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

沈毅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对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变迁与改造的研究之中，极权主义范式、革命式现代化范式与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式,总体上都相对忽略了“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内在伦理张力及深层作用关联。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的单位建制在工具性资源层面上解构了“家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但反而更加强化了以各自单位为中心的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群体性格局，这恰好为传统“人缘取向”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提供了相当的空间作用。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强化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但城市基层“单位制”的社会关系改造及其过程始终受到儒、法、道等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特别是以“人缘”为取向、道家自保式的中庸人际实践在根本上并没有受到触动，某种意义上反而深深影响到了政治运动的发展进程乃至最终终结。

【关键词】成分 人缘 中庸 单位制 差序格局

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一）1949年之后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变迁研究的回顾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了相当大的外在冲击，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最终选择了不断“革命”的道路，1949年之后传统的“人情”、“面子”日益成为官方话语所批判的对象（金耀基，1988：320）。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造，而是要从根本上在社会层面建构起新型的延安式的革命型人际关系模式，但这一改造究竟对传统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则讨论不多。（杨中芳，1993：169）事实上，早在经典社会学对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中，托克维尔（1992［1856］：33）即认为旧制度的“传统”习惯在“革命”洪流之中常常会重新冒头。在此基础上，孙隆基（1985）曾从传统文化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革命，他认为“革命”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结果，“革命”本身并不构成“传统”的对立面，而是“传统”内生性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充分彰扬而已。总体而言，尽管中国“革命”与深层“传统”之间的交错关联开始得到了学界关注，但相关社会史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改造及其变迁的实证研究依然相对缺乏。

如果就基层社会而言，“革命”与“传统”的相互作用常常指向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问题，进言之可以认为是“革命国家”与“传统社会”之间的交错关联。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出发，早期的海外研究一般都倾向于采用极权主义的研究范式，即从总体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国家政权基本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系统改造，“单位制”组织体系的构建完成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覆盖及控制，从而形成了某种“总体性社会”。（Schurmann， 1968；邹谠，1994）与极权主义原子化的社会关系消亡观不同，傅高义（Vogel， 1965）认为中国革命后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从“朋友式关系”到“同志式关系”的变化，并认为朋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而同志关系则是代表了一种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其基础就是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理想。高棣民（Gold， 1985）在认同傅高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人特殊主义的“关系”运作在“文革”前后逐步复归了。以上的研究倾向于将“革命”视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质上可以归之为革命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以上的一些研究集中关注革命国家的出现对国民性与人际关系的伦理改造，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则着重从工具性资源的视角分析社会关系，如华尔德（1996［1986］）揭示了基层单位组织中领导与积极分子的庇护主义关系，杨美惠就“关系学”对“国家权力”的抵制进行了细致分析（Yang，1994）。在傅高义、华尔德、杨美惠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孙立平（1996）认为1949年前后，社会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势可以看作是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即从传统人情的特殊主义表达型关系到革命同志这样一种普遍主义表达型关系的演变过程。5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向，则可以看作是从“同志关系”回归到私人“关系”的演变过程，即从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关系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关系（“关系学”）演变的过程。他认为由于“单位制”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传统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1947］）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个人关系的交织，构成了再分配体制下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应该说，孙立平的系统性研究相当细致地关注到了传统式与革命式社会关系的内在张力，其根本上仍可以归之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极权主义的研究范式认为国家权力完成了对个人关系的渗透、破坏乃至完全取缔，革命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则认为革命一度成功建构了同志式的社会关系，两种研究范式都至少认为革命人际伦理对传统人际伦理的改造一度达成了目标。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式本质上还是对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工具理性回归的一种反映，也让我们看到了“同志关系”表象下的多重面相。然则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50年代随着“单位制”与计划经济的逐步确立，人际关系的工具性资源取向总体上可能是趋于弱化的，但其是否完成了向革命式“同志”关系的转变则是需要实证考察的问题，其后的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发展之间可能也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从城市“单位制”的背景来看，尽管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国家统治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单位组织中的资源结构及人际关系无疑产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路风，1989；李汉林、李路路，1999），但单位体系依然带有某种缺乏流动的传统群体性特征，这种缺乏流动的群体使得单位中的乡土人情特征依然非常浓厚，其内在的社会文化伦理正是传统“家本位”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模式与社会组织结构，这恰恰就是当代社会革命与政治运动所要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目标。由此，首先还是要对传统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机制有所把握，进而才能对政治运动发展的基本目标及其与深层文化传统的交糅张力展开分析。

（二）“家本位”传统“人缘取向”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及其革命改造指向

在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本土化研究中，与个人主义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模式。其中有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1947］）对应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梁漱溟，1987［1949］）对应于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许烺光的“情境中心”（许烺光，1988［1953］）对应于西方的“个人中心”。“差序格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等概念实质上正是对中国人传统“差序”式“自己人-外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精炼概括。就传统而言，在“差序格局”这样缺乏流动的“家本位”群体性格局之中，就一直蕴藏着“利他和谐伦理”与“自我利益需求”之间的紧张性。“利他和谐伦理”与“自我利益需求”的核心性问题也就构成了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与费孝通的“自我主义”两者间的潜在分歧，其根本上也就构成了儒家人情利他主义传统（对名利的适度退让）与法家极端功利主义传统（为名利而不择手段）之间的内在张力。实质上，大多数传统中国人在私人性的工具性资源“人情”交往与象征性资源“面子”互动的差序“关系”实践中，往往力图运用阴阳和谐的“中庸之道”人际实践来化解“自我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张力，由此而达成双向“关系”的和谐、稳定乃至发展。（沈毅，2007a ，2007b）

个体在缺乏流动性、生存依赖型“家本位”的“差序格局”之中，不仅需要在与人直接交往的资源交换中根据“差序”关系的远近，进而通过中庸式人际交往来化解“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还要注意在群体性格局的资源生产与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适度的“谦让之道”化解“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具体即包括了工具性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两类资源的生产、交换及分配共六种人际实践路径。此外，在没有自我利益涉入的情境下，中庸式人际实践则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明哲保身的无道德立场的态度处世；而在旁人彼此发生直接冲突时则大多采取模棱两可、两边讨好的态度，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通常都是“老好人”式的处世方式。要言之，尽管一些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力图强调儒家“中庸之道”乃至“中庸理性”的积极作用（冯友兰，1996；张德胜，2001），然则“利他和谐伦理”在现实操作中则往往成为以维系人际和谐为表象、以维护自身“人缘”为根本取向的某种“外儒内道��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沈毅，2005）。

可以说，在革命逻辑与传统逻辑张力的背后，革命后新型现代国家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革命文化正是由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革命国家来倡导输入的。在“天高皇帝远”、“家国同构”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传统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在中国人阴阳和谐思维模式及其中庸实践中，“家-国-天下”的包容性图式正是“差序格局”宏观社会结构的应有之意，由此中国传统国家与传统社会并不构成对抗性的关系，至少在伦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包容的同质性关系。（梁漱溟，1987；梁治平，1991；翟学伟，1999）由此，中国革命的成功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伦理国家的强制性取代，而革命后的各种政治改造运动正是革命国家所倡导的革命人际伦理对于传统社会关系侵入改造的过程。如果从伦理层面来看，考察现代革命国家与传统基层社会的内在张力可能不能局限于新制度主义工具性资源摄取的视角，还要进一步从人际伦理及文化传统改造的层面加以考察，其本质上也正是对于革命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文化伦理权力关系的探察。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旨在考察城市单位中的人际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的内在关联，即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之中对传统人际关系形态的运行机理及其改造历程加以分析，进而对政治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人际关系路径的较新诠释。

（三）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就总体的研究视角而言，关注普通人亦即常人的知识社会学将是本文的基本研究视角。特别是在常人的知识体系中，不同的分类图式正是制度与个人生活相交结的切入点，本质上也就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制度化模式，柏格和乐格曼（1991：71）将其称之为“定型化即为制度化”。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而言，制度化的过程涵盖了制度的外化、对象化以及内化的过程，其中社会角色关系的“正当化”是制度化的核心问题（叶启政，1991）。因此，制度化的关键不在于制度的外在建构，其关键在于制度的“合法化”或曰“正当化”，核心就是人际角色关系的“内化”。“差序格局”的差序性关系模式作为一种外在社会结构，已然嵌入于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之中，中国人的“中庸实践”则是外在社会结构与内在心智结构之间的桥梁，从而化解了现实的“自我利益需求”与理想的“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张力。而“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必然要对个体心智结构与宏观社会结构进行双管齐下的改造，也就要对中庸式人际实践模式进行解构，其本质上正是革命国家的革命伦理逻辑向传统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国外学者通过人类学的质性素描，相当细致地分析了1949年前后华北农村地区的成分划分及土地分配的“翻身”过程。（韩丁，1980；柯鲁克等，1982）①伴随着土地改革的进程，国家在农村地区特别通过“诉苦”、忆苦思甜等运动技艺来强化与地主、富农阶级的成分区隔，进而逐步完成及不断巩固敌我之间的阶级建构。（黄宗智，1998；郭于华、孙立平，2002；李放春，2005）此外，国家不仅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更是通过不断精细化的家庭出身判定来强化个体的阶级身份进而巩固某种政治分层，1949年之后不断强化的“阶级出身论”最终发展成“文革”时期非常极端的“血统论”。（Whyte & Parish， 1984；高华，2005）在上述的社会史研究过程中，某种口述史的深度访谈方法开始受到重视。口述史的研究更能够描绘出常人心目中的社会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对历史学主流的文献研究法构成了挑战。（保尔•汤普逊，2000）

应该说，历次政治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地区还是在城市地区，革命国家的渗透能力在城市地区也要比农村地区强得多。本研究的访谈是在比较发达的苏南城镇地区展开的，被访谈者多为南京、镇江、苏州地区的一些普通市民，其均曾在某“单位”有正式工作，现已全部退休。笔者共计对31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生的老人进行了较为开放的深度访谈（个别出生在50年代初期），其中多数被访谈者都出生在1945年之前，访谈内容主要是在2003年7月至2004年3月间完成并整理的，之后在2013年11月至2016年3月间断地对部分健在的老者作了些补充访谈。不同类型个体的人际遭遇与认识可能会有相当的差别，因此访谈对象比较平均地散布在工人、干部、中小知识分子、军人等各种基本类型的人群之中。为了更多地了解“阶级敌人”与“准敌人”的人际遭遇，笔者有选择性地扩大了访谈对象中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者的比例，其中有一些右派或家庭出身为地主及小资产者，大约占到了总数的近二分之一。总体而言，访谈对象是城镇单位体系中的一般平民，而没有涉及城镇大资产者及高级知识分子，也没有包括城市单位体系之外的少数底层民众。虽然由于笔者能力所限，被访谈者的人数也因而有限，但是深度访谈的材料中已经显示出了相当多比较类似的共同观点，或者具有相互衔接验证的可能性，从而成为笔者进行理论性二阶构造（second order constructs）的经验基础。

二、50年代初期“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

笔者通过对一些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同志／敌人”的二元阶级建构虽然是密不可分的，但在50年代初期可能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村的土改等运动之中。在城市社会之中，“敌人”的范畴似乎还没有特别凸现出来，50年代初期的“同志关系”的建构基本还是比较温和的。某种意义上，这一阶段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传统儒家“人情化”互助、弱化革命斗争的“和谐式”特征，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和谐式的同志关系”。这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也代表着某些城市平民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及基层工厂干部与普通职工的社会记忆，这样的社会记忆总体上倾向于呈现出50年代初期社会层面的“和谐”景象，这种平民化的社会记忆可能并不同于某些城镇大资产者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感受，或许可以代表更为普遍的平民式社会记忆。

