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青年就业类型的变化趋势

高 勇

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07第11期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一项基于六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认为城市青年就业在经历着体制转变的同时，也经历了劳动力市场分化过程，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的城市青年比例越来越大，城市青年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率比较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一结论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意义。

　　中国城市青年就业始终是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体制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背景之下，青年的就业往往可以反映出更深层次的宏观结构变迁的一些特点。例如，城市中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比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青年的初职类型转变完成的。梁玉成通过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规律有别于捷克、俄罗斯等国激进转型下的情况（梁玉成，2006）。中国的就业体制的结构变迁主要是通过新生劳动力的初职进入的模式转变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激烈的代内流动完成。1990年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进入体制内的比例基本稳定在90%左右，而199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进入体制内的比例迅速下降到30%到40%左右。但是，无论是1990年之前还是199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被调查者（80%以上）都没有经历过跨劳动力部门的代内职业流动。这与捷克和俄罗斯等国激进转型下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些国家中，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转型在短短几年之间发生，身处其中的每个年龄世代的人群都不得不经历这种跨劳动力部门的代内流动。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转型则主要是改变了青年人进入初职时的劳动力部门比例，而对于其他年龄世代人群的冲击和改变相对较小。

　　与体制转型相伴随的还有经济转轨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近三十年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革不仅仅是体制外部门的渐进增长，而且就业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林格和皮奥里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竞争性市场，另一种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即“用一系列管理规定和程序来进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的管理单位”(Doeringer and Piore,1971)。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因素包括技能的专用性、在岗训练的非常规性、习俗规则的形成。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雇主和雇员都希望雇佣关系能够稳定下来，以降低自身成本，增加自身收益。故而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上述思想进一步深化后，就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观点：进入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人也就获得了晋升阶梯和流动机会，这相对而言是一种优势，因此这种劳动力市场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其他人则无法获得晋升阶梯，只是在一系列低劣工作中随机变换，从而也就没有任何获取技能与提升的机会，他们所在的劳动力市场被称为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上述角度来看，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还是次级劳动力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在体制部门结构变化的同时，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区分也在逐渐显现。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了城市青年人的就业形态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迈入新世纪之后，这种影响又是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对于上述问题还没有人用实证材料来进行过严格的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调查数据从体制转型和经济转轨两个方面考察城市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情况。关于体制转型与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的关系已经有人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梁玉成，2006），故而本文只是简要地利用数据进行一些验证；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经济转轨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化与青年就业形态间的关系，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很详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6个城市中采集样本。6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3个城市位于沿海，后3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体制转型与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

　　从我们的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劳动者初职进入模式的变化。遵循关于体制转型研究中的传统分类，我们把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党政群团机构定义为“体制内单位”；把个体户、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合资外资企业定义为“体制外单位”。梁玉成的研究中是通过不同出生组的比较来显示劳动力的体制部门转移的，而我们的数据中有关回答人初次就业的年份的信息，故而直接采用回答人初次就业年份分组比较来显示这种变化规律。在数据中，共有2297人在1976-2005年间初次就业，以5年为一段划分为6个组，它们在数据中的比例如下： 　　

　　那么不同年代中的初职单位类型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从表2中可以看出，1976-198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为体制外的比例为5.08%，而这一比例在2001-2005年出生组中已经上升为52.10%。这一变化幅度既是巨大的，同时又是渐进的，整个变迁过程跨越了三十年。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部门结构调整在90年代之后有一个加速过程。初职进入体制外的比例在90年代前5年间增长了近13个百分点，而在90年代后5年间增长了近20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比1990年前大大提高。初职在体制外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而现阶段城市青年的初职在体制外实现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1/2。这印证了梁玉成的观点，由于中国渐进转型的特点，劳动力部门结构调整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通过青年人的初职进入模式转变完成的。

　　但是这一加速过程是不是会持续下去，或者会到达某个临界值之后变缓，直至到达某一均衡状态？从数据来看，在2001年之后虽然初职进入体制外的比例仍然在增加，但是增加速度却已经在回落。但是，要更有把握地回答这一问题，仍然需要有进一步的观察和证据。

