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吴晓刚

（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就业者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动模型，用以阐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2000年在中国一些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就业者进入市场是由两种不同的机制所驱动：一些人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下岗而被推向市场的非自愿进入。其结果使得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异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收入较高这一现象，仅局限于后期自愿进入者这一社会群体。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与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人，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然而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下岗；市场转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本文的英文版曾于2005年美国社会学会年会、2005年国际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夏季会议和2006年美国人口学会年会中宣读。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提供的数据和密歇根大学谢宇教授提出的建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的资助（项目编号：HKUST6424P05H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生李俊和张纯岑为本文的中文写作提供帮助，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一、引言

    以往关于社会分层的经验性研究大多关注分层的结果，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教育、职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缺少深入探讨不平等产生的过程（Blalock，1991）。因而，当社会学家们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的因果关系机制时，他们往往依赖于许多过于简单及未被验证的假设，从而得出大量有偏的和缺乏证实的结论。目前社会学界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研究亦如是。中国及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重新燃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即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转型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Nee ，1989；Szelényi ，1978）。此领域的早期经验研究主要是考察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对人力资本及政治资本的回报，进而折射社会分层机制的转变（如BianGerber Hout ，1998；Nee ，1989，1996；ParishR óna2Tas，1994；Xie ）。这样一个从观察外在的收入不平等到分析内在的因果关系机制的"认识飞跃"，曾经在1990年代的国外社会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市场转型的社会后果的争论（CaoZhou ，2000a ）。 

    自1990年代末以来，愈来愈多的研究开始将制度背景或收入不平等产生的中间过程具体化，从而转变了研究的理论范式（Gerber ，2002；Walder，2002，2003；WuWu，2006；Zhou，2000a ）。在分析收入的决定因素时，学者们着重研究新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产生新的不平等过程中的群体流动。例如，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机会，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Walder，2002）。苏联解体后，休克疗法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促使人们的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了社会的不平等结构（Gerber ）。这些文献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社会分层所造成的影响，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关注这些多样化的分层结果究竟是如何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研究思路使转型社会的分层研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谋而合（如DiPrete ，1993；DiPrete ）。然而，讨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除非我们假设个人的行为全部由结构性因素决定，或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层面加总过程中可以被全部抵消，不然，缺乏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是无法解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Blalock ，1991；Blau，1977；Hannan，1990）。 

    由此角度，吴和谢（Wu）提出了每一个个体都是活跃的社会行动者的观点，认为他们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市场转型大进程的影响，而是主动积极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根据受访者的生活史回溯资料，他们（Wu）将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流动划分为四个类型：1.在国有部门工作并继续留在国有部门（体制内人员）；2.早期进入市场部门并留在市场部门（早期进入者）；3.最初在国有部门，之后转入市场部门（后期进入者）；4.最初在市场部门，后又退回到国有部门（市场失败者）。他们比较了身处市场部门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与身处国有部门的第一类人群在教育回报上的差异，并通过这一概念创新得出了一个暂时的经验性结论，即在市场部门的就业收入与教育回报取决于个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早晚：早期进入者在收入及教育回报上都不占优势，但后期进入者则不同。他们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理解为选择机制上的差异，但却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而且，关于后期进入者为何比体制内人员享有更大的优势，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Jann，2005；Xie ）。如其所指："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是因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和过程。一方面，大批的优秀人才自愿放弃他们在国有部门的职位转而进入市场部门谋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下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职工因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下岗，被迫进入市场部门。这两个群体在许多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就有可能导致后期进入者的教育回报被高估"（Wu）。由于他们分析使用的数据资料并未直接测量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真正动机（例如是"下海"还是"下岗"），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之间到底是否有所差别，也无法分析这种差别所隐含的社会后果。 

    本文将在两个方面深化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首先，根据2000年在中国10个城市搜集的调查资料，分析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不同类型，并直接检验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是由两种不同选择机制所驱动这一观点，而特别注意后期进入者中自愿进入与非自愿进入的区分。其次，同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s）考察与体制内人员相比较，在后期进入者内部不同的流动类型究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转型、市场从业人员的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

    过去的几十年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再分配体制下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市场部门。市场经济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对社会分层的变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Nee ，1989）。在"再分配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双重就业机会结构下，人们既可以选择留在体制内，也可以选择进入市场部门（Szelényi ，1988：65）。很大程度上，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一争论的答案取决于谁留在体制内而谁又转向了市场部门（Szelényi ）。 