（一）对“同志”关系及50年代初期社会关系状况的理解

革命的同志关系建构是以“志同道合”、“一视同仁”的革命平等伦理作为基础的，傅高义等人从朋友到同志关系的结论实质上认为这种社会关系的改造取得了成功。但在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普通平民对“同志”及“同志”关系的理解除了人际“称谓”的变化之外，很大程度上带有“人情化”理解的特征，诸如“相互帮助”、“阶级兄弟”、“亲切”、“温暖”乃至“人情味”都用于形容同志关系的基本特质，“同志”关系从社会关系意义上更多是指同事、邻居、同学之间的相互关心，互相帮助解决困难，其实质是将“同志”关系直接理解为某种互助性“人情”关系。一些被访谈者认识到，“同志”关系在组织内部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关系，是一种能上下交心的合作关系。组织内部“同志”关系称谓与建构，某种程度上的确有助于弱化传统的等级差距，但这种较为平等的领导关系在实质内涵上可能还是指向于某种“平易近人”的人情化领导，因此这种“平等化”的理解也带有很大程度的“人情化”意涵。

即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理解“同志”称呼或“同志关系”所蕴含的“志同道合”的革命目标与革命伦理，同时能理解“同志”关系的反面即是阶级“敌人”，但不少人还是觉得“同志”革命伦理在实践中还是更多落实在“热心助人”方面，进而会引发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革命同志伦理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理念，往往会被比拟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传统观念，即使这样的传统无疑在实践中也是难于落实的。传统的人情化关系的理解与实践构成了对“同志”关系的最佳解读，可以认为传统式认知模式构成了革命式人际关系建构的深层基础。

实际上要大家对任何同志都一样肯定不可能，我对自己的小孩能什么都做，但要我对待一个普通人实在是太难了，不可能的。到了后来，我就感觉同志关系可以用中国的古话来理解：“四海之内皆兄弟”，太平天国的时候不也是要天下人都以兄弟姐妹来平等相处，但要真做到恐怕太难了啊！（个案L，机关工作人员，1934年生，女）

进言之，机关、部队内部 “同志关系”建构应该说相对成功，但仍带有很大程度的“人情化”面相。从基本的访谈材料来看，50年代初期逐步打击了机关、部队的“不正之风”式的私人交往，而且革命目标的强化、组织活动的开展，使得其中“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建构相对比较成功。在部队、机关的同志关系中，个体自我利益需求的“私利”与私人关系交往中的“私德”一段时期内可能都大量萎缩了。虽然在部队、机关内部的革命精英中，同志式关系模式的建构相对容易一些，但在全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要广泛建构与理解革命同志式的社会关系模式则要困难得多。应该说，50年代初期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和谐的，单位内外普通平民之间似乎没有比较严重的社会竞争与社会冲突，多数民众对“同志”的理解与对“人情”的理解常常交混在一起。

解放以后礼尚往来还是有的，但要比解放前少了许多，刚解放感觉人际关系比解放前好了，因为大家好像都没得什么坏心。解放后住的地方有了居委会，厂里有工会和共青团，工作、住房都得要找组织，私人帮忙的大事情就少了啊。再一个，越到后来每家吃的用的都得凭票，吃、送方面的人情就少了，不过人情重在困难的时候力所能及帮一把。大家都没啥钱，但揭不开锅的时候要肯借点给你，你就欠（人家）多了。我刚才说到，以前每月赞助点给那个同事家里，这的确是“同志”之间的互帮互助，不过这也的确是“人之常情”呀。我和那家人的交情一直到现在，大家从不见外。大家矛盾都很少，大多想着帮别人，关系自然不会差的啊，至少义务劳动大家都是愿意的，不像现在嘴上说一套，背后都是为自己啊！（个案E，工人，1935年生，男，工人家庭出身）

事实上，在“单位制”体系之下，对几乎所有人而言，工具性资源的配给还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与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的确有所减少，重要工具性资源取向的私人交往的确也比新中国成立前有所减少，而以近地缘为重心的邻居、同事关系的重要性则相对凸现出来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由于国家单位制逐步确立后，就学、就业、住房等重要工具性资源一律归单位掌控，个人的“大事情”都可以求助于单位组织了。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联系彼此隔绝，处于不同单位部门的亲戚朋友之间彼此往来的利益需求自然就大量减少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个体的私人工具性资源都相当有限，计划体制建立后定量的粮票、油票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像请客吃饭之类礼尚往来的交往活动在客观条件上也难以为继，从而促成了亲戚朋友之间人际往来的减少。相反，生活、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诸多“小事情”困扰，邻居、同事之间的一些日常事务性互助、互惠的需求反而相当大，而他们的地缘可接近性也使得相互交往的成本比较小，这都无形中扩大了他们彼此交往的可能性。

刚解放的时候，城市里面没工作的很多，当时物价一稳定，城市里面的人大多一有工作就非常满足了。这都是组织上进行的，因此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啊。因为以前有一些事情就是要亲戚朋友帮忙的啊！与外界的私人来往就少了不少，当然同事、邻居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主要就是经常帮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里有事情，工作上请人家帮一下忙。家里没人晾衣服，要下雨了也不用担心，邻居就会帮你收了，小孩临时没人看着，可以先带他到邻居家里，大家感觉都挺亲的。亲戚朋友走动也就是逢年过节的吧，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比较忙，也就比较难相互照料了。（个案C，工人，1935年生，男，城市贫民家庭出身）

应该说，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良好的邻里关系交往大多还是之前既有关系的延续，“远亲不如近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普通社区的邻里状况。当然，一些“单位制”社区中的邻居关系与同事关系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单位体制的建立，使得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单位同事关系之中，单位同事关系是一种比较新型的社会关系，也是塑造“同志关系”的最主要的对象性关系形态。单位体制所分配的工具性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大量减少了，亲戚朋友之间直接性的私人交往减少了，这也就使得原本大量存在于人际交往的工具利益交换中的冲突矛盾大为减少了。同时，在这种单位体制中，单位组织内部对一般个体的工具性资源分配是趋于相对平均的，由此也基本消除了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中由于物质工具性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人际矛盾。此外，单位组织在福利待遇、工会活动等诸多方面对不同个体也大都是相对平等而去等级化的，乃至于新成立的单位组织对每个成员的家庭生活及身体健康都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

刚解放那会儿，人们关系比解放前要好，比现在更好多了。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犯罪的基本没有，不少家里晚上门都不关。那时候没什么利害冲突，大家都比较真心，互相帮忙没二话的。我有一次自己不小心弄出工伤，腿上被机器打到了，其实只是伤到肉，没伤到骨头。好多同事都帮忙把我送到医院，厂里领导、工会还组织人来看我。那时候的人都有人情味的啊，无论哪个工人出了事情，组织单位都会全力照顾的，不像现在很多老板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啊。领导还有组织上对我们工人都关心，特别能感受一种无产阶级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如果不好好干，也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领导啊！那时候大家参加义务劳动都是很情愿的，这是事实，同一单位的工人同事关系都蛮好的！（个案F，工人，1932年生，男，本人店员成分）

总体来看，这样的社会格局的确使得人际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了。如上所述，革命国家通过“单位制”的建构对工具性资源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制度性改造，基本消解了工具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这导致了“差序格局”的工具性“差序”关系模式的瓦解，但却强化了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的群体性格局。一般而言，5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组织较好履行了“公正”的“大家长”的角色，工具性资源的分配虽然水平较低，但在单位内部却是比较平均的，由此在50年代初期人际利益矛盾得到了大量缓解，无疑为当时社会的人际和谐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此外，经过数年战争，1949年前城市社会中物价飞涨、大量失业，这使得多数人非常满足于50年代初期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这种纵向社会比较的满足感可能暂时消解了人们对横向社会比较的注意力，从而也使城市平民的社会关系总体呈现出和谐化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和谐化的社会关系更多地趋于传统人情化的积极面相，某种意义上在一般单位及社会层面形成的是某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

（二）某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初步形成

50年代初期在城市社会中，“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虽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指向，但整体上“反右”之前的运动烈度与涉及范围始终比较有限。（薄一波，1991：562-567）特别是“三反”、“五反”等运动是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与工商界“资本家”为基本指向，其运动开展时间从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从整体社会的层面其斗争的力度与范畴应该是有限的。总之，我们可以认为5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还没有走向全面社会的扩大化，其基本的政治社会建构是形成了某种革命化的温和式“同志关系”，从而取代了传统人情化的特殊主义人伦“差序”关系。进言之，温和式“同志关系”的建构还没有凸现其对应的“敌人关系”的面向，各种利益矛盾的消解为利他和谐伦理的“人情化”实现创造了条件。但就“同志关系”的本身内涵而言，则是以革命事业为目标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其与差序性利他和谐伦理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差异，并构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

伴随着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及“公私合营”的较快完成，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组织活动在单位组织的普通群众中也开始日常化运行，这应该也是革命国家通过单位组织来建构“同志关系”的核心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一些积极分子而外，大多数普通群众其实还是很不适应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组织活动。事实上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场景下，大多数群众在单位组织中还是善于作自我批评，而尽量少去批评他人；对自我深刻批判，对他人则轻描淡写，乃至变通式地将彼此所提的轻微意见也只停留在这个政治场景之中，而并不影响此场景之外的人际和谐。这种组织活动主要还是停留在工作单位的场域之中，其对邻里社区可能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邻居之间的直接人际互动还是“客客气气”，通常是不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后来政治学习活动不再停留在党组织里头了，一般团员也在工会带领下搞组织学习活动，后来一般群众也都参加这些活动了。实际上，要对别人作批评主要还是组织（即党组织）里头好弄，而要在大多数群众里面叫人对其他人批评还是相当困难的，大家重点还是谈自己，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一些批判，对旁的人一般还是轻描淡写的，有的人没办法了才说两句，往往不少还是笼统性的套话。当然这些组织活动都是厂里面搞的了，在邻居里头，大家更是客客气气的，哪个没事去批评人家干什么啊？！（个案D，厂长，1934年生，男，本人工人成分）

批评他人的活动本质上是在直接性的人际互动中损害他人象征性资源的过程，甚至是在没有自我利益涉入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目标而在象征性资源的日常互动中得罪他人的过程。革命国家试图从传统中国人原先最不轻易去得罪人、而得罪人的程度又很深的“面子”互动场景，来破坏人际关系的相对和谐与“人缘”取向的中庸实践。从根本上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既是革命国家力图对微观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源互惠交换进行改造、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革命国家动用组织权力改造国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好人处世态度的过程，实质上正是志同道合革命伦理的同志式人际实践对利他和谐传统伦理的中庸式人际实践的挑战。进言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要在组织学习活动时进行，而且是要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景下都要随时能够做到的。这种批评的理想性质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善意帮助，只有做到为了革命事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将革命事业放在首位的“同志关系”。但事实上，多数群众往往难于理解这种革命措施，即使在单位组织的学习活动中也表现为策略性的应付，更不用说在此之外的其他生活场景了。

