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1900-1938）

——以公园、茶楼为中心的考察

 

黄柏莉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内容提要】近代广州的公园与茶楼，是时人进行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场所，具有鲜明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政府将公园视作开启民智的重要空间，通过在这一空间内修筑纪念建筑、举办纪念活动，将意识形态思想渗透入公众精神之中。这一时期的茶楼，由于雇请瞽姬、女伶、女招待，变相迎合时人狎妓之风，加之茶楼内暴力冲突的频发，国家权力遂对其进行一定的控制与干预。然而地方政治的动荡使社会混乱局面难以得到有效治理，政权的更迭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也令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与干预政策缺乏持续性。

【关键词】公共空间　广州　公园　茶楼

一、导言

     中国传统城市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不丰富，通常庙宇是人们聚集活动的地方，进入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的空间形式发生巨大变动，众多新兴的公共空间得以兴建，成为近代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特性。在广州，1910年前后由归国华侨创办了真光、先施与大新百货公司。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公共空间相继在广州出现，如1921年的第一公园、1921年的明珠影画院，以及1925年开始筹划建立的公共运动场。与此同时，传统的公共空间开始日渐消亡，但其中仍有一些不断依据时势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以延续其生命力，如茶楼、戏院、佛教寺院等。 

       近年来围绕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多从公共空间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公共空间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象征、公共空间与现代性、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性别主义等研究视角展开。史明正通过考察北京私人和皇家园林、庙宇转变为公园的进程，揭示了近代城市进程中帝王领域的收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他进而还通过考察20世纪早期北京皇家园林被改造、开放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过程，揭示了政府与地方精英在北京公园建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王笛关注街头、茶馆这些公共空间如何形成、运作与发展，进而演变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空间。陈蕴茜的研究则引入空间殖民主义理论，揭示了租界公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她还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山公园如何成为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以及这一权力渗透场域对民众日常生活、社会记忆的影响。熊月之通过展示张园从一个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型的轨迹，提出“中西文化的并存与混合”这一重要观点。李德英考察了近代成都公园对市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这一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环境、娱乐和教化多种功能。

      相较于近代上海、成都、汉口、天津等地公共空间的研究，以近代广州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非常贫乏。在陈晶晶对近代广州公园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后续研究者的相关研究都未有太大突破。詹瑾妮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新兴公共空间与城市日常生活，11但受史料与篇幅所限未能达到深入的研究。其他学者对公园的研究也多限于考察公园建筑理念、建筑规划设计，或梳理当时兴建公园的历程。蒋建国围绕晚清广州茶楼、戏院做出了系列研究，但他是在消费文化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对都市空间的研究。程美宝重点通过对晚清广州戏院／戏园的考察，揭示了清末粤商在各大城市的流动足迹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焦点更多放置于1900年以前的广州，事实上，1900年～1938年（广州沦陷前）是广州进入近代化全面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在西力冲击与五方杂处的社会生态下，城市发展出了蓬勃的商业、繁庶的物质文化；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仍未完全解体，新的文化品位与感知体验尚待建立。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公园、百货商店、新式影院）与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戏院、茶馆、赌馆等），并立存在于城市空间布局中。由此，笔者将研究的焦点放置于1900年～1938年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如何经营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公共空间又给他们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怎样的舞台，同时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有着怎样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所展开的公共生活又是如何与大时代背景下的地方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即使本文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物质空间，但力求揭示出近代广州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变迁，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微妙较量，以及普通民众复杂多谲的城市体验。

     公共空间一般指产权归属公众，向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开放的物理空间。其中一种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如街道、公园等，即为城市公共空间；另一种是归属私人所有；还有一种介于“公”与“私”之间，“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称为半公共空间（semi-pubic space），如戏院、茶馆、百货商场等。本研究中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的公园以及第三种类型的茶馆。公共生活，即指人们在公共空间内展开的社会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取公园和茶馆为考察对象，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这两处公共空间是当时广州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集聚之地，固然也就成为笔者观察当时社会风貌的最佳之处；另一方面，这两处公共空间一个是新兴的，一个是传统的，因此，对它们的考察与比较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当时复杂的城市社会文化，普通民众、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如何在公共空间中相互作用，从而使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以新旧共存的面貌延续下来。

二、公共空间与市民生活

（一）公园与市民生活

     公园这一概念于世纪初首次引入中国，“公园意味着公众所有，大家皆可享用，而花园和园林则蕴涵着它是皇家或私人财产”。广州市第一所公园于1920年在清代抚署故址开辟兴建，原称第一公园，1925年改称中央公园。18至1934年，广州共有八所公园：中央公园、越秀公园、东山公园、河南公园、永汉公园、净慧公园、中山公园、白云公园。

1. 平民化特征

      近代广州公园真正体现了“各色人等均能平等享用”的平民化特征，这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公园消费是“一种奢侈品，要贵族才能享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女工只有“少数星期日约同到兆丰公园玩玩”。经济条件的限制成为她们游园的首要障碍。成都劳动总会代表劳苦大众向少城公园管理者提出发给优惠券的申请时言：“我七千万同胞共组织之公园，亦为一铜元所限，不得享自由出入之权利，我何人斯，而能堪此。”相比各地做法，广州公园的消费门槛很低，起初不要门票，后来改为收费，但价格仍非常低廉。海珠公园曾议决不收门票，市政府给出这样的解释：“市工务局长程天固，以公园本公开性质，与民同乐，罕有入场收费者，乃本市海珠公园，因支搭板桥往返，竟至入场收费，以致一般贫民，望门兴叹，与公开性质，不无抵触，……昨特向第一次市政委员会提请该项收费取消，任从市民自由往返，以资娱乐，而示公开。”22可见，广州公园的平民化特征与市政当局的开明政策不无相关。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现在的中国里面若要找一个较自由及平等的地方，请你到广州去，第一公园不要买票，谁都可以进去观赏，哪里有什么贵族与平民之分？”

