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老城复兴中的人文转向尝试将“人”及其“真实生活”带回更新进程，但“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始终是个难题。作为前沿文化实践，“再造日常”搭建了不同人群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重塑了制度内外对接转化机制，需在城市更新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本文以一个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及新型公共文化建构为例，从“找回公众”“消融区隔”和“淡化权威”三方面展现这个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的过程，其背后是空间活化、文化再生及地方治理品牌化三重机制的叠加，它使老城生活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由表及里地向外打开。通过日常的再造，行动者以文化再生产的柔性力量探入国家-社会连接处的肌理，推动了转型，这也使关于“社会的生产”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再造日常；文化再生产；空间活化；社区参与式艺术

作者简介：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引言：老城活化的困境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今已30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空间商品化”阶段（1990—2004）；第二阶段是以“腾笼换鸟”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化”阶段（2004—2014）；第三阶段即当前，以“文化复兴”为重点，体现出鲜明的人文转向，强调公众参与，结合存量更新，进入对老城日常生活活化的全面探索。

这一转向尝试将“人”及其“真实生活”带回更新进程，既是对早期“只见空间（的交换价值）不见人（在空间中的具体生活）”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日益崛起的社会力量的回应。在此背景下，“活态保存”和“参与式更新”被强调，但在实施中仍因过往路径依赖，缺少自下而上的意义生产和情感连接。如何在激发人与人日常互动的意义上实现更新中“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找回城市的灵魂，仍是实践中最欠缺的部分。其最大难点在于，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无中生有”：前一阶段的疾速城市化磨平了城市肌理，抽空了社会结构，虽然更新了物质环境，却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撕裂了各群体间的有机联系，削弱了机制间的协调统一，不支持互动的自然生发。那么，该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复杂有机的日常互动？具体来说，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首先，日常生活受社会运转的深层逻辑形塑，它的更新关联到空间、人群、制度的同步调整，该如何重建这数个层面的有机关联？这其中更紧要的是，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后，老城中老居民与新中产之间的张力凸显，该如何重建沟通的桥梁？

因此，日常的再造，不仅是“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更是借文化以搭建不同人群间沟通对话机制、重塑制度内外对接转化机制的社会行动。这也是本文力图呈现的以公共文化再生产实践介入城市更新的复杂之处：一方面，着眼于文化本身，“再造日常”就是目的，指向文化更新；另一方面，着眼于其推进的实践过程，“再造日常”则变成一种手段，在空间运营的要求下，由文化活动策划、实施所不断引发的各方交流，成为弥合先前缝隙、推动转型深入的连接机制。下文即以一个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及新型公共文化建构实践为例，从“找回公众”“消融区隔”和“淡化权威”三方面，展现这个消抹界限、重建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是空间活化机制、文化再生机制及地方治理品牌化机制的三重叠加，它使老城生活得以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由表及里地向外打开，并于持续的新老交融和内外循环中，再造出一种混搭、流动的新日常。

二、文献综述

（一）再造日常：参与式更新的推进

在前数十年的开发型更新中，大量胡同消失、高楼拔地而起，空间肌理被铲平的背后是社会连接的消失，其影响亦波及现存历史街区：一是公共空间锐减。以东四南街区为例，新中国成立至今，公共空间数量减少了近一半（刘祎绯等，2020）。二是社会生态被破坏。数轮更新后，历史街区大量中青年主动外迁，人口老龄化严重，加之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人口结构复杂。伴随胡同内私人豪宅的兴起，贫困的居民与显赫的家户共居一处（沈原等，2017），阶层分化严重，且紧密的空间关系导致了邻里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李阿琳，2020）。此外，作为旅游景点的老城由消费升级吸引到的新人群与老居民之间文化区隔明显。三是社区内部非正式连接减少。一方面，经历多次环境整治和人口疏解后，作为关系节点的社区小商业消失；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治理的推进，基层负担加重，社区干部和居民的情感互动减少。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附近的消失”（项飙，2022），老城不再是“熟人社会”，原有连接断裂，新生互动缺乏土壤，日常生活和居民心态较为封闭。伴随着人文转向，“参与式更新”的探索在反思中推进。

早期探索仍从空间着手，但基于对前一阶段大尺度空间商品化的反思，提出以院落甚至单间房为设计单元的“空间微更新”，并尝试在设计中引入居民参与（贾蓉，2014）。但项目以大国企为实施主体，最终的空间利用仍与业态升级捆绑，受消费主导，更新后的空间与胡同居民的实际生活不匹配，缺少邻里网络的维续机制和新老群体的融合机制。

