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

——以恒源纱厂《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为核心的分析

司文晶、宣朝庆

《社会学研究》2019 年 3 期

摘要:宿舍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造。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40年代恒源纱厂女工宿舍的研究发现，国家、工厂和女工为应对各自的危局与困境，基于各自的结构势态分别对宿舍进行文化范畴的重新定义，结果却促成了工人宿舍共同体的产生。本研究探求女工宿舍共同体的生产，目的是发现工人以正式制度为基础营造有利于自身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基本逻辑，进而理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再造现象，为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工作提供新的视野。

关键词:宿舍；共同体；文化营造；恒源纱厂；女工

一、引言

工人居住问题是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遭遇的紧迫问题。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对贫民居住问题的讨论可追溯至17世纪英国《旧济贫法》中《居住法》的相关规定（高潮、徐滨，2011），工业革命后的讨论则进一步聚焦于工人群体居住状况及其与工作的关系问题（派克,1983：29-30；恩格斯，1956：58-115）。宿舍作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学界认为，宿舍在为工人提供栖居之所的同时，也成为国家、资本争相发挥作用的场域。在后发型现代化社会中，国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制度模仿和创新方面积极而活跃。20世纪20、30年代，民国政府将宿舍建设作为削弱工人运动的手段，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措施，倡导劳工宿舍和劳工新村建设。当工厂成为国家开展文明教化的试验场时，宿舍也成为协同国家将劳工培育成为现代公民的重要场所（杨可，2016）。也有一些学者观察资本对宿舍的控制。企业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强化对宿舍的生产控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其结果是引发“宿舍劳动体制”，使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再生产高度重合，迫使劳工服从于资本剥削，宿舍由此成为压制—抗争的冲突空间（任焰、潘毅，2006；魏万青，2011；Ngai，2007; Smith，2003）。

无论是从国家逻辑还是从资本逻辑观察工人宿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近代以来，国家从秩序控制入手，对包括工人宿舍在内的各种空间形式进行改造，以提升政权合法性和实现现代化目标；资本则从利润增殖出发，重视对工人宿舍的控制，自然也引发了工人群体利用宿舍进行抗争。上述研究已经显示，国家、资本和工人群体在工人宿舍的建设、运营、管理、使用过程中，都可能根据自身需求和知识图示援引不同的规则与资源，对宿舍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宿舍也由此变成具有多种属性的空间。因此，工人宿舍作为一种工业化设施，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场域中不断接受各种主体的价值附加，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创造物。这一过程或可简称为文化营造。“文化”在此具有“工具箱”（Swidler,1986）的意涵，它是意义的符号集合，既包括信念、仪式、规范、制度等正式文化形成，也包括语言、故事和日常生活惯例等非正式文化形式。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对这些工具进行多种组合，形成“行动策略”（Swidler,1986）。“营造”是对各种文化工具的组合活动，包括设计、经营、建设等行为，目的是要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更是要满足社会秩序建构的需要。就工人宿舍而言，已有研究说明，国家、资本和工人群体等主体在营造活动中援引各种文化工具，使宿舍空间迎合各自的需求，但秩序达成似乎并非那么容易，工人的生活、企业的目的也没有更好地改观。那么这些主体有没有可能达成某些共识，使宿舍空间呈现新的形态，能在满足各方需要的同时形成一种秩序呢？

民国时期天津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源纱厂”）的女工宿舍较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本文是对其女工宿舍的研究，核心材料是《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下文简称《管理处记事》），由当时负责女工宿舍的舍监撰写，也有人事科对一些情况的批复。记事时断时续，跨越自1936年到1946年的十年时间。该档案存放于天津市档案馆，共分四卷。从中能看到宿舍里女工例行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进厂、上下班、吃饭、娱乐、购物等，还可发现宿舍中的情感投入、团体生活以及正在孕育中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核心材料之外，本文也使用了与该厂相关的简史、会议录、人事科日志等档案资料以及来自民国期刊、社会调查、回忆录的辅助材料，以便把女工宿舍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呈现国家、资本（工厂）和工人群体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宿舍进行的种种文化营造活动。

从相关资料来看，在女工宿舍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存在不同地区、工种、车间的女工们的互动，那些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基层管理者（舍监、科员、科长等）、附属人员（工匠、医生、岗警等）以及经理、厂长、董事等高层管理人员，也都沿循各自的角色或职位要求与女工互动。那些接近女工群体的基层管理层人员角色丛比较复杂，比如看厕工可能同时担任女仆和搜检工的角色，舍监偶尔兼职教授女工课程。在女工与女工之间，女工与基层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以宿舍为核心空间、以业缘中的友情为主要纽带的宿舍共同体。