与此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宣传活动、义务劳动等教育方式都在强化革命目标，从而对同志关系的建构起着积极性的作用，这些或多或少都对中国人传统“私德”性的利他和谐伦理有了相当大的触动。实质上，50年代开始的单位建制逐步瓦解了“差序格局”的家族经济基础，这本身就使得“私德”性的“差序”同心圆关系模式日渐丧失了工具性依赖的基础；诸多的教育运动也的确对个体自我的“私利”意识产生���一定的冲击，一段时期内人们参加义务劳动是心甘情愿的，一部分积极分子还是相当踊跃的，甚至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甚至出现了一些超出传统义务的“无私性”经济资助。社会中人际信任度相当之高，即使是路人之间的热心助人也相当普遍。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利益矛盾尤其是工具性资源矛盾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的消解，城市社会中的多数个体比较满足于单位集体对各种资源的平均化分配，儒家“利他和谐伦理”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造，其中所固有的“私德”性质也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消解，从而具有了比较明显的普遍主义色彩。

然而，这种普遍主义的色彩与革命所要求的为“公德”、“公利”，进而“大公无私”还是有着潜藏的紧张性。实质上，尽管革命国家一系列措施客观上都有助于人际和谐的实现，但其更进一步力图完全取缔微观互动中的象征性资源的私人性互惠交换，说明革命伦理及同志实践的改造意图并不是为了“人际和谐”，反而恰恰是以消解无原则的“人际和谐”为改造目标。在没有个体利益涉入的情况下，在革命事业与人际和谐发生冲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中，普通群众大多还是表现出“老好人”的处世方式，很少会为了革命目标而对他人严厉批评，在日常生活互动中就更少会当面对他人有负面评价了，维系人际和谐、维护自我人缘通常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利他和谐伦理中“私德”性的成分虽然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削弱，但依然不是真正制度性、原则性的“公德”，即并没有上升到抽象意义上的“规则”层面。这种普遍主义的色彩实质上是在利益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后，传统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得以充分扩张的结果，但“利他和谐”与“志同道合”从内涵核心而言，显然还是不同性质的伦理意识形态。

从前文所列出的对同志关系意义的访谈材料来看，志同道合伦理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界限也是难以区分的，两种暗含冲突的传统伦理与革命伦理反而交融在一起了。多数个体在理解同志及同志关系时，常常将革命意义的同志关系与同事、邻居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交融在一起来理解。“交心”、“关心”、“热心”、“热情”、“互助”等这样人情化的“利他和谐”用语被大量用来理解同志关系，即使在同志关系建构相当成功的部队、机关也不能杜绝这种意识。“相互帮助、彼此关心、解急救难”的传统利他和谐伦理也逐步融入到了同志关系的建构实践中去了。不少人将“人情”泛化地理解为“人情味”、“人之常情”，乐于助人、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可以被认作是有“人情味”的，而“人情味”也可被诠释为同志般的温暖。还有人既用革命目标来界定同志关系的含义，又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理解同志关系的含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设想却正体现了一个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某种意义上亦即儒家人情指向的“和谐社会”。

就50年代初期的整体社会而言，“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传统“私德”性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的确呈现出了某种普遍主义的色彩。从意识形态的伦理角度来看，革命国家一方面也对这种传统的利他和谐伦理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利用，根本上还是要力图实现革命目标式的“志同道合”伦理，但其结果却是革命国家所倡导的普遍式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为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利他和谐的传统伦理所湮没，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往往成为两者之间的共同交融点。换言之，从特殊主义-普遍主义的角度来看，表面看来也的确出现了如傅高义所谓的从“朋友”到“同志”关系的转变。但如果从深层的伦理文化意义而言，这种转变实质还是从特殊主义的“利他和谐伦理”人际实践到某种普遍主义的“利他和谐伦理”人际实践的扩展，而没有实现儒家“利他和谐伦理”人际实践到革命“志同道合伦理”人际实践的质变。亦即在“同志关系”的表象之下，其精神内核则可能恰恰是普遍主义化的“朋友关系”，因此笔者拟将这种独特混合“朋友”与“同志”相糅合的“同志关系”形态称之为“和谐式的同志关系”，其根本指向在于较为普遍的社会他人之间的和谐，而非抽象意义上的革命目标，其和谐价值还是优先于革命目标。

在这种相当“和谐”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虽然普通人群之间工具性矛盾的相对消解，但讲究“人缘”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并没有完全丧失运作空间。在“和谐”伦理与“革命”伦理发生冲突的“批评与自身批评”等组织活动中，维系关系和谐、维护自我“人缘”的中庸实践还是优先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实践模式。因此，从“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来看，50年代初期革命国家温和式的革命伦理同志关系的建构实质上并未成功，在这种关系模式当中本身就蕴涵着传统“和谐伦理”与革命“同志伦理”之间的张力，甚至这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借助了对儒家传统“利他和谐伦理”的有效改造。③要言之，50年代初期在革命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彼此之间人际伦理权力的冲突中，基层社会的传统人际伦理似乎还是占据了上风。革命国家面对这种内在困境，在经济改造完成之后逐步强化了系列政治社会运动，其对“同志关系”的建构则逐步从温和走向极端，根本目标则指向于凸显敌人面相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

三、“同志／敌人”阶级建构强化的后果：“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

如上所述，50年代初期城市社会中同志关系的建构尚未非常突出强调“敌人关系”的面向，这种温和式的“同志关系”建构的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开始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成为该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基础。从革命国家的内在根本属性而言，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政治运动不断发展的基本目的，实质上正是要完成对基层社会伦理及社会关系的全面改造，打破5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更多儒家利他传统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而代之以阶级成分为标准的“斗争式的同志关系”及其社会阶级建构。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在社会区隔及单位内部实质上借助于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确打破了儒家传统人情化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但仍存在着大量家庭出身较好的“非积极分子”，其结果更多地还是塑造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其中，普通个体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常常并不完全取决于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而更多受到个体“人缘”关系的影响。

（一）对“阶级斗争”中“成分”区隔及其社会关系作用的理解

比较来看，城市中的敌对成分及家属是相对少数的，50年代初期的“反革命”分子相继被镇压，而城市中的小业主、资本家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属于人民（或者说“同志”）的范畴，这是城市区别于农村的显著特点。但在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也日益被树立为敌对面来维持“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非常有趣的是，笔者发现所访谈的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个体往往比较“老实”，注意把握好自身的表现分寸，受到的政治冲击反而相对较小。

成分的确很重要，对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运动越往后，越靠近“文革”，成分就越重要，50年代上大学主要还是看成绩，成分不好还不是太要紧。到了60年代成分不好统统得靠边站了，成绩再好也得看成分。我家里上一代是地主，我成分就定成地主家属（即家庭出身——笔者注），成绩很好，就是只让我读师范，不让报考好一点的大学或专业，录取的时候都是要政审呐。……（和其他同事）正常工作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谁有意来欺负我什么。但是随着后来运动越来越频繁，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家自然就开始避着我了啊。我们自己也得自觉点，在工作之外通常也不主动和别人接触了，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文革”里面我基本还好，没被什么批斗，大家对运动其实都有点厌倦了。平时不得罪人，大伙一般也不会为难你。相反，如果你平时比较嚣张，骄傲一点，经常得罪人，哪怕成分好，都可能因为多说了一些话，被打成“坏分子”，甚至“反革命”。特别是“反右”之前，有些人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得意张狂得很，非要去批评这批评那，批评这些就是在批评领导的工作，“反右”的时候领导把这些人的话定性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个案M，中学老师，1939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我父亲是破落地主，不过我和我姐姐在解放前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了。但是成分影响依然很大，我本来就要入党了，肃反运动一来，就耽误下来了，一直拖到62年才入党。而且虽然表现很好，但一直都只是营级干部，再也没上去，比我迟入伍的人有不少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了。……在部队里头，阶级斗争为纲，与什么人交往组织上一般都清楚，与人交往时成分出身也就要有所考虑，但一般来说大家没得什么政治问题，也不需要过多考虑。要说真正被打成右派的一些人，包括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斗争）的一些人，并不是因为家里面成分不好，大都是与领导关系比较糟糕，说话办事比较我行我素的。里面不少人还是成分低（好）的贫农、雇农，能力又强些，就比较骄傲，常常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说了一些批评领导的话。当然也有一些解放前的“老革命”，提出的批评也是从革命利��出发的。但领导就将这些话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人就戴上了帽子，基本上就被赶出部队回家去了。像我这样家里成分高（差）的，自己对自己都有认识，晓得不能乱发言的，一般反而没事的。（个案S，军人、离休干部，1931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从以上的访谈材料来看，成分的重要性显然得到了多数家庭出身不好者的承认，对其各自的生活、家庭、学习、工作都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这种建基于成分的社会阶级建构在50年代初期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并已经在升学、招工、入伍、入党、提干等重要环节发挥作用，但真正的强化应该还是始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不断强化的成分认定机制为“文革”时期的“血统论”奠定了基础。（高华，2005）但从本文的访谈材料来看，多数成分或家庭出身欠佳者往往会“夹起尾巴做人”，由于政治资本的欠缺往往趋于隐藏自我，一旦处于被遗忘的角色也就相对安全了。当然，成分或家庭出身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虽然不是根本性的，但在政治运动越来越强化的影响下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消极影响，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者往往会自觉减少自身的社会关系交往，青少年群体中家庭出身欠佳者彼此之间更可能形成好友圈子。与此同时，不少家庭出身不好者还表示，自身平时“少表现”、“安分”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反而比较平安，相反一些家庭出身优良的积极分子却因为表现过于积极而可能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一些积极分子因为直接表达了意见特别是对领导的批评而被打为“右派”，从而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处于不利境地。

我父亲原来在一家小店里打杂，刚解放的时候，父亲失业了，定的成分是城市贫民。那时候我16岁了，只上过几年小学。刚解放的时候我很积极的，成分虽然不是工人，但总算穷苦出身，我就进了机关。我和一个远房亲戚原来关系挺好，（他）可能是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吧，给他定了个历史问题，我对他很忌讳，就怕他影响了我。可他还是老来找我，我真的是很没办法，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拉开脸叫他少来找我了……我顺利入了党，但是不知道收敛自己，得罪的人挺多，尤其是开组织会议的时候直接批评过一个顶头上司，很不给他面子。当时的确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只是以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反右”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一句话硬把我打成了“中右”。自此以后，遇人说话办事就非常注意分寸了，再被搞个什么更不得了了。这种成分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只记录在档案里面，不过后来“文革”的时候人家去冲击档案室，我的这个成分人家就知道了，还被派下乡了。自从我的成分内定后，我就主动与一些原来通信的表兄妹就不再通信了，我怕连累别人。我开始那么积极的时候，只是觉得革命光荣，后来我发现不少人的动机和我不一样的，我就更想避开斗争、远离运动了。（个案L，机关工作人员，1934年生，女，城市贫民家庭出身，本人右派成分）