基于对空间路径的反思，社会路径的实践直接着手调整社会关系，具体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流的社区营造，在空间微更新的后期项目中，尝试留出部分腾退房屋用作公共空间，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重建邻里网络（冯斐菲，2016）。该路径在空间使用上淡化了消费色彩，注重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培育、居民议事规则等制度化成果输出（梁肖月，2019），但受行政购买的辖区边界所限，对外相对封闭；同时，带有预设目标的营造方式对过程重视不足，使得社会关系自发性不够。此外，此类空间产权往往由实施主体所有，对于空间用途的决策容易更改，公益性难以维续。第二类是独辟蹊径的空间实践，从社会学干预的角度出发，将大杂院视为共同体，借助院落空间整治重建社会关系，改善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条件（沈原、李阿琳，2019）。通过对三个院落的空间实践，李阿琳（2020）尝试协调社区公共空间中的利益关系、调整院落中的公私关系以及重建院落内居民的自组织和邻里关系。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空间实践直接触及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激发了社区内部的复杂互动，重建居民内部关系、居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难度随之凸显。这一路径遭遇了明显的制度性困境，最后未能完全实现，同时，这一调整发生在院落内部，不涉及新老群体融合，也未能获得市场资源的支持。

上述探索在“空间”+“社会”的交互机制上层层深入，致力于重建社会参与，但也受各自路径所限，存在消费和公益不能兼容、新老群体难以交流、关系建构略显僵硬、长效支持机制不足的问题。无法回避的是，当前的老城情况极为复杂，是旅游目的地打造、日常生活绵延、政府社会治理的交叠之处，各末梢间因转型撕开的缝隙无法由单层机制弥合，因此，各部分间如何重建有机关联的问题凸显，更为柔性的文化实践路径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文化实践路径即为本文关注的“再造日常”，它集“空间”“社会”“文化”于一体——在“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化运营”的政策背景下，由基层政府、第三方机构、在地居民和外来公众共同参与，开展一系列兼具文化深度与交流共享功能的市民活动，尝试重塑历史街区的生活体验和集体记忆。它与前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一是通过空间的复合使用（公有空间+社会化运营），创造了消费与公益并存、历史街区生活向外打开的可能；二是通过范围扩大（将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从街区邻里网络扩展到全城多元群体）、门槛降低（基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型活动）和层次增加（从文化服务的接受者到新型公共文化的生产者），扩大了社会参与的内涵；三是以灵活多变的文化形式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治理等）、市场（文化产业、文商旅融合等）、社会（社区文化营造等）结合，拓展了可持续的资源来源，创造了长期扎根、重建互动复杂肌理的可能，浮现出一套转型中的连接推动机制。

（二）城市更新与社会转型：作为双重机制的文化再生产

洞察城市增长的本质以及在更新中保护弱者的权利，一直为学界关怀所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国大举推进的城市更新，约翰·洛根和哈维·莫洛奇（2016）聚焦于城市土地和空间商品化过程中各方围绕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博弈，提出“增长机器”理论，并指出，在空间市场中，最脆弱的是选择最少的人。雅各布斯（2006）进一步关注到建筑和空间形态上的多样性及其背后文化意涵上的“原真性”，指出城市普遍存在对“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以对抗席卷平民建筑和生活的傲慢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权力。但莎伦·佐金（2015）犀利地指出此中仍存在原真性悖论，即我们对原真性的追求——对于这类文化资本的积累——促使地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底层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和社区共同体被挤占，原真性“起源”所扎根的弱势群体在更新中丧失了自己的城市权利，被不断边缘化直至被上涨的租金驱逐。换言之，原真性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技术，在城市更新中同样推动了人口置换和空间生产，只是更隐匿、渐进。城市更新进入一个由资本力量、政府、媒体和消费者品味所形成的文化力量推进的阶段。

不可否认，大拆大建及随后的士绅化进程，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日中国大城市之样貌，权力和资本的合谋还使之更为彻底，老城肌理和人口至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样是国家力量的干预，也可使更新模式直接转变。当前的人文更新转向使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出现了两大变化：首先，从作为城市更新机制的文化再生产来说，中国的“政府主导”与佐金观察到的消费市场主导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数轮更新政策调整后，留在历史街区内的居民，其居住权利得到一定的保护，因为公房租金不会大幅上涨，只要政策决定不拆，居民可免于被驱逐；此外，平房区基础设施改造及近年来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也使历史街区生活环境日益改善。与消费升级导致的对老居民的排斥不同，以“共治共享”为口号的新模式，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上，都需要将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兼容居民利益的基础上。其次，在近年来国家层面文化战略的影响下，文化更新本身日益成为目的。以“复兴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更新，更强调转型过程中“接续”的面向，认为其不能再悬浮于消费空间，而需要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来完成（黄剑，2010）。因此，对文化在城市更新中作用的反思出现，面对日常生活的文化再生产被作为“人的保存”和“关系重建”的手段，同时，公共艺术这类富于创意的文化实践路径被引入，以探索新老文化何以接续、多元群体何以融合的动态过程。由此，文化从城市增长的隐形机制延伸为一种社会转型中的连接顺滑机制，关键问题变成：如何在急速更新之后，重建老居民及其社区生活与新人群、文化、业态之间的“连续性”？

