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与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进程

佟银霞刘会军

原文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摘要：

日俄战后，为减少或缓解列强对奉天省商业压力以及推动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奉天省商会在官方倡导扶助下成立。商会成立后，在重构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俄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动抗争。

 

关 键 词：

商会、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

 

清末民初，奉天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查阅当地档案和《盛京时报》等文献资料中发现，商会成立后，在维护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俄战后，由于日俄两国经济侵略势力的强大，并且在1931年后的14年里，奉天省又为日本的殖民地，使得商会参与的奉天民族早期现代化运动被遮蔽。再加上人们对近代东北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此间城市化是日本殖民者搞的，其从属于区域殖民化，因此造成对奉天省商会研究的滞后，研究成果不多。①鉴于此，本文以相关档案、报刊、文献资料为基础，从社会史的视角，就清末民初商会在奉天的社会经济活动，详述其事，略论其理。

一、政府主导：奉省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密切配合通常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助推因素。清末民初，奉天政府面对当时的现实环境而组织成立商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奉天作为日俄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首发区，商会的成立首先得益于官方的劝办和支持。

与内地其他省市相同，奉天省商会的成立也是官方劝办起了主导作用，所不同的是，奉省商会受政府影响更深，它省的商会经费往往由商户自筹，而奉省是“由官先行拨发”，商董也是官商一体，即“花翎保送知府孙百斛为总理，监生梁维康为协理”，②皆系久营商业，熟悉商情。然后由商部刻发关防，加札委用。

这主要基于日俄战后奉天政局。日俄战后，奉天地方几经战争蹂躏，疮演满目，百废待举，“不特为日本，且为欧美各国所注目的市场”。③为收拾战争残局，维护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在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一到任，首先进行行政改革，重建奉天地方政治秩序，以此为基础推行新政。在推行新政过程中，鉴于“奉省幅员广博，土产素饶，惟自兵卒频仍，元气凋敝，善后之策未便缓图。”而“欲保利权，须先从商务入手，欲兴商务又须从商会入手”。④此外，其他地区如天津、上海、汉口等率先成立商会，这使其地商人受益匪浅。同时，成立商会可把大中小商户结合在一起，改变以往商情涣散的状况，使商业进入一个有序的发展状态，还可以通过自身实力的增强，与列强讨价还价，挽回一些可能丧失的主权。为此，1906年赵尔巽“奏请设立商务局”，并于奉天设商务总会一所。⑤“并派员分赴各属劝办商会”。数月间奉天省成立商会“五十余处”，⑥为东北商会数量最多的省份。⑦

其次，减少或缓解日俄战后列强对奉天的商业压力。

东北地处边陲，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自1850年代起，中国东北边疆先是黑龙江流域，接着是乌苏里江流域不断受到俄国的军事侵略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一系列的侵害中国主权的双边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线逐渐内缩。但此间，东北地区形势还相对稳定。迄至日俄战后，一方面日俄两国平分东北，都无力再你争我斗；另一方面，即使双方有力再战，英美等国“其窥伺满洲商务处心积虑非一日矣”。⑧为免英美等收渔人之利，日俄两国以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为动脉，“以期在经济上占优势，每年输入满洲之货各约二千万卢布”，⑨俨然有行将独占东北市场的野心与趋势。同时，还有计划的与华商作不断的竞争。如大连、旅顺各埠及南满路沿线一带，“外人营业日多，华商势力日薄，虽间有公益会所，尚无正式商务机关，遂致商情散漫，辄受外人操制”，⑩只能诉诸地方官府及商务局。因受日俄等战争影响，当时无商法可循，主要官吏中，熟商务而通商情者甚少，绝大多数只是“以抑商为主，或且以肥己为心”，故“商务之中一涉官场，必多窒碍”。(11)由此可见，“商会之设实为要务”。(12)徐世昌等东北地方官僚也认为“必须提倡商会”。(13)此为“商界治本之本，多一分提倡，即受一分利益”，商会之设还可使“隔者通之，散者合之”，而商家制订了整齐划一的规定后，政府才能够“可以尽其保护”。(14)