我祖辈都是做医生的，7岁的时候父母都不在了。50年代的时候还是共产党培养我的，虽然我的成分（指家庭出身——笔者注）是地主，工作以后我居然还去上大学了，那个班都是全省各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是大专文凭吧，一共40个人，就我一个是地主成分。……要说成分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文革”里面就有人斗我，要我承认参与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供出我的上线、下线，我是死活不承认的了，被斗了两百多天，还好我一直身体好，能吃苦，没被斗垮掉。说到底，我觉得“文革”之前他们就有些排挤我，原因比较简单，我能吃苦，起早贪黑的，夜里十二点一点才睡，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到处跑稿子，每个月我发的稿子数量最多，稿子质量也好，每个月的好稿差不多是报社里头最多的了。因此不少人可能看我干得好，抢了他们的风头，就趁机用成分上的东西来打击报复我。斗我最厉害的都是那些没真本事的小人。他们在业务上不行，就搞这些旁门歪道来打击人，中国人搞来搞去就这么回事情。（个案Y，记者，1931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由以上一些个案可以明显看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表现”可能是比家庭出身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如在“反右”运动中，政治“表现”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之前“整风”运动中的个人“表现”，特别是一些“积极分子”敢于直接批评单位领导的，往往可能被打为“右派”分子。当然，个别家庭出身不好而又要在工作方面积极表现的个体就更容易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报复，特别是在“文革”运动之中被理所当然的列为阶级敌人（如上述个案Y）。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里所谓的政治“表现”实质上也是需要单位领导或群众来加以评价的，因此评价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得罪人”的多少及程度往往成为个体在政治运动中个人际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与单位重要领导“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亦即是否批评过单位重要领导）在“反右”运动中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以“反右”运动为标志，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式、人情化互助的面相开始萎缩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话”交流大量减少，某种少得罪人的“面子”式和谐更加占据主导地位。

我一直是做老师的，感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人们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也没人怎么在意成分的问题。“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反右”的时候完不成指标，有些比较正派的人平时一直都是有话就说的，而且一直也比较积极，以前给领导提过意见的，就有可能被拉出来做了牺牲品。同事之间就很少说真话了，彼此来往也就少了不少，防止有麻烦。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同事之间有隔阂了，虽然搬家帮忙之类是可以的，但走动还是少了不少，有话要放在肚子里。运动给人的经验似乎就是凡事少出头，得要看看情况，遇事能少得罪人就别得罪，尤其对领导是不能乱提意见了。积极分子就更得小心点，最好和领导关系都搞搞好，光靠成分红恐怕还是不行的。也有年轻气盛成分又好的“红苗子”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把领导放在眼里，乱说乱批评的，结果在运动里被领导整治了，当然由于成分好一般不会给定成“反革命”的了，不少也就是“坏分子”吧。如果成分再不好，还敢乱说话，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了……我们这些人开始离这些运动就比较远，不过绝大部分人后来都不敢积极了，自己还有家里人没事就行了，遇人都得小心点，该怎么做、说什么都得注意的。（个案Q，小学老师，1930年生，女，小业主家庭出身）

我们家兄弟姐妹挺多的，其实家里挺穷的。我老爸定的成分是民族资本家，那个公司估计就相当于后来的糖烟酒公司，他其实只是一个小股东，一共是有八个股东，他的股份最少，只不过是当经理的。他原来只是一个小职员，老板看他能力强、办事又很牢靠，就给了他大概三四百块钱的股份，就成股东了。我们家人缘一直都很好，我父亲在公司内外和人处得都好，公司上下都念他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缘很重要，要是你以前和大家关系不好，在公司里面真的克扣工人或者是在邻居面前摆架子，人家肯定要借运动的机会来整你，或者是报复你！我们家人缘挺好的，我父亲解放后为人处事也很周到，别人对我们也都挺客气的。解放后也没什么钱了，我妈还给人家洗衣服赚点钱，人家也都看得到，“文革”也没人到我们家来抄东西的了。和我父亲以前在一起的一个股东，自以为是老板，一直看不起工人，解放后还是与工会领导矛盾很大，“反右”的时候就被打成“右派”了。（个案W，营业员，1949年生，女，资本家家庭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个体在单位中的社会关系状况或者说“人缘”优劣在诸次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一般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比较注意隐藏自我，而一些冲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往往冲锋陷阵而“人缘”不佳，反倒更可能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当然，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也是有所区别的，在“反右”运动中，基层领导权威还是比较充足的，因此与重要领导的关系状况往往具有更大的决定性，而在之后不断发展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到“文革”运动中，基层领导权威被大大削弱了，与普通群众的“人缘”关系就更加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无论如何，某种“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区隔在阶级斗争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过程中日益凸显，特别对于年轻人而言，家庭出身欠佳者基本被剥夺了成为“积极分子”的资格，而家庭出身优良者特别是“红五类”才具有成为“积极分子”的资格。总体来看，城市中成分优良者之中，革命成分及其家属中纯粹工人成分的并不是很多，而更多的原来是在小业主处打工的“店员”与失业的“城市贫民”成分，1949年之后就业的工人大多也出身于这些普通“店员”或者“城市贫民”的较好成分家庭。其中，多数家庭出身较好的个体还是属于普通“非积极分子”，一些个体的经历与说法始终说明了传统人情化关系认知的优先性。

要说到成分，刚解放的时候在城市影响还不算大。但后来开始搞运动了，并且越来越多，成分对个人命运前途影响就很大了，但要说私人交往关系可能影响不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你要是积极分子，想要入党就要注意，甚至有一些人要和自己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划清界限……有的工人无意中乱说话，或者干活不认真，有点小偷小摸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运动里头被批斗。还有的时候，你跟领导，比如车间主任关系很糟糕，也可能在运动里面被揪出来的。“反右”开始被批斗的倒是两个技术员，家里头成分也就一般，可能因为有知识、有技术吧，平时比较尊贵，也比较清高吧，总会有些“红眼病”对他们看不顺的，找来找去一般总不会找到我们这些小兵身上吧！我们单位里头一些“成分”不好的，一直都比较乖巧，他们平时很谨慎，和别人来往也不多，大家对他们实际上也没的多少意见，只不过保持点距离就行了。他们反而没出大事情，“文革”的时候只有一个成分高（差）的逃不过，受了点罪，被拉出来斗了两把，很快也就没事了……（个案C，工人，1935年生，男，城市贫民家庭出身）

解放前我就在无锡做学徒了，因为成分好，人又比较积极，后来就做了厂长，现在是退休了。刚解放的时候工人里面是��问什么成分的，大家互相帮忙是不管对方是个什么出身的，人际关系都挺好的，人情味比现在要好得多。后来“反右”以后，成分就越来越重要了，成分过糟的，可能一辈子也就完了。我对成分不好的人没有什么偏见，其中不少人都比较能干或有点技术的，也不会给我们找麻烦的。当然你要说解放的时候镇压的那批阶级敌人，肯定是有必要的啊。当时社会比较乱，普通百姓拿一些无赖恶霸没办法，就连我们这里比较发达的地方还有土匪出没，刚解放时这些家伙被铲除了，真是大快人心！但后来运动里面还要搞批斗啊，有指标啊，我没办法啊，嘿嘿，后来我就把那些不听话的不怎么肯干活的懒蛋给揪出来凑数吧，这些调皮捣蛋的落后分子不少还被打成了“坏分子”……（个案D，厂长，1934年生，男，本人工人成分）

可见，一些家庭出身优良的个体其实并不一定就自动成为“积极分子”，相反其中多数人还是成为较为冷漠的普通群众。这种“政治觉悟”的差别可能有着个人人格的作用，但在他们的个人回忆与感受中，这样不表现的行为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中等以下的家庭出身本身是比较保险的，虽然没有积极向上的政治热情，但不积极的行为也不会导致不良后果（如以上个案C）。所访谈的一些基层领导也谈及他们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特别是技术人员并没有什么偏见，而更多地常常是将一些调皮捣蛋的“落后分子”定为“坏分子”（“坏分子”中不少人的成分是没有问题甚至是较好的，但因为日常的言语行为与工作表现，包括在工作之外的偷窃、流氓等准刑事行为而被界定为“坏分子”），这些个体的“表现”较差，往往也“人缘”不佳（见以上个案D）。事实上，“非积极分子”的普通群众主要是指某种政治层面的非积极性，而极少数“落后分子”则表现为工作及生活中的彻底消极乃至“无赖”，从而极可能成为政治运动冲击中的“异类”。与之相反，一些“人缘”较好的资本家及技术员在政治冲击程度及斗争烈度等方面则可能相对较小：

解放前我就打工了，没人看得起我们，而且待遇也没得保障。解放后有了工会组织，我们真的感到地位不一样，为自己是工人很是自豪啊！有些老板挺刻薄，工会当然不会对他们客气的。但是老板也不都是坏人，我最后待的那个店的老板原来是白手起家的，挺能吃苦的，对我们大家都不错，解放后搞合作化也比较自觉，我们也就不愿意找人家麻烦……后来的运动里面，一些技术员也被确定（成）批斗对象，里面不少人有能力有技术，以前人家待我们也很好，没什么臭架子的。我们也就喊喊意思一下，做做样子就算了。一般是不会拿我们工人自己作批斗对象的，除了少数调皮捣蛋的家伙会被揪出来。记得“文革”一段时间每天下班了，我还负责看着两个技术员读毛选，其实人家肯定看得懂，我是大老粗。他们白天负责打扫厕所的，挺累的，很可怜，我看天冷啊，没什么人的时候就让他们早点走了，我自己也好回家。“文革”以后人家都当工程师了，对我这个老木匠还是很尊重啊，其实就因为那时候我对他们挺好的。成分这东西挺玄，我说不准，我们看人很少看成分的。我其实只是成分好，算不上积极分子吧。“文革”前的积极分子里面，一部分是比较稳重，能干点儿事情的，也能往上升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油”的，借着运动的招牌给自己添资本的，这些比较“油”的大部分与领导冲突比较大，被领导打击，后来到“文革”里面这两派就斗得比较厉害了。

（笔者问：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冲突？）这个还好，冲突一般是不会有的，就是来往少，越到“文革”后期积极分子越来越少了。积不积极也是相对的，运动太厉害了，大家都不敢太积极了，但也不能太消极了，政治学习很重要哎，每次都要准点参加的啊，反正跟着大家一起读文章了。“文革”后来，下面也不太斗了，大部分就是报纸上面斗哪个大人物，大家开会照着报纸读就行了。大家慢慢开始考虑个人利益了，比如说托关系帮小孩找个好点的工作啦，如果有一些熟人朋友，个人状况就不一样了。（个案F，工人，1932年生，男，本人店员成分）

总之，一些比较“人情化”的非积极分子往往在社会交往上并不太看重阶级成分及家庭出身，只有那些积极要求上进、寻求提拔的积极分子才会在社会关系方面相当注重成分的区隔问题。亦即传统的“朋友”、“感情”的社会关系认知似乎还是要占据上风，普通人在内心中往往并不认同成分标准及其阶级建构，成分筛查的阶级建构在社会意义上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的社会认知与社会关系标准。当然，成分与家庭出身伴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实质上所借助的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传统，还是有效打击了儒家传统利他互助的人情化社会关系模式，整体层面的社会关系交往大量萎缩了。就深层的文化传统而言，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强化，“非积极分子”的普通人更多的只是尽量不去斗争他人，或至多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自己心中的“好人”，但他们更多地还是趋于某种道家中庸式的“自保主义”；在相当多数自利型的“积极分子”的行为方式之中，则呈现出某种法家功利传统的深层影响，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儒家人情化的人伦关系。由此，以成分及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虽然没有全面成功，但借助于某种法家功利传统的作用，进而塑造了一批“积极分子”，其结果是在各个单位组织内部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并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而使得“非积极分子”愈发成为基层单位中的主流人群。