共同体是对情感取向的互助型、和睦型社会关系的构建、想象和体验，它试图通过社团和社区重建，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给予人们安全感与确定性。作为关系意义上的情感共同体，宿舍共同体通过共情与互助，模仿、移植、再造传统家族化的亲缘、地缘纽带关系，构建业缘基础上的友情关系，充实“家庭化”的宿舍集体居住关系。作为组织意义上的社团共同体，它强调工厂中由各个行动主体参与和实践的社团和集体活动，参与这些组织化活动对女工日常生活体验、现代生活观念形成、知识图示和技能形成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由此言之，宿舍共同体的生成机制至少包括共同生活、守望相助造就的情感生成机制和以社团和集体活动为依托的组织生成机制。如果再进一步将宿舍共同体置于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的大进程中来看，宿舍共同体生产实则具有“结构二重性”（吉登斯，1998：89-93），通过角色互动和文化营造而处于不断结构和再结构化过程中。结构的持续性往往表现为文化、制度的延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结构，它们也将在再结构化中被重新构建或定义。换言之，作为一个文化创造物，工人宿舍和宿舍共同体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渗透着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暗含着“过去”的制度痕迹和心理结构（应星，2017）。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诞生，既有时代局势的助推，又受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驱动。这是宿舍共同体生成的结构机制。

二、宿舍共同体：“家庭化”管理与和睦关系的构建

（一）女工宿舍的扩大

天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国第二个棉纺织工业大城市，建立了机器针织业、提花业、帆布业、线毯业、织带业、毛巾业等12个专项织造门类，至1928年纺织厂家达1407家，总资本2687.05万元，居天津各行业首位［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5］。其中，恒源纱厂建于1919年，资本额400万元，发起人为曹锐（又名曹建亭）、边守靖、张瑞廷、宋文轩等，是当时天津六大纱厂之一。1926年之前，纱厂经营颇有盈余。1927年后，受政局、金融、棉贵纱贱等因素的影响，恒源纱厂亏损巨大。为遏制亏损，它以纱厂地基、厂房、厂内仓库和一切房屋等作为担保品，获得了包括金城银行在内的八大银行的借款。到20世纪30年代初，又因洋商进口纱布倾销、自身管理不善等问题，恒源纱厂营业状况一直不佳，一再延缓债务偿还，中国、金城、盐业、中南等银行因长期收不回欠款，不得不在1935年委托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组建的诚孚信托公司代管（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2010:385-440）。1936年初，恒源纱厂重新招工开业。1942年底，因纱价增长，盈利增加，工厂所欠旧债本息一并清偿。但因缺乏流动资金，恒源纱厂再度向银行团借款并由诚孚公司管理。1943年续订契约期满后，继续由诚孚信托公司代管，在此期间受日本统制政策影响，营业环境不佳。至1946年2月，工厂以历年的经营余利偿清各项债券，收回自己经营。

关于纱厂女工的《管理处日记》基本发生在诚孚信托公司代管期间（1936-1946年）。原本天津各纱厂风气未开，雇佣纺织女工较少，所以1935年以前恒源纱厂女工宿舍不多。1936年初，该厂债权管理会派曾伯康为副经理兼厂长，卢统之为副经理兼事务所长，代为管理恒源各项事务（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2010:385-440）。在边守靖、曾伯康等人的领导下，恒源纱厂取消“把头”包工制，招募女工取代男工。为此专门从上海招来大批熟手女工，并在天津附近的宝坻、杨柳青和保定招揽部分十三四岁的女孩作为养成工，也就是生手女工（刘续亨、宣益淐，1997）。当时，恒源纱厂工人2000余人，1936年4月女工人数增加到1200多人，至1937年1月达到1600多人（佚名，1936a，1936b）。除清花部是男工外，粗纱、摇纱、打包等全由女工负责（佚名，1937）。为适应工人结构变化，该厂将宿舍全部改为员工宿舍，家属不再纳入工厂宿舍供给范围。劳工宿舍的符号意义由此而被诸多主体重新定义，呈现出不断调整和意义附加的过程。

经过一系列整顿，恒源纱厂1937年业务见好，当年盈利87万元。此后几年连年获利，偿清各种负债，还有所盈余（刘续亨、宣益淐，1997）。这种成绩的取得，与招揽女工并对女工宿舍实行“家庭化管理”、促成宿舍共同体的成长有着重要关系。

（二）家庭化管理

改组后的恒源纱厂为吸引女工入厂，以“家庭化”管理为目标，修缮宿舍、饭厅、医院等设施。宿舍宽敞明亮，每间可住女工12人，配备上下两层的铁床，被褥、工作服由厂方供给，宿舍装有暖气；为保护女工安全，还配有岗警，女工外出时需要换取牌子（郭凤崎主编，1999b：391-395）。宿舍设有管理宿舍的舍监，舍监多为师范学生，文化素养较高，态度平和。从《管理处记事》上看，宿舍另外还设置了一些辅助勤杂人员，包括女仆、老妈、勤杂工、洗衣工、搜检工、看厕工以及各种工匠，所负责的事项包括清洗和修补被褥、门帘、窗帘，打扫公共卫生，对女工私藏饭食、纱布等进行搜检，维修宿舍区域路面、管道以及其他生活设施，种植和修剪各种花草植被，等等。

