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邻里信任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性交往活动中，而户籍制度在空间层面制造的居住隔离会形成群内型互动模式并强化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各自的邻里信任。利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如下：(1)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会随着居住隔离程度的增加不断提高，但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并不会受到该因素的影响；(2)不管是进城农民还是本地市民，户籍隔离程度越高，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互动规模越大、质量越高，而这又提升了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信任水平。

关键词：户籍制度；居住隔离；群内互动；邻里信任

作者简介：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柳建坤，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自布迪厄开创性地提出，并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阐释和提炼，已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标志性成就（Bourdieu,1987；Cole⁃man,1990；Putnam,1993）。作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信任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其被视为是构建和维持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基本要素，并在经验层面也被证实具有拉动经济增长（Knack&Keefer,1997）、提升社会治理绩效（Putnam,1993）等积极作用。

受到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关于信任的研究热潮的影响，中国学者较早开展了对该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理论层面，国内学者最关注的是基于西方社会构建的信任理论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问题，并试图挖掘信任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下的独特内涵。例如，西方学者总体上对中国社会存在过于信任熟人的传统持批判态度，认为这阻碍了中国转型为以陌生人信任为特点的现代社会（福山，2001）。然而，中国人对信任对象及其范围的认识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文化的变化是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因而信任能够在制度转型期的中国发育出新的表现形式（杨宜音，2008）。在对信任进行本土概念化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后续经验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具体分析中，国内学者证实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也具有类似于在西方社会中所发现的效应，即对市场经济的运转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维迎、柯荣住，2002；陈捷等，2011）。另一方面，基于制度的社会分层视角被引入到对人际信任形成来源的研究中，试图从信任问题切入来探索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在以此思路展开的研究中，结合中国城镇化的现实背景，户籍制度与社会信任的关联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重视，并证实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市民与农民的社会信任在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上存在着显著差别（胡荣、胡康，2008）。

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对城乡社会的固化作用正随着高速城镇化所释放的人口流动力量而日益减弱。但在城镇内部，户籍身份又制造了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公共产品不均等分配体系为特点的新型二元分割体制（柳建坤，2017；苏黛瑞，2009），这被证实会加剧不同户籍群体的地位分化与心理隔阂（陈云松、张翼，2015），因而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合过程提出严峻挑战。在这一点上，人际信任具有消除群体偏见、促进群体间沟通以及化解冲突等作用（Simmel,1950：318），特别是对于推进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并完成市民化具有关键意义。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对他人以及对制度的信任状况，并分析了这种信任状况与主观层面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之间的联系（吴奇峰等，2017；徐延辉、刘彦，2018）。虽然也有学者从实证层面进行了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信任比较研究（黄荣贵、孙小逸，2013），但都是以特大城市为抽样范围，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相关结论对其他规模或类型城市的适用性，因而没有把握确证作为一种整体性制度安排的户籍制度对信任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研究所设定的分析场域停留在较为宽泛的城市层面，没有深入到日常交往空间的社区来考察信任差异的复杂逻辑，仅展示了户籍身份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因而对研究发现仅仅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歧视”逻辑的解释策略，无法展现导致信任出现户籍分割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这使得我们对户籍制度与邻里信任的因果关联中的具体运作逻辑仍不得而知。