（二）从“同志／敌人”的强化建构到“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

在50年代初期温和式的“同志关系”的建构过程中，突出“敌人”面向的成分区隔至少在城市社会中还不是特别明显，由此所形成的却是一种对传统人情伦理加以适当改造扩展而成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随着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的展开，革命国家力图强化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其实质是希望用阶级斗争来强化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运用“斗争式的同志关系”来取代“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以期完成革命同志人际伦理对传统和谐人际伦理的完全改造。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强化，直接交往的私人关系尤其是同事交往关系在一段时期内的确减少了（见前文个案L、Q）。50年代，逐步确立的“单位制”对工具性资源的有限供给使得亲戚朋友之间的工具交往关系减少了，而同事关系作为单位体制所建构的新型社会关系，成为与邻居关系相近似的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形态，并且是 “同志关系” 构建的最主要的关系对象。但在“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开展之后，诸如同事关系之间的直接交往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的人际实践开始崩溃，社会信任度的明显降低使得“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出现了瓦解的迹象。

在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时期中，成分及家庭出身对个人各方面的确有着重要影响，个人的就学、就业、参军、入党、提干，乃至于个人婚姻等关涉前途的大事都与本人成分及家庭出身直接挂钩，个人三代以内血亲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成分都要经过政审，“小业主”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以上家庭出身的个体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的控制。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无论如何“表现”，其发展总归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如果具体到个体的人际交往，某些成分较差及有“历史问题”的个体的人际交往的确受到了较大影响，人们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原因而在他人在场时表现出与成分不好乃至有“历史问题”个体之间的某种距离，特别是“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常常是要超过一般的成分问题。但从总体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二元建构显然并不成功，这样的设置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了外在的制度化层面，多数普通群众能清楚地认识到成分及家庭出身对于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交往的重要性，但往往内心并不真正认同。进言之，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二元阶级建构对城市基层社会中普通群众的人际认知影响始终有限，可能并没有真正嵌入于多数普通人的心智结构之中。

当然，这也取决于个体的政治态度，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还是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在人际交往中相当注重成分的因素（如个案L）。对一些积极分子而言，除了本人成分对其个人前途的影响外，与何人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因此要与成分不好特别是与有历史问题的个体划清界限。对于大多数非积极分子的普通群众而言，他们虽然有时也要和敌对成分的“黑五类”保持距离，但内心往往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歧视。对于小业主及以上成分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而言，他们是不为组织所欢迎的，因此很难成为积极分子，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非积极分子。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与城市贫民之中，也开始出现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隔，当然积极分子在5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过程中已经大量涌现，早期积极分子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通常更为明显，其中部分积极分子逐步成长为基层领导干部（如个案D），但也有部分积极分子则在“后右”运动中受挫（如个案L）。而在“单位制”巩固以后，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终结，所发展的相当多数积极分子则更多可能表现出私己功利主义的特征，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之间开始出现了相对模糊的社会区隔，这是政治运动深化之后单位制中社会关系改造的主要后果。

华尔德（1996）的研究较早关注到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分野，他认为在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工具性的互惠庇护关系，从而形成了介于传统与制度之间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并且他认为在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敌视性的对抗，这种界限清晰的对抗缓解了领导与非积极分子（即多数群众）之间的冲突（华尔德，1996：187-192）。但在本文调查中，笔者却发现“非积极分子”之中还存在着某些工作、生活中的“落后分子”，而“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只是形成了一种相对模糊的区隔关系，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只是不大来往而已，而并没有形成相互仇视的对抗性关系。笔者对此的解释是，华尔德研究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大陆到香港的移民，这些移民有可能带有比较强的政治价值取向，从而使得访谈材料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某种程度上，积极分子内部的分化与矛盾可能更为明显，一些原则型、比较有革命理想的积极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应该还是相对和谐的，而张扬型、自利型的积极分子则是为众人所厌恶的，积极分子内部同样也逐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差异。

积极分子里面，有一些太过直白了，在“反右”里面就被打下来了，还有一些是说话办事比较谨慎的，和领导关系好的，那时候不少领导人还不错的，这些人（应指积极分子及单位领导——笔者注）与大家关系还好。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则是太好胜了，那时候物质上奖励基本没得，但每年都要评先进，也都有指标的，大家其实还是蛮想要的。去年已经评上了，就应该今年让给旁的人，一些太出头的积极分子仗着自己底子好，还在争，总归就和群众比较紧张了。我们与这些人之间界限比较清的，反正“积极分子”一般都在风浪口上，不太安全。（个案X，工厂调度员，1924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积极分子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和他们不大来往的。当然我们和他们也没什么冲突，他们里面不少骨干分子就是和领导靠得近，干活还都是很认真负责的，干了事情有功劳也不抢在前面，都是一些比较慎重的“稳重人”，我们对他们还是比较敬重的。还有一些成分好的仗着自己成分好，就对大家指手画脚的，与一般群众很合不来。也没见他干什么事情，自以为根正苗红，每次一有什么先进工作者，他就都抢在前面争了，我们对这些人大都也是看不惯的。现在大家当然都是要实惠的了，哪个也不在乎那种形式上的奖状了。那个时候的人都很看重这种荣誉的，拿到个奖状都很开心的，而且实际上评上了先进，入党、提干也容易的。其实后来运动厉害的时候，这些出风头的人也没什么好下场的，万一说错了话、生活作风有问题了，一旦被揭发出来了，大家对他们斗起来就不会手下留情的了。（个案H，小业主，1930年生，男，小业主家庭出身）

进一步来看，单位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的工具性互惠主要集中在任职提干与个人效忠方面。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文革”之前，考虑到职工权益的有效维护与级别工资的有限差距，基层组织单位普通干部与一般职工的工具性资源分配总体上还是比较平均的，特别是在一般工厂内部工人的相对收入是比较高的，普通职工与一般干部在工资收入、住房分配、教育医疗等收入或福利等方面并没有形成质的差别。单位组织领导对积极分子的吸引诸如评先进、入党、提干等诸多方面，其本质上应该还是可以归之为象征性资源，亦即单位领导对积极分子的吸引更多是通过象征性资源来达成的。因此，“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区隔得以形成与维持，在深层意义上是单位组织对其掌控的集体性的象征性资源的不平均分配的后果。④总之，“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开展是要建构“同志／敌人”二元对抗的阶级区隔，在带有儒家利他普遍主义色彩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瓦解后，虽然去人情化的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实践在“积极分子”群体中逐步抬头，但在多数“非积极分子”群体中占据主流的还是“人缘”取向的道家自保主义人际实践，并在社会关系交往方面趋于形成“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之间的模糊区隔。

四、政治运动进程与“人缘”取向的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的内在关联

如上所述，“同志／敌人”的刚性阶级建构的结果是“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的模糊区隔，然则上述“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始终不是革命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为了将广大普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进一步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寻求“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只有不断地深入发展并走向高潮，这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向的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认为革命国家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其初始动机可能是要进一步吸引及选拔“非积极分子”中的成分优良者，使其主动地成为革命接班人的“积极分子”，进而进一步通过全民的政治狂热与领袖崇拜建构起敌我二分“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但其实质后果往往是导致某些过于积极的“积极分子”成为众矢之的，进而可能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特别是“文革”运动的充分开展使得基层领导权威受到较大冲击，一些缺乏群众基础、“人缘”较差的基层领导及积极分子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被群众冲击的对象。由此，过度狂热的政治运动反而催生了更为保守的文化传统，基层社会在“造反派”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象之下，“积极分子”向“非积极分子”的回流成为一种基本常态，以广大“逍遥派”为代表、“人缘”取向的道家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反而更为广泛盛行，这也就预示着政治运动所依赖的社会基础的最终终结。

（一）“人缘”差异再生产与政治运动进程的作用关联

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已然渗透着1949年之前的人际脉络。黄宗智（1998）对1949年前后农村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研究也表明，在华北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土改过程中地主等阶级敌人的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经济成分的标准，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状况。同样，在城市地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一些资本家或是地主成分的个体及其家属如果1949年前“人缘”较好，50年代初期往往受到冲击较小，一般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通常也是相对安全的。但一些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且“人缘”比较糟糕的个体就相当危险了，这些人中一部分可能是由于经济工具利益上对工人太过刻薄，从而积有民怨；或者是自己架子太大、根本看不起普通工人，在直接互动的象征性资源层面触犯了众怒。在5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相对较弱的城市社会中，这些人可能只是被确定为“剥削分子”的典型代表。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成分标准作为阶级建构日益凸显，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说话做事大多更加小心翼翼，默默无闻地躲在政治活动的边缘，其中很多人得以躲避政治斗争。即使其中一些个体没有逃过斗争，由于较少得罪他人特别是领导，往往也都是有惊无险而没有遭受到严厉批斗。但如果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还不甘于默默无闻，在工作或才能等方面显示出高人一等，在运动中则是相当危险的。

如前所述，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开始有指标任务的压力存在了。一些家庭出身或本人成分不好的个体并不一定即遭厄运，因为他们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无疑是“客客气气”、“谨小慎微”的，生怕自己一句多话得罪了他人，至少大多能维持一般性以上的“人缘”状况，即使发生了小规模的批斗通常也能够平安度过。笔者发现反而是那些与群众隔阂比较大，“人缘”较差的个体极可能被领导或群众拉出来作为斗争对象，以完成上级“指标化”的任务压力，这些人如果从阶级成分的标准来看，大多是没有问题的，可见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对象选择某种程度上并不主要取决于成分，更多地可能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具体“表现”及其由此进一步所形成的“人缘”状况。总之，在基层不断寻求“敌人”的过程往往已经考虑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确定“恰当”的“阶级敌人”并不是严格地依照经济或政治标准，而更多可能是沿循着既有的“人缘”脉络来寻找“替罪羊”。特别在“文革”之前，这样的情形应该更为明显。如果就本调查的访谈个案进行一下具体分析，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在积极分子当中，有一些成分优良的工农子弟自恃是根正苗红的“红苗子”，往往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发表意见，领导都不放在眼里，与群众关系也比较紧张，从而很可能因为说错话而被领导或群众揪出来成为批斗对象，这些对象往往被群众批斗的程度相当厉害，有的甚至可能因为某些言语或行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乃至“反革命”分子（见上文个案Q、M、S）。从根本上看，这种“张狂型”积极分子往往在直接的人际互动中没有遵循“对他人正面评价”的“象征性资源利他”互动规则，而过度注意自我表现，损害了他人的象征性资源，其所犯的“众怒”是不言而喻的。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反右运动”中，大量“右派”分子都是以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乃至日常互动中，在象征性资源层面上得罪了群众尤其是得罪领导的一些“口无遮拦”的积极分子（见上文个案L、M）。

第二，一些过于认真、坚持原则的“老革命”式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由于缺乏变通，直接批评某些问题或者保护了其他一些被批斗者，就有可能得罪领导或一些重要人物甚至多数群众，大都也厄运难逃（如下文个案N）。这些“原则型”的积极分子或革命者基本没有自我“私利”或“私德”性关系的涉入，往往本着“大公无私”的革命事业的标准而坚持“公德”、维护“公利”，但他们可能忽视了在人际和谐压力面前的变通，从而导致自身“人缘”非常糟糕，这些人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替罪羊”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反右倾”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居多）。由于常常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其斗争烈度往往较重，他们本人则非常难于理解或者深感痛苦。

