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城市社区治理的安全阀

陈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新视野》，2019年第2期

摘 要：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产物，是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城中村必然会消亡，但在当前利益分化及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转型阶段，城中村扮演了城市社区治理安全阀的角色。它承载了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是联结乡村与城市的缓冲地带，其内部自给自足的廉价而全面的生产生活链维系了空间的内部稳定。更重要的是，以城中村原住村民为主导的城市化有效消解了农民工群体的抗争能力，城中村成为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后主体性再塑造的重要场所，客观上实现了国家契约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和协商。

关键词：城中村；城市化；社区治理；安全阀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城中村都是被治理的对象，因为它的治安混乱，外来人口聚集，与整个城市公共秩序与服务上的格格不入，成为城市的毒瘤，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绊脚石，没有人怀疑过城中村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城中村与城市化是割舍不开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是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城中村”这一特殊场域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逻辑，通过本地人与外地人居住格局、外地人自发形成的居住环境及与环境发生的互动揭示了时空实践对构建社会秩序、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的独特作用。置于中国城市化浪潮下的“城中村”无疑成为城乡文化碰撞、户籍制度壁垒、群体记忆塑造的空间交汇点，它表达了社会变迁的整体进度，是社会的基本向度之一。城中村空间的物理性结构相对固定，附着在其上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赋予没有生命的固态物体以情感的意义，从而改变着空间的结构，使其与制度、阶级、权力、身体、价值等话语发生勾连。

已有城中村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城中村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讨论这一新兴的“都市村庄”的具体形态，以及城中村得以生存并维系至今的内因外因。第二类是对城中村的实证研究，多是以一种人类学调查的方法从城中村的内部关系、结构、人员组成及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等角度探讨城中村作为一种社区类型所呈现的具体特征，比如关于浙江村的研究。这些早期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关于城中村的形态、内部运行机制、产生的原因等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城中村改造和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和思路。第三类是围绕城中村改造和治理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对城中村的挤压作用。城中村的治理既是对其所在区域的生态地理环境的改善，也是对居住地居民空间权力的维护，而由此带来的管理矛盾、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成为城中村研究议题的生发点。这三类研究论述了城中村在城市的改造建设中必将消失的终极命运。城中村承载了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使这部分人有能力为城市化发展做贡献，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自己要被消灭掉，这成为城中村发展的悖论，也有人认为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道路。不可忽视的是，城中村的存在让外来低收入人口有了栖身之所，让原住村民获得了部分经济利益，客观上缓解了城市社区治理中产生的内外矛盾，起到了城市运行安全阀的功能。通过对北京周边多个城中村的田野调查，本研究试图将第二类和第三类研究融合起来，即关注城中村治理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环节发挥了怎样的功效，这一功效的产生源自怎样的内外机制，而城中村在必然消亡的路径中如何实现其安全阀的功能。

二、    城市化与城中村的社区治理

由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工业和服务业形成的规模效应，构成了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加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必然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结果，城乡之间的推拉之力促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转移是摆在中国改革之路上的现实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策略曾一度在东南沿海地区非常成功，有学者将其称为“所谓新集体主义”的胜利。然而这一制度设计是与城乡户籍分离的户口制度相呼应的。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灵活劳动与灵活生产性使得脱离“铁饭碗”制度框架的城乡人口纷纷成为下海的弄潮儿，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劳动力不足成为农民进城的契机，填补了原本属于单位制范畴内而今被外包给市场的岗位空白。尽管仍然存在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状况，但是制度的藩篱已然宽松，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国家对人身限制的干预力量逐步减弱，这为农民参与城市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城中村便是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

城市化的过程蕴含着两种制度逻辑，其一是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以政府主导和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来实现的，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化模式，既是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客观需求，又有通过“撤村并居”等多种渠道形成的城市人口短期快速提升。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物质产品丰足，消费兴起。新的生产关系与消费关系重塑了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空间表达了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自然过程，其实质是社会的发展逻辑。国家力量掌控着城市的生产与服务，调节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关系，试图使城市化道路沿着规定路径按部就班行进。然而城市化过程并非如想象般的线性发展，其本身是个非均质的过程，有时甚至出现倒错，正如鲍曼所探讨的，空间和时间关系的重大转变是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固态的容易控制的现代性空间越来越难以成立。在城乡分制的制度框架下，一方面是农民进城更容易了，并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是他们无法在城市完成全部的劳动力再生产。这即引发第二种城市化的逻辑——自下而上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路径。而城中村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自发城市化的空间。这里的农民包含两个群体，第一为城中村的本地村民，是城中村各类固定资产的所有者，他们投入自家的土地以及部分资金，他们的行为使得乡村由生产型空间转变成消费型空间，以开发者、投资者和房东的方式实现城市化变革；第二为从其他省市进入城市的外来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以出卖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参与到城市化过程中。无论是城中村中的村民还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是在应对工业化的困境和城乡分治的尴尬中被动地参与到城市化之中，是为了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自我保卫战。