鉴于此，本研究将在社区层面考察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差异，并着眼于社区作为所在居民的居住和交往空间的基本属性，从两类身份群体的居住选择以及互动模式的特征来分析信任差异格局的生成逻辑，并利用基于全国范围抽样的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适用范围。这样，本文将提供反映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邻里信任状况的证据，并展示户籍身份、居住和交往模式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凸显户籍制度在微观的地理和社会空间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依托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信任生成的互动逻辑以及与户籍隔离的关系，并立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实际来构建针对不同户籍群体的信任解释框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本文研究设计进行介绍，包括对数据来源、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以及模型设定等方面的说明；第四部分展示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同群性”效应和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根据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Putnam,2000）。前者通常存在于同质性的行动者的交往活动之中，表现为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一种强关系纽带可以有效整合群内的资源和信息，形成密集的关系网络，由此产生出对群内成员的高度信任，并衍生出共享规范和互惠行为（Woolcock&Narayan,2000）。因此，社区居民的同质性越高，越容易培育结合型社会资本，这表现为邻里间的高度信任。基于美国社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教育以及职业等背景要素相似的社区居民有着更高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efficacy）和社区归属感，其对邻居的信任程度也显著提升（Sampson,1997）。相较而言，桥接型社会资本一般需要以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为前提。虽然个体间联系较为松散，但有利于扩大信息流通的范围、提升资源的汲取能力，促进群际信任与合作以及更广泛的分工协作（Leonard&Onyx,2003）。由于社区中异质性个体的交往有助于克服群内互动的封闭性和排斥性问题，因而可以将针对特定个人的特殊信任扩展为针对非特定对象的普遍信任。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表明，那些异质性高并且互动频率高的群体在获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上更有优势（Erbe,1962）。针对法国金融精英群体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亚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明显的互惠交易行为（Frank&Yasumoto,1998）。

但是，如果上述异质性发展为身份或地位上的分割，那么在社区内部就会演化为居住隔离（residentialsegregation）问题，并且会造成行动者对邻居的信任范围收缩到群体内部，反而会提高对群内成员的信任，降低对群外成员的信任。这是因为当交往范围被限制在群体内部时，这种本地性互动极易产生某种“同群性”效应，也即群内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会相互影响（Glaearetal.,2000）。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互动模式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同群性”，通过互助行为来抵御居住隔离带来的生活风险，因而他们对群内其他个人的信任远高于对群外个体以及社会的信任。例如，美国长期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并以此形成了社区内部的隔离模式，低收入者以及有色人种对与他们相似的邻居明显更为信任，但对陌生人以及社会的信任处于很低的水平（Putnam,2000；Alesina&Ferrara,2002）。这种“同群性”效应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进城农民的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的关系。

（二）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分化

居住隔离是全球范围内各大都市普遍存在的现象（Marcuse&Vankem⁃pen,2000）。中国也没有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形成了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以身份与市场地位为基础的居住隔离模式，而这一现象必须在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化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中国城市的基本单元，它具有就业、生活、社会保障以及思想教育等全方位的社会功能（路风，1989）。由于城市的生活空间是按照单位大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其内部成员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异性很小。改革开放后，城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居住空间的分配原则逐渐从行政级别或单位身份向市场地位转变，市民的阶层化差异日益显示在空间分布上（刘精明、李路路，2005）。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出乡村流动到城市，户籍制度带来的农民工与市民的地位分层效应也开始汇聚到同一空间场域，并凸显为双方在选择居住场域上的能力差异。城镇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基于户籍身份的“部门分流”以及“同工不同酬”是进城农民的工资收入难以大幅度提升的制度性原因（柳建坤，2017），这就在客观上限制了该群体选择优质住房及社区的能力。而且，长期以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的是基于户籍身份的分配原则，这就使非本城市户籍的人口难以参与到保障性住房这种重要的公共品的分配之中（苏黛瑞，2009）。即使对于实现了经济地位跃迁的农民而言，也可能因以户籍为标准的住房市场进入权限而遭遇制度性排斥。这样，进城农民被推向边缘化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不得不选择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策略。即使处于同一社区，两类户籍群体的互动仅限于经济利益上的正式性交往（如收租），缺乏日常性交往和情感性交流，基本上处于互动隔绝的状态。

如果进一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基于户籍的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的情况，即由于进城农民在主观上更倾向于住在一起，或者因本地市民的排斥，在城市社区内部形成了基于户籍身份的农民工“小聚居”的空间形态（李志刚、吴缚龙，2006）。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交往圈子是基于亲缘、地缘等纽带而建立的，这也构成了他们在社区中进行日常互动的基本范围。项飚在对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中指出，温州人向北京迁移的轨迹表现出基于血缘和地缘纽带的“链式流动”特征（项飚，2000）。同时，语言、生活经历、经济地位以及闲暇时间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存在客观障碍，而且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也遏制了其主动接触的动力，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关系网络。王颖在对上海市移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王颖，2002）。另外，李树茁等基于经验数据发现，较低的经济地位反而有助于农民工在群体内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相互提供物质保障并进行情感交流，这增强了其对本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李树茁等，2007）。符平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获得了更为可靠的发现，即农民工的互动强度呈现出从家庭内部向外部成员逐渐减弱的差序格局特征，并且其交往的对象与信任的对象基本上是重合的（符平，2013）。