    公园因为收费低廉，因此一经开辟就成为广州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1928年8月，海珠公园就有游客10万余名，同年11月，游园者达13万余人”。241929年元旦前后，中央公园上演各种游艺活动，游人如织，“欲出入公园者，须二三十分之拥挤，观众满布至园前马路”。“每当暑天，夕阳西坠的时候，那些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成群结队而来。”261935年夏，为尽量满足市民所需，中央公园不得不延长开放时间，于夜间12时关门；净慧公园、永汉公园也分别定于夜间11时关门。

      不过，公园因为不收门票，导致各阶层人士皆将公园视为自由娱乐的胜地，也招致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有人曾在第一公园内目睹各种缺乏公民意识与公共道德的现象，总结为“公园百怪录”：“今第一公园的草地，乃坐满的无产阶级，和劳力工人，无拘无束的坐地，正是自由得很，快乐得很，但青草被他们蹂躏得太不成模样了。……公园所陈列的椅子……尽被无赖占作卧榻。……听得歌声清亮，以为是什么剧社演剧，乃趋前一看，见着裸体的苦力工人，在那里击壤而歌，响遏行云，阳春白雪和霓裳羽衣曲。”还有人记：“本市的第一公园，……这些椅已变成无赖地痞的‘梳化床’，他们老早已‘肤体横陈’的占满了。”当时公园内还常常筹办游艺会和演奏会，造成园内草木受损，“经过粤秀公园游艺会、航空局游艺会及孙文主义学会游艺会后，统计横被损坏者，各种时花数百盆，大小花盆二百余个，各花园十余个，花棚数丈，整个一个污秽不堪”。这使得政府开始考虑是否要控制此类游园会的举办。1926年市政委员提议维护第一公园的意见书中就明确请求禁止开游园会：“每一次开会，园中即受一次摧残，……若纷纷借为开设游艺会，恣意将花草树木草地蹂躏践踏，……与政府建设公园为市民怡乐之意，尤相违背。”

2. 世俗化特征

    公园是时人开展各种娱乐与休闲活动的场所，由此也使公园成为一个极具世俗性特征的娱乐空间。如当时的中央公园修建了网球场供时人开展体育活动，“园边球场，体育界多趋之，拍球取乐，迩者来一女郎，蓝衣裙，黑背心，皮肤黝黑，而两目晶莹，纠桓之气溢于眉宇，球术极娴，与两男对，矫捷回旋，从鲜轩轾”广州市民还经常到公园跳舞游乐，“三号那晚，闻说国民花园开幕，……那时才七点，来的人已是很多，……等到八点钟，已经没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是源源不绝，广州人的跳舞热，可算是厉害”。公园还是时髦青年男女约会休闲的去处，报纸记载有学生专门到公园捧读张恨水的小说，研究如何社交：“原来一双玉人儿，在树的背后正在聚精会神地一面睇着手中书，……原来是张先生的大作。”还有女子得知第一公园建成后，急切想目睹公园的“辉煌”，渴望男友能带她前去约会：“因为佢係建筑初成，就应份前去一转。睇吓辉煌到点样，免驶我锁着眉端。君呀、你快快同奴去吓，莫个重在心头算。”可见公园被青年男女视作时髦的休闲场所。

     除了这些市民自发的娱乐活动之外，政府还主导在公园内举办各种活动，以丰富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中央公园、永汉公园的音乐亭经常有乐队演奏音乐，引来许多市民欣赏；中央公园还曾举办多种音乐演奏会，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京剧与粤曲作为演奏曲目；此外，中央公园还举办赛花会，广聚各种奇异花卉与名石书画。永汉公园向社会广泛征集珍禽异兽，在园中展出虎、豹之类猛兽以及国外动物种类，引得市民纷纷前来观瞻。36在公园兴建游乐项目，以利于市民娱乐，还被单列作为政府的施政计划予以提出。1934年《广州三年施政计划简表》中第三年的整理市政工作就包括：“美化原有公园：1. 加种花卉树木；2. 设置健身场；3. 设置儿童游乐场。”37各种社会团体也在公园举办游艺活动，如孙文主义学会援助罢工游艺大会就在第一公园演人寿年班，上演各种戏目，“游人众多，收入成绩自佳，其中尤以人寿年大剧场为最拥挤，所有对号普通位，均座为之满”。此外，公园还开辟茶亭营业，令公园的休闲空间得到扩展，泉隐公司曾在中央公园承办茶亭营业，“以供市民娱乐”。而自从泉隐公司承办了中央公园的茶亭营业，粤秀公园也开始租地建筑茶亭。

      可见，近代广州公园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公园世俗性生活空间的特征，政府主导的许多建设方案皆以丰富与方便市民游乐为旨义。这种发展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对公园性质的体认及其开明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茶楼与市民生活