三���城中村作为安全阀的生成逻辑

（一）安全阀调节机制

安全阀机制可以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发泄，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冲突理论认为冲突不是单纯的破坏社会稳定和整合的变迁因素，同时对社会团结和整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在面对复杂的新问题时，不是回避更不是压制，而是疏导和发泄，通过治理方式改变、制度建设消化，激发冲突潜在的社会整合正功能，让相关利益方获得妥协，从而降低冲突的强度，将对社会的破坏降至最低。安全阀是个形象的比喻，原本指在机械构造上的调压阀、缓冲阀、监测阀和平衡阀的一系列环节，将其应用在社会安全阀的概念中，这几个环节则分别指代了社会中的沟通机制、自治机制、预警机制和整合机制，是为防止意外社会事件发生而建立的某种可以确保社会安全的装置或有意实施的安全体系。在现代社会，适当的沟通渠道和方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科塞和齐美尔认为，对冲突的调控就是允许将反对、敌对情绪释放出来，从而改善紧张的关系，让意见相左的人们在心理和精神上获得放松，降低对问题的关注度。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良性运行的社会制度往往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并能够将这些冲突和纠纷有效合理化解。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有利于信息的上传下达，推动基层治理的进度，还有利于社会管理系统的自检，提升利益表达理性化的程度，在社会组织自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可以克服社会组织自主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社会预警机制是防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基础，从对相关因素变化的动态分析中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预防、争取主动，尽可能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降低处理**件的社会成本。尤其在转型期，涉及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移民安置补偿等都是酿成“**件”的敏感区。在构建平衡阀的系统构建中，促进社会认同、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协调利益关系，弥补社会竞争中的损失，才能释放社会风险，缓解社会矛盾。

（二）释放城乡冲突：缔造空间记忆与地方认同

城中村最终的命运都会湮没在城市化的建设中。政府和专家们在城中村的改造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在城市主义的话语下，对城市空间的支配建构了区域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的形成有赖于人与空间的互动，特定空间中的人或群体通过亲身经验、实践、记忆和想象建构并理解地方知识和地方意义，形成对地方的深刻情感认知，存在于脑海中的共同意识构建出集体记忆，这些记忆的片段渗透了当事人的情感好恶，每一个留在记忆中的内容都是经过情感的加工留存下来。获得高度认同的地方景观或者文化符号被继承下来，因此基于地方性意义的社会文化的再建构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哈维在论述空间的再生产功能时强调，本土社会只有通过地方性的再生产才能在碎片化的文化空间中实现对地方文化意义的保存。地方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更多的是被赋予消费的意义，而人的身体呈现与情感嵌入常常被忽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户籍、阶层、教育等社会性变量作为社会群体分类的诸多标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地方认同水平，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地方认同的内在作用机制。“地方”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可以指代的场所具有很大弹性，不同的地方作用于其中的潜在机制各不相同。把城中村归为地方的一个层面，可以借助跨学科的方法更加深入探讨这一社会事实，抓住“人—地”关系的线索理解在人口流动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如何被改变甚至被割裂，由此产生的社会治理问题应如何解决。

