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明天：让城市社会健康成长

周榕

    摘要：中国本土城市文化的核心观念，是把城市视为管制单位和载道宣教的空间工具，而非享受社会化城市生活的场所。今天的中国城市仍然沿袭了这个文化传统，非但没有通过城市化进程有效地建立起积极的城市社会生活，反而通过掠夺式的开发，把社会矛盾以空间结构的固化方式变得更为尖锐与持存。未来中国城市要良性发展，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公共投入，改善公共服务、丰富公共产品，让城市社会充分自由地成长发育，变畸形的、被房地产裹胁的城市化，为自主性的、健康的城市化。

    想象未来的中国城市，必须立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脉络与当下的发展现状。尽管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异常，但中国人迄今为止尚未真正适应并融入现代的城市文明。中国当代城市徒有一些“类现代化”的“城市表象”，而不具备现代化城市的社会文化之“里”，这从根本上源于中国本土城市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内在冲突。

一、重“管制”的中国城市文化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是作为一个管制单位出现的，城市是对臣民进行高度管制的场所，以及承载道统和宣扬教化的工具，而不是让个体之人在其中得到充分发展、让社会生活得到健康建构的地方。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中都没能形成一个稳定、持久和强大的市民阶层。宏观上看，中国古代城市中基本上只存在官与民两个阶层。官这个阶层在城市中是流动的，绝大部分官员都无法在城市中世代居住，历朝历代，官员致仕（退休）后必须按规定回到原籍，其中绝大部分又回归到乡村生活。而城市中的居民即使富可敌国也没有政治地位，随时可能被当成财富的载体而被政府迁移。城市平民的地位就更低下，在以“士农工商”排序的中国古代社会多属“下九流”，不被视为正途，还经常向农村“回流”，完全形不成具有社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独立的市民阶层，更不用说产生强大的城市社会组织与城市型的文化生活。在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中，城市生活的影响力根本不能与乡村生活相抗衡。
    从城市结构形态上看，中国古代城市呈现出一种高度管制的空间特色和生活状态，每一个独立的城市空间都用墙与门严密分隔，空间管理相当严格，绝大多数城市空间仅仅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不提供可以进行城市公共生活与密切交往的冗余空间。比如说源于春秋、成于秦汉、盛于隋唐的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一个城市被道路切分为几十、上百个坊（街区），每个坊均有自己独立的坊墙、坊门，坊内有十字街。一到晚上，城市宵禁，坊门闭锁，内外禁绝，城市生活枯燥乏味。这种城市结构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老百姓开始自发地冲破官府的空间限制，一开始是“侵街”，占用公共道路开店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后来是“破墙”，坊墙逐渐消亡。高度管制的里坊制逐渐向相对开放的街巷制过渡，并为后代的中国城市所沿用。但街巷制的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也仅仅是从高强度的空间管制减弱为中强度的空间管制，城市作为“管制工具”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在这样的“管制空间”中，城市的公共生活非常有限，类似欧洲城市的市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形成。
    一个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空间肌理，和它的社会组织结构是高度匹配的。比如说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文明及其广场文化，就是与它们的市民社会相匹配的。城市里的贵族和自由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自由的市民阶层，自发地组织起极具城市特色的公共生活，以城市公共生活为基础发展出来强大的市民社会。欧洲的城市公共空间脱胎于神庙和市场，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公共广场，用来进行集会、庆典、演讲、辩论、游行、观演等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活动，在以广场为核心的欧洲传统城市空间中慢慢孕育出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公共空间为载体的城市文化，这是现代城市文明最重要的文化母体。
    反观中国古代城市，除了对臣民的管制变得更加集约化、高效化和严格化之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异于乡村文化的城市文化系统。虽然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市规模与景观令人瞠目，但并没有形成明显区别于农耕社会组织形态的城市型社会组织和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性的城市生活。这一点构成了中西方城市文化传统的本质差异。
    中国传统的“管制型”城市文化来源于礼法制度，城市的规模、格局、等级、形态等等都是按照礼制规定预设好的。这种传统的“乌托邦”城市模型不认为城市是一个自由发展的生命体，也从不关注城市里的每一个个体不同的生活需要，它只关注城市大致要容纳多少户居民，要建多少房子，画棋盘一样画好，然后按统一标准盖起来，把老百姓都“塞”进去。正因为采用了这种“装配式的标准化设计”，所以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从来都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隋代宇文恺规划设计的大兴城（隋代都城，即后来的唐长安，为人口超过100万的世界最大城市），不到两年就盖完了。标准化、装配化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就已经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而高效的城市建造体系了。但是这样高速的城市化只是构建了一个城市的壳子，而老百姓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居住质量是无人在意的，这样的城市，更类似于一个巨大的供“牧民”之用的圈栏。
    “儒表法里”的中国驭民之术，管制是其核心精要。管制，不仅形诸外部，而且要深入内心。外部管制，法家之术；内心管制，儒家之道。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就是这样“双管齐下”的空间结构。通过这样精心构造之“双管”空间的潜移默化，中国古代城市高效率地生产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顺民。明清之际，城市管制力度加大，于是“道法自然”的城市园林兴盛一时，儒法双管之外，再加上道家的心理辅导，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管制城市臣民的政治智慧。然而，将管制作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也断然无法产生充满创造活力的灿烂的城市文明。时至今日，管制的文化幽灵，仍然在各级城市政府官员的思想中萦回不去，而管制化的空间结构，也仍然在暗中支配着中国当代居于主流的城市规划。

