遍能够作到这些“平凡的正常的小事”，则“兴邦”有望，甚至可以从此远离“多难”而直接“兴邦”。面对大地震，我们需要激情，更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们不需要煽情，如果有太多的煽情，我们这个民族也就太浮躁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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