从社会转型中新老要素接续的角度，日常生活的文化再生产中更为圆融的“界限消抹”过程进入我们的视野。张小军、杨宇菲（2021）通过对民国时期北平冰雪文化的研究指出，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经由国家、精英与民众等不同主体的共同实践，以共主体的共谋方式，成为社会转型中的润滑剂。这既不是简单的消费西方文化，也不是通常的“抵制”和对抗（包括对制度、意识形态、国家生活的抵制），而是一种“交融与并接”的文化实践，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平民、国家与民众之间消抹掉两者的界限，反映出一种“消抹的日常”。不过，文化人类学视角通过分析社会秩序转型的“文化阈限”来阐释这个“文化共融”的过程（张小军、杨宇菲，2021），而本文则更希望进入这个“界限消抹”“交融与并接”发生的具体实践过程，展现“再造日常”的核心机制。

以文化实践为路径的老城活化如何“无中生有”地重建胡同内外、新老人群之间的互动？本文发现，“再造日常”的背后是空间、人群和制度三个层面同时发生的“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的过程。行动者在其中扮演了协调连接的角色，其核心为跨越边界的“知识转译”和“多元沟通”能力（陈育贞、李慈颖，2019），通过创意活动策划回应新旧价值的连接点，寻找国家、市场、社会末梢之间重建互动的多种可能。由此，这一实践不仅在文化层面营造出一种不断生成的、混搭的日常生活文化，还以文化再生产的柔性力量探入国家-社会连接处的肌理，于空间、人群、制度的缝隙间黏合修补，逐渐找回被原有更新进程打断的“连续性”，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转型。

三、案例与方法

磁石院作为向阳社区文化生活馆，是东城区结合城市更新与空间腾退，引入社会组织创意运营社区腾退空间，为社区居民打造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新空间。改造升级的磁石院涵盖戏剧、舞蹈、音乐现场、艺术展览、文学、沙龙、工作坊等10个艺术化的独立空间，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朱雪天，2022）

磁石院被称作“胡同里的艺术社区”，由一个致力于公共艺术创作的海归团队运营，2016年至今共培育了400多个文化创意项目，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000余场，服务人群超过14万人次；多次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被视为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代表。同时，其所在的向阳街道自2015年起至今连续八年参加北京国际设计周，展现以空间活化和文化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成果，辖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公众参与项目于2017年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奖”。这一“再造日常”的典型在此地发生有几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首先是被“留白”的街区。向阳位于老城腹地，街区内无大型商业，西侧为胡同四合院，东侧为现代高层建筑，“老北京”留住比例高，是典型的日常生活街区。在数十年的城市更新历程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如此巨大的变迁中，它竟无意间被“留白”。在早期开发型更新中，因辖区内的文保院落在规制形态上都比相邻街区“北京最典型的四合院”差一级，该街区直到第三批才进入历史文保名单，受“保护性破坏”影响较小。而在近年以“疏解整治促提升”为重要任务的核心区存量更新中，该街区又因“老北京”比例较高、房屋质量较好，疏解压力较小。因此，两个阶段都未引入大型国企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进入街区推进改造，整片区域受外界干扰较少。2017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新增13片文化精华区，该街区入选，被定位为“延续元以来传统格局，风貌特色突出的传统居住区”，促使街道走上了一条内生的、以居民自治为特色的差异化竞争道路。

其次是“存量空间活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契机。人文复兴转向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可开发用地减少，存量更新缓解了城市土地资源短缺，但受复杂的历史和产权关系所限，用于公益事业是当下较可行的选择。自2013年起，街道便有意识地借用各项具体政策，持续地整理出一批公有产权的存量空间，用于社区文化活动和养老服务。这项工作因后续国家文化战略的不断升级而获得更大发展契机。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2021年多部委发文明确指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是未来重点工作之一。此间的五年，正是街道探索以公共文化空间激活老城复兴的实验期，与东城区在“文化强区”战略下对公共文化社会化服务的探索及系列政策的出台相辅相成。

最后是新老接续的潜力与过程。在上述背景下，挖掘包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传统，关注当前多样化的空间和人群关系，推动街区更新和治理创新，成为基层工作的着力点；而要在当下街区的日常生活中激活这一多元文化潜力，在本文案例中就落在磁石院的具体运营工作上。磁石院是整理腾退出的空间中一处较大的区属产权院落，运营方在一次北京设计周获奖者交流中被街道发现，后被邀请作为第三方入驻，探索新型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运营方式，兼顾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这一合作方式，既不同于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进入，也不同于整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而是营造了一个少见的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小环境，恰能使多主体间互动充分展开，清晰呈现支撑日常生活更新的“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过程。