二、近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日渐密切，中国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又与经济、军事、政治等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状态。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借鉴了不少西方近现代城市的物质外壳，却完全没能发展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原有的城市文化传统在西化城市结构中的“借尸还魂”又总是磕磕绊绊，导致中国城市走上了一条“四不像”的畸形现代化之路。
    中国曾经有一些很纯粹的“西方城市的试验田”，例如租界，就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摹本。租界既不由本国政府管理，也不受中国地方政府管辖，而是采用典型的欧洲城市自治的模式。像上海的公共租界，有一个工部局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实际上就是市议会，由租界中各利益方推选而成。城市租界最早将原汁原味的西方城市空间形态引入中国，比如星形广场、放射路网、开放街区、林荫道、公园、公共休闲娱乐设施等等，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些重点城市，西方的城市文化也逐渐对本土人群发生作用，最典型的是所谓的“海派文化”，堪称现代城市型文化的本土化典范；也培育了一批深受这种文化之风熏陶的城市群体，例如上海的“老克腊”（老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会享受的绅士）之类的市民阶层。但遗憾的是，这种现代城市文化尚未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就随着政权的更易而被株除。
    除了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等租界城市，以及青岛、哈尔滨、大连、长春等纯粹由外国人规划和建设起来的殖民城市这些特例外，中国本土城市，由于经济疲敝和政权动荡，在1949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基本上谈不到正常的城市化发展。1929年国民政府做过当时首都南京的城市发展计划，但还没来得及展开实施南京就陷落了。八年抗战和其后的三年内战，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都因战乱而遭到了很大破坏，许多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1949年之后，由于经济与政治的原因，前30年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惟一的例外可能是北京。北京作为新首都，在1959年十年大庆时搞了“十大建筑”等工程，初步展示了共产党政府对于现代城市的空间想象。由于共产党政权此前长期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缺乏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和管理经验，因此其有关城市营造的思想资源只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城市的礼制空间与管制文化，另一个就是从前苏联学来的高度集权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空间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个城市模型都强调权力空间的等级结构和管制分配，因此迅速合流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的空间模板：以“单位”为基本城市单元的大路网的“新里坊制”。
    如果仅看城市人口增加的数据，我们可能会觉得前30年城市化速度特别快，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需要大力发展工业，而把很多农村人口弄到城市变成了工人而已。这30年，中国城市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也很少盖房子，但是房子里住的人却急剧增多。北京为什么会出现大杂院？就是因为原来一个院住一户，后来变成了住十几户、几十户，几平米的杂物间都能挤上一户。
    这种城市化是残酷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却没有享受到城市生活，实际上变成了“逆城市化”??把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农村。笔者从小生长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末有一家亲戚从外地农村来北京当工人，住在二环外的小西天，那里整个片区都是简陋的工人宿舍，许多平房后砌猪圈养猪，前院种菜，跟农村没有什么区别，条件比乡下还要艰苦。直到70年代末，在城里面也很少看到汽车，收垃圾、运菜的，都是畜力车、板车和三轮车，满大街都是这种交通工具，很难说这是一个现代城市。
    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全面发展是近30年的事。这30年的城市化进程因动力的不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8年，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房地产。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动的从重工业向轻工业的结构调整让被压抑了30年的“内需”突然爆发，工业化令城市有了扩张的动力，城市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扩张模式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在1992年之前，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比较平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城市出现了近乎失控的开发区建设狂潮，几乎所有城市都在附近的农村跑马圈地，城市化速度与工业化同步。
    1998年，在中国现代城市化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从正常的稳步演进，突变为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倒果为因、狂飙猛进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运动”。这个运动开始的主因，是为了应对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年中央政府出台的三项政策，为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运动”注入了强心针：其一是确立了以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多元化的深化改革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权力边界，调动了城市政府推动“城市化运动”的积极性；其二是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为“城市化运动”直接挤压、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市场，从而催生出以“**”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城市化”模式；其三是各地城市基建资金从中央政府计划调拨变为以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主体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灵活性，为城市政府主导“城市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启动资金保障。
    从1998年到2008年，这两次经济危机之间的高速城市化不是主动的，而完全是被市场推得踉踉跄跄，甚至是被市场裹胁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作“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段时间，没有人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中国城市化进行过特别深刻的思考，都是见招拆招，因为自发出来的新事物太多了。房地产商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尤其是在2005年以前，纷纷抢占市场，提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所有人都被卷在一个大漩涡里。直到2008年，房地产市场突然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三、当代中国城市的困境：空间鸿沟与割据意识