1. 公共言论的表达场所

      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清代茶居的开辟就是为满足普通市民品茗的需要，进入20世纪初期，随着广州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各阶层的分化加快，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新的社会群体需要交往的平台，在劳作之余也需要适当的娱乐消闲，因此茶楼就成为市民日常消遣的首选场所。加之广州人喝茶“有脚头瘾”，甚至“有茶癖者，一日不到茶楼，心当痒痒，有些更早午晚均要一到茶楼，他们的生涯，除一部分在休息上，余多是付于喝茶之上”。1921年广州市政厅公布全市茶楼数目为380家，到了1928年，全市茶楼有416家。许多茶楼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茶客群体，如乐善戏院的“又来”茶楼，以前在“茶楼兴旺时，虽长衫马褂之上流人，亦多往品茗”，“商团事件付之一炬，现设之重来后”，“附近肆伙及肩挑小贩多喜就之”。一德路茶楼每晨五时是“落栏买货之小贩光顾”，“迨八九时，则品茗者为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矣”。长寿新街的朱冠兰，“往该茶楼品茗者多为熟客，一则为与茶堂倌谈笑，一则打听商业行情，高弹阔议，彼此互通消息，该茶居之盛，不为无因”。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光顾者多为“附近种植农夫与磐石工人”。惠如茶楼的光顾者多学界中人，他们常常“自居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视此为休息之所也”。

     茶客在茶楼品茶的同时，也将茶楼当作自由闲聊的地方。其中，政治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以下是1925年两个商人在茶楼里的一番对话：

      你老这回机会到了。只是可怜我啊。你看见风潮这般厉害，我积存的货物，不知何时才能出脱。万一风潮若再扩大，我的生意恐不免要弄糟了。……一个颀长而瘦的乙疾首蹙额地向一个很肥胖的甲说。

  你轻视工人，以为他们弄不出什么大事，不早早把他估脱，这是你自取其咎，怨不得什么人。可是我呢，货物虽然不多，但是这风潮若果能够延长一月两月，我就马上可以恢复我数年来的损失了。……肥胖的甲很得意地答颀长而瘦的乙道。

     两位商人谈话的时间背景处在省港工人罢工之后，商人乙因受风潮影响而使生意受到影响，而商人甲则从中获利，并由此揶揄乙，认为他是由于轻视工人而自取其咎，对话展现了茶楼作为人们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其公共言论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性。

    报纸另有一则关于茶楼对话的记载：

     我昨天正午很无聊，同着一个朋友，去十八甫某茶室品茗。……只听得那少年对他同桌的人说道：“有乜巡行不巡行。而家俾佢地打死咁多人，真系蠢笨咯。……外国人唔系俾我的人嚟闹嘅，我的人偏要闹佢，故此佢地开炮打我地，系自己寻死咯。……”我听到这里已是忍不住，……在街上我更是忍不住问一问我朋友：“那个讲这些麻木不仁话的是哪类人呢？”他答道：“是商界中人。他的心已经全死了，真是可惜！可惜”。说完，就分道回家了。

     两位商人的谈话被作者痛陈为“麻木不仁”，但由此可见茶楼闲聊的自由性，无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是否合于时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趋同还是存在分歧，都可以在茶楼中得到自由抒发；报纸对这些话题本身的记录也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形势不同的判断与体认。

     还有一则对话：

       昨偕同友人黄君在永汉路涎香楼品茗，时邻座先有两名客在，视之，一则衣黑胶绸衫襟者，一则衣白斜民装衫裤者，襟际复悬有打倒帝国主义罢工工友等字样之白布章，原来方知係援助惨杀案罢工返国之同胞也。……甲曰：“我们不觉来此十日，而实在被（比）受罪还惨，惟一人一桌，求饱殊难，我已经打算再过两三日，就返落港矣。”乙曰：“诚然，我们爱国，来省亦係爱国，返省亦係爱国。”甲笑曰：“不错，我们就联同一致可也。”

     两位茶客是援助罢工工人返国的同胞，他们在茶楼道出各自的“心声”，尽管报纸记录这则对话是为抨击时弊，但对话本身揭示了茶楼作为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常常可以展现政治风潮背后人们真实的心理。由于国家权力尚无法深入茶楼进行严密监管，茶楼才给人们提供了非正式的讲台，人们在那里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政治声音。

2. 娱乐生活的世俗空间

       人们在茶楼饮茶的同时，茶楼也提供给时人各种消闲娱乐。1910年真光公司聘失明艺人（瞽姬）到天台游乐场演唱，引来不少听众。当时广州市内茶楼生意竞争激烈，许多茶楼老板审时度势，瞅准瞽姬演唱的商机，“大新路小市街的‘茗珍茶楼’，梯云路蓑衣街的‘正南楼’，带河路顺母桥的‘顺昌楼’，宝华路的‘初一楼’”率先“雇佣瞽姬度曲，以为招徕生意。人情好奇，又以有野食有野听，果然闻声而集者，座为之满。此风一开，各茶楼亦纷纷效尤”。当时茶楼“虽茶价增加了，却极受茶客欢迎，尤以夜场更加挤拥”，有竹枝词这样形容茶楼夜夜笙歌的景象：“米珠薪桂了无惊，装饰奢华饮食精，绝似歌舞升平日，茶楼处处管弦声。”瞽姬深受许多曲迷茶客的追捧，“当时‘好此道’者，追踪往听，颇不乏人”，甚至于“某年戒严时代，仍由河南渡河北听曲”。1919年前后，茶楼歌坛出现了明眼女艺人演唱粤曲，时称“女伶”。“有林玉燕、卓可卿两个非失明的女子第一次暗中到茶楼演唱，轰动一时，各方顾客都涌来，要欣赏开眼的演唱，茶楼生意大增。给茶楼老板打开一条财路，各茶楼争着邀请。”瞽姬失明，演唱时不能形神兼备，表情呆滞，而女伶唱曲时，善于以“色相示人”，她们明眸善睐，眼晴眉头皆能传情达意，而这是盲眼的瞽姬无法具备的特质。女伶还突破了瞽姬的演唱内容与风格，竞相演唱单曲新腔，因此很快受到茶楼听众的热捧。