宿舍分配从最初的上级指派转向了按“关系”配置。本来工厂是基于生产管理的需要来安排女工宿舍的楼层和房间，但女工们经常会以同乡、亲戚、朋友为名串铺，私自调换宿舍。由于这种情况屡禁不止，宿舍管理者在查明原因后改变初衷，以宿舍为单位按关系进行居住分配，满足女工们的情感需求，同宿舍居住者可以是同乡，也可以是亲戚，或两者兼而有之（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105）。时至今日，劳工宿舍中依然涌动着血缘、地缘等情感共同体纽带的力量，其中折射出来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值得企业管理者深思。20世纪30年代，女工以宿舍空间为聚集地而建构起来的宿舍共同体中交织的血缘、亲缘关系已不像先前她们的农村家族里那样完整并富有约束力，而是加入了个体的友情关系，血缘、地缘等关系通��为友情关系的建立充当媒介。在上海的纺织厂中，女工会学习男工的做法，相互之间按年龄大小结拜为干姐妹，在午间轮流看车和吃饭，疲乏时相互照应，平时结伴上下班以保证安全，休假时一起逛街、听戏，合作照顾儿童、做饭、做家务，遭逢大事时提供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Honig，1985）。家庭化的宿舍管理为离家进厂的女工提供了暂时的安全港湾，以暂避陌生而充满风险的城市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利用个体所拥有的亲缘、地缘和友谊纽带充实宿舍空间，构筑起宿舍共同体，为自身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以临时替代家庭的保障功能较好地应对了现代都市和工厂的种种风险。

家庭化宿舍管理为女工宿舍创造出了相对融洽和谐的纵向关系。遇有生病的女工不能去餐厅吃饭时，舍监会让其他女工帮她带饭，并去慰问病情，有时还负责给女工授课。负责搜检女工的卢妈、黄妈执勤很是严格，严查偷馒头、偷线、偷纱等越轨行为，不少女工为此受到纪律惩戒，但由于她们在承担搜检任务的同时还兼职打扫卫生、缝补门帘等其他勤杂事务，所以她们与女工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面对女工们争斗、打闹或违反纪律的行为，舍监或进行调解，或予以罚款，甚或将其外出牌子挂起不准其出厂。身份的多重性让她们在面对女工时需要拿捏管理与服务的分寸，相互间的地位差距或界限并不鲜明。女工们对制度、规约也往往会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从《管理处记事》上看，纱厂每日早晚各有两次振铃，晚上二次振铃后要求回宿舍休息，不准再喧哗或到院中玩耍。但实际生活中，不少女工在振铃休息后仍溜到院中纳凉、聊天或玩耍。特别是夏天的晚上，天气闷热，情况更是如此。女工宿舍附近所种的葡萄、石榴、海棠在结果或盛开时，也常被女工们违反规定摘去（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51-126）。

那些体现劳资关系紧张的集体抗争行动在恒源纱厂似乎并不明显。管理者对女工的不满情绪保持关注，并力争妥善解决。比如，女工对经常吃窝头表示不满，在车间联合实行关车罢工，经过交涉，工厂给每位女工补发馒头，并提供了包子，这让女工的情绪十分欢悦，她们在条件满足后就即刻开车。每到中秋佳节，工厂都会照例给每个工人发两块月饼，违背常例不发月饼时也会遭到女工的抗议。一般来说，她们的日常餐饮比较丰富，主食分地域供给，北方以馒头和面食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节假日时会有所增加；对端午节仍留在工厂中的女工，午餐提供白米饭、白面馒头、猪肉烩冬瓜。日常饮食也时常变换样式，有面汤、窝头、馒头、包子、地瓜、烙饼等。为改善女工的伙食，饭厅偶尔也组织女工一起包饺子，人数甚至多达300余人。

恒源纱厂女工宿舍整体上展现出的温情关系显然有别于简单的文明教化或权力规训空间，呈现为多元权力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合作样态。这些在宿舍共同体中并存的众多行动主体，既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女工，更有诸如科长、教师、舍监、搜检工、看厕工等基层管理者。在家庭化管理的要求下，他们也在宿舍空间中做出情感投入，并通过组织化活动与女工构建起频繁的日常交往。对比《管理处记事》和《人事科日志》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前者在记录中所呈现的温情面相广泛弥散于女工与女工之间、女工与舍监及其他辅助人员之间，同时还体现在宿舍管理者提醒女工注意天气所使用的词汇中，对女工生病、请假、玩乐的点滴记事中，以及对勤杂工拆洗被褥、修补帘子和管匠、花匠、后勤工维修水管、地面、锅炉的描述中。如“新到上海工五名……虽熄灯，她们要求洗澡，念其远路风霜，允之……但睡至一点多，有三名将席被铺在廊下睡，经唤醒告诉她们睡洋灰地容易得病，使到房内去睡”（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118）；中秋节“养成工多有未返者，有的余一二女工，胆小不敢宿，故暂将彼等聚在一房间内睡以免害怕”（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131）；女工打架时“张秀英大声啼哭……叫到办公室，经劝解后送回卧室”（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88）；“今日女工之来信较每日为多，因方言之不同读信时颇感困难，替女工写回信亦颇别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212）；“早五点三刻查宿舍时，凡室中日夜班未上工者，皆将姓名工号记下，送交人事科；无大毛病者，劝其上工；确实有病不能上工者，令其至车间请假；或因特别原因不能工作者，得由舍监调查属实，准假，通知人事科再转车间”（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216）；“吴银囡住院，厂中饭吃不下，□□金妹在河边公馆做一碗面汤，送往医院”（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51）；“304王舍英病车间，准回舍休息，中午饭也没吃，我（注：舍监文铮）到房中看她病状如何，不要紧，睡一天觉就好，令□□盛一碗稀饭送到房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60）。从宿舍日常生活和集体活动的点滴记录中，不难发现宿舍所体现出的复杂关系以及工厂权力结构，其中情感投入与和睦关系似乎构成了宿舍生活的主线。