笔者于2017年进入田野，时值第三方创意团队入驻初期，此后持续参与团队举办的各类活动，访谈团队成员、居民、社区和街道相关工作人员50余人次，积累访谈资料20余万字，并时常跟随团队成员一同工作。本文以实践社会学为分析路径，聚焦街道及社区这一“草根国家”（Shen，2009）的分析层次，关注由“再造日常”这一文化再生产实践触发的空间、人群、制度三个层面的动态边界变化。

四、再造日常：界限消抹的三重机制

在城市急速更新之后，如何重建老居民及其社区生活与新人群、新业态之间的“连续性”，再造城市生活如有机体般的“复杂有序性”？本文以磁石院的探索为例，揭示“再造日常”背后空间活化、文化再生和地方治理品牌化这三重机制，是如何松动老城日常生活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的无形边界，重建起一套新老交融、内外循环体系的。

（一）找回公众：空间活化机制

这个街区里面曾经分布着很多寺庙，包括现在咱们这个小院，曾经来过一位老人，他说这个院以前是他们家的，再往前走，到了明朝，这就是一个庙，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屋顶比较高。像这样的寺庙不大，但是散布在我们的街区里面、胡同里面，它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个个公共空间的作用，它在凝聚我们的人心，让我们有一个归宿。（街道主管文化副主任，20190909LT）

1.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存量空间的活化困境

在当前以文化业态激活城市更新的总体思路下，将社区中的存量空间释放为公共文化空间是综合效益较高的选择，但实践中往往容易变成一个“空壳子”“死空间”。“没有公众”是活化中的最大困境，原因在于：一是空间形态上，不同于能随时上演“街角芭蕾”、汇集目光的街头（雅各布斯，2006），存量空间多是原先的不可用、不开放空间，实际的物理边界使人们产生认知上的心理边界。二是使用方式上，不同于商业、生活、邻里融合的街头（王笛，2013），新释放的存量空间仍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使用方式受行政运作和产权边界所限而难以多样化，最后常回到对原“社区活动站”的硬件提升，难以实质上推动文化更新。因此，新腾退空间有着观念和制度延续下的封闭性，是一个接近“空白”的空间，不仅缺少互动的源头，还难以重新打开。

以磁石院为例，其腾退后由街道向区里申请下来用作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引入创意团队作为第三方运营。但是，团队在进驻之初便遭遇了居民排斥，折射出存量空间活化之初面临的重重隐形边界：一是由产权而来的使用权排斥。尽管同为国家所有，但与街头等开放空间不同，这一区属产权的院落有着更具体、明晰的地方标签，由此产生了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对外排斥。李阿琳（2020）指出，在胡同居民的认知中，院落不是文化空间，也不是社会空间，而是产权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和国家空间。在此，尽管磁石院不属于某家某户，但在延续的产权认知下，居民将其视为街道/社区的“内部财产”，院落呈现出“以社区为界，对内为公，对外为私”的“公私双重结构”（沟口雄三，2011），居民不允许外人进入，无论是街道邀请的运营团队，还是团队吸引来的新人群。此外，地方产权也意味着管辖责任，居委会最初也因对外开放的潜在风险对引入第三方抱有消极态度。二是组织方式排斥。传统社区文化活动以歌舞、书法等团体文艺活动为主，参与人员往往与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重叠，活动开展逻辑也常与行政同构，其他居民很少有机会参与。三是由“官方空间”延续而来的情感疏离。尽管团队进驻后，仅占用了700平方米院子最隐蔽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办公，其余空间都用于举办对外开放的展览、活动，但居民仍延续了对以往单位用房的认知，认为这是“公家办公”所在，非请勿入。可见，产权的公有并不等于公共使用，存量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对社区外的人，甚至对社区内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闭合的，如何在原有的路径依赖下将其打开成为难点。

2.找回公众：建构向外打开的“共用空间”

面对上述情形，运营团队在街道支持下，尝试采用增量策略以“找回公众”，在淡化“公有空间”原有边界的基础上，从如下三个方面拓展使用方式、填充使用人群、营造“人情味儿”，力图打造另一个对外开放的“共用空间”。

一是产权悬置、资源置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老城，存量空间本身是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源，通过街道层面的“以空间换服务”和社区层面的“以对外收费换对内免费”，磁石院尝试在不涉及产权变更、尊重当地居民认知的前提下，拓展空间在实践中的使用权边界，使专业力量、外来公众、市场资源进入，发挥存量空间的最大效用。

二是重新定义社区文化，将其拓展为综合性的认同建构、资源汇聚和人群融合方式。运营团队（2016）先是将社区文化定位为“培养公共意识、美学素养”“复兴邻里关系、保护在地文化”“实现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共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等层面；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充参与主体，提出“跨部门、跨领域进行协作”；最后强调要将传统文艺团体之外的“个体居民”的文化需求也纳入服务范围，以淡化空间在社区内部的使用权边界。