第三，相当一部分“自利型”的积极分子在每次评选“先进”工作者等荣誉时都不肯适当退让，普通群众或者其他积极分子对他们意见都较大，比较容易被人盯上而在运动中成为替罪羊（见上文个案X）。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或者知识分子有可能因为在工作生产中能力表现的相对出众而遭到嫉妒，同时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往往成分不好从而成为运动过程中的“替罪羊”（见上文个案C、F）。总体来看，这些个体的共同特征是，在缺乏流动的单位群体性格局之中，他们大多占有了比较多的象征性资源：前者“过红”，占据了较多入党、提干的机会，其拥有的象征性资源主要是来自于组织集体分配；而后者“过专”，也有着较多的发展机会，其象征性资源则更多是来自个体自我生产。这些“出头鸟”所占有的较多资源是与普通群众的平均主义文化心理相悖的，从而由于“人缘”较差，也比较容易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被选定为斗争对象或受到较大冲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革”中的被斗争对象）。

第四，在非积极分子之中，大多数是比较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普通群众。但也存在一些干活拖拉、调皮捣蛋、小偷小摸的“落后分子”，在政治运动中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也可能成为被批斗的重要原因。这些人通常被领导与群众选定为“坏分子”的成分来完成指标，平时无运动时无事，运动期间往往就成为专门应付运动的批斗对象（见上文个案C、D）。从本质上看，这些个体在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之中，或者是在集体工具性资源生产过程中过于落后，占了群体其他成员的“便宜”，或者是在个体私人象征性资源生产过程中有很不光彩的行为举止，当然两类问题常常在多数“落后分子”身上可能都有所体现。而在政治化的社会形态中，所有工作乃至于生活中的行为表现统统都被作为一种政治表现来处理，因此单位领导及群众在寻找阶级敌人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聚焦到这些个体，但其斗争烈度可能相对较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坏分子”）。

无论是“积极分子”还是“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大多数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与他人的直接交往与间接相处过程中，往往本着尽量少得罪人的原则行事，从而能够比较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积极分子”中最终能够入党乃至提干的，大都与领导及群众关系比较良好，做事谨小慎微，比较能够紧跟形势，有意见也不会随便乱发言，面对“先进工作者”等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分配懂得适度的退让。同时他们也能够适当变通，实质上他们正是一些能够适应环境、懂得适度权宜变通的“稳当人”、“灵活人”（见上文个案X、H）。而“非积极分子”中大部分普通群众在工作中也是比较认真的，在生活中往往也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他们的普遍经验就是少得罪人，尤其是尽量不要得罪领导，遇人说话办事都要把握分寸，这是笔者所访谈到的大多数被访谈者自身的生存状态。应该说，积极分子有了较好的人缘，可以退而保政治安全、进而求政治发展；而普通群众维持一般的人缘则至少可以保证自身的政治安全。过于积极的“积极分子”与普通群众中太不积极的“落后分子”往往都“人缘”较差，由此很容易在政治运动中深陷囹圄。比较而言，“积极分子”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较为纷杂，在政治运动中往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而大多数“非积极分子”的普通群众只要“表现”平平、维持一般“人缘”，往往就能得以在运动中达到“自保”的目的。

刚开始，成分还不是很重要，资本家也是要团结合作的，后来对成分越来越关注，每个人的入党、升学、提拔都要考察成分（应包括家庭出身——笔者注）。运动一来，以前有历史问题的家伙就可能吓得够呛。但是一般同事交往中恐怕还是看彼此合不合得来为多，不是很看重成分的。像我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成分比较红，但也不想被提拔，所以对这个不是很关注的了。我们一些同事大都是离得远一些。积极分子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需要紧跟形势、要和领导一条心，有时上面的政策变化很快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原有的政策上，就可能要“过时”，尤其会说是犯了“右倾”错误；而一些太嚣张跋扈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旁人，甚至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一般群众了，有什么“先进工作者”的奖励都要争，生怕自己吃亏。这些人往往说话太多，很容易在运动里头出事。但也有一些“灵活人”成分好，又能跟各个领导都搞好关系，也不轻易去得罪别人，按照领导的意思搞运动，工作上也挺能吃苦，干得多说得比较少，慢慢就能提拔上去了。组织上当然是鼓励个人要积极上进的，这不仅要靠成分，还要看政治表现，搞运动的风险比较大的，我们这些人经不起，只要不出事就好了。到了“文革”里面，厂里头同事交往都很少，其实大多数人都更怕运动了，不少能折腾的人都是些有名的“猴子”，我们都尽量躲得远一点。（个案E，工人，1935年生，男，工人家庭出身）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认为以政治倾向为标准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着的种种分化使得两者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对抗关系，而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区隔。相反，在单位组织这种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中，真正存在的对抗则是多数群众及一部分积极分子对少数“异端”的群众及另一部分“极端”积极分子进行的斗争，其实质依然是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缘”较差个体的排挤打击过程。与多数群众关系较好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通常就是上面提到的“稳重型”积极分子，而另一部分“极端”积极分子则是以上各种缺乏中庸策略的“张狂型”、“自利型”、“原则型”个体，而群众中的少数“异端”则主要是指在工具资源生产或象征资源生产中的“落后分子”，但也有少数工作表现比较突出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

在50年代初期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之中，工具性资源矛盾已大量消解，从而为利他和谐伦理的充分实践提供了条件。利益矛盾的相对消解曾经使得中庸式人际实践一定程度上萎缩了，并对“人缘”差异的再生产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得不同个体间的“人缘”差异有着抹平化的趋势。但在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类的组织活动中，一些“张狂型”的积极分子可能是为了自我表现、也可能是为了革命理想而直接批评他人与领导，不少这些个体或许自身没有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或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事业，而对自己较为糟糕的人际状况并不是非常在意。当“反右”运动到来之后，快言快语的“张狂型”积极分子（其中多数正是平时“乱说乱动”的知识分子）率先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其一些可能只是针对工作单位或领导的“过激”言语或举动，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佐证。当然这不是说，“反右”运动的开展本身就是以这批人为指向的；只是在50年代初期比较和谐的社会状况下，人际矛盾相对较小，相对而言这批人成为完成指标性任务的最合适人选，从而为“反右运动”的顺利开展及其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埋下了伏笔。⑤

在此后“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治运动⑥的进一步开展中，基层寻求阶级“敌人”的过程本质上依然借助于“人缘”差异的再生产机制。50年代初期革命国家通过单位制实现了对工具性资源的有效控制，至少在“文革”之前，各级单位组织通常对个人工具性资源的供给相当有限，私人之间的工具性交换大量减少，同时单位组织内部的工具资源分配通常是比较平均的，由此大量消解了工具性资源交换与分配中的人际矛盾。随着单位组织的群体性格局生产方式的巩固，“大锅饭”式的供给制尽管使得群体中一般个体的工具性资源占有量有限而平均，但不同个体在工具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而这种差异必然要影响到个体在群体性格局中的“人缘”状况。特别是在工作中偷懒、怠工这些行为往往会被上升为思想道德及政治立场上的“表现”问题，而其实质则在于这些“落后分子”在工具性资源生产过程中“搭便车”、“占便宜”了，从而触怒了群体中的多数群众乃至单位领导，从而导致“自我”人缘状况较为糟糕，这就很有可能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成为完成指标任务的“牺牲品”。

从象征性资源的交换及分配而言，“反右”运动给绝大多数个体的经验就是少批评他人、批评实际问题，而更多地给他人与现实情况以正面评价。此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组织活动也日趋形式化，绝大多数人甚至非常注意自己在其他生活场域下的言行。亦即人际互动中象征性资源的互惠交换应该更加趋于传统的形式化正面性评价原则。然而，伴随着革命生产意识形态及阶级建构的不断强化，单位集体逐步开展了日常性的“先进工作者”评比等活动，其实质在于单位组织急需通过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吸引来动员普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力图将一般性的普通群众都改造为心向革命事业的“革命同志”。当然，各单位“先进工作者”的日常评比活动也是有着指标化限制，这种指标化限制是确保集体分配的象征性资源稀缺性的必要措施，但指标化的措施同时也就造成了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的不平均与差异化。并且对这种集体荣誉的占有又会成为普通个体入党、提干的政治资本，而入党、提干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积极分子内部互相争夺的主要资源，但其当时更多地也可以归之为象征性资源。明智的积极分子在竞争这些稀缺性的象征性资源的过程中，通常能够适可而止而将某些机会让给他人，但也有些“自利型”的积极分子过于追逐这些集体象征性资源而不能退让，他们可能由此而得罪了一大批其他积极分子及普通群众，从而导致其“人缘”状况是相当糟糕，这样的“出头鸟”在政治运动斗争中常常也是相当危险的。

从象征性资源的生产层面而言，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过程之中，各个体由工作能力、生活道德而自身生产出来的象征性资源的数量必然是有所差异的，这些也是革命国家通过单位组织所不能够完全控制的。个体生产象征性资源过多的个体无疑会遭到普通群众的嫉妒，如一些知识分子、技术员就由于自我生产了较多的象征性资源而“人缘”紧张，如果再有什么“清高”的言行举止而在日常互动中对普通工人群众的象征性资源有所侵犯的话，就更有可能被选择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见上文个案C）。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教育水平较高，其原有成分或家庭出身也大都不好，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被批斗的知识分子表面看来可能是自身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实质上批斗的激烈程度可能还是在取决于其自我能力的展示损害了他人的象征性资源（如个案Y）。此外，个体所生产象征性资源占有量过少的一些个体也必然是为众人所不喜的，他们往往违反了多数人的行为规范，比如一些“小偷小摸”乃至工作之外的“生活作风”问题者往往也被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落后分子”的代表，他们的“人缘”状况一般也比较糟糕，而很容易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影响群体性格局中人际和谐与个体“人缘”的六条路径过程中，工具性资源的相对平均分配及有限供给，使得工具性资源分配与交换过程中产生人际矛盾的可能性较小；而工具性资源生产以及象征性资源生产、交换及分配等四项过程中始终还是可能产生一定的人际矛盾，从而威胁到了人际和谐，成为不同个体之间“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以上一些“人缘”较差的个体正是在这四项过程中的某一项或几项过程中，对自我利益需求未能作适当节制的后果。当然在革命价值的诉求下，也有一些毫无私利的积极分子或革命者为了革命目标而在以上四项过程的某一项或几项过程中得罪了他人，这些“原则型”积极分子往往也“人缘”较差而最终成为斗争对象（如个案L）。而在随后间歇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又有一批能够为革命事业而“大公无私”的积极分子及领导干部也由于坚守革命原则，敢于讲真话或反映实际情况，从而成为“反右倾”乃至“文革”运动的斗争对象（如个案N）。这样，革命理想主义者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往往也随之衰减，从而使得革命建设所赖以维持的一批中坚力量遭到了削弱。