因此，进城农民所遭受的制度性排斥导致他们在居住空间上以“缘聚型”方式大量聚居在由本地市民提供住房的社区中，从而形成邻居也多为进城农民的居住格局。而且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比例越高，与本地市民互动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同群性”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1a：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要普遍高于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

假设1b：居住隔离程度越高的社区，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也越高。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长期扎根于本社区的市民而言，其内部的互动网络在外来人口进入之前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并且在结构上较流动人口更为稳定，交往规则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日益完善。因此，即使本地市民因身份差异很难与进城农民交往，其所拥有的地方性互动网络也为产生邻里信任提供了其他渠道。徐晓军对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移民社区的调查发现，本地人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更高，对社区事务的投入力度更大，邻里间有着频繁且深入的交往，彼此的亲密度更高（徐晓军，2001）。李培林针对“城中村”的研究表明，本地人之间存在着非常稳固、持久的交往网络（李培林，2004）。尽管他们可能与外地人混居在一起，但其主要交往还是限于本地网络。另外，在城市社区中，基于兴趣、爱好而自我组织的各种社团，是增进邻里信任的重要途径，但其中的参与者以本地居民为主。胡荣和胡康在对厦门市的经验研究中发现，无论居住在哪种社区，本地市民在社区团体中的参与可以显著提升其对邻居的信任（胡荣、胡康，2007）。黄荣贵和孙小逸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市民，发现上海本地人参与的社团类型越多，互动的范围越大，对本地邻居的信任度越高（黄荣贵、孙小逸，2013）。总之，尽管不少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住在一起并形成邻里关系，但是他们的互动网络主要还是在本地人的圈子里，大部分社区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以本地人为主。本地居民的这种居住网络和交往网络的分化，使得他们对于邻居的信任水平受到社区中进城农民聚居的影响很小，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2：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小于对进城农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

（三）居住隔离、社会互动与邻里信任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由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换之中，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是高度相关的（Putnam,1993）。也就是说,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提高社会信任水平①。因此，不管对于本地市民，还是进城农民，尽管他们的邻里信任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但只要他们能够与周边的邻居形成交往和互动，那么这两个群体对邻居的信任水平都能显著改善。尽管“存在基于户籍身份的居住隔离问题”，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聚居在一起而与本地市民隔离，但只要这两个群体愿意与他们的邻居交往和互动，居住隔离本身对于邻里信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随着社区中农民工比例的提高，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对于各自身份地位认知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从而强化两个群体的“同群化”效应。这种同群化效应会促进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从而增加各自的邻里信任。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3：户籍隔离加强了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各自的群内互动，从而提升了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信任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并实施的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②。CGSS2012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除外），134个市（区/县）、372个街道（乡镇）和488个居委会（行政村），共11765个样本。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在城市社区居住的成年个体。在本研究中，户籍身份和是否本地人③成为区分社区同质性或异质性的两个标准，我们对由此划分的四种身份群体采取如下定义：接受调查时在城市居住或工作，户口登记地在本地、拥有农业户口的18周岁以上的人称为“本地进城农民”；户口登记地在外地、拥有农业户口的18周岁以上的人称为“外地进城农民”（这两类群体统称为“进城农民”）；户口登记地在本地且拥有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是“本地市民”；户口登记地在外地且拥有非农业户口的样本称为“外地市民”。在剔除了变量及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我们得到3007个样本，其中进城农民有771人，占25.64%（其中本地进城农民579人，占19.26%；外地进城农民192人，占6.39%）；本地市民有2038人，占67.78%；外地市民有198人，占6.58%。由于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社会互动与邻里信任关系问题，因此剔除了198个外地城市居民的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有2809个样本，其中进城农民771人，本地市民2038人。进一步对样本中的280个社区的不同身份群体的混居情况分析表明，这些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比例从最少的3%到最多的100%不等。因此，中国城市社区目前普遍处于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混居的状态。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在CGSS问卷中，受访者对邻居的信任水平所对应的题项是：“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如何”，答案的赋值方式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太信任，4=完全不信任。为便于实证结果的解释，我们将因变量的赋值方式进行反向调整，即数值越大，表示对邻居的信任度越高。