    有人说，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在全世界史无前例。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有这样的东西。文化的力量的确非常强大，快速建造、粗糙建造、忽略城市生活的细节和真谛，就是我们城市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但是经过近20年没有头脑的狂奔，我们突然发现，城市的发展已经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境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社会没有积极建立起来，而疯狂的、掠夺式的城市开发，通过空间结构把社会矛盾变得尖锐、深刻了。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只到县一级，乡镇以下基本上是社会自治，靠有威望的士绅来调解矛盾，只有出了很严重的事情才到县里解决。因此，“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缓冲层，自古以来对维护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今天的中国，政府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中间没有“社会”。城市里很少有NGO，也没有真正的社会型组织，居委会、街道办等都由政府领导。以前，城市居民还有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邻里关系，这好歹算是一个“准社会”的关系。但这些年的高速城市化，把这种稳定的邻里关系也全打散了。你可能在一个小区住了好几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城市完全变成了一个冷漠的陌生人社会。在西方国家，社区的力量很强，例如美国，有自发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民间组织，开展很多活动。而在中国，社区一般是居委会组织的，物业公司可能会给小区搞点活动，但也都是指令性和管制性的。
    城市中这种不健康的社会组织形态又通过空间组织形态给固定下来了。在现有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下，小区里面只有景观，而基本上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空间就没有公共生活，人们就不可能通过思想的自由碰撞，结成社会组织。我们有会所，但会所是商业的地方，你无法在里面完成真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建构。而我们的整个城市开发，也明明白白地体现出了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有的开发商说自己不给穷人盖房子，鼓吹中国城市应该有富人区，实际上富人区早已存在。五万、十万一平米的房子，和一万一平米的房子能是一回事吗？北京的几环几环，就是典型的贫富分界；上海“内环是讲英语的，中环是讲普通话的，外环才是说上海话的”，也是如此。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断裂，这种断裂又通过空间固定下来，从而越来越深，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跨越这个空间的鸿沟。这就是今天城市的残酷现实。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部分中国人至今不懂得怎么样生活在一个现代的城市里。城市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和人交往的密度比较高，从而给个人带来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因此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共享和分享。但我们看中国的城市，哪有什么分享意识？有的只是割据意识。比如说盖一个小区，首先就是砌一道围墙，以示“这片地就是我的了，别人不能随便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城市虽然越来越大，但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被人一片片瓜分了。而且城市的人与人之间丧失了信任感，大家成天人挨人、人挤人，挤在一起却不沟通，都谨记着一条：“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样的城市是又回到了里坊制，只不过过去的里坊是政府强行划出的，现在的里坊是我们自己乐意的，我们用门禁、用一道道墙把自己关在里头，并认为这很“安全”。这本质上还是农耕文化的遗留。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谁家地多，谁的生活就更有保障，晒谷子怕人偷，也必须用墙围起来。界标、围墙都是农耕文化里的东西。
    而真正的城市文化，我们去看意大利、西班牙的中世纪古城，除了城墙外，城市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围墙，任何一条巷子都可以走过去，所以它的效率很高。而我们这种“新里坊”型的城市效率很低。为什么北京的主干道越来越宽，城市却越来越拥堵？就是因为三分之二的路都被围在了小区、单位里。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单位、小区的围墙都拆了，这样还有什么可堵的？而城市的围墙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犯罪率却反而在上升，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因为这实际上是把很多人的机会剥夺掉了。