　　二、劳动力市场分化与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

　　在分析之前，首先要定义一个操作化的问题：如何来测量就业类型是一级劳动力市场还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在此，我们仅粗略地以一项指标来测量，即回答人认为自己的初职是属于固定工作还是临时性工作。在多林格和皮奥里的论述中，工作的稳定性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尽管不是唯一的特征(Doeringer and Piore,1971)。因此，这样一种操作化虽然不是最佳的，但却是最为可行和简便的。我们的数据中回答人属于自雇或者雇主类型的比例很小，故而在以下的分析中暂时忽略此类回答人，而关注受雇者从事的是临时性工作还是固定工作，以便考察其就业类型。

　　（一）初职获得中的两类劳动力市场分布

　　表3显示了不同出生组的初职的就业类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初职从事临时性工作的比例一直是呈增加态势的。在1976-198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为临时性工作的比例仅为7.57%，而2001-200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为临时性工作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35%。但是不同于体制内外的转移过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加速期（90年代），就业类型的转变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突变，就业类型为临时性工作的比例增长速度基本上都稳定在每5年增加5-8个百分点左右。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大多重视回答人就业的单位体制类型，而不重视回答人的工作是固定工作或临时性工作。如果单位体制类型与就业类型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合，例如体制内从业者大多是固定工作，而体制外从业者大多是临时性工作，那么这种忽略就不会引发太多的误差，前述的研究路径也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如果两者间的重合程度并不大，那么就有理由把工作的就业类型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研究探讨。我们把初职的单位体制类型和就业类型进行交叉分类后，再看一下在不同年代中的变化，如表4所示。

　　从表4中看出，体制内虽然一直是以固定工作为主，但其中临时工作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加，2001-2005年参加工作者中初职在体制内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达到了15.53%，已经不可忽视。同时，在体制外从事固定工作的比例也是不断提高，2001-2005年参加工作者中，初职在体制外固定工作和体制外的临时工作的人数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粗略地讲，现阶段劳动力初职进入的情况是：进入体制内固定工作的占1/3，进入体制内临时工作的占1/6，进入体制外固定工作占1/4，进入体制外临时工作的占1/4。由此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区分一方面是体制的区分，而另一方面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区分。两者并不完全重合，而是有各自的发展逻辑。

　　因此，我们从回答人初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初职的单位类型越来越转向“体制外”的同时，青年人初职的就业类型也越来越转向了临时性工作，近些年来城市青年就业中超过40%的初职就业类型已经是临时性工作了。体制转变与劳动力市场分化是彼此独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也有了大量的临时工作者；而体制外也有了大量的固定工作者。

　　（二）初职与现职间的劳动力市场类型变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不仅认为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而且认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率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人们一旦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很难再获得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了，反之亦然。那么在中国城市中，人们在初职进入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之后通过流动来进入其他类型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两者之间的流动率相当高，要么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要么说明我们的测量方式有问题。以下笔者只分析90年代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工作流动情况，这是因为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90年代之后中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才逐渐成形。

　　下面来看一下回答人的初职与现职间的劳动力市场类型，借此想了解的问题是，如果劳动者初职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那么他现职位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有多大，分析结果可见表5。无论是在哪一年参加工作，从固定工作转移进入临时工作的比例都在20%左右，而从临时工作转移进入固定工作的比例约在25%左右，只有2001-2005年组有一些特殊，其中固定工作转移进入临时工作的比例更小，这与参加工作时间短，尚没有时间进行流动有关。总体而言，两种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率是比较低的。上述结果已经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两种劳动力市场的概况。

　　根据上述流动过程，我们似乎又可以把就业者分为三个类型：(1)初职与现职都是固定工作者；(2)初职和现职都是临时工作者；(3)初职和现职中有一个是固定工作，有一个是临时工作，即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中游移者。这三个类型各自所占到的比重有多大呢？结果可见表6。 　

　　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讲，在九十年代以来就业的人来说，约有超过一半以上(50-60%)可以稳定地进入固定工作中去，其余的人中有20-25%一直从事临时工作，而另有20-25%的人在试图进入到固定工作中去，但是他们还没有很稳定地在固定工作中立足，而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是我们对就业类型的基本分类。