不可否认，女工宿舍也会发生矛盾冲突与越轨行为，如个体间的打架斗殴、吸烟偷窃，上海女工和来自保定、天津等不同地域的女工之间会围绕饭食、工资发生冲突，女工也会对管理者不满，但这些冲突通常强度不大，会以训诫、罚款而告终。恒源纱厂的日常管理措施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午间或晚间对养成工及熟工的训话，吃饭、睡觉、进工、退工的时间安排，以及对偷窃、打架、摸纸牌、聚赌等越轨行为的各种罚则等。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管理措施，但是《管理处记事》中很少出现严厉的惩戒或斥责话语，女工的出勤记录仅有“住厂工”“查到工”两项。与之相反，《人事科日志》则把女工的出勤作为记录焦点，条目细化，分为“本厂女工统计”“退工女工统计”“实到女工统计”三项，在“本厂女工统计”项下，又分为“住厂”“通行”“退工”统计；在“退工女工统计”项下，依据不同工种（如粗纱、细纱、成包、摇纱等）和生手、熟手又分为多项；在“实到女工统计”项下，对住厂、通行、实到、住院、请假、休工等分别进行详细统计；在记录内容上，以进工、退工、逃工、生病、请假等具体管理事件为主要内容，“滋事”“禁止”“训导”等严厉的管理话语不断出现，反映出生产管理者与宿舍管理者之间的记录存在明显差异。

应该从档案本身所体现的知识权力来分析这两种档案的差异。对材料本身的文本分析是底层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记录中解读叙事背后的故事和逻辑至关重要。查克拉巴提（2005：12-78）认为，需要研究文献“不言的”部分，且需要从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两方面入手对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是要注重后者的作用。他在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研究进行讨论时，将工厂规章和立法的文件，如登记注册、罚款簿、考勤表等视为督导者或工头在资本控制下的权威和权力的体现，这些文件产生了关于劳工阶级的知识，也意味着一种特别的权力文化的生产。随后，他在对印度和孟买劳工规章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政府和工厂对劳工文件生产的态度。同样的，恒源纱厂的《管理处记事》和《人事科日志》在本质上都是工厂管理权力的体现，前者更多地展现出工厂宿舍管理者在宿舍家庭化管理方面的人性化实践，后者则表现出人事科职员在工厂生产管理中的强势地位，反映了文本知识生产中权力的不对称性。

（三）女工的社团活动

女工各种社团和社交活动，如俱乐部、国剧社、消费合作社、歌舞团、补习学校等在以宿舍为中心的饭厅、医务室、运动场等功能性区域展开，有助于宿舍共同体的发展。

俱乐部在重构女工工余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天津市要求企业加强劳工俱乐部建设，以丰富工人业余生活，摒除不良习气的影响，维护工人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郭凤崎主编，1999a：38-39）。在天津沦陷期间，日本控制下的各重要工厂一切群众活动都被禁止（佚名，2006:188），恒源纱厂的俱乐部则办得非常好。它每日提供四份报纸供女工阅读，有风琴等乐器供女工练习，还举办戏剧活动，并提供各种戏服、道具。从《管理处记事》的记录中发现，女工对俱乐部活动的参与很是积极。俱乐部以戏剧活动为主，有时半个月就会举办一次。女工自己成立了国剧社，备有刀枪鞭等道具，感兴趣的女工只要缴纳少许会费就能成为会员。在一次中秋节前，女工排演《奇双会》，管理人员敦促各位演员要经常到俱乐部去练习。在另外一次演出中，女工先是提前用一周时间进行数次彩排，还自费花十几元钱购买了胭脂粉，又从修机间请来小工收拾台上道具，请朋友印发传单，连家属也参与到准备活动中。这次演出声势浩大，连续演了《打金枝》《麻姑上寿》《四郎探母》等剧目，主演、配角、龙套齐备，全体演员都非常认真，人事处的柴科长也应邀到场观看。在不久之后的端午节，又举办了一次戏剧表演，事后照片张贴在管理处供女工浏览。有时演剧活动会持续一天，剧目多达五六个。除了上述剧目外，其他常演剧目有《打渔杀家》《红鬃烈马》《连营寨》等。为照顾夜班工人，工厂还会安排其他场次的演出以满足工人需要。有时经理或其他管理者也会客串角色，一起登台表演，剧社成员还曾受邀和工厂经理一起到戏院观戏，体现出工厂的上下垂直连通性在提高，这是兴趣社团发展的重要成果（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51-53、61、76、90，1936b：124-130）。此外，工厂所选择的戏剧活动多具有“群演”特征，发挥着团结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工人的作用。相对于足球、篮球、排球等男性技术工人颇为喜爱的运动或者缝纫、编织等女工喜好的活动，戏剧的受众相当广泛。当时的调查显示，在天津塘沽的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厂，听戏和说书是最受工人欢迎的业余活动（林颂河，1930:160/258）。戏剧活动可以给工人提供文明娱乐的机会，保持精神健康和愉悦，有利于增加生产。