第三，推动奉天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实际需要。

在东北商业史上，交通的发达，实居最重要的地位，商业大都会以都市为中心。其中，商业最繁盛最重要的首推奉天。但奉天虽为东北商业最繁盛最重要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受日俄等战争等影响，虽交通便利，仅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活动而已。再加上清末民初，政权频繁更迭，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政府部门入不敷出。奉天地方政治统治亦因此弱化和失控，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政府已无法控制。而商会的成立，则可作为政府与商人直接联系的纽带、中介，进而达到控制、指导地方的目的。同时，在政府征收不力的情况下，由商会通过集中资金为政府做应做之事，如进行市政建设，对警察、消防卫生事业的管理、代征税等，这不但可以促进商业的发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依仗商会雄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以及特殊的地位，同铁路附属地展开对抗，达到抑制铁路附属地疯狂扩张，进而带动奉天省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二、在商言商：商会与地方商业秩序的重构

 

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种资源要素的聚集，良好的商业秩序对于城市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日俄战后，奉天省商会首先从政府的高度主动推动新商业秩序的建立。

经济稳定是商业秩序建立的首要条件。日俄战后，奉天社会各种隐忧同时并存。突出表现在经济方面，奉省各地因受日俄战事以及民国初期各种战事影响，商业萧条，钱法困荒，商户因亏欠进入歇业时有发生。一些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如直奉战争期间，因奉票毛荒，现洋价格涨落无常，“各商赔累而倒闭者在在皆是”。(15)仅沈阳一地，“大小各商家其资产在一万元以上之商铺倒闭者已达一千七百家之多，万元以下小资本家，尤不胜枚举”。(16)其他各地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如若“不加以维持，流害伊于胡底”。(17)对此，商会认为当前最大政治任务就是经济稳定。“值此危急万分”之时，如若“缄默自安，坐视成败，则地方何贵有商会？”(18)

为防止奉省形成混乱商业状况，奉天商务总会屡次召集会董、商董各行代表等开临时会议，讨论维持市面办法，“议定由商会传知各行商不准再有倒把事情，各大小钱号，亦不准抬价收买现洋金票，违者从重处罚，没收其本金”。并“劝各粮商一律碾米出售，以济民食，不准再涨价”。(19)营口商会召集各会董开金融维持会，定期“通知各商不准买空卖空以及类似投机事情，倘经查觉定予送官”，同时“派密探数十名赴各县侦查破坏金融之奸商，查出数家”。(20)其他各地商会亦积极设法维持市面，并通谕各工商号互相救济。为便利各商家了解近期各地币制和商业行情，奉天商务总会编制商务统计表，定期统计各地银钱价、粮价、货物价格。(21)督促商户将基本信息上报，“以备提查”，多数行业的店家遵守了商务总会的规定。

维护商业秩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法制，商事公断是奉省商会维护商业秩序的重要活动之一。一些档案显示，奉省商会的事务中，最多的是裁判大大小小案件。诸如世德庆李宝光诉学徒张国成推车轧死小犬等案件。较多的是告借款不还，如义盛合诉洪发祥等欠账逃逸保不负责，永兴魁呈大岛洋行取款潜逃狡猾不认之类，商会都要仔细调查，秉公处理。商事公断处经常遇到华商之间的纠案，以日本、俄国居多。日俄战后，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成为两国金融实力侵入的主力，其所发行的俄币、日币充斥东三省，“夺我经济特权，蹙我民间生计……我则财力□疲，坐受束缚，币制既患糅杂，汇兑复不灵通。于彼有财权，而我无财权……”(22)金融权被侵直接影响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此，1910年，商会颁布“禁止日商在内地开设行栈办法”，规定，除附属地、开放商埠、沿铁路线外，日商不准深入内地开店。此外，商会还争取政府支持。政府亦“应即选派若干员，迅速赴各属，会同地方官妥为查禁，期于一律净绝。倘有地方官遵办不力，或始勤终怠，任令其去而复返。一经查出，准由该司据是呈明，听候严处”，“即日领亦无干涉之理由”。(23)民国初年，颁布“禁止大宗银元出境”令，主要针对日本，目的在于“以杜漏卮而维国法”，规定“银元出境者每人至多不得过二百，铜元不得过三千枚”，有特殊情况可协商，但要由奉天商会发给执照。(24)另外还有与俄国的交涉。1913年有一个关于俄国“百里免税”的事件。根据商会的调查，由政府出文规定“如果俄人自用之物，可以免税；若系出售之物，即统征税”。(25)同时要商会负责调查俄境商情税务等。但商会也不是一味偏袒华商，若华商侵犯外商利益也同样维护外商。如华商利号欠英商亚细亚公司款项小洋3120元，是由商会负责审理，并发出传单，要求华商归还。(26)