　　（三）教育与就业类型的关系

　　随之而来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进入不同的就业类型中去？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人可能进入某一种就业类型中去？这个问题涉及一些非常重要而复杂的理论问题。如果雇佣关系不是即时性的，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那么雇主必须谨慎地选择雇员，因为如果选择不慎，代价要比临时性雇佣关系中更大。雇主当然希望拥有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雇员，但是雇员的能力是很难测量的，除非实际试用一段时间。因此筛选理论就认为雇主将使用一些更直观可观察的简单指标来筛选候选者，如文凭。而如果是筛选在起作用，那么雇员之间的相对位置就比绝对位置更为重要。以教育为例，重要的不是你的绝对受教育水平，而是你相对于其他竞争者有没有突出之处。我们知道，不同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受教育水平的分布是不同的。但是根据筛选理论，同样的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前一个时期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后一个时期已经不具有相对优势了。因此，教育水平的作用体现在它在同一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中的相对位置。

　　从表7中可以看出，每一列中从上到下的数字都是逐步上升，这表明始终在固定工作的人教育程度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每一行中从左到右的数字也基本上是逐步上升的，这表明教育水平的竞争在水涨船高，在2001-200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中始终在临时工作的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也达到了11.27年，超过了1981-198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中始终在固定工作的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筛选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决定进入不同就业类型的不是人的绝对受教育水平，而是他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相对优势。

　　（四）工作单位的小型化

　　格兰诺维特曾指出，小公司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大工厂工人的典型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根据种种推估，美国私人部门的雇员中，在100人以下的公司者，占了49-60%，其中的26-38%在20人以内的小公司工作，而且20人以下的最小型公司制造了一半到2/3的新工作(Granovetter,1992)。那么我们经济生活是否也出现了这种工作单位的小型化趋势呢?数据中有关现职的单位在职员工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体而言，工作在100人以下的单位的人数比例约为45%左右，而工作在100人以上的单位的人数比例约为55%。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新生劳动力是进入到了小型工作单位中就业。在2001-200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中，工作在20-100人以下的单位的人数占到了1/3以上，工作在20人以下的单位的人数占到了1/3，两者合计工作在100人以下的单位人数已经占到2/3。虽然本调查中在小型单位中工作的人数比例还略低于格兰诺维特在美国得到的数据，但是这种就业单位小型化的趋势却是迅速的。

　　工作单位的人数规模变化与体制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体制外的工作单位相对而言规模较小，随着新生劳动力在体制外就业比例的不断增加，劳动者所处的工作单位规模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工作单位人数规模的变化不应当仅仅归因于体制变化。从表9中可以看出，吸纳新生劳动力的体制内单位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减，在2001-2005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中，体制内的单位平均规模也降为了295人。就业单位的小型化趋势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工作单位的规模本身在劳动力市场社会学中是一个有趣的结构变量，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劳动力的工资结构及晋升模式。我们发现，新生劳动力中有1/3进入了20人以下的小型单位中，而且这种工作单位的小型化同时体现于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劳动力进入到了小型单位中工作，劳动者的未来流动路径也可能会因之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有以下发现：(1)由于中国渐进转型的特点，劳动力部门结构调整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通过青年人的初职进入模式转变完成的。(2)与体制转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就业类型的转变，青年人初职的就业类型中临时性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近些年来城市青年就业中超过40%的初职就业类型已经是临时性工作了。而且，体制转变与就业类型转变是彼此独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也有了大量的临时工作者；而体制外也有了大量的固定工作者。(3)我们可以对城市青年就业类型大体做出如下描述：对90年代以来就业的人来说，约有超过一半以上(50-60%)者可以稳定地进入固定工作中去，其余的人中有20-25%一直从事临时工作，而另有20-25%的人在试图进入到固定工作中去，但是他们还没有很稳定地在固定工作中立足，而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4)城市青年就业的单位类型也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近年来的新增就业者中在100人以下的单位工作的人数已经占到了2/3。

　　如上对青年就业变化趋势的分析对于实际政策层面有何意义呢？青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针对青年就业的政策措施也应当面对这一现实。现有的青年就业扶助措施大多集中于增强培训、提供咨询、加强服务等项目上，这实质上力图把个体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转移到一级劳动力市场中，而并不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本身，而劳动力市场结构本身才是产生问题和压力的最终原因。更多的注意力或许应当放在后者，即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来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从而通过改变大环境来实现对青年就业的扶助。　

【参考文献】

　　[1]　Doeringer, Peter B. and Michael J. Piore.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1971.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Heath.

　　[2]　Granovetter, Mark." The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bor Market Analysis: A Social structural View." 1992. Pp. 233-263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dited by M. Granovetter and R. Swedber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3]　梁玉成：《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34-58页。

作者简介：高勇，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