戏剧本身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从侧面反映出工人的家国意识。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就发起戏曲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戏曲戒除恶俗，宣扬新文化和新知识，动员革命（李孝悌，2001:163-233）。天津沦陷后，戏曲作为抗战的宣传手段在天津颇为兴盛（郑秀琴，2017）。《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故事表现出同样的叙事结构，即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国，并在多年后回国，委婉表达工人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心系祖国，忍辱负重以报国耻家仇的志愿。

除了俱乐部活动外，女工也会选择性地参与工厂举办的其他活动。例如，工厂在晚间利用饭厅给工人们放映的《阮玲玉》《壮志凌云》《王先生奇侠传》等影片就颇受欢迎（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b：41、51、93），工人还一起在饭厅参与工会组织的消费合作社理事和监事的选举，组队参加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购买消费合作社出售的彩票、物品等（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114-122、193）。工厂所办的补习学校同时面向女工和男工，分为四个年级，按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从晚上七点半开始上课，乙班从八点半开始，学生有百余人，女工所用的文具书籍由合作社从北平购买。由于她们大多来自底层家庭，学习习惯较差，加之工作压力大，“女工上学三分钟热度，每日退学者累累”（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113）。为敦促女工们认真学习，管理处要求“补习学校女工不准无故退学”，并将“每次不到之女工，放学后招至管理处，初则警告再则处罚”（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116、119）。从受教育水平看，高级班学生通常较少，多数集中在初级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111-120；1940b：132-133）。这与时人调查所显示的女工整体的教育水平相符（吴瓯，2010：535）。

社团建设与集体活动有助于提高女工的组织能力。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弱组织化状态，而男性织工、工匠等则能通过行会、公会、公所等共同体组织为自身争取利益，表达集体诉求（裴宜理，2012：34-51）。以俱乐部、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文娱和经济活动的开展，为女工创建新的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了契机。在宿舍俱乐部、歌舞团等社团中，女工不再是组织的边缘性人物，而是引导目光的焦点人物，她们热情投入，化妆、排练，准备道具，广泛宣传动员，不分上下级、性别、班次、工厂内外，可以说整个工厂及工人家属都参与到了戏剧表演等活动中。共同的演出经历有助于在女工与女工之间、女工与其他管理者之间构建紧密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所述，女工在接受家庭化宿舍管理的同时，将企业的“家庭化”宿舍管理纳入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将宿舍定义为共同体。这是由女工作为行动者的地位决定的。企业的行动取向并不能代表女工们的志趣，在同一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结构对他们的影响，并以不同方式被结构所驱使的（休厄尔，2012：202）。在日常生活中，女工们不仅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植入宿舍空间之中，还积极参与新型社团活动，组建趣缘共同体，增强阶级之间的社会交往。这一宿舍共同体作为新的组织，有利于女工们弥补家庭缺失造成的情感危机，并借此应对部分生活困难，营造安全感。因此，家庭化管理提供的种种物质设施、制度设计和公共空间，成了女工营造宿舍共同体的重要资源，被女工按需使用。如果进而把宿舍视为国家、资本复合结构的产物，那么宿舍共同体则是对这种结构的资源性利用。

三、劳工保护与实业救国：宿舍共同体的政治场域

布洛赫认为，事件的真实性往往潜藏于深层历史中，那就是构成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的历史（布洛赫，2018：4-5）。如果把宿舍共同体的产生作为一个事件来理解，确实应该追踪宿舍产生的社会过程，理解形塑宿舍共同体的场域。宿舍的产生是民国时期国家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实行劳工保护政策的结果，宿舍共同体的发展也与企业家的精神追求、企业的生存发展需求紧密相关。

（一）国家实施劳工保护政策

女工宿舍实行拟家庭化的人性化管理，并积极兴办各种女工可以参与的集体社团活动，与国民政府的政策、立场以及民族危机的时局变化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之后，积极倡导为工人提供宿舍福利，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劳工住宅建设运动。从各地的住宅建设政策设计上看，住宅以新村或宿舍形式为主，配备相关辅助设施，如厕所、学校、运动场、食堂、图书馆、浴室等。这些住宅或宿舍不收或只收很少的租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移民的居住难题，满足了劳工的居住需求（宣朝庆、赵芳婷，2011）。天津劳工新村的筹建工作是在1929年才提上日程的。天津社会局希望仿照上海模范劳工新村进行建设，塑造友爱、互助、洁净、勤俭节约的新风尚，建设一个高尚、健全的新社会（郭凤崎主编，1999a：123）。为此，该局在公共浴室、贫民住宅建设上也多选址于工厂附近，浴室完全免费，对贫民住宅仅收取少许费用（郭凤崎主编，1999b：1373）。劳工住宅建设运动在天津各大工厂中推行，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厂都为工人提供工人室、工人村，实行自治管理（林颂河，1930：63-68）。恒源纱厂的宿舍建设规模很大，是天津劳工住宅建设运动的重要成就。