商业秩序建立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诚信体系可以视为商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诚信是经商之本，也是维护商业秩序的手段之一，鉴于此，奉省商会积极宣传商业诚信的重要性。1915年铁岭商会决议设立保信所，所有买卖均须由保信所存储，(27)其他各地纷纷表示赞同。受此影响，《盛京时报》就奉省商会维持商务信用进行连续报道。(28)在宣传商业诚信的同时，奉省商会认识到，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对商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养成一般工商界必要之知识”，(29)奉天商务总会创办工商夜校，“学生由商董选送，以一年为期。讲授商业道德、商业经济、商业簿记、商业地理、商法、商情”(30)等。1910年春，安东县在商会赞助下，成立安东商立商业学堂。(31)营口商业学堂成立后，投考者极为踊跃。(32)其他如夜校、半日学校、礼拜学校等补习学校，或是讲习、讲演以及有关商工经济的书报杂志(33)等纷纷创办。如营口商务总会于1908年创办商报。奉天商务总会创办《劝业报》、《商工日报》、《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等。这对向商人阶层传播商业观念、普及商业知识以及提高整个商业队伍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为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社会发展缺少安定的环境，再加上长期缺乏有效的城市管理以及奉天地区不时发生水患、瘟疫等自然灾害，至民初，奉天省城市社会文化环境极为糟糕，尤其表现在城市公共事务的败落，已成为制约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与内地一样，奉天各地城市公共事务建设面临着经费支绌，许多应办事项难以按计划实施等严峻问题。因此，兴办城市公共事务这一责任落在商会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政府把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了商会身上，由商会来处理本应是政府解决的市政建设、兴办学校、实施救济等功能。如沈阳商会内设有桥梁会，专门负责建造维护桥梁。由大商户轮流主持，一年一换。商会成立后，消防灭火任务交给了商会。在防火方面，建立“报警制”和“义务救火制”，各商户都有“防火牌”。如有火警由大商号出水车，小商户出人，拿着灭火工具，带着“防火牌”，立即奔赴火场，交出“火牌”表示到场。不到者罚款。安东商会在应办公益中也明列“设立水会，辅助消防队扑救火灾，以保商民。”(34)《辽阳县志》中记载“会内备有消防水龙各器，遇有火警鸣锣为号，齐集救应。”(35)

在卫生方面。各商号门前设有卫生箱和水箱。为确保门前大街卫生，一日泼水三次，进行清扫，否则罚款。(36)警察的一部分工作也由商会承担，比如发枪械，要商会通过。“昌图分会牌为筹设商团以资保卫设法购置军械。”(37)

再有一些公益举动，如修桥补路、修河堤等都由商会承担。如1910年公主岭商务会“因近来该地街路异常损坏，于商务上大受影响，遂召集该会议员决议建修马路”。(38)因该地商会积极为筹款修路而奔波，最终通过承办南满铁路装卸事宜，获得了修路经费，修路计划得以实施。铁岭商会亦因城中道路需要修理，专门开会，劝各商家担任三年经费，经会议议定住户均须交纳路捐，分成三等，此一结果在商务会议上经全体会员赞成通过。此外，如本溪、青冈、金家屯等商会纷纷筹款修路。