    20世纪20年代初，雇佣女招待之风开始在茶楼盛行开来。“文雅丽”茶室大胆雇用女性充任“企堂”，以吸引茶客消费；后又有商人以女权平等为旗号，“在永汉路（现北京路）附近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继又在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由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许多茶客到茶楼消费也并非饮茶，而是借机与女招待调笑，这种变相的性消费比妓院消费更“名正言顺”，且价格低廉，因此“此风一开，各茶楼纷纷雇用女招待”，至“民国九年，各茶楼多用女招待”。茶楼女招待最初仅是为客人斟茶捧酒、侍坐迎送，但由于许多茶客“惜其地方狭小，陈设又简单，食品平常，而取价则异常昂贵，但醉翁之意，且不在酒，茶客之来，岂在茶乎”，以至于商家向女招待施压，使其“不能不投东主之好，放浪形骸，以与座客周旋”。当时有报载：“女招待怪象百出，举行淫贱，每较妓女为甚”。有女招待“异常妖冶，荡态逼人，专与男茶堂‘打牙痕’，嬉笑做作，对于提煲开水，不无怠慢”。一些茶楼还专门设立雅座以便茶客与女招待“谈心”。还有茶楼打出“女侍皇后英倾城小姐恭候光临”等诱惑性广告，门前挂生花牌匾，以此吸引茶客。甚至“有一最新奇最可注目之‘性也’茶楼设于南堤”。还有茶楼不惜高薪直接聘请妓女做女招待，“有数家大酒店老板以重金聘用香港石塘咀明寨妓女来省执役，查此种女招待薪金每月达百余元，现仍有数家续派员赴港聘用”。1922年广州下令禁娼，各妓院纷纷关门停业，许多妓女“临时改充女招待，暂寄一枝”。而那些令女招待专职于本职工作的茶楼，生意则一落千丈，因“该数家茶室女侍之招待方法，比其他茶室雇用之女子为纯正，不多与顾客攀谈，一般茶客以为招待欠周，多向其他男女混合之茶室光顾”。

      茶楼雇请瞽姬、女伶唱曲，营造了茶楼娱乐生活的世俗空间。一方面，茶楼的娱乐空间由品茗聊天，扩展至听曲赏乐，将传统戏园的娱乐形式与茶楼品茗、聊天的休闲形式相融合，迎合了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而另一方面，瞽姬、女伶和女招待的出现，变相迎合了时人好曲狎妓之风，品曲同时亦可品赏女色，还可乘机谑笑纠缠，以致当时地方精英批判茶楼“为锣鼓喧天，争风吃醋场所”，报纸还称那些热衷女伶的人为“女伶大舅”，他们成日无所事事，到处追逐女伶，纠缠献媚。据时人回忆，当时曲迷中有八个劣绅恶霸，被称为“八怪”，他们经常拉一班无聊清客，到茶楼为自己喜爱的女伶捧场，每至必霸坐前排，乘机调笑纠缠女伶，而茶楼为迎合时人所需，或向当地政客军阀献媚，令女招待向茶客调笑取媚，将茶楼的娱乐文化推向恶俗的境地。

三、公共空间与国家权力

（一）公园与国家权力

1. 开启民智

       公园开辟之后，大受市民的欢迎，成为普通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然而，对于市政建设者来说，公园之设不仅是以备公众游憩之所，公园功能的定位还要“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以开启民智。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力辟神道与迷信”，“利用标语图画，以培养民众公德”。1925年12月广州相关组织先是在第一公园内开展书画展览，后又决定“商借广东大学之生理、卫生及动植物标本，以为陈列，至于市卫生局之宣传品，亦一概借出，供市民观瞻”，以增进市民的科学知识。1927年有人要求在中央公园和海珠公园内为游客搭书棚，作为公共阅览书报的场所。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政府在净慧公园设立了省立民众教育馆。1934年5月，省民众馆举办了中西洋书画展和实用艺术作品展览，包括建筑图案、广告画、刺绣等，目的在于提倡广东民众艺术，他们还多次举办富有教育意义的话剧演出。

      当时许多公园还引进先进的现代音响设备，并邀请各行业专家到公园讲演，以新颖之形式吸引民众，来增强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作用。政府特令播音台增设公共场合放音机播放音乐，广州市播音台订购放音机多座，安设于净慧公园、海幢公园、越秀公园和东山公园等六个场所，播放音乐，以娱市民。海幢公园播音台，除播放音乐、时事外，还设有市立民众教育馆，“每周五晚由市教育局派员到台演讲常识，故于市民知识之裨益不浅”。“中央公园内设立播音台后，大增市民游园兴趣”。1929年元旦前后，中央公园还安排表演各种游艺，“查是日到园表演音乐者，有李寄生、李浮生……又公园右边，有明珠剧院报效放映谐画，市民均啧啧叹美不止云”。1929年2月，中央公园又举行音乐会，“中央公园放音台，现定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延请欧阳予倩、方杭僧、朱嘉乐……各音乐大家奏曲，此次在公园放音乐台演奏，初试新声，想届时市民定必先听为快矣”。