2.自变量

本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社区户籍隔离对不同户籍群体的邻里信任水平产生的影响，这涉及户籍身份和社区户籍隔离两个关键变量。首先，在筛选出城市居民样本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户籍是否属于农业户口和户籍所在地是否属于本地生成了区分本地市民（赋值为1）和进城农民（含本地进城农民和外地进城农民，赋值为0）的二分变量。其次，社区内部的居住隔离通常是指居民基于某种特征而产生的同质性或差异性程度。学术界通常采用“分异性指数”（dissimilarity）进行测量，并且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基于整体的（glob⁃al）和基于局部的（local）分异指数。研究表明，局部分异指数对测量城市内部不同社区在居住隔离程度上的差异性更为精确（Wong,1996）。但在较近的研究中，张文宏和刘琳指出，在局部分异指数基础上改进的“孤立指数”对衡量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比例差异更为有效（张文宏、刘琳，2015）。参考局部

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构建了孤立指数：

由于本研究是从户籍性质和户籍所在地来考察社区的异质性程度，因而具体定义如下：X表示在所有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总人口数，ti和Xi分别代表社区i内全部常住人口数量和进城农民的人口数量。孤立指数Pi越高，表明社区内进城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其孤立程度越大，与本地市民的交往机会越少。

群内互动是本研究所假定的机制变量。CGSS2012仅设置了关于受访者与邻居互动的问题，因而无法获知不同户籍群体的群外交往的情况。针对邻里互动变量，我们主要关注“规模”和“质量”这两个维度，并分别用“您见面会打招呼的邻居有多少个”和“在需要时，您可以寻求帮助（如帮着浇花、照顾宠物、提供建议）的邻居有几个？”来表示。二者均为定序变量，答案赋值方式为：1=没有、2=1~2个、3=3~4个、4=5~9个、5=10个以上。

本文对可能使受访者对邻居的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主要包括：（1）年龄；（2）性别，女性=0，男性=1；（3）婚姻状态，无配偶=0（包括未婚、离异和丧偶），有配偶=1（包括同居和已婚）；（4）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0，中共党员=1；（5）受教育年限；（6）工作状态，无工作=0，1=有工作；（7）家庭年收入（单位：元），在统计模型中纳入其自然对数；（8）自评社会地位，变量取值范围为1~10，数值越大，表示地位越高；（9）住房产权，该变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题项是“您现在这座房子的产权是否为个人所有”，答案赋值方式为：0=否，1=是；（10）主观幸福感，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1~5，数值越大，表示幸福水平越高。

上述变量的基本统计量报告于表1中。可以看到，孤立指数说明了社区中出现了居住隔离的趋势，大量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构成了社区空间的基本格局。此外，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本地市民，并且与邻居的互动质量也更佳。

（三）模型设定

描述性分析结果清晰地显示，当前中国的城市社区出现了基于户籍身份的居住隔离状况，而在其中的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在邻里信任上存在显著的分化现象。这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之间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回归分析部分将对此提供经验证据。由于因变量是定序变量，本文使用有序逻辑斯蒂模型（OrderedLogitModel，OLogit），具体设定如

式（2）：

在式（2）中，Trust_neighbori表示社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Identityi是社区居民的户籍身份变量。Pi是所构造的某一社区的户籍隔离指数。我们将观察在加入该变量后，Identityi的系数显著性以及大小所发生的变化，以判断户籍身份是否间接地影响邻里信任。Interactioni是表示邻居互动的规模和质量的变量。由于我们假定户籍隔离是通过影响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各自的群内互动来影响邻居信任的，因而在关注变量Interactioni的系数的同时，还需要考察其在加入变量Pi之后的系数的变化。此外，Xi代表本文所设定的一组控制变量，εi表示干扰项。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户籍身份和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的影响