    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是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且是这一过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中国的就业流动，尤其是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流动，自经济改革以来大幅增加：1978年，全国只有150000左右的人在市场部门工作，1999年则上升到62410000人，20年内翻了416倍（国家统计局，2000）。劳动力的这种流动性变化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个体为适应市场改革带来的就业机会结构变动所做出的应变（Wu，2006）。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适应新的市场机会，已经存在一些个案性、但彼此矛盾的研究论述（Szelényi ，1988）。对匈牙利农村企业家的早期研究发现，新的经济精英大多来自于非特权阶级。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进行的一些调查研究也显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多为无法在国有部门中找到稳定工作的人，例如农民工、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刑满释放人员和退休职工（Davis ，1999；Gold，1991）。根据一项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资料，周雪光等人（Zhouetal.，1997）曾发现中国城市居民从国有部门到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很少，尤其是那些具备较高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人。然而，在匈牙利，当共产主义体制于1989年瓦解后，原统治阶级精英比普通工人更多地转向了市场部门而保持其经济特权（R óna2Tas，1994）。在中国市场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得到了全面的合法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地放弃原国有部门的工作而转向市场部门寻求新的机遇。人们以"下海"这一新词汇形容这一潮流现象（WuWu，2006）。 

    泽林尼和科斯特罗（Szelényi ）试图将这些彼此不同甚至有所相悖的观察整合在一起，并把它们与市场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他们认为，在经济改革的初期，由于进入市场部门风险较高且不需要很多的技能，所以进入市场的多为社会底层人员，他们不像国有部门工作人员那样面临失去特权的风险。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及风险的降低，具备较高技能的人也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党的干部们也开始学习如何利用市场来兑换他们手中的政治及社会资本（Wu，2006）。由于有了这些后期进入者的竞争，早期进入者"想得到更多"但事实上却"失去更多"，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被边缘化了（Szel ényi Kostello，1996）。因此，个体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在市场化过程中并非是外生的，而是市场化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潜在的社会过程，导致了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果。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行动者，并有能力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并掌控自己的命运。市场转型既为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们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失去了工作，以致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戈伯和豪特（Gerber）所观察到的转型情景与倪志伟（Nee ，1989）的市场转型理论便相去甚远。苏联解体后，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型并没有增加人力资本及专业技术的回报。自1990年代中期，中国私有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既从国有部门吸引了大批人才，同时也使得一些国有企业不堪市场竞争之残酷而停业破产。许多工人无奈下岗，被迫卷入市场自谋生路（Cai ，2002；Solinger，2002）。 

    因此，人们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一是由下岗失业导致的非自愿进入，一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这样，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内部异质性增强了，考察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也就更加复杂。与选择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人不同，早期进入市场的人大多出身底层，没有机会在国有部门中谋得好职位。最近进入市场的人中，那些被动离开国有部门的人可能不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削弱了其潜在的收入能力；而那些自愿进入的人则具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能力，而这些都能够带来潜在的收益。由于上述两种机制所导致的市场进入者内部的差异性，已被不少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很好地描述过了（例如，Solinger，2002）。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市场部门，对于市场化过程本身而言是内生的，研究市场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只是通过比较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过程本身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如果不弄清楚个体究竟如何被归类到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就业部门，依据汇总数据所估计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就很可能是有偏差的，也就无法保证群体差别确实是由群体身份而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可靠性（Gerber ，2000；Wu 2003）。

    八、结论

    在现代社会分层文献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断层。学者们经常从对不平等结构的观察描述直接跳跃到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论分析，而不管是否真正厘清了产生分层结果的潜在社会过程。正是基于这一点，布莱洛克（Blalock ，1991）建议研究者们应该将理论的重心放在被他称之为"归类"过程的分析上，即关注社会个体如何通过一系列微观决定与选择将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群体。"倘若没有更多的微观层面的分析，这些宏观层面的理论就会依赖许多未经验证的假设，而忽视如此巨大的数据缺口，将会导致学术及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引发毫无意义的理论纷争，阻碍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Blalock ，1991：27）。 

    本文正是从一个微观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与收入不平等变化之间的关系。在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时，我们特别强调了从业者进入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归类过程的不同。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本文检视了劳动者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早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没有影响效应，后期进入市场则不仅对个人收入具有影响效应，而且这种效应还与人们的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人，进入市场的倾向性较低，然而一旦他们选择进入就会从中获益。 

    本文突出了个体的自我选择机制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个体的自我选择机制是对宏观层面制度转型的一种回应，并且与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将来的数据搜集和研究工作应该进一步揭示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并应当特别注意后期自愿进入者的职业流动轨迹。对于那些仅从群体比较就作出因果关系推论的做法，本文提醒他们要特别留意个体被归入某一社会群体的不同途径，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内部异质性。虽然本文的分析只是关注不同就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但这一方法论上的建议对于研究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如Gerber，2000）、干部和非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Nee ，1996；Walder，2002），以及不同单位类型之间的收入差别（Zhou，2000b ）都同样适合。我们拒绝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简单地归因于再分配体制或市场经济，我们希望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宏观制度转型背景下个体社会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对不平等结构的变迁所造成的影响（Blau，1977；Hannan，1991）。甄别这些机制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但对于构建一套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中层理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