筹措资金，实施救济功能也是商会的一大举措。一种是对省内的。1923年奉天境内发生水灾，此次受灾面积和人数甚巨，奉天商务总会有鉴于此，特拟定赈灾简章十条，成立赈灾公所，所内人员均为义务办公，并推举调查员赴受灾县调查受灾情况，还在会仙大舞台连续举办多天筹款表演，共筹集款项五万多元，呈交省公署，分发到受灾各县。一种是对外省的。1922年夏，山东沿河一带，阴雨连绵，黄河泛滥，流离失所者达25万人。鉴于此，安东总商会于9月2日和10月2日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救济办法，并以商会名义函请道尹向各县分头劝募，最终将款项汇往灾区，救济同胞。1927年直鲁地区又因兵、旱、虫三灾交相肆虐，灾民辗转而赴东三省者络绎不绝。商会积极救济。如盖平县商会与宣讲堂商议，成立难民救济所，“招安棲止，并惠及路资，疾病者兼与医药周济”。(39)营口总商会特召开会议讨论，提倡捐款救济，由商会和三江帮合办筹款。大连华商公议会及小岗子公议会同泰东辽东两报社挨户劝募。通化县商会会长战宝山与县长李东垣及士绅等组织难民旅馆，每日施舍粥饭，遇疾病者则为之请医调治。(40)除此之外，一些商会还筹集资金充作流民旅费，在途中为流民提供饮食。

商会对城市公共事业的支持还表现在捐资办学上。在兴办教育之初，奉天各府厅州县均拨官款以为提倡。但“学款无多，扩充各项学堂筹措甚艰”，面对筹办学堂或维持学堂日常运转中出现的资金紧缺问题，商会首先行动起来积极捐资办学，起到了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如昂溪商务会会长张秀峰以热心教育著称，经劝导各商户筹出款项若干，创设女子国民学校。安东总商会由会款项下暂拨现小洋四百元，作为安东县第二学校附设的幼稚园经费。(41)凤凰城商务会在“商务会七圣祠庙侧创办初级小学校一处，每年补助经费二百元。”(42)商会对教育的积极投入，对发展近代奉天地区教育起到了助推作用。

四、增强内力：发展实业，抵制外来经济侵略

 

商会作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成为众望所归最适宜承担促进实业发展的组织机构。具体到奉省商会来说，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心理。尤其日俄战后，东北属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列强的政治经济势力稳固，虽然“奉省为我国最富庶之区”，然“农工商业，因政治上之关系，未能渐开展，一切利权听其外溢，故凡各种企业之宏大者，外人莫不捷足先登”。(43)为维护国家与自身利益，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商会通过劝导、协助、促销、请减免税等途径，推动奉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与其他内地商会一样，奉省商会在发展地方实业方面首先是及时向商人传达工商部的指示，劝导商家兴办实业。“一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商会及时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劝导商人兴办容易开展、无需高技术且面临广大市场需求的面粉、纺织等轻工业。即便在制造业领域，商会也积极寻求时机，为商家谋利益。“一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军队严重依赖外国军火，武器短缺。基于此，商会劝导当地商人积极尝试涉足这一领域，“以欧陆战争延及东亚，我奉军士需用利器全资外洋，现已无从购入。若以东三省每年统计，购买军械之资为数孔巨，如能以此款仿照上海、汉阳各制造局，在东三省筹设一大工厂，非为可挽利权，且求甚便”。(44)

协助商家创办实业也是商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如沈阳县商会协助商家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运营组织——公司。截至1928年，全境共计有公司13家，既包括经营传统行业的猪毛、食品公司，也有经营新兴商品的公司。但奉省商办工业数量不是很多，而且资本很少。其投资兴办的实业主要是矿业、制粉业等小规模工业。但这些小业主也纷纷加入商会以求保护支持。为此，商会或为商家筹措一部分资金，或提供某种其他帮助。如1913年在奉天商务总会提倡、各商号投资下，开设了奉天商业银行，共收商股小洋10万元，并无官股，(45)是第一个为商人开设的银行。此外，经奉天商务总会董事会议决定，还聘请了一些在商工各业方面有专门学识者“专事研究振兴改良工艺”。(46)为扩大商人眼界，奉天商务总会于1910年组织赴日本考察政学农工商界观光团，“参观纺丝织布所、制绒所、麦酒公司及一切制造所、华商会馆”等。(47)这大大开阔了奉天各地商人眼界。