进言之，50年代随着“单位制”的逐步确立，尽管各级单位组织逐步完成了对工具性资源的较严格控制，进一步的社会伦理改造必然涉及对象征性资源的引导与控制，但单位组织始终难以像掌控工具性资源那般对象征性资源也进行有效的操控。如其所建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并没有对微观互动中的象征性资源利他互惠规则构成有效的冲击，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则更加回归了某种传统的象征性资源的利他互惠规则。此后，各级单位组织通过对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力图凸显革命事业的神圣性与吸引力，进而完成对基层象征性资源的主要控制。集体象征性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如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一样，其实质也是革命国家建构“志同道合”同志伦理及其实践的重要方式，革命国家希望出现的是所有个体都争先恐后的革命积极性，这显然也与维系人际和谐与维护个体人缘的中庸人际实践背道而驰。由此，各级单位组织对于象征性资源的有差异的分配活动，正是革命同志伦理培养“积极分子”的重要机制。然则结果是，这种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反而进一步导致了人际象征性资源的矛盾差异，不同个体在处理这种分配矛盾中的行为方式就决定了其“人缘”状况的好坏，而“人缘”状况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后续政治运动中的处境。

总体而言，在工具性资源严格控制的“单位制”背景之下，个体的“人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征性资源”的“利他”程度，而在运动中出问题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在象征性资源形态的交换、分配与生产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中庸之道”的火候。历次政治运动本身是要解构强调人际和谐与自我人缘的传统文化伦理的，在其操作实施过程中，一些积极分子的“革命行为”⑧的确突破了中庸人际实践的范畴，比如“张狂型”积极分子破坏了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源的互惠交换规则；“自利型”积极分子破坏了集体象征性资源平均分配的规则；而“原则型”积极分子则为了公利、公德而在某个面向上得罪了他人。然而这些“积极革命者”的种种做法最终必然将破坏自身“人缘”状况，而以人际和谐为表象、以“人缘”为根本取向的群体性格局则使这些“积极革命者”反而很容易成为进一步政治运动中的“革命目标”。正是由于“积极革命者”更易于成为政治革命运动的牺牲品，个体的自我政治安全与自身的人缘状况越来越密切相关，以“人缘”为取向、道家自保式的中庸人际实践反而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事实上，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大量积极分子到“文革”后期政治热情不断衰退而趋于回归非积极分子，最终导致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模糊区隔的崩溃乃至政治运动社会基础的终结。

（二）“文革”后期中庸实践泛化导致“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模糊区隔的最终崩溃

“文革”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最后的高潮，可以视作是革命国家就“同志／敌人”阶级建构的最后一次尝试。在“文革”这样的革命高潮中，人们在其初始阶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革命国家通过“接见红卫兵”等一系列措施将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革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本质上看，这是革命国家直接动用其自身的象征性资源来吸引广大群众的过程，以此力图使所有的成分较好的普通群众都纳入到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范畴中来，从而真正建构起“同志／敌人”的阶级区隔。但是当革命国家数次运用其集体象征性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时候，集体象征性资源的泛化使用与较为平均的分配趋势使得该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在逐步降低，这本身就使得政治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动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到了后来“文革”，“造反派”里头不少人就是以前运动的斗争对象，还有就是原先不太受待见的一些个积极分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文革”本来就主要针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里面人际关系特别群众关系比较糟糕的，八成都被斗得够呛。我们这些小喽啰只是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不明真相参加过一些小活动，后来慢慢也就有点厌倦了，成了“逍遥派”了。当“逍遥派”就循规蹈矩，小心一点，少和别人瓜葛，也尽量少来往吧，遇事少得罪人、保平安吧！（个案H，工人，1930年生，男，小业主家庭出身）

由此可见，“文革”运动在基层造成的实际情况是大量派系斗争的出现：不少在之前政治斗争中受到冲击的各类人员以及边缘化的积极分子，大多成了“造反派”的“头头”或者骨干，他们很自然对原有单位领导往往心怀不满，而一些原来在领导周围的“积极分子”则大多成为“保皇派”的核心力量。总体来看，以往的政治运动一般是在单位领导组织之下进行的，单位组织领导在斗争对象选择的确定性作用无疑更为明显，而在“文革”这样的运动高潮之中，各级单位领导特别是“人缘”较差者则率先成为被批斗者。与此同时，积极分子所遭受政治打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过于积极——常得罪人——人缘糟糕——被批斗”已然发展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程度，即使许多有革命信仰、“大公无私”的积极分子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热情都衰退了，更不用说是追求个体象征性资源的那些积极分子了。因此，大量积极分子为了自我的政治安全也开始逃避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开始向“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回归了。

我们家这种条件，我是不会太积极的，如果要那样还要和家里面划清成分，这种人是很少的。我们退伍后经历的政治运动主要就是“文革”了，我感觉以前有些“积极分子”还是有革命信仰的，做事比较认真的。但也不能过头、太认真，太认真就容易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领导，有时反而没有好结果。到“文革”里面的积极分子大都已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的了，而且互相倒的都很快，风险蛮大的，后来是部队介入了才稳定点。我们这样的人都比较安稳，因为我们这种成分是受控制的，也很难入党的。其实即使是在“文革”里面，“逍遥派”始终还是占到大多数的，到了后期积极分子就没的（没有）多少了，大家都怕了。不过该参加什么活动、该和什么人交往说什么话，大家也都是有数的。搞批斗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有数，哪个人被斗基本上事先就已经定好的了，大家到时都必须要发言，说的话都是老一套。（个案A，1944年生，工厂中层干部，男，小业主家庭出身）

可见，随着政治运动的强化，运动斗争的目标反而更加集中对准了积极革命者自身，积极分子的政治风险远远超过了其政治收益。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的大量出现，除了为数极少的积极分子骨干还在为政治前途奋斗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把维护自我政治安全放在了首位，“少得罪人”、“尽量少得罪人”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社会记忆的最集中性的体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逃避政治的“逍遥派”。当然“逍遥派”显然不能真正地“逍遥”，而只是在别人搞批斗的时候跟着说套话，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跟着众人一起学习报纸，或按照报纸精神批斗距离较远的上层人物（见前文个案F）。因此在“文革”后期，大多数个体抱着中庸自保式的处世态度，往往将政治口号挂在嘴边，而以政治安全为第一要着，以“不得罪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庸自保式人际实践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日益成为绝大多数个体消极抵制或巧妙规避权力支配的适时“策略”，亦即随着政治运动极端化的发展趋势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进言之，在这种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之中，表面上革命国家似乎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完全控制，至少在城市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的言语步调都如此一致，人们在极为日常化的生活细节与人际互动中都趋于程式化了，革命国家一度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监控，使得其权力的弥散与渗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样的结果只是导致了单位内部人际关系交往的进一步减少（见个案H、I、E），而人们彼此之间无论是在政治批斗会还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都日益习惯了在“剧场国家”（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舞台的趋于同一性的程式化表演。到“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都涌入了“安安稳稳”、“小心翼翼”的“逍遥派”之中，所存积极分子的数目已相当之少，原有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普通群众之间的模糊区隔也就趋于崩溃了（见个案A、Q、E、I）。亦即在“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关注的并不是革命目标，而是力图通过维护自身在群体性格局中的“人缘”状况来确保自我的政治安全。由此，政治运动已经基本丧失了进一步扩展的社会基础，政治运动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物极必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我在机关里面一直比较顺当，成分是重要，但如果没有运动的时候还好吧，有运动的时候如果没有“坏表现”，一般也没事！我无论是文笔还是各方面都是局里面的佼佼者，一些人就嫉妒我，“反右”的时候就有人打我的主意，但我成分好，参加革命又早，平时也不乱说话，所以一直都比较稳当……但我在“肃反”运动里面觉得有个人挺无辜的，因为保护他就得罪了人事部门的人。“文革”里面我就被那些人用这件事情给批倒了，一下子从干部变成了工厂工人，直到74年才平反。当时自己也就有想法了，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革命了一辈子，怎么最后反成了阶级敌人了。反正整个国家都相当乱了，要成敌人太容易了，斗争与平反都不断。大家对阶级斗争都很疲惫，不少斗争其实就是私人斗争，我74年平反以后就对政治厌倦了，再也不可能以前那样投身革命了。这样的运动肯定是不能长久的了，物极必反啊！（个案N，机关干部，1929年生，男，贫农家庭出身）

在政治价值逐步衰退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经济价值正在逐步复燃。比如“文革”后期的大量知青彼此争着返城，城市中的就业资源本身也相当紧张，对一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使得工具性的“关系”、“后门”重新盛行起来了（Yang，1994）。基本可以认定的是，“文革”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代表革命国家的单位组织开始逐步丧失了对工具性资源进行比较平均分配的能力，比如有被访谈者提到有限的自行车票、有一定比例个体的增加工资乃至住房面积的逐步悬殊等问题，都开始在单位组织中重新引起了一些人际矛盾。而在政治运动最终结束以后，单位组织中由于工具资源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人际矛盾开始凸显。并且在受“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趋于终结的同时，跨越于各单位组织之间的工具性资源取向的“关系学”逐步占据了支配性地位。

当然，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也看到了个体通过私人社会“关系”抵制国家权力以摄取工具性资源的情况，从而认为这种工具性资源“关系”运作的重新出现逐步瓦解了革命伦理（Gold，1985）。但从本文的研究而言，至少革命国家在对传统人际伦理及实践的改造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即革命国家所倡导的同志式关系伦理及实践在基层社会始终没有确立起来，反而更多地为传统人际伦理及实践所湮没。由此，革命国家需要通过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来强化志同道合的同志伦理及实践，亦即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及深化本身也可以视作其加强社会改造特别是对传统社会关系改造的历程，但其“同志／敌人”式的阶级建构在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作用下，只是初步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且阶级斗争对象的选择常常并不完全取决于成分认定，而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人缘”糟糕的对象加以展开。最终随着诸如“文革”政治运动的过度强化，某种远离政治的“人缘”取向的道家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也不断强化，进而连“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这样的社会区隔也被打破而趋于崩溃。要言之，政治运动及其阶级建构最终结果的失败，反过来直接威胁到了革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或许这才是革命国家不得不终止政治运动而进行经济转型的社会动因。

五、结论与讨论

在对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改造及其变迁的研究之中，极权主义范式与革命式现代化范式大都认为革命国家一度完成了基层社会关系的全面改造，只是伴随着政治运动的终结，革命国家才逐步退出基层社会的。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尽管突出了基层私人关系对单位组织乃至国家政权的渗透性，但其研究重点往往始终聚焦于“关系”的工具性资源摄取层面，相对忽略了“革命”与“传统”的内在伦理张力。本文认为要进一步厘清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模式的变迁，还是要对传统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机制有所把握。这样的历史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突破新制度主义的工具性资源分析视角，而更多地关注于文化伦理层面的象征性资源改造与作用的深层结构。50年代伴随着单位体制的确立，革命国家通过对工具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在根本上冲击了“家本位”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私人之间重要的工具性交往极大地减少了，但单位制的逐步建立却进一步强化了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在新型的单位制体系建构中，在各个单位内部工具性资源层面的分配上是比较平均的，同时个体私人间可用于工具性交换的资源相当有限，从而基本消除了由工具性资源分配及交换而引发的人际矛盾。由此在50年代初期，传统“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模式瓦解之后，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其中所具有的儒家传统普遍主义化的 “利他和谐伦理”仍然优先于志同道合的革命式同志伦理。