三是以情感和兴趣为支点，构建人文空间。一方面，对内建构“家人”关系，体现为团队成员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以“闺女”“孙女”等身份进入社区居民生活；另一方面，对外建构“伙伴”关系，体现为团队以院子里开展的公共艺术项目为支点，对潜在的参与者发出“一起玩儿”的邀请，在数年的积累下，打造了“以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或者期待的东西聚合在一起”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在政府直接支持之外更灵活的资源引入机制，而来来往往的“潮人”们也重塑着空间的日常氛围。

3.空间的界限消抹：双重空间建构与隐形空间更新

磁石院在历史上有过多种形态，它曾是寺庙、家宅，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单位大院，当前又被用作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这些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理解，形塑着这一空间在实践中的使用权边界。伴随着“找回公众”的种种尝试，存量空间原本封闭、排外的状态发生变化，胡同内外世界的边界开始松动，院子也随之成为不同人群和文化相遇的“界面”，呈现出在带有基层党建色彩的社区活动和带有新中产品味的市场活动之间随时切换的有趣景观。

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与以往硬件更新不同的，软性的、隐形的空间更新。其关键在于，在一个对内的、以产权/行政管辖权为界的、服务于当地社区的“公”的空间之外，生成另一个对外的、以个体兴趣为连接的、以历史街区日常生活互动和文化展现为支点的“共”的空间，这实质上是在官方的公共性外，引入了隐含于中国传统的“公”的概念中的“连带的公共性”（沟口雄三，2011），使存量空间的界限消抹，官方的、社区内部的空间与生活的、城市公共的空间并接。双重空间的建构不仅提高了院子的使用率，随着时间流逝、互动增加，这两个空间也从起初的平行空间逐渐变成交叠空间，两者分别连接到的新老人群常在此“意外”相遇，激发了创意和灵感，共同推动了社区公共文化转型。

（二）消融区隔：“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机制

社区一级的新型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是不同文化圈层交流融合的界面，是精英式文化走向百姓日常的重要媒介。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代表社会创新精神的文化，如果有机会在社区产生交集，会创造使人意想不到的价值，两种文化对话与共益，增进了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了社会和谐。（运营团队，2021）

与“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类似，当前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形态单一、碎片化、即时性的特征，是一种“没有（深度）交流的公共生活”，背后原因除城市快速更新带来的公共空间数量和形态变化（刘祎绯等，2021）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置换带来的文化区隔。正如佐金（2015）指出的，以消费为导向的业态更新，带来的是具有流动性、高收入和高学历的新居民，构建了一种不受老年居民和贫困居民欢迎的文化氛围。数轮更新后，老城当前的老居民与新人群之间，不仅有教育和消费上的阶层差异，还有急速社会变迁带来的代际差异。

在此背景下，被保留的历史街区和居民生活，在周边高楼大厦的包围下，像是陈列在橱窗中的展品，满足着对“原真性”的消费想象，而其真实状态却与外界存在隔膜。同一时空中擦肩而过的人群之间缺少持续、稳定的沟通对话机制，“活”的公共文化亦无从生长。如何打破这一区隔，找回新老人群生活方式之间的“连续性”，成为“再造日常”的关键，其实质是一个在“精英/消费文化”和“大众/生活文化”之间去边界的过程。这在磁石院的实践中体现为集“生活提升”与“艺术降维”于一体的双向连接工作，此过程推动了居民多重身份的生成，使对日常的再造从“空间的打开”进入到“心灵的打开”。

1.生活提升：美学渗透与专业拔高

“生活美学”是近年来掀起的热潮，主张审美回到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带有新中产消费品味特征，历史悠久的老城常因其特殊的空间形态和文化氛围成为生活美学的建构场景，但颇有悖谬意味的是，老城居民的处境与这一概念相距甚远。尽管近年来的综合整治使平房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改善，但对于大多数年龄较大且收入不高的居民来说，他们日常面对的仍是拥挤的杂院、破败的房屋和不甚和谐的邻里关系，无法成为“生活美学”在消费意义上的受众。因此，单一市场语境下的生活美学建构难以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

磁石院的投入使用改变了这一状况。入驻团队擅长创意文化市场运营，是社区中原本没有的外来资源，与街道协议合作，嫁接到本地，在思考自身切入点时，他们提出将“生活美学”引入社区，从而打破了市场购买与行政提供两种逻辑之间的边界，扩展了社区公共文化的可能形式。自2016年起，团队便温和而持续地推进着对日常生活的“美学渗透”：一方面，借社区传统活动引入茶道、花艺、传统纹样绘制、草木染、手工造纸等新式内容；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市场活动中，引入贵州音乐节、法国文化节、印度舞蹈、日本清酒、非洲市集等新潮元素，拓宽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的想象力、对新事物和新人群的接受度。