      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的标志之一，即是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理念的确立，而利用公共空间，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之进行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塑造与调控，成为当时政府采取的重要策略。可以看到，当时广州的市政精英努力将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建设成为向市民推行社会教育、传输现代思想观念、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

2. 纪念空间的营造

     中国自古就有立碑之传统，树碑立传，成为国人纪念先贤的重要方式。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与扩展，单体建筑式样的纪念雕像、纪念碑、纪念亭开始在公共空间内被建筑。广州中央公园曾拟设孙中山雕像；越秀公园中树孙中山纪念碑、海员亭等；海珠公园树程璧光雕像；1926年筹建河南公园时，“地点决定在宝岗（宝岗山），园内拟建筑总理纪念碑”。此外，中央公园内有史坚如纪念碑，另有汉民公园。广州市政府还为纪念国父广州蒙难，又特辟黄埔公园，放置陈炯明叛变时用来攻击国父座驾的巨炮，并特建纪念亭一座。福柯曾（Michel Foucault）指出：“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政府规划建设的公园，成为纪念雕像、纪念碑、纪念亭等建筑形式的集中之地，其空间建构的意涵正是通过建筑形式营造纪念空间，以强化空间的政治性与加强国民的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空间渗透。

      另一方面，民众在理解空间政治的象征意义的同时，其实践活动又在进一步强化空间象征，从而完成对空间政治的再建构。1926年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孙中山活动，“全体整队赴中央公园公祭，园之大门扎有彩牌，上为‘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大会’，公理战胜牌下挂有‘和平奋斗的中国全国市民，都来信仰孙文主义努力国民革命’；社稷坛门首挂有‘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孙文主义’，社稷坛大殿门首，遍悬‘努力国民革命，精神不死，三民主义尚存，打倒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打倒任何党派军阀官僚’等联。……公园门口，挤塞异常，全城公私大小学生均一律往祭”。1934年全市各校学生在净慧公园的省立民教馆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通过提案三项。广州各界还曾多次在中央公园追悼邓三伯、列宁、简良、华侨先烈等人物。1924年3月8日，广州妇女界首次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三八”纪念活动。北伐胜利后，广州市民在第一公园开祝捷大会，“昨二十四日，市民祝捷大会在第一公园音乐亭内开会，公园门前悬挂国旗军旗党旗周番旗，横悬市民祝捷大会旗帜，音乐亭内布置会场，悬旗结彩，赴会者，市内各工团善团体国民党及军警学界市民约三千余人，甚形踊跃，各人均手持小旗，大书‘北伐胜利’、‘统一中国’、‘铲除军阀’等标语”。

       国家通过在这一空间内修筑纪念建筑，以及举办纪念活动，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政府意志等意识形态思想渗透入公众精神之中；另一方面，在被公园空间政治规训的同时，民众又通过空间中的自我实践来表达其民族主义思想，强化了公园空间政治形态的构成。这印证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论述：“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二）控制与干预：茶楼与国家权力

      20世纪初期，当许多传统商业在西方的冲击下衰落之时，茶楼不仅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生意兴隆，这源于茶楼懂得迎合地方的文化习俗，并顺应时势做出灵活的调整。然而，在政局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受利益驱动的茶楼娱乐文化也成为制造混乱与滋生暴力冲突事件的场所，由此国家权力开始涉入茶楼空间内部，进行一定的控制与干预。

    瞽姬在茶楼演唱之风盛行后，广州市政府颁布了《广州市财政局取缔各营业场所演唱瞽姬简章》，规定“凡广州市内茶楼酒馆旅店及公共娱乐场所演唱瞽姬系为招徕宾客起见，具有营业性质者，均须到财政局纳费领有牌照方许演唱；所领出之牌照必须悬挂该营业场所当众之处，以便随时稽查而资保护；各演唱场所凡领牌照须按季纳足毫银三十元，先期清纳，毋得延滞”。政府一方面认定瞽姬于茶楼唱曲谋生的正当性；一方面亦将之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以致征收的牌照税使“各酒楼茶室等多已不复如前演唱。一般瞽姬遂大受影响”。各茶楼对该项政策多有反对，虽“迭经三令五申，其遵章来局纳费领照者，固不乏人，并不领照而擅自演唱者所在多有”。由此可见，政府的税收政策实施之效果并不理想，此政策遂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瞽姬的衰落而结束。

   由于瞽姬于茶楼唱曲的同时，出现了卖淫瞽姬、嫖客、胁迫瞽姬卖淫之养母及窝留瞽姬卖淫的旅馆等恶劣现象，1926年市政府为防止利用瞽姬卖淫嫖娼之事发生，颁布了《广州取缔演唱瞽姬简则》，规定了各营业场所演唱瞽姬的人数“每晚只许雇用瞽姬二人”，演唱时间“每晚不得逾夜半十二时”；瞽姬演唱时不得“与听客淫词调笑及非礼举动等事”；瞽姬演唱结束后，“凡各该营业场所，不得容留瞽姬度宿及代为媒合卖淫情事”。公安局还配合贫民教养院执行收容瞽姬的任务，“特下令各区署，如遇段内有瞽姬在行人路藉唱曲卖淫者，随时一律拘拿，直接解送贫民教养院收容。各区连夜己拿获百余名，均解送贫民院。故长堤、靖远路附近等处，若辈已告绝迹矣”。