恒源纱厂的宿舍条件比较好。调查显示，恒源纱厂宿舍光线和空气不错，卫生设施配备尚可，与六大纱厂中的裕大、裕元、宝成纱厂水平相仿。后来的《管理处记事》也显示，女工宿舍配套设施较为齐全，有洗衣室、洗面室，供水分冷热水。浴室每星期开放两次，在女工得疥疮期间，浴室分时段开放，生疥女工每周一可以洗澡，普通女工每周三、周六洗澡。工厂要求女仆每周三给澡池消毒。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紧急患病的工人可以到厂内医务室领急救水，病情严重的则转往市内公立医院，舍监也会不时派人探望生病女工。针对霍乱等疫病，厂内医务室会在防疫后给女工发放注射证书，并要求工人按时进行注射。为防治疫病，凡是长时间请假不归或者无故离厂者，被褥都会交由洗衣工清洗，留待新入住的女工使用。宿舍卫生始终被置于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舍监负责宿舍的日常卫生管理，敦促女工经常晾晒被褥，防止臭虫滋生。有记录显示，女工与臭虫之间的战斗经常会持续整个夏天，有的女工用明火消灭臭虫，几乎引发火灾，舍监不得不严令各宿舍在灭虫时不得使用明火，而代之以开水。同时，舍监也会定期派小工分批清扫宿舍。为培养女工的卫生观念和行为，舍监对初入工厂的养成工进行定期的卫生训话，开展宿舍卫生评定，并根据不同等级分赏奖品以资鼓励。对于这些年仅十三四岁且多来自农村或城郊的小女孩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引导。恒源纱厂的宿舍管理被视为模范，经常引来众多的参观者。参观人员既有天津市领导，也有各色社会人员，如日本人、察哈尔省乡村师范学生、通县女子师范学生、工商学院学生、青年会人员等。当时参观活动频繁，最多的一次一天接待六批参观人员。参观活动也使宿舍管理进一步规范化，诸如通风、阳光、床铺叠放等衡量居住环境的重要指标状况不断得到提升（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a：53-118，1936b：37-42，1940b：124）。

劳工住宅建设运动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劳工政策的侧影，它与其他劳工立法一起构成劳工保护政策，以争取工人对国家的认同，获得政权合法性。此前北洋政府劳工立法方面并不积极，引发中国共产党的强烈不满并于1922年8月16日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发布《劳动法大纲》，成为罢工高潮的斗争纲领。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为了竭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工人运动，也为了标榜自己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彭南生，2006），从1928年至1931年先后发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会法》《工厂法》《工厂法实施条例》《团体协约法》《工厂检查法》等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例如，国际劳工大会将工作最低年龄设定为14岁，在北洋政府的《暂行工厂通则》（1923）中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厂主不得雇用之”，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厂法》（1929）第五条第一项则规定“凡未满十四岁之男女，工厂不得雇用为工厂工人”。又如对女工的相关保护，1919年国际劳工立法规定“工商业女工在生产前、产后六星期，不得工作，而薪金须照常发给”，而1929年工厂法规定“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八星期，工资照给”。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再出台《工厂法》的修正版，要求以“劳资协调”为基调，处理劳资关系（衡芳珍，2013）。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世界经济危机滞后影响在中国显现，加上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更使中国市场雪上加霜，经济衰退，企业裁员、倒闭大量出现。因此，全国的劳工运动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从原有的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转为反对裁员和工厂歇业（王奇生，2001）。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劳资两利、劳资和谐观念，呼吁工厂在维持基本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降薪或缩减工时代替裁员，以应对市场环境和国际时局的恶化，尽量减少工人运动。1933年，天津棉纺行业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掀起了持续的工人运动，以抵制工厂的裁员、减薪行为。为化解社会危机，天津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代表进行劝导，经多次协商后，最终达成折衷方案，将薪酬由厂方提出的原工资70%的方案提升为85%。恒源纱厂也卷入到这场工人运动中，经社会局、银行团、纱厂股东、工会等多方的反复商谈，最终在1935年复工。在资方、政府与劳工三方博弈中，政府的出发点是保障劳工最低生存标准，维持社会治安，因此它虽然扮演的是劳资调节者的角色，但在一定程度上和工人达成了隐性结盟关系。恒源纱厂较好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在随后的沦陷期，工厂所遇见的各种危局和压力都未能迫使其停工，职工生活待遇也优于日资的裕丰纱厂。

（二）实业救国

近代以来，振兴工商业、发展民族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再受外强的侵略压迫，是当时有志气有远见的中国人的愿望和抱负（丁守和，1993）。棉纱为民生必需，因此国内纱厂的兴办均多少与实业救国思潮有关（王景杭、张泽生，2004:173）。1933-1935年间的棉纺织业危机促使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会向政府提议，由政府与金融界合作，共同设立“棉业信托公司”，以支持华商工厂和金融发展。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认为，纺织业在我国工业中尚略具规模，历史较久，因受外国摧残和掠夺，几至一蹶不振，应切实改进，藉图复兴（籍孝存、杨固之，1981：122）。所以，在财政部以“财政不丰”为由拒绝设立信托公司后，他和中南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决定联合其他银行，对无力经营、决意出售且无国人承受的企业，缺乏资金和人才的企业以及产棉区想要设厂的企业进行投资（汪宏忠，2000）。