由于人际矛盾的相对消解，中庸式人际实践的运作空间相对萎缩了，群体性格局中普通个体之间的“人缘”差异一度抹平化了，不过以“人缘”为指向的中庸实践的运作规则仍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对此，“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既是革命国家力图对微观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源互惠交换进行改造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革命国家动用组织权力力图改造国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处世态度的过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本质上也正是志同道合伦理的革命人际实践对利他和谐伦理的中庸人际实践的挑战。实际上，普通群众还是难以在互动中不顾及他人的象征性资源，而对他人直接进行严厉批评的。不过也有一些积极分子或者是为了自我表现，或者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对普通群众乃至单位领导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从而导致其“人缘”状况较差。这样在人际相对和谐的50年代初期，“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本身也就构成了群体性格局中“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些勇于批评他人、特别是批评领导或对单位现状有所不满的积极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般都被定性为“右派”，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无意中却为基层“反右”运动得以进行作了前期准备。

显然，从大多数普通民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中的表现来看，革命国家对传统社会在伦理权力争夺的初期就未能全面占据支配性地位。在“反右”运动以后，即使是积极分子也较少有人会当面对普通群众尤其是领导再直接提意见了，解构象征性资源互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已经归于失败了。随后，革命国家通过强化阶级敌人的面向试图建构一种以成分为标准、“同志／敌人”阶级区隔强化的“斗争式的同志关系”，以此试图取代利他和谐伦理主导下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事实上，随着“反右”等运动的开展，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准则的出现导致了社会信任度严重降低，单位同事及其他社会关系交往大为减少，“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终结。在某些“积极分子”的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实践之外，多数“非积极分子”还是趋于道家自保主义的人际实践，从而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的模糊区隔。

政治运动深入本来是力图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区隔模式进一步强化为“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至少也是要将大多数成分较好的普通群众吸引到积极分子之中的过程。然而，“寻求敌人”的过程更多地成为基层社会按照“人缘”差异状况来排斥“异端”的过程，并且在工具性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过程受到严格控制的历史背景之下，个体的“人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征性资源”的利他程度，而在运动中出问题的活跃分子大都是在象征性资源形态的交换、分配与生产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中庸之道”的火候。在“反右”运动中，多数“右派”分子正是违反了象征性资源利他互惠规则的“张狂型”积极分子。在从“反右”到“文革”之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被批斗对象的基层干部确定往往是在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过程中始终不肯退让的“自利型”基层领导或积极分子，而所确定的群众“坏分子”则往往是象征性资源生产的私人生活形象过于糟糕的“落后分子”，再有就是一些在工具性资源生产的工作过程中“偷懒”、“占便宜”的“落后分子”（当然，多数“落后分子”实际常常可能是私人生活与公共工作两方面同时“落后”）。这些个体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把握好中庸式人际实践，从而分别在象征性资源的交换、分配、生产及工具性资源生产等四种过程中破坏了人际和谐与自我“人缘”。除此而外，为革命事业而“大公无私”的“原则型”积极分子乃至“老革命”虽然没有自我的利益涉入，常常为维护集体利益或组织原则而得罪普通群众乃至重要领导，从而导致了自身在群体性格局中比较糟糕的“人缘”状况，也很可能成为政治运动斗争（主要是党政军机关的“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对象。

在革命国家对传统伦理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类似“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差异化分配等常规化的革命举措，却都非预期地成为群体中“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途径。相当多的积极分子或基层干部由于破坏了象征性资源利他互惠规则���或是在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过程中不能退让，致使自身“人缘”较差，从而极有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群众及其他积极分子选定为斗争对象。“人缘”差异与革命运动暂时达成了彼此循环平衡的再生产关系，即形成了通过日常革命举措来再生产不同个体“人缘”差异，又通过既定的“人缘”差异状况来寻求敌人、完成运动指标的双向过程。但随着革命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革命国家原先所倡导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人际实践已经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随着“人缘”状况对个体政治安全的日益重要，以“人缘”为取向的中庸自保式人际实践反而取得了空前扩张。至“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式的“逍遥派”，道家自保式中庸实践的进一步强化使得“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也趋于崩溃了，革命国家对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的改造根本而言已经趋于失败。

某种意义上，政治运动的发展升级是对传统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式阶级化改造的不断推进过程，因此本文对城市基层社会关系革命改造及其变迁的研究也正可以作为解释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发展与终结的内在过程。⑨从根本上看，在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群体性格局之中，文化伦理的深层结构至少在人际伦理层面有着很强的历史惰性，甚至在某段特殊历史时期中，“革命”运动对于国民性的塑造一定意义上反而强化了自保式中庸人缘实践，即革命对传统人际交往与相处的基本法则不仅难以触动，甚至其对人际关系的改造本身就陷入了传统人际伦理与实践的漩涡之中。革命实践不仅没有形成与传统完全的脱节，反而潜藏在一种为人难以察觉的深层传统之中，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成为基层草根社会“人缘”差异再生产中的一个环节，这可能是“革命逻辑”的“非预期的后果”（吉登斯，1998：423-428）。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外在显现的社会关系模式在政治运动中不断改造并强化了成分区隔的重要性，但以人际和谐为表象、以“人缘”为根本取向的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且在“文革”后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与人际实践模态。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极端化，以“人缘”为取向的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反而取得了空前的膨胀，这最终使得政治运动日益丧失了其合法性根基，从而为经济社会转型逐步奠定了民意基础。

总之，革命国家对于传统社会人际伦理的意识形态改造是政治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因，但其实质上仍然常常受到儒、法、道等深层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且在深层道家自保式中庸传统的作用影响下走向政治运动的终结，这应该是本文的主要论点。从本文的被访谈者的身份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无名者”，他们的口述史叙述无疑有着一定的模糊性，但彼此的相互印证的确显现出了社会关系改造及其变迁的一些特征。⑩当然，本文的访谈对象主要是针对苏南城市地区的城市平民，其局限性与代表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接触的不同类型的人群仍然相当有限，未来对这一论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以更多的经验材料作为基础，似乎最好还是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单位社区研究，特别是对于革命国家转型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内在关联还需要深入具体的典型组织案例研究。此外，对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进程论题的深入考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至1949年之前以实证史料为基础的革命社会学研究，未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大有可为。（应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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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释：
①正如电影《活着》所反映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分化与财富变动特别是代际变化往往是非常迅速的（“败家子”三五年间即有可能由富转贫，此外分家析产无疑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形），因此这种阶级划分常常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自土地革命开始，个人阶级成分及家庭出身的认定体系已经逐步形成。所谓“家庭出身”也可以称之为家庭成分，主要是由父母的阶级成分来认定，或者是由将其抚养成人的祖辈或亲属朋友的阶级成分来认定。以成分及家庭出身为基础的阶级建构在1949年之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影响日益凸显，直至发展成为“文革”时期的“血统论”。
②本质上“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也正是城市中单位体制的逐步确立过程，伴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单位制”终于在城市中最终确立起来，城市中多数个体由此而成为没有自由退出权的“单位人”。本文的“50年代初期”，也主要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1949年—1956年。
③50年代初期温和式的“同志关系”的建构只是导致了“和谐式同志关系”模式的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独特的关系模式在深层意义上体现的是广义阴阳思维的潜在作用。如果用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析思维来看，革命同志关系与传统朋友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傅高义“同志-朋友”的二分是西方二元分析思维的集中体现。而在中国社会，革命与传统、朋友与同志之间却可以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而为一体，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亦此亦彼的阴阳思维的体现。中国人习惯于用传统阴阳式的心智结构来包容外来的革命伦理，将志同道合的同志伦理纳入到传统的伦理体系中去。如运用“兄弟关系”来理解或解释“同志关系”，这在西方革命者可能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国人的阴阳思维方式中，“兄弟式的同志关系”的提法却显然不成问题。由此，在一种缺乏对立的包容性思维中，几乎无人去思考“阶级兄弟”、“无产阶级大家庭”这种说法背后所暗含的逻辑悖论，阶级关系与家庭关系、兄弟关系乃至朋友关系本不兼容而具有根本性的矛盾，然而中国人可能还是习惯于用拟亲化的兄弟关系及朋友关系来理解革命式的同志关系。至少在50年代初期，在“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两种关系伦理之间所暗含的紧张性。
④针对华尔德“基层领导／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单位组织分析架构，李猛等人（1996）曾对“单位”内部“基层领导-积极分子”的分析架构予以批判，认为由不同领导中心组成的“派系”结构更能揭示出“单位”内部的矛盾状况。本文从单位内部的普通行动者的态度、行为及人际脉络出发，则认为至少基层单位组织中“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区隔是可以成立的。
⑤当然，“反右”运动中不少“右派”的确认过程中，基层单位领导的作用是更为直接的，亦即与领导“关系”的好坏是更为重要的；而在其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中，以更多群众关系为指向的“人缘”的重要性则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对“单位制”的研究过程中，有学者曾突出了这种领导“关系”与群众“人缘”的差别（李汉林，2014：28-34）。笔者曾从组织场域的视角出发，提出了领导中心的“主从关系”与群众中心的“人缘关系”的不同概念区分（沈毅，2013）。本文这里没有着重区分“人缘”与“关系”的细微差别，但一些敢于直言、批评领导的“右派”分子，其个性凸现常常使其群众性 “人缘”状况也同样欠佳。
⑥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之间，在城市中对基层影响较大的政治运动应该还是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0年代末的“反右倾”运动主要还是作用于党政机关及军队内部，对一般工厂、商店、街道等基层单位的直接影响较小。
⑦当然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由于其平时与他人直接交往互动中态度的差异，对其在群体性格局中的“人缘”状况影响也很大，从而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可能也有所差异。一些“人缘”相对较好的知识分子即使遭到了批斗，可能其斗争烈度也是相当有限的（见个案F）。甚至被斗争者的不同个性，也会反映在其被斗争过程中是否“服软”的言语与行为态度，从而在具体斗争场景中影响其被群众斗争的烈度状况，最终可能甚至会影响其能否“熬过”间歇不断的政治运动斗争。
⑧这里我们搁置积极参加革命行为背后的革命动机，因为在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积极革命有可能是为自身获取象征性资源，也有可能是为了“大公无私”的革命事业，无论动机如何并不影响其行为的后果。
⑨本文的散化式访谈缺少诸如一些“文革”研究的区域聚焦或事件式的分析（王绍光，1993；武丽丽、赵鼎新，2007），但从整体宏观层面对政治运动进展与终结的逻辑则可以从社会关系改造及其效果的层面做出较好的解释。此外，有学者曾从宏观层面对19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系统分类分析框架，但就国家政治运动走向常规社会治理方式，还是倾向于从“卡里斯玛”型权威兴衰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冯仕政，2011）。本文从社会关系改造的角度对政治运动进程的解释，应能比较清晰地理解基层社会关系改造及政治运动进程的双向过程及内在关联，特别是对政治运动不断深入及至最终崩溃给出社会关系改造视角的理论解释。
⑩事实上，一些口述史的研究或回忆录往往倾向于记载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时期发生的种种非人的惨剧，这样的个案无疑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其很大程度上带有编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情感因素（冯骥才，2014）。同时，诸如一些具有一定“历史问题”的个人在档案制及不断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其个人命运及可能面临的斗争常常始终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较大影响（杨奎松，2016）。本文则更多的是触及一些并没有“历史问题”的普通平民更为平和的社会记忆，其实质的问题指向于“成分”、“表现”及“人缘”的内在关联。亦即其潜在的命题在于，基层社会中成分或家庭出身的好坏更多是影响个人升迁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大受害者更有可能是“表现”糟糕乃至“人缘”较差的个体。由此，政治运动非预期的后果最终却促成了“人缘”指向的中庸人际实践的极大泛化，这种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政治运动在表象高潮之下已经注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历史命运。

沈毅：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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