这一部分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比较社区户籍隔离对两类户籍群体各自的邻里信任的影响。表2汇报了针对邻里信任采用OLogit模型进行估计的统计结果。模型1只包含了控制变量，其结果显示，年龄、工作状态、住房产权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年龄越大、有工作、有自己房子以及幸福感越强的社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度越高。因此，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居住状态、幸福的心理状态是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因素。不过，客观意义上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对邻居的信任度反而越低。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低收入者对他人的信任更高，因而印证了以往国内外信任研究所取得的发现（黄荣贵、孙小逸，2013；Sampson,1997；Alesina&Ferrara,2002），表明地位分割对邻里信任的影响在中国以及西方社会是比较相似的。

身份分割也是影响社区居民信任的重要因素，并且导致了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两类群体的对立。为验证社区居民的邻里信任是否存在基于户籍身份的分化情况，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户籍变量，由此形成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户籍变量的系数为负（-0.163），也就是说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水平明显低于进城农民，但是该系数没有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p>0.1），因此假设1a并没有得到证实，即户籍身份本身并没有对邻里信任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

除了考虑户籍身份对信任的直接效应外，本文更关注的是户籍身份在社区层面造成的居住隔离对邻里信任产生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模型3中进一步加入了户籍隔离变量，并且该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系数0.070，p<0.05），这表明社区内部因户籍身份差异而造成的隔离程度越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提高越显著。与此同时，户籍身份变量的系数仍然不显著。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对居民的邻里信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通过制造身份上的差异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社区内部制造的居住隔离来间接实现的。

最后，我们在模型4中加入了户籍身份与户籍隔离的交互项，以判断社区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表示主效应的户籍隔离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系数为-0.391，p<0.05），这说明本地农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进城农民。另一方面，交互项显著为负（系数为-0.155，p<0.05），这表明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与进城农民对邻居信任水平的差距会随着社区内部户籍隔离程度的提高而扩大。也就是说，随着户籍隔离程度的提高，进城农民对邻居信任水平的提高程度相对于本地市民而言会更高。这证实了国外学者所发现的信任生成的“同群性”机制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存在（Alesina&Ferrara,2002）。但与西方社区因种族身份造成的居住隔离不同，中国的移民社区更多呈现的是户籍异质性，这在限制群际互动的同时，还会强化弱势群体内部的交往，从而提升弱势群体邻里信任的水平。这支持了假设1b。不过，由于本地市民的互动网络的范围更大且稳定持久，因而其对邻居的信任较少地受到社区内进城农民人群比例的影响。因此，假设2在这里得到证实。

为了进一步验证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关系影响程度的差异，我们构建了模型5和模型6，以比较户籍隔离在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两个群体中对邻里信任的影响。可以看到，户籍隔离对于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0.278，p<0.01），但对于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却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系数为0.026，p>0.1）。这再一次证实了假设1b和假设2。

（二）社会互动对户籍隔离影响邻里信任的中介作用

本文认为社区户籍隔离可能是通过影响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的群内互动从而对二者的邻里信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节将对群内互动机制是否存在进行验证。我们采用依次检验法分别就这两个群体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

在表3中，针对进城农民的模型1a的结果显示，户籍隔离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其他背景性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居住隔离会明显提升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该变量基于分样本拟合所得到的系数值为0.278，要明显大于在表2的模型3中基于全样本拟合的结果（0.070），这进一步确证了户籍隔离对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的影响更大。

模型2a和模型3a分别加入了邻里互动规模和邻里互动质量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邻里互动的规模扩大以及质量提高，均能够提升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而且，邻里互动质量变量的系数明显高于邻里互动规模变量（0.120vs.0.093），这意味着相较于日常性的邻里交往，互惠型互动对邻里信任的激励作用更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进城农民会因居住隔离而强化内部的支持网络（李树茁，2007）。另外，在加入了上述两变量后，户籍隔离的系数值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表明户籍隔离有一部分是通过邻里互动来对邻里信任产生影响的。

模型4a和模型5a是户籍隔离对于邻里互动规模和质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表明，户籍隔离显著扩大了进城农民与邻居互动的规模并提高了互动质量。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