1935年9月金城、中南两行收购和改组诚孚公司，主营受托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由周作民任董事长，迅即接受恒源纱厂作为诚孚公司的受托管理工厂。诚孚公司以“延聘技术专才、改善设备、增加生产，以经营合理化、管理科学化为标的”，竭力挽回民族工业的生存权，“争取保持民族工业之原气”，为此聘请40余名有志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纺织技术专家，整顿厂务，扩充和升级工厂装备，改革人事制度以及工人结构，提高效率，发展生产，使恒源纱厂在1936年下半年出现盈余，1943年即还清历年的债务积欠。

这种成果的取得在当时确属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纺织业时时想进入天津，窥伺已久，未达目的。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纺织企业奄奄一息，日商借帝国主义之势冲入天津，恒源成为六大纱厂中唯一未被日商吞没的工厂。到1939年，日本占有并垄断了天津市场上4/5的纱锭和90%的布匹棉纱（墨农，1945）。恒源纱厂能坚持下来，未被日资吞并实属不易。考察金城、中南设立诚孚信托公司的原因，虽有在棉业萧条、各纱厂长期拖欠债务背景下，基于自身利益挽回债权的动机（龚关，2007；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2010:385-440），但周作民等人在看到日本纱厂蒸蒸日上、华商纱厂一片凋敝的情况下，试图拯救民族工业，希望复兴华商纱厂、为民族工业争得一席之地的初衷也不能忽视（季崇威，1948）。当此之时，恒源纱厂创办者们也出于民族感情，提出宁愿少卖钱也要卖给中国人，而不能卖给外国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5），最终选择让诚孚公司托管。所以，虽然恒源纱厂在雇佣女工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此才在工厂管理上创新企业文化，实施宿舍家庭化管理，尽量减少工人流失，但是深层次上女工宿舍是实业救国理想和民族情感的产物，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对工厂的上上下下均起到了相当的号召作用，产生了利益契合和共同目标。因此，女工宿舍共同体的产生与延续也是与民族国家想象、爱国情怀的支持分不开的，蕴藏着经营者与国家休戚与共、共渡难关的理念。

1937年后，天津沦陷，日寇推行经济垄断政策，计划吞并华北的纺织工业，因而华商所经营的纱厂大多难以维持。在此期间，恒源纱厂上下同心，勉力维持经营，为躲避日本人的频繁盘剥竭尽所能。1942年，日军强令各厂减产，将棉花、多余纱锭和布机化为原料以供军用。恒源纱厂被迫减产，此间女工仅上半工，早晨七点上班，十时下班，在剩下的半天时间里，本埠劳工可以出厂回家，外埠工可以在厂休息或外出购物。由于日寇在天津实行棉花和纱布统制政策，恒源纱厂自1943年至1945年连年亏损。1946年农历一月五日，恒源纱厂再次面临解散，工人代表提议应为工人谋取解散后维持生计的费用，包括解散费、路费、保厂慰劳金等。在论述保厂慰劳金的理由时，他们指出，“每人每年三万元，缘抗战八年津地首先沦陷，同人等于敌伪种种压迫之下，忍辱负重，历经艰辛，以冀保存国家元气，而副厂方殷殷之寄托：（1）当日寇初临天津卫，杀入厂，其势汹汹，同人等舍命周旋，而厂中终少损失；（2）民廿八年，津地大水，洪流所及，庐舍荡然，同人等尽力抢救机器，丝毫无损；（3）民卅三年，日寇强索铁材，同人等冒大不韪，尽力隐瞒敌方，而自迫索纱锭数量中，保留纱锭五千余枚”。对于工人诉求，恒源纱厂表示愿意代诚孚公司垫付，以“博取员工对我之好感”。

在沦陷期间共度时艰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恒源纱厂的管理者卓有贡献，那就是边守靖。边守靖历任恒源纱厂董事、董事长、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大义凛然，拒绝出任伪市长，拒绝与日资合营，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恒源纱厂内的劳资关系始也终没有像其他纱厂等那样矛盾重重。据其子边嘉珏（1989：1-27）回忆，留日经历使其父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教育和实业的重视，为他的实业救国思想打下基础，而日本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则激发了边守靖的民族意识，让他终生不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他不仅推动纱厂的资产重组，支持曾伯康、卢统之担任纱厂要职，进行技术革新，还和纱厂其他同人一起抵挡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使恒源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日商吞并的工厂”（康明,1999：2）。与之相较，天津的久大精盐厂、永利制碱厂、宝成和华新纱厂均为日资低价收购，损毁严重（居之芬主编，1995：994-1018）。抗战后的董事会议上，曾有多名代表提议为边氏塑像，以表彰他在1935-1945年间排除万难保全工厂，竭力维护本厂股东、工人权益的重要贡献。