城中村的叙事空间一方面被“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主导着，另一方面又被“自下而上”的草根情节形塑着。城中村地处城市，是微观意义上的城市中的“地方”。“地方”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还有人文、社会心理的内涵，其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人们在不同地方的经历与记忆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有的让人身心愉悦有快乐体验，有的让人产生痛苦成为消极“地方感”，积极的情感体验易让人们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并构成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个体归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个体作为某个群体成员感受到的情感和价值。城中村是农民工与城市空间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变量，是农民工个体自我认同的功能性成分。地方认同的形成过程遵循了比较、聚类、需求、调解和焦虑防御几个步骤。比较功能是指以过去的环境为参照，农民工在对城中村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将其与他们曾经的记忆中的乡村作比较，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见到和经历的城市中的环境做比较。在此基础上产生对城中村的判断，这一双重参照系在农民工的认知中产生聚类的功能，即人们根据对地方认知的聚类，对一个场景赋予意义。城中村是他们想要逃离却又不得不依赖的场所，其环境意义在于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情感性关联。环境意义在群体文化的层面上被传播，并且通过个人经历被整合进个体的地方认同中。需求功能是在个体的主观认知与环境的客观特征不匹配时进行的自我调整，以获得较高匹配度。换言之，城中村提供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农民工的想象有差距，不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客观环境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的，此时就需要个体进行心理自我调节，降低需求欲望，适应当前环境，以达到“问题解决”。调解与需求是一个连续的心理过程，旨在通过认知功能知道与客观环境的差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减少两者间的差距。焦虑防御功能是人们对不适、危险做出的本能反应，当客观环境无法达到个体的需求时，将会引发焦虑和发挥防御机制的功能。

在实践中，研究者进一步强调，个人叙事创造了故事情节，并引导了实践，认同建构取决于行动者对人际事件的参与。地方认同作为自我的一个方面，通过回答“我在哪儿”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通过对某个地方的利用与该地方产生情感联结，地方认同中的情感成分与人们所说的归属感有相似的地方，是更广泛的情感联结和意义，并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环境心理学家认为地方认同可以使人们能够根据行动背景来推测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纳入到自我概念中的。因此，用地方认同的概念分析城中村中的村民和农民工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可以成为城中村有效消解农民工群体抗争能力的一种解释。

（三）促进社会团结：乡土社会的情感移植与地方依恋

按照生命历程的发生过程，农民工的幼年及青少年期几乎都在乡村度过，童年期家庭环境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环境，也是其价值观雏形的塑造土壤。家庭成员、家族亲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交流互动，彼此的印象和观点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纽带，形成家庭共同体的共享经验。这些共享经验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再现传递给自己的后代，与父母及其家人建立的这种环境无论是生活在一起还是彼此分离，都会产生前承后继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出现在生命中的不同时间段，但始终反映了家庭成员对于家庭眷恋、血浓于水的稳定情感。这些情感是对传统家风、家训的认同，对潜移默化的规则的遵从，也是对个体行为的规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心态和情感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并不需要语言来明说，是在所属家庭中被默认的行为方式。

情感在传递的过程中记录了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是代际继承与差异的表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感情从心理方面说是一种体内的行为，导发外表的行为……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乡土社会中亲密关系是让人感到自然而然的，无需更多言语，长期的共同生活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遵守世代相传的行为准则，安于现存的秩序，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是上天安排��的，因此费孝通又把乡土社会称作阿波罗式文化模式。在这一文化模式中家人之间的情感“仿佛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旦冲破这个限制，用言语说出来，反而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作为青年一代的农民工，他们既感受到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熟习的、公式般的生活节奏，又似想着打破这种固定周期，体验“浮士德式”的情感。“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因此，在他们向后代传递情感时希望能“表达”出来。情感显性化的趋向是根源于他们的记忆，然而又不想遵从已有记忆的反应。

城中村的空间结构形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是经济社会作用的产物。城市空间的布局为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提供了场所，社会关系又是空间结构变迁与影响的产物。聚居在特定空间的人群具有相似的社会属性，并对外来异质性的其他人群有一定的排斥，如我国诸多城市的豪宅区会让普通大众敬而远之，同样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也会让市民避而远之。附着在空间之上的环境与人文意涵反过来以不同的方式支配与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心理，形成空间结构的闭合。每一个特定空间下的群体都以类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建构了空间的属性，从而具有相应的特定性。由于空间中人们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社会距离反应了其内在的物质、文化资源、权力等社会关系的强弱。城中村的存在是传统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地方政府低成本城市化策略的印记。城中村的空间结构实质是传统村落与现代城市差异冲突于空间层面的集中反映。一方面，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存在着自身的秩序逻辑。比如风水坐向、对称排序、功能配合、家族位置等，有些以宗族为主题的村落在整体空间结构上条理俨然。由于城中村是从村向城自发转型的过渡性社区，是城市中与传统乡村场域最为类似的空间，加之低廉的居住成本，因而成为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落脚的首选之地。外来务工者将家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乃至在家乡的居住空间布局移植到打工地，形成类似于家乡的第二故乡。在北京这种根植于脑海中的社会记忆使得在京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整合起来，并将在家乡的欢腾因素填充到打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比如，浙江村中的温州特殊文化也使外界其他人难以进入，形成了城中村独特空间文化的闭合。自我服务体系形成之后，浙江村更加具有浙江工商户的第二故乡特征，使得浙江商人进京经营的心理成本和生活成本降低，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聚居倾向。