如果说“生活美学”的引入是团队借用市场资源对社区公共文化做出的广度拓展，那么将已有的文艺社团在专业上拔高，则体现了团队充分使用社区、街道、区级的行政资源，对社区公共文化所做的深度拓展。以社区戏剧小组的发展为例，2018年，在一次“社区朗读者”的活动中，团队为居民们聘请专业老师做朗诵技巧培训，推动核心成员成立了戏剧小组。次年，在社区支持下，团队为戏剧小组引入了专业的台词、表演和形体课程，排练了《暗恋桃花源》的三个片段并在社区汇报演出。2020年，在街道的支持下，团队为小组申请到了东城区“戏剧一帮一”资助，并作为其结对辅导单位，创编了讲述磁石院邻里故事的剧本《当我像你一样》，以居民和团队成员为演员，以街道为报送单位，参加了区级展演并获最具潜力奖，给居民们带来了独特体验。

2.艺术降维：以居民为创作主导力量

如果说“生活提升”蕴含着“社区参与式艺术”通过拓展艺术的“可到达性”（accessibility）推进公平的理念，那么，“艺术降维”则触及了艺术生产机制的改变，以动员居民成为创作主导力量（王洪义，2014）推进公平，这在磁石院以艺术介入社区的探索中体现如下。

一是看见个人，打开老城日常。“个体视角”是团队秉承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在对接老龄社区时有特殊意义，一方面，以个性特征描绘老城居民，最初便呈现出浓浓的画面感和故事性，打破了外界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们深受时代形塑，自我处于“隐藏”状态，只有充分被“看见”，他们身上的张力才能被捕捉到，从而引发新老群体对话，使深入打开老城日常成为可能。

二是抓取在地生活，展现胡同生活特色和老年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在“老好使shop”项目中，团队邀请艺术家入驻，在将近一年的工作中，以所在社区为田野，通过实物抓取+展览呈现、场景捕捉+杂志交流、社区聚会+居民讲述三种方式，将胡同老人的日常生活展示给外界。具体来说，以老人生活中提到、用到的特别“好使”的物品为切入点，展现具有胡同特色的生活方式，并延伸到老一代的集体记忆（家中收集的具有不同年代特色的布料、50年的本地居住史），引发共鸣。

三是对接代际话语，为居民营造讲述价值。快速的社会变迁使老人在公共生活中失语，团队的艺术介入先以青年话语对接老年生活，提升其可见度，如将“老好使shop”形容为一家“老年人作为‘买手’的商店”，而集合了胡同老人生活细节的杂志则被取名为《老人活泼志》。接下来，团队通过为老人们搭建向外展现自我的舞台，为他们创造了回忆和讲述的机会，帮助其营造自我价值。如在北京设计周中，团队策划了由社区居民主理的小单元，借“私厨”形式展现个人手艺。此外，两代间的日常谈话（如胡同阿姨与咖啡馆主理人关于粮票、咖啡的对话）也被制作成短视频、播客等形式的节目，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点击。

四是重设沟通场景，回应治理问题。“生活大爆炸”为团队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创设的公共服务调研工作坊，较之传统的居民意见征集，强调重设沟通场景，以“既现实而又非真实”的身份鼓励居民充分参与。操作上，先针对社区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如停车、即诉即办、居住公约、地下室空间设计等）调研细分，然后现场抽签“设定”参与者身份，并据此分组开展头脑风暴，最后集中展现讨论结果。这一让不同身份的人在具体的公共生活情境中换位思考、协商共议的过程，成为结合当前治理需求的社区艺术介入方式，是团队目前较成熟的服务输出模式。

3.人群的界限消抹：居民多重身份生成和日常生活文化更新

“社区参与式公共艺术”强调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核心在于促生“新的关系网络或者关系机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接的背后，是新老群体的关系重建和在地居民多重身份的生成——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新型公共文化的参与者乃至生产者。由此，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区隔才得以逐渐消融。

磁石院的运营团队在其中扮演了多面手的灵活角色，他们既是活动的策划者，也是资源的链接者，还是社区工作的辅助者，不断寻找被保留的当地生活与更新后的外部世界之间连接的各种可能。随后，通过两种核心能力将其激活：一是资源匹配，项目往往由非正式资源启动，初显成效后，找准时机向正式资源过渡；二是沟通转译，以公共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关系美学”（伯瑞奥德，2013）为原则，在原本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人群之间沟通转译，并通过“持续碰撞”（李竹，2021）寻找接续新旧价值、重塑群际关系的多重可能性，使胡同日常生活文化逐渐在流动中得以更新。

（三）淡化权威：地方治理的品牌化机制

深耕历史街区，提升地区文化特色。搭建元居住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成为全区首家致力于历史街区发展创新和基层治理的专业平台，合力推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复兴。深化街道文化共同体建设，胡同博物馆、磁石院、文创社、红创空间、礼士传习馆等第三方机构在地运营模式不断成熟。举办北京国际设计周向阳街道分会场“为人民设计4.0——社区生活圈”活动，举办各类活动75项，参与人数累计10万人次，荣获北京国际设计周最佳创意活动奖。（《向阳街道2018年工作总结》）