四、结语：从结构和情感的脉络中把握工人宿舍

中国近代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个体抽离于原有的家庭和乡村共同体，原子化、陌生化带来的孤独、无助体验和社会失范现象迫切要求重建新的共同体，以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和确定性。20世纪30、40年代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时代变局也给工厂和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工人、工厂和国家所各自面对的困境出发，发现它们作为独立的行动者均从各自的价值（或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危局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宿舍这一空间内发生交叠，使宿舍成为按照一定文化模式予以营造的场所，具有了住居之外的复杂含义。所以，工人宿舍承载着不同行动者的文化创造。女工将宿舍视为血缘、地缘共同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延伸，寄予着她们对家园和安全的想象。通过对宿舍制度的灵活运用，女工将宿舍构建成为适宜栖居的场所。基层管理者的朴素共情和情感投射源于他们的多重角色扮演和日常生活中的模糊地位，而高层管理者的家国责任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则推动其注意力向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达成共度时艰、实业救国的目标。作为具有自主性特征的国家代理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国家竞争、民族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建设压力下，选择采取劳资两利的政策措施，以达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制度环境作用下，行动者联盟得以形成（拉克曼，2013:1-37）。近代分散化的权力分布使政府难以采取统一的强制措施，不得不与工厂和民众一起应对民族危局；而工厂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也无法独自面对外国资本冲击、市场动荡、工人罢工等状况，需要将国家利益和工人诉求纳入考量范围；工人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可以策略性地选择合作对象，达至自身目标。就宿舍共同体而言，多元行动者如政府官员、工厂主、基层管理者、女工之间不同的合作和结盟关系推动了宿舍共同体的生产，实现了宿舍的结构化过程。随着众多行动者加入宿舍空间的文化营造，宿舍共同体除了情感共同体、社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之外，还承担起部分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任务，这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特殊现象。

在探索结构时，也不能忽视对情感的关注，生活逻辑深刻地影响着结构之下的组织重构和社会变迁。顾德曼在研究上海同乡组织的时候指出，同乡情感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同乡组织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都市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之所以如此显著而持久，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应付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压力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应用性（顾德曼，2004：1、3）。微观层面的情感互动对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产生效应的问题早已被社会学理论所关注（乔纳森，2009：160-164）。情感是塑造宿舍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它不断给宿舍赋予新的意义。通过集体居住和社团活动而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在持续唤醒并累积宿舍共同体发展条件的同时，也推动女工形成对工厂乃至国家的情感依恋与承诺。此外，女工在情感方面的追求对社会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她们对宿舍共同体的情感要求并不囿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简单的共同体生存层次。传统社会将女性定义为阴性，置于从属、服从、被动、消极的位置上，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女性与处于积极意义范畴的男性、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的关系也被定义为消极的，这对其公共生活中身份、地位的近代转型带来了不利影响。工厂的车间管理也延续了传统社会中的这一消极关系模式，女工成为理所当然的下属、被管理者，作为生产线上的一部分而受到严格管理。但是，在宿舍共同体空间中，女工通过表演剧目、参与俱乐部活动、组织社团活动等丰富的集体生活，不仅自身潜能获得了发掘与释放，受到了家人的重视和工友、经理的赞许；更重要的是，集体活动展演通过身体实践内化为女工的自我意识，让她们领悟到积极的生命意义，认识到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之外的社会角色，推动她们成为有主见、能自立、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在群体层面上，集体活动的开展和友谊关系的建立，增强了女工之间的情感关系联结与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女工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建立。就此而言，女工的宿舍共同体不仅是小群体的情感共同体以及国家命运共同体具体而微的体现，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同一时期的工厂由于存在行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种种差异，对它们所能提供的宿舍福利供给及其诠释显然不能一概而论。从文明教化空间、宿舍劳动体制到宿舍共同体，劳工宿舍这一工业化社会的物质设施在不断变换着姿态，把这些范畴不假思索地应用到相关研究的分析中是非常危险的。对宿舍的文化定义取决于对结构和情感的理解。要适切地理解宿舍或居所的文化意义，需要不断地回到工业化的具体结构和变迁中去，探究行动者的情感取向抑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心态。惟其如此，才能明晰各种结构在形态上的复合、共存、交汇关系是如何影响到宿舍再生产的，了解行动者的选择和路径依赖是如何引导宿舍再生产方向的。也就是说，在劳工宿舍研究中，“结构”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领域，而行动者对于结构的“即兴创作”，以及角色预期和正式制度对行动者意图和惯习的影响，都需要从情感的维度来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以女工为中心，着力探求女工是如何在复杂的正式制度和历史场域中创造性地营造有利于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进而以此来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制度再造现象。

裴宜理认为，居住场所、居住环境对于人的身份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宿舍等工人住宅条件的改善将发展工人的市民身份概念（郭台辉编著，2018：342-343）。在宿舍共同体中，女工受到血缘、地缘等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接受来自政治和企业层面的引导，产生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这是必然的趋势。在后工业化时代里，宿舍空间里的资本逻辑不断挤压生活逻辑，使其丧失应有的栖居功能，迫使新移民处于城市的无根状态，这不利于市民身份的产生，更激起人们对情感、安全与自由的渴望和对共同体的迫切追求。宿舍只是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过渡方案，良好的宿舍环境、福利供给和文化营造有助于提高工人对工厂和城市的认同。按照时代要求，重视人们的共同体情感需求，传承休戚与共、互利合作的共同体精神，重构与共同体建设相关的多元权力关系，发掘共同体关于自由和安全的价值，或可为破解当下“宿舍劳动体制”困境提供借鉴，也可为做好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建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城市管理者应该富有远见地认识到，作为社会关系最为密集的聚居空间，城市应该通过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为陌生疏离的新移民个体提供自我演绎和联结的空间。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相关社会责任，拓展相关福利实践活动，为工人归属感和身份感的重建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近代中国历史始终隐现着“民族”社会纽结的话，“文化营造”也为当下中国各种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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