     进入20世纪20年代，茶楼大兴雇佣女招待之风，广州酒楼茶室工会因为女招待影响了男工的谋生，呈请省长公署“严禁各号雇佣女子招待”。1921年12月，广州茶居工会发动所属工人罢工，省长公署下令禁止茶楼酒室雇用女招待，市公安局即对全市茶楼酒室“每日均着该管警察登门劝告，请其辞退女工，日凡三四次”。1921年12月24日，广东女界联合会派出代表向省署**，请求省长取消禁止茶楼酒室女工令。省长陈炯明对此表示：“酒楼茶室本可雇用女工，惟必须严加取缔，免伤风化”，且要求“各酒楼茶室房及门帘，须一律撤去，女工服饰，须格外朴实”。广州酒楼茶室工会表示不服，自行组织调查队逐店调查，遇有工人开工者一律驱逐，遂使许多茶楼被迫辞退女招待。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许多茶楼趁政局动荡，政府对女招待问题无从顾及之时，又重新雇请女招待，其规模甚至大大超过第一次禁止之时，政府遂又制定《广州市取缔茶楼酒馆女招待规则》，对女招待的服饰、执业时间、职业行为等，做出严格规定与管理，并要求公安局“认真执行取缔女招待规则，按日派员分巡各酒楼茶室。如遇女招待之不守规则者，着即呼警带案訽罚，勿得瞻徇。倘有犯规多次者，则禁止在各店”。192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女招待杀人案”，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证明女招待是无辜的，但在案情尚在调查之时，广州市公安局便以此事为借口，于1924年7月14日再次下令禁止女招待，要求各茶楼酒室“自布告日起，应将女招待概行辞退，倘敢故违，定干究罚”。98由于这一次政府的查禁政策相当严厉，茶楼女招待被纷纷辞退，许多茶楼生意因此受到重击，但仍有茶楼老板想方设法延用女招待，如河南建南茶楼“当严禁女招待时，该楼仍有女招待提壶欵客”，以致“有女招待癖者，趋之若鹜”。有的以变相之手法雇佣女招待，“邀得旧日女招待到坐铺面，终日谈笑风生，以炫一般茶博士眼目”；还有的“将女招待员改为掌柜”，“与茶客说笑，察其举止，实与前之所设招待无异”，又或“作卖烟女穿梭于茶室酒楼间”；更有借“日下提倡女子职业呼声日高，女界经商，例所不禁”，在维新路上设立一女茶室，“其招待用女子”。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驱使茶楼商家为继续获利，或为求得生存，仍敢于在政府严惩重罚的政策边缘游走。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国际经济大萧条的环境影响，大批丝厂女工奔赴广州谋生，有妇女投资开设女子茶室以解决女工就业，广州女招待遂又复兴起来，市政府为维持女子职业计，也逐步解除了禁令，并颁布《取缔酒楼茶馆雇用女工暂行办法》对其进行管理，女招待职业遂成为合法职业。

      茶楼一方面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一方面也是滋生各种暴力冲突的地方。清末广州茶楼就经常发生打斗事件，如1901年7月25日，有茶楼中茶客间因小事而互相争斗发生争执，“初相角口，继而动武，互将桌碗茶椅纷纷抛掷”。另有报道：“惠爱街八约里品泉茶居……本月初九日，午茶生意十分兴隆。某甲某乙各偕朋辈分座品茗，适不知何人遗失一小银包在地，甲与乙当同时目睹，互相争认，初相角口，继且动武，互将桌椅茶碗纷纷抛掷，甲当众，而乙当寡，乙头颅被殴，伤血涔涔。下街勇人等趋至排解，甲等畏罪逮去，乙仍呻吟卧于楼上。”据9月12日报道，在小北门内的南玉茶居，有某甲与某乙等各登楼喝茶，“因口滋闹，至于格斗，互以桌椅相掷”。进入民国时期，此类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减少，除了茶客之间的冲突事件之外，茶客的日常纠纷也经常因纠结同伙而发展成为集体性的冲突事件，以致需要警察出面干涉，据载，1928年“河南茗天茶楼，有某甲携一小孩入内品茗，因与该茶楼某伴发生口角，该伴用其手持水煲之滚水，向其小孩掷去，该茶楼伙伴以某甲可欺，齐将某甲殴打，……某甲被打不服，立刻回家，纠集客籍者十数人，将该茶楼包围，欲将其店内各伴殴打，以图报复。该茶楼各伴见势不佳，即电知十一区三分署，请求派队保护”。警察来后，“某甲与客籍者十余人，亦已逃去”，警方在调查纠纷情况之后，“遂将该伴带区云”。

     更严重的，甚至还出现**卷入冲突之中的事件，1928年“万福东路附近之四海茶楼……因地方狭隘，……往往将台椅摆铺外之行人路上，于交通往来，殊形妨碍，……岗警屡加干涉，该店匪不理，且常以秽言将警辱骂，……警察再向之干涉，则店东伙伴共三四人拥出，将该警围殴，并将该警之长枪夺去，该警以众寡不适敌，立即奔返五区二分团报告”。警方后加派人力前往处理，店主“一见警至，立持夺得警察之长枪，向警袭击，一面指挥其伙伴，以长椅等向警殴打，警见其开枪拒捕，及跑步冲入，将该店东及店伴三人，一并拿获，带返区署.