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将老城居民的日常带回，并与新中产生活方式并接的文化更新，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作为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探索推进的。因此，老城复兴中“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有着更宏观的制度背景，即当前的社会治理。在此之下，日常的再造，也是街道建构以“公众参与”“居民自治”为特色的地方治理文化品牌，在“文化强区”的战略下凸显地方差异性优势的过程。官方将此归纳为“文化党建”的工作方法，街道、社区两级都有意识地以文化为抓手，将基层工作中的政治经济目标与民众日常生活结合。由此，对日常的再造，从空间、心灵进入制度，实质为在原科层体系外重建一套对接转化机制，淡化权威边界，促进资源内外流通，既塑造了更为亲民的政府形象，也使公共文化再生产在流动中得以维续。

1.“为人民设计”：街道的日常挖掘和制度打开

街道一级的“权威淡化”直接体现在文化上关于“人”与“日常”的地方治理品牌建设。作为唯一一家以政府为主体的分会场，向阳街道至今连续8年以“为人民的设计”为主题参加北京国际设计周，围绕“以人为本，设计在日常”的理念，不断深化对日常生活的挖掘和展示，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念不断推进。从早期“老北京传统四合院居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2015），到“强调社区与人的连接与意义”（2016），再到“文化共同体”（2017）、“文化布局方法论”（2018）、“社区层级可持续机制”（2019），直至“可持续设计”（2021）、“文商旅融合发展”（2022），街道力图呈现日常生活的“文化生态”，建构各部分间有机关联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二是向外开放机制逐渐成型。继2018年首次正式提出“公众开放”后，2019年街道搭建“元居住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引入外部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近年来伴随着对文化消费环境的关注，在地文化教育组织、相关街区商业等也被纳入，“向公众开放展示本地日常生活”（2020、2021、2022）成为持续的主题。三是对在地生活的挖掘日益生动。一方面，形式不断丰富，从早期的展览、论坛、主题对话，扩展到后期更带体验性的事件活动、城市行走、线下探访+线上直播等；另一方面，内容不断深入，既走访居民生活，又展现基层工作实景。

“权威淡化”还体现在街道一级的制度打开，通过在科层体系外再建一套更灵活、柔性的沟通衔接机制，吸引优质外来资源进入，并匹配合适空间使其扎根，实现资源的内外流动。这套机制被称为“文化布局方法论”，其下端为街区内含磁石院在内的数个互补发展、扮演街区活化中的“能量输入点”、彼此能“联动统合”的实体空间（“文化共同体”），上端则由街道牵头，搭建对内统筹、对外连接的资源交流平台。

我们现在跟北规院和北工大有一个三方战略合作，在这之下我们成立了元居住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对内要统筹街道的各个部门，包括社区，对外要对接各方资源，因为各方资源经常说我想为街区做些事情，但是感觉找不到结合点。而街道内部很多口也很苦恼，我的工作怎么才能做得有声有色？最后就变成一种负担。其实是需要衔接的，尤其是社会上很多有这种情怀的资源，希望直接深入到社区里面，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社区，逐渐成长，这是它们最大的价值。（街道主管文化副主任，20190909LT）

2.“暖巷近邻”：社区的对接和转化

社区一级的“权威淡化”同样体现在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以拆解宏大主题和拓展资源弹性两个策略，丰富基层党群建设工作的接入场景，使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新型公共文化生产中上下对接，以社区两个明星项目为例。

“红集——中国共产党特色历史教育综合活动主题党日”是每年“七一”举办的社区党建项目，开展至今已有三年。活动以较为严肃的“红”混搭喜闻乐见的“集”，将宏大主题拆解成一项项具体的展览（社区党支部日常、身边的模范党员）、仪式（社区书记带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戏剧小组红色诗歌朗诵）、讲座（外请专家做党史讲座）、亲子手工（制作五星徽章风筝）或是老物（军用挎包、解放鞋）市集，使意识形态工作在老少同乐中变得更生动活泼，实现跨年龄、地域、政治身份的参与。

“当我像你一样”是社区和团队合作的公共艺术项目，关注新老群体的代际沟通，至今已举办四次，多次被媒体报道并改编成戏剧搬上区级舞台，制度内受认可度高。社区书记坦言，项目最初没有经费，恰好纪委有个“崇俭尚廉”的任务，便借机整合设计了项目中的“两代人换装合影”环节，没想到新意被各方高度认可，自下而上的对接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后续策划在保留两代人交流内核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宏大主题靠拢，拓展了可持续的支持来源。

3.制度的界限消抹：对接转化机制探索与政府形象更新

2020年年初，磁石院以趣味颁奖的形式对上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团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由居民给社区书记和街道主任颁奖的环节，将居民置于聚光灯下，颠倒了行政体系中的原有位置。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或可视为“权威淡化”的一个缩影。