商品销售是商家最为关注的一项。由于各种原因，奉省商业发展处于盲目状态。大多数工商业者对何地行销何物、市场行情一无所知，“至于世界的经济情形，各国的贸易状况，一概不知。只知道低来高去，水涨船高，没有先见的眼光”。(48)因此，时常出现货物滞销，导致赔本。鉴于此，奉天商务总会及其分会对主要工厂生产、销售及工人情况进行调查，并将破产商号注销，各同业公会商号资本一一进行统计。另将主要产品如茶叶、蚕丝等产品销路情况以及外国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价格等介绍给工商业者，使之心中有数。

奉天商务总会还意识到商品陈列所对推广商品、扩大宣传的重要性，并“亦应仿办”。(49)1906年奉天商务总局撰写介绍织布、制造火柴、制肥皂、造玻璃的方法等白话论说发行全国，劝令商家依法制造。翌年12月在省城大西关设商品陈列所，陈列工艺展品，借以推广销路，当时每日参观者达数百人之多。(50)1921年3月和5月奉天商务总会还针对化妆品和糖厂两个行业开会讨论，积极研究方法开拓国货市场。但又恐日久生疏，“特又通饬各县商会对于国货行销办法一律促进，勿稍懈怠”。(51)1922年8月西安商务会“召集各商户讨论维持国货进行办法”。(52)

商会对商人的经济诉求积极维护。如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间，奉天地区发生商会史上最为激烈的抗捐税斗争。1928年奉省警察厅“以增加警响，扩充警额、维持地方自安”(53)为由增加警捐，这使商人的经济负担剧增23倍之多。为反对增加警捐，奉天商务总会组织并领导奉天工商业进行罢市，“宁肯牺牲事业，采取罢市手段，以在所不惜”。(54)矛头直指当时省长翟文选，“使奉天当局极为震惊”。(55)省长翟文选“唯恐惹大风潮，危及省城治安，提出按法价减半征收”，(56)但没有成功。最后，在张学良的指示下，取消决议，改由商会征收，警察厅不得干涉。

总之，商会参与实业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民族工商业的竞争与革新能力，到1930年，仅沈阳就有纺织、印刷、印染、食品、榨油、窑业、木材等工厂574户，总投资额915万余元。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实业在抵制日俄经济政治侵略，挽回利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商会之设，本肩有“指导商业”之责。奉天商务总会亦“以谋商工业之发达，并辅助地方行政长官推行商工政策为宗旨”。(57)并规定该会的会务为，一筹议商工业改良事项；二团结商工资力以谋市场之巩固；三奖诱对外贸易以期内国企业之发展；四编撰商工杂志月刊以启迪商工业者之��识；五关于商工业发展等等。(58)很显然，奉天商人急切期待商会有效地发挥商情、开发商智和振兴工商的重要职能。可是，早期商会并没有把这一问题置于重要地位，加之商会领袖人物自身缺乏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工商管理知识，多少受传统观念所囿，“指导商业”也难尽其责。有时还出现商民状告商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同乡会馆、各行会等仍发挥着联络同乡，发展商业的职能。但在实践中，自商会在奉省组建后，便承担了商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既是商人利益阶层的代表，也是政府利益的代表与执行者，成为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半个“衙门”。(59)

 

注释：

①对奉天商会的研究，仅见孙宇红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奉天商会》，吉林大学，1995年；李云涛，张岩峰等的《解放前的沈阳商会》，《兰台世界》2004年第11期和单美丽的硕士论文《近代东北商会研究(1906—1931)》，辽宁大学，2009年。

②《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7期；另见《商务官报》1906年第4期。

③(日)安盛松之助著，方保汉译：《日俄战后之满洲商业》，《新亚细亚》1931年第3卷第2期。

④《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7期；另见《商务官报》1906年第4期。

⑤《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7期；另见《商务官报》1906年第4期。关于奉天商务总会成立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歧异。有的认为是1904年，有的认为是1906年，笔者以为应该是1906年，商部颁布一个章程即《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提到“臣部据盛京将军赵尔巽咨称奉天自开办商务总局以来，首以设立商务总会为宗旨，尝向众商推诚布公，设法开导，拟为省城设立商务总会一所”。另据《东三省政略》记载，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商务总会。所以正式的商务总会应是1906年设立。

⑥王树枬等：《奉天通志》卷三，实业三(商业)，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34年铅印本，第2585页。