     在这些冲突事件中，可以见到警察的管制介入，甚至还有**卷入冲突之中的事件，这些资料显示了政府部门对茶楼冲突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的关切；同时，茶楼在无法处理与调解冲突事件的时候，也会主动求助于警察，这说明政府管制在处理茶楼冲突事件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茶楼冲突事件并未能在政府管制下得到有效的治理与缓解，不仅在20世纪前三十年茶楼冲突事件频繁发生，30年代之后也仍持续发生。

     政府不断强化新的规章对茶楼进行控制与干预，但对茶楼的管制政策，有的得到了实施，有的只在短期内产生效果，有的只是部分得到贯彻，还有一些开始时有效，随后又变得松弛，还有的最终被废止；另一方面，茶楼也不断想方设法在时势的动荡波折中求得生存的空间。动荡的政局使政府的控制与干预缺乏持续性，茶楼经营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应付规章，而政府又缺乏始终如一的监管能力与社会支持。茶楼各种冲突事件是当时广州社会众多治安问题中的一部分，它与当时城市社会频繁发生的偷盗、劫掠、匪患等问题一样，和政局的动荡有相当大的关系。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广州政争不断，战事频繁，政权的更迭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使得一系列针对公共空间的干预与控制政策难以持续，上文所述及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政府对茶楼女招待控制干预政策的反复多变，就是一例证。除此之外，大量的贫困人口、失业人群、城市民众低教育程度、烟赌狎妓之风极盛的社会风气，以及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也与混乱的政治环境一道构成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土壤。

四、结论

     随着晚清新政的实施，广州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地方当局和改良精英进行了市政建设，其中就包括公共空间的开辟。与其时中国其他城市公园的“贵族化”特征相比，广州公园具有鲜明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它一经开辟便成为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而广州公园与市民生活的密切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的开明政策相关，政府主导的许多建设方案皆以丰富与方便市民游乐为旨义，以维护公园世俗性公共空间的特征。

   随着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资源的控制加剧，市政建设被纳入国家建设体系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开始大力兴建各种公园设施，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成都、武汉等城市都有数个以至十个以上的公园，广州的公园建设亦是其中之体现。它与其时中国其他城市的公园一样，都被政府视作开启民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空间，国家同时通过在这一空间内修筑纪念建筑，以及举办纪念活动，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政府意志等意识形态思想渗透入公众精神之中；而民众在被公园空间政治规训的同时，又通过空间中的自我实践强化公园的空间政治形态。这正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政府实施国民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迫切之需，以及公园作为新兴的公共空间，成为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场域。

       同时期的广州茶楼，其浓郁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体现于，当许多传统商业陆续衰落之时，茶楼却能够保持足够的竞争活力，这得益于茶楼灵活地采取了迎合地方文化的商业策略，使这个公共空间没有割断与普通市民的联系。当时的广州茶楼通过雇请瞽姬、女伶、女招待款客，使茶楼的娱乐空间由品茗聊天扩展至听曲赏乐，迎合了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构建了更为世俗性、平民化的娱乐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尚无法深入公共空间进行严密监管，茶楼给人们提供了非正式的讲台，人们在那里得以相对自由地表达政治声音。

     茶楼的娱乐空间受到混乱的地方政治与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期广东政治局面动荡，各路军阀包烟包赌，使城市商业经济呈现畸形繁荣，地痞、流氓、军人、豪绅、无聊文人，均混迹于茶楼之中，同时茶楼老板为迎合时人所需，通过雇请瞽姬、女伶、女招待，变相迎合时人狎妓之风，将茶楼的娱乐文化推向恶俗的境地。茶楼也成为滋生暴力事件的场所，由此，国家权力开始涉入茶楼空间内部进行治理，并不断制定与强化新的规章对茶楼进行控制与干预，但坚持贯彻其政策并非易事，茶楼也不断想方设法游走于政策的边缘。

    造成这些复杂现象的根源在于当时广州地方政治的动荡与社会时局的混乱，特别是20世纪的前三十年，广州战乱连连，政权不断更迭，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广州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除此之外，大量的贫困人口、失业人群、城市民众低教育程度、烟赌狎妓之风极盛的社会风气，以及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也与混乱的政治环境一道构成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土壤。政权的更迭使国家权力难以深入社会底层，也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使得一系列针对公共空间的干预与控制政策难以持续。

 