四、城市要良性发展，必须由政府进行大量公共投入

    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包括整个学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下去？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的这条路很快就要走到头了，再不刹车，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崩盘。当然很不幸，2009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在按照这个模式走。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综合体，多方利益在里面纠缠，不是任何人说了算、改变得了的，而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空间鸿沟、缺乏共享意识等问题，也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今天的城市已经深陷在“囚徒困境”里，谁先走出第一步，谁就可能受损，所以谁都不愿意迈出那一步。要打破这个僵局，靠老百姓的自发行动很困难，也不可能靠开发商，它必须通过政府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来慢慢缓解，同时，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该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反哺社会。
    政府的公共投入，要用于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空间的方式来治疗社会问题，给城市社会健康成长起来的可能。比如说建廉租房，我认为全社会60%的房子应该是廉租房，商品房占的比例如果只有30%或40%，涨到20万块钱一平米都没关系，因为那只是用来投资的，不会影响到广大市民的基本居住。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房子的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分开。这其实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做到。而对于城市的营建，我们要有“分权”和“分区”的意识。城市应该是丰富化、多样化的存在，我们不能用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办法来营造城市，而应允许不同的城市生活理念在城市中充分表达出来，不是某个决策者灵机一动，城市的面貌就要因此改变；同时，一次性建设和规划所控制的区域应该变小，不要动辄搞几百万平米的大盘。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有很多空间，有很多活力和魅力涌现出来。
    社会的健康成长也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因为城市的真正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是靠城市这块地方集约化、高效率的生产和生活创造出财富，然后让大家（包括政府）来分享。如果一个城市的社会组织非常健全，大家都乐意在这里居住，就能够产生出一些生产力。比如说城市的商业配备特别好，人们都在这里购物，营销额提高了之后，税收就会上来。包括教育、医疗等社会组织，它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会提高整个城市的价值。城市价值提升了，就有很多财富可供分享，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收税，老百姓也心甘情愿。
    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不是价值提高了，而是价格提高了。近来关于物业税是否应该征收引发了热议，物业税是由于房价高了，要按房价来抽税。但高房价纯粹是炒房炒起来的，它是泡沫，没有生产财富。政府已经通过卖地获得了高收益，如果还要因房价高了而收取物业税，再拿走一笔钱，道理上完全说不通。所以物业税开征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反弹，不光是有很多套房子的所谓既得利益者，也包括穷人。
    未来城市要良性发展，政府必须切切实实地进行大量公共投入，让我们的城市从畸形的、被房地产裹胁的城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自主性的、健康的发展。

（责任编辑：齐澧*）

● 周榕，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副教授。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