在表4中，模型1b至模型5b展示的是仅针对本地市民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户籍隔离并不会影响该群体对邻居的信任水平。在模型2b和模型3b中，与进城农民的情况类似，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两个变量也会明显影响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在模型4b和模型5b中，与进城农民类似，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的邻里互动规模和质量都有正向影响。这表明随着社区中进城农民比例增加，本地市民的群体认同会增强，从而促进该群体内部的互动，“同群”效应再次得到印证。

但比较来看，户籍隔离对于本地市民社会互动的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其对于进城农民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进城农民群体中，户籍隔离对于其进行邻里互动规模的影响系数是0.076，而本地市民相应的影响系数仅为0.025。同样地，在进城农民群体中，户籍隔离对邻里互动质量的影响系数是0.147，而本地市民相应的影响系数仅为0.057。上述发现都支持了假设3。

五、总结与讨论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塑造作用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其对中国公众在身份构建、生活机会获取以及社会流动实现等方面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以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在城市内部制造了新的二元分割体制。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着眼于邻里信任这一问题，试图探究户籍制度是否产生了新的分割效应。本研究依托于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区”这一空间场域在社会资本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居住格局的历史进程，梳理出因户籍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居住隔离如何通过影响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进而影响邻里信任的逻辑。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获得了以下发现。

第一，在城市社区中，户籍身份本身并未对邻里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户籍制度可以通过制造居住隔离来影响邻里信任。邻里信任所存在的户籍分割现象与社区内部的户籍隔离存在密切联系。但是户籍隔离对于进城农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对本地市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会随着隔离程度的增加而相应提高，但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并不会因户籍隔离程度的增加而发生显著变化。

第二，邻里互动是户籍隔离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无论是对进城农民还是本地市民，户籍隔离与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都高度相关，而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又与邻里信任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户籍隔离程度的增强，也即进城农民在社区中比例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两个群体直接互动机会的增加，反而强化了两个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互动，从而提高了群体内的邻里信任。这从侧面确证了信任生成的“同群性”机制，即户籍隔离可以通过促进两个群体内部各自的互动来强化邻里信任。

尽管CGSS2012并未询问受访者的邻居是本地市民还是进城农民，但从本文获得的研究发现和已有的经验证据来看（李志刚、吴缚龙，2006），进城农民在户籍隔离的社区内部的邻居极有可能是进城农民。在这一假定成立的情况下，从本研究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的邻里信任呈现出“同群强化”现象，其形成逻辑为：居住隔离会促进进城农民的群内互动，进而带来邻里信任水平的提高。

在西方国家，混居被证实具有促进信息交流和扩大信任范围的作用（Stolle&Rochon,1998），但中国城市的户籍异质性社区未能展现出对信任的类似效应。本文认为，直接原因是两类户籍群体的交往因户籍身份导致的居住隔离而受到限制。一旦进城农民在社区中的群际互动被限制，那么强化群内交往就会成为被动性选择，通过群内互助和情感支持来抵御外部隔离的风险。简言之，这种邻里信任仅限于小范围的群体，其后果是群体间的隔阂和冲突。因此，在现实层面，通过改进户籍群体的交往模式并加强心理融合对于在户籍异质性社区中生成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归根结底，扩展邻里信任的范围，必须以消除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割体制为前提，也即只有在保证进城农民享有工资收入、住房保障等基本物质权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其在社区中的交往模式发生转变，进而探寻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实际路径。

当然，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信任的内涵极为丰富，不仅包括本文所关注的邻里信任，还涉及社会信任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而后两种信任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但在理论框架的约束下，我们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仅针对邻里信任展开，所获得的发现和结论很难适用于解释其他类型的信任形成和变化。其二，作为机制变量的邻里互动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多维的。除了本文已讨论的规模、质量外，互动的频率以及邻居的背景性特征等也需要关注。由于CGSS2012数据未设置相应的问题，因而无法在经验层面对其与社区户籍隔离、邻里信任的内在关联进行验证。其三，本文为验证中介效应所采用的依次检验法也还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结构方程模型可能是更好的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方法（Iacobuccietal.,2007）。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通过改进分析框架、回归模型并获取新的数据资料来弥补上述缺陷，以期在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