⑦1912年增至49个，1917年66个(3个总会)，1919年74个，同年吉林36个，黑龙江27个。

⑧《论经营满洲》，《外交报》1904年第4卷第23期。

⑨《日俄将来之商务》，《奉天劝业报》1910年第4期。

⑩《文牍：公函：致奉天总商会、大连公议会函：请筹办旅顺大连等处商会由》，《劝业丛报》1920年第1卷第1期。

(11)《江南商务报》第28期，转引自孙宇红：《民国时期奉天商会》，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

(12)《文牍：公函：致奉天总商会、大連公议会函：请筹办旅顺大连等处商会由》，《劝业丛报》1920年第1卷第1期。

(13)(清)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5《奏议》，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267页。

(14)(清)徐世昌：《东三省政略》(上)，《交涉·商埠交涉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15)《营口商界之悲观》，《银行月刊》1928年第8卷第4期。

(16)《金涨影响辽省商家大破产》，《商业月报》1930年第10卷第2期。

(17)《奉天总商会附设金融维持会组织概要》，《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4年第2期。

(18)《对于改币呼签》，《盛京时报》1915年1月14日，第6版。

(19)《奉天警察厅商会平抑金融粮价》，《银行月刊》1928年第8卷第2期。

(20)《商会召集金融大会》，《银行月刊》1926年第6卷第9期。

(21)《全省商务统计表之告竣》，《盛京时报》1907年10月28日，第5版。

(22)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0－891页。

(23)《奉天市商会》，辽宁省档案馆，第7052卷。

(24)《奉天市商会》，辽宁省档案馆，第1797卷。

(25)《奉天市商会》，辽宁省档案馆，第1774卷。

(26)《奉天市商会》，辽宁省档案馆，第381卷。

(27)《保信所行将成立》，《盛京时报》1915年2月26日，第6版。

(28)《商会维持商务信用》，1915年3月4日，第6版；《商务会维持商务信用续志》，1915年3月12日，第6版。

(29)《商会通告设夜校》，《盛京时报》1924年8月17日，第4版。

(30)《奉天总商会附设商工夜校简章(附表)》，《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4年创刊号。

(31)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9)，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32)《投考营口商学之踊跃》，《盛京时报》1915年2月19日，第6版。

(33)绍伸：《商工界应注意的几样事》，《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4年第3期。

(34)关定保，于云峰：《安东县志》，1931年铅印本，第26页。

(35)裴焕星，白永贞：《辽阳县志》，1927年铅印本，第10页。

(36)孙芳圃：《旧社会义县的商务会》，政协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义县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第74页。

(37)《奉天市商会》，辽宁省档案馆，第2504卷。

(38)《商会总理拟筑马路计划》，《盛京时报》1910年5月17日，第5版。

(39)民国《盖平县志》(卷十五)《慈善志》，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40)民国《通化县志》(卷二)《公益志》，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页、465页。

(41)《商会补助幼稚园》，《盛京时报》1928年4月5日，第4版。

(42)《商会创办小学校》，《盛京时报》1923年9月8日，第4版。

(43)《日人在东北营业状况》，《时事月报》1930年第2卷第2期。

(44)《奉天商会筹设制造厂》，《盛京时报》1914年10月9日，第7版。

(45)中国银行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19年，第3—4页。

(46)呈文：《呈省长为请商工人才由》，《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5年第5期。

(47)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6页。

(48)绍伸：《商工界应注意的几样事》，《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4年第3期。

(49)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50)(清)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1)，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643页。

(51)《总商会催销国货》，《盛京时报》1925年9月11日，第4版。

(52)《商务会提倡国货》，《盛京时报》1922年8月29日，第4版。

(53)《张榕与奉天联合急进会》，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9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2年，第62页。

(54)《盛京时报》1928年12月4日。

(55)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第173页。

(56)《大北新报》1928年12月2日。

(57)《奉天省城总商会章程》，《盛京时报》1923年2月10日，第4版。

(58)《奉天省城总商会章程续二》，《盛京时报》1923年2月13日，第4版。

(59)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81年，第169页。

 

作者简介：

佟银霞，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在读博士后，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刘会军，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商人与东北地方社会研究”(2014B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