第二故乡现象反应了外出的农民对家乡的依恋和对亲情的依赖，利用“思乡”的情感使得地域文化力量得以保存和传承，对外出地的认识、认同是通过熟人之间的传递达成的，亲缘关系将这种情感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传递给自己的同乡和子女，一旦在外出地安定下来，生活、生产、消费进入了正轨，初始经由他人传递的情感资源得到信任，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得到消弭并形成新的融合后的文化力量得到存储。

（四）社会安全体系构建：跨越乡村的城市认同感

城市的吸引力不仅在于物质丰足，更在于它的文化荟萃。从乡到城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正是由于城乡文化差异引起的，孤独感、思乡感、依赖感、焦虑感等都是对新环境不适应的突出反映。一旦人们适应了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这种陌生感将会消失，人们将在新的空间中调动自身的认知系统，与新的环境发生情感关联。对城市的认同感是个逐步建立的过程，认同理论中的独特性、连续性、自尊是解释城市认同建立过程的有力工具。独特性是人们将自己与他人区分，视为某个地方的人，对某地产生归属感。比如，我们常会被问到是哪里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自己的家乡。地方既代表了个人的回忆，地方的历史又代表了集体共有的记忆。当进入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人们最初的心态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断观察与模仿他人，以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符合所在环境的规范和规则。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寻找可以依靠的共同体，希望从熟悉的群体中获得陪伴感，更快地学习适应新环境的技能。

维系这种城市认同感的纽带是城市中蕴含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无论居住在城市的哪个位置，城内还是城郊，别墅区还是城中村，共享的空间资源弥合了身份的差异。比如，各种文化古迹、博物馆、公园广场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公共空间，某些独特的建筑往往也是一个地方的logo，让居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地方自豪感。这些地标性的建筑有的举世闻名，这也成为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原因之一。

乡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无论是促进了社会融入还是加深了阶层分隔，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都会对城乡一体化的长远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并不仅仅是各种社会设施、管理机构的集合体，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凝聚了人与人的关系、城市的故事、礼俗，除了地理上的坐标还有文化的印记，适度的城市认同感有利于营造心理的安全感和依恋感，从而促进社会安全体系构建。

四、结论与讨论

城中村被认为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题，是城市化要消灭的不和谐的那部分。然而，城中村在从乡村转向城市的过渡中发挥了缓冲带的作用，无论是人的城市化还是地域空间的城市化，城中村的“安全阀”功能使得人们在心理上能够平缓着陆，这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与参与全球市场提供了保障。

人们的行为不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文化继承和心理构图的表现。城中村是城市社区格局中相对封闭、隔离的社区。在其中居住的外乡人口以他们的生活方式维系着城中村的类村庄属性，他们沿袭记忆中的居住格局、交往秩序，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与其说城中村满足了外来人口获得城市生存空间和乡村社区属性的需求，不如说是他们对乡土生活的怀念形塑了城中村的空间秩序，他们“内卷化”的自我建构是城中村始终得以存在的缘由。通过不断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我群与他群的冲突，他们通过构造集体化行为，采用自目的性的娱乐活动将自己在城市的劳动价值与生活意义赋予合法化解释，增强了个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城中村在嫁接乡村与城市之间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它既是位于城市空间的一个地理区域，又保留了乡村礼俗社会中的关系与规律，成为融合城乡二元因素的集合体。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里，国家治理的力量难以介入，成为事实上的“无政府”地带，隐性的潜规则，传统人情社会的运行策略维系了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城中村提供了低廉的生活和消费，为外出务工的农民进入城市落脚提供可能，实现了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农民工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虽然与其想象中的城市大相径庭，却勾起他们的乡愁，这里有他们熟悉的乡村的味道，有的甚至几家人或同村人住在一起，构建起城市中的乡村部落。城中村成为他们记忆中家乡的替代品，社会记忆在连结“过去”与“现在”关系中起到有效整合作用，他们的主观感受影响了对“过去事实”的选择和组织，实现建构城中村空间秩序的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