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

——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梁  宏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1年第4期

摘自《人口研究》2011年第4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农民工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焦点。以人生经历或代际传承特征为切入点，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状况、打工经历以及居留意愿、身份认同等主观感受，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更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各项服务。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具有农业户口(或由于城市化原因而“农转非”)的、并且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指青少年成长时期，父母一代曾有过打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另外根据个人的少年儿童时期的经历，进一步将第二代农民工区分为流动一代和留守一代，也就是由十几年前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分别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

人口特征的对比分析

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务农经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年龄偏轻，第二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显著低于非第二代的平均年龄，而且，流动一代的平均年龄较低于留守一代；同时，在第二代农民工中，流动一代与留守一代的性别结构差异非常大，前者男性比例较高，非第二代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则比较平衡。其次，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流动一代)中具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身份和宗教信仰的比例相对较高。再次，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少数民族比例没有显著差异。最后，值得注意的：一是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偏低，流动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留守一代和非第二代；二是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农经历存在显著差异。作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务农经历的比例并不高，第二代农民工有务农经历的比例更低，尤其是流动的一代，他们中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不足一半。

家庭状况的对比分析

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婚姻状况、家庭耕地拥有情况、家庭成员构成、家庭人均收入及构成等方面有显著差异。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已婚比例较低，其中，第二代农民工的已婚比例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其次，第二代农民工家庭拥有耕地的比例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尤其是流动的一代，其家庭拥有耕地的比例不足一半。再次，不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几乎没有差异，其平均家庭人数都在4．6人左右；但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则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第二代农民工家庭中务农的平均人数明显少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均值，而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外出打工的平均人数则明显多于非第二代农民工；并且，这种特征在流动一代农民工家庭中最为明显。最后不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水平及构成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打工收入和人均其他收入都显著高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相对而言，第二代农民工家庭的人均务农收入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水平，流动一代与留守一代的家庭人均务农收入水平都比较低，并且没有显著差异。

打工经历的对比分析

不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打工动机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相对非第二代农民工而言，流动一代更不符合“在家收入低，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这一打工动机；同样，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流动一代“外出打工主要是自己决定的”比例也明显较低。可见，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流动的一代)的外出打工动机不倾向于生活所迫，但是，却又更缺乏主观决定性。从初次打工年龄、目前月工资水平及工人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得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初次打工的平均年龄偏轻，而且第二代农民工的初次打工平均年龄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较低，第二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水平；同时，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人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平均得分也显著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平均得分。

从不同代际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相对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更可能就业于国有、集体、股份公司、个体及其他性质的企业中，流动一代进入个体或其他性质企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流动一代所在企业规模明显小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留守一代与非第二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规模相近；从工种情况来看，流动一代与非第二代农民工及留守一代也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一代更可能从事服务或销售方面的工作，而成为普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劳动合同的签订方面，流动一代的签订比例明显低于非第二农民工及留守一代。

主观感受的对比分析

首先，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略多于1/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农民，其中，第二代农民工与流动一代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比例都很低；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第二代和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种认同倾向相差无几，但是，流动一代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的比例明显低于留守一代；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份属于“其他”或说不清自己的身份所属，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在第二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并且，在流动一代中尤为突出。可见，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流动一代的身份认同更加模糊甚至犹疑，他们更不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农民；而且，与留守的人生经历相比，少年时期的流动经历使第二代农民工不但更不认同农民身份，还在身份认同上存在更多困惑。其次，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流动一代相对更想拥有城市户口，也相对更多的持无所谓态度。再次，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田地的态度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愿意与不愿意放弃农村田地的第二代农民工比例都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相应比例，而对此持无所谓态度的第二代农民工比例明显高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尤其是流动一代。最后，不同代际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城市的评分有显著差异。第二代农民工对打工城市的评价明显低于非第二代农民工的这一评价，流动一代对此的评分明显低于留守一代。具体来说，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的评价都比较低，流动一代对这四方面的评价尤其低。

小结

是否具有“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特征，尤其是否有过流动或留守的人生经历，使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产生了明���的分化，这种种差异不仅体现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还有助于了解流动或留守造成的青少年成长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期的各种影响。具体来说：首先，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青少年时期的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乡－城流动”或“外出打工”在农民工中具有明显的家庭内部的扩散性及代际之间的传承性特征，虽然进城打工的主动性相对缺乏，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流动一代仍然更早进入城市，开始打工生涯，并且，在工作企业性质、规模、工种及劳动合同签订等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其次，第二代农民工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他们更不熟悉农村的生产、生活；他们拥有农村田地的比例较低，对农村土地态度模糊的比例较高；他们的身份认同更模糊，在更不认同自己农民身份的同时也不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工人。再次，“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最后，流动或留守的生命历程并未提升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相反，他们对打工城市政府管理和公民保障权利等方面的评价较低，他们对城市户口也没有明显的渴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