【注释】 
①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②《筹建广州市公共运动场》，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0日。
③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158页。
④参见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载《现代中国》1988年第3期。
⑤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⑥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⑦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载《史林》2006年第1期。
⑧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⑨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载《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1詹瑾妮：《民国广州中央公园与市民生活的公共性》，载《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7期。
12蒋建国：《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3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戏院初探》，载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14蒋建国的研究将时间置于1800年～1911年，但他对1900年以后广州社会的分析较为简略；程美宝的研究限于篇幅和时间，未能探讨广州戏园或戏院在1900年以后的发展。参见蒋建国：《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戏院初探》，载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15参见王笛所引P. 杜理斯（Perry Duris）以及李德英所引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关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分类的论述。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17页；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
16当时广州的公园与茶馆消费门槛并不高，因此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些公共空间中集聚，关于此点将在后面的研究中具体讨论。
17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137页。
18《广州市之公园》，载《广州市市政府新署落成纪念专刊》，1934年。
19海珠公园因1931年广州市政府填筑海珠新堤而遭到废弃，所以此处未列入。
20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
21《成都劳动总会代表等请特给公园优待券理由书》，载《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1915年9月16日。
22《广州市政公报》第337期。
23《现代评论》第97期。
24陈景农：《广州市区名胜纪略》，载广州市工务局季刊编辑处（编）：《工务季刊》，1929年。
25《中央公园游艺纪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4日。
26《消暑的地方之今昔观》，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
27《工务局延长各公园开放时间》，载《广州市政公报》第505期，1935年7月。
28《公园百怪录》，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29《唯一的怪公园》，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
30黄维时（编）：《新市政论》，上海公民书局1922年版。
31《广州市政公报》第215期。
32《中央公园之近事》，载《越华报》1931年12月30日。
33《国民花园开放之夜》，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6日。
34《学生其名当然要名副其实》，载《越华报》1927年10月27日。
35《公园》，载《羊城新报》1921年10月19日。
36《永汉公园增加陈列各种动物》，载《广州市政公报》1934年10月。
37《广州市政沿革》，载《广州市政府新署落成纪念专刊》，1934年。
38《公园游艺会之尾声》，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6日。
39《茶亭近讯》，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9日。
40招桂熙：《广州的茶楼》，载《人言周刊》1934年第1～25期合订本上册，第76页。
41转引自张寿起：《近百年来广州茶座风情的变化》，载《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42《广州市商业分类表》，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60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43《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7日。
44《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6日。
45《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46《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2月6日。
47《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
48《茶室里的一葭谈》，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49《不愿听的麻木不仁语》，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0日。
50《涎香楼所见》，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1日。
51苏文炳（口述）、谢伟国（编）：《红尘往事》，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52《试探广东曲艺源流》，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7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页。
53雷梦水（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9页。
54《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4日。
55《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4日。
56温丽容（口述）：《广州“师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57即跑堂。
58冯明泉：《漫谈广州茶楼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36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59《女招待时代之茶楼》，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7日；阿翔：《廿年来广州茶楼进化小史》，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60阿翔：《廿年来广州茶楼进化小史》，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61《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4日。
62《女招待看》，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0日。
63《女招待看》，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0日。
64《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1日。
65《女招待时代之茶楼》，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7日。
66《广州酒楼茶室男女工人职业斗争续志》，载《国际劳工通讯》1935年第11号，第191页。
67《私娼纷纷转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
68《广州市酒楼茗肆女工生活近况》，载《国际劳工通讯》1935年第11号，第75页。
69《歌坛燃犀录》，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0日。
70《广州“女伶”》，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
71江康黎：《市行政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3页。
72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1页。
73《第一公园陈设供市民观瞻》，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9日。
74《省民众馆举办书画展》，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9日。
75《市府救令增设播音台公共场合放音机》，载《广州市政公报》第481期。
76廖淑伦（主编）：《广州大观》，广州：天南出版社1948年版，第178、314页。
77《市政府行政公开，施政情形每日由播音台露布》，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1日。
78《中央公园游艺纪盛》，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l月4日。
79《中央公园放音台延请戏剧名家演奏声乐》，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2月26日。
80《筹建河南公园之进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9日。
81廖淑伦（主编）：《广州大观》，第18～28页。
82转引自戈温德林·莱特等：《权力的空间化》，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83《中央公园公祭之情景》，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7日。
84《全市学生昨举行五四运动纪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5月5日。
85《市民祝捷大会开会详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5日。
86近代广州公园空间政治形态的重构，也印证了学者陈蕴茜通过考察中山纪念符号而深刻揭示出的民族主义象征空间的建构理论，参见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7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88《广州市财政局取缔各营业场所演唱瞽姬简章》，载《广州市政公报》，广州市档案馆藏，569-11-13-14。
89《瞽姬生活因征牌费致受影响》，载《广东群报》1921年6月20日。
90《广州市财政局布告市内茶楼酒馆旅店及公共娱乐场所演唱瞽姬赴本局请领牌照始准演唱》，载《广州市政公报》，广州市档案馆藏，570-26-19。
91《公安财政两局提议取缔演唱瞽姬简则案及附简则》，载《广州市政公报》，广州市档案馆藏，578-230-27-28。
92《本市瞽姬今始绝迹》，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4月27日。
93《令公安局奉省批吴桐等呈请严禁酒楼茶室雇佣女工业经明白批示仰即转谕知照》，载《广州市政公报》，广州市档案馆藏，571-46。
94《广州男女工人激战未己》，载《晨报》1922年l月7日。
95《广州男女工人激战未己》，载《晨报》1922年l月7日。
96广东省社会处（编）：《广州市市政例规章程汇编》，广东省立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藏，第256页。
97《将认真取缔女招待》，载《现象报》1924年5月24日。
98《公安局禁止女招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4日。
99《茶经》，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日。
100《各属通讯》，载《时事报》1925年2月21日。
101《变相女招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l月22日。
102《卖烟女实变相女招待》，载《香港华星三日刊》1930年5月7日。
103《女招待又来活动》，载《现象报》1924年12月13日。
104《广州酒楼茶馆雇用女工办法》，载《国际劳工通讯》1935年第11号。
105《品茶起衅》，载《安雅书局世说编》1901年7月25日。
106《品茗起衅》，载《安雅书局世说编》1901年7月25日。
107《品茗滋事》，载《安雅书局世说编》1901年9月12日。
108《茶博士与品茗客大斗活剧》，载《现象报》1928年3月23日。
109《茶楼伙伴殴警夺械开枪拒捕》，载《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9月22日。
110李晓军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州茶楼冲突事件有细致的讨论，他所引的大量史料可证明，茶楼冲突事件在30年代之后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持续成为广州社会存在的严重治安问题。参见李晓军：《民国广州茶楼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1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公园都成为国家权力向公众渗透的重要场域。如李德英对近代成都公园的研究，揭示出当地政府将公园视作向民众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空间，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陈蕴茜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揭示了中山公园成为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参见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载《史林》2006年第1期。

黄柏莉：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Huang Baili， Institute of History，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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