“再造日常”的最后一步回到了制度，这是一种政府在场、借助外来专业力量和市场运营方式，结合在地生活的文化再生产。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以“自治”和“参与”为特色的地方治理品牌建构中，“人民”被置于前台，“文化布局方法论”从两个层面淡化了原有的权威边界：一是通过整理存量空间、打通制度内部空间，为第三方创造良好的扎根环境，借助他们对接居民，在原先直接相遇的国家-社会之间增加了中间接壤地带；二是围绕日常生活的文化重建，拓展公共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使原先较为刻板的意识形态工作变得生动活泼，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互动的多元主体创造了柔性的情感连接。因此，权威的淡化是制度上的界限消抹在文化上的体现，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新型公共文化建构”进入主流话语，使之得到一席之地，从而获得相对长期、稳定的制度支持；另一方面，以“人”与“日常”为特色的地方治理文化品牌建设，塑造出更为包容开放的基层政府形象，打造出对创意业态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而这正与现阶段城市更新的进一步目标紧密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公共空间是街区的一个泉眼，就是说，这个街区是要有源头活水的，以往的是寺庙和祠堂，但是现在这种空间已经逐渐消失了。如果只有社区居委会，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些很好的活动。只有有了这样一个人文空间，才有了源头活水，水聚水散，我们就不断地有新鲜的血液进来，有不断的沟通、交流，从而整个街区都回流了。所以，不断地“种”这些人文空间，就是希望实现这种循环。（街道主管文化副主任，20190909LT）

如上所述，公共空间的本质是沟通交流。要再生产出老城中“活”的公共文化，就必须再造一套内外循环机制，将互动日渐式微的老城日常生活打开，而这正是向阳街道数年来探索的关键内容，磁石院则是最能体现这一实践逻辑的案例。

本文通过空间、人群和制度三个层面的“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展现这个“再造日常”的过程：首先，将空间使用权去边界，使公有/官方空间与共用/生活空间并接，建构隐形的空间更新与活化机制；其次，将居民角色去边界，使其从被服务者转变为生产者，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接，建构基于新老群体关系重塑的文化再生机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将街道科层打开，淡化权威，创造出与日常相融的政治生活、适变亲民的政府形象，建构以“自治”为特色的地方文化治理品牌。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每个层面的界限消抹和新老接续，都是在持续展开的实践过程——当地六年间开展了四千余场活动——中不断实现的。只有充分看见这种过程性和流动性，才能理解日常生活的更新是极为缓慢的过程，并将长期处于未完成状态，要有充分的耐心等待其生长。此外，“再造日常”在治理语境下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一方面生产出转型社会中独特的公共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也重塑了国家-市场-社会各末梢在基层相遇时的互动模式，影响着当前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简言之，这一“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始终以日常生活为针，在空间使用、社会关系/结构、治理结构之间循环往复地穿梭引线，尝试重建更新后的历史街区中各个层面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文化实践上的新老接续和治理实践上的多元共治。

可见，这一在国家治理背景下，以重建人文互动的老城活化为目标的日常再造，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及转型实践的折射。很难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再生，或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日常生活延续，它呈现出新中产与老居民、文化服务与文化消费、日常与权威之间的“混搭”，折射出多元行动主体在转型中重新编织社会关系、调整互动惯习的努力。也正因如此，透过“文化的生产”讨论“社会的生产”变得极为复杂。

本案例中，日常的再造与治理的转型息息相关，文化再生产机制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连接顺滑机制——填补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整合街区资源、转变基层政府形象，对接更深层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成为当前推进城市更新与基层治理的柔性手段；而其间不断生成的、混搭的、灵活适变的社区文化活动，亦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间歇”（social interstice）（伯瑞奥德，2013）的一种体现，制造着“交往与共处的艺术”，塑造着新的集体记忆。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壤及强调“融合”的文化生产，与城市更新早期充满张力的国家-社会关系非常不同，成为“社会的生产”的双刃剑。一方面，传统的界限看似在消失：不断上演的公共文化活动提升了居民社会参与的价值感，逐渐培育出居民的参与惯习，促使人们开放观念，促成了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再生。但另一方面，隐形的界限仍然存在：一是内容边界，文化活动常从体验性强的感官细节入手，回避敏感议题；二是地理边界，涉及如停车、公共空间使用等治理议题的讨论以具体社区为界，不产生更普遍的连接；三是任务边界，文化工作在基层中仍是软性的和外围的，需服从中心工作，而不同的任务主题下，执行方式也可能不同，例如对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再造是柔性治理的典范，但面对疫情防控时同样可以启动原有的刚性机制。因此，出现了“社会”被允许的空间看似在增大，但完全独立却更不可能的悖论。与此同时，在这种接壤状态下，基层互动中的主体也生成了介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交叉属性”，如本文案例中的运营团队具有多变的形象、灵活的功能和渗透的边界，在各部分之间穿针引线、沟通转译，使之交融并接，扩展彼此的行动空间。尽管这不同于早期面对城市大规模更新时市民行动所体现的“于不可能之处开辟制度空间的努力”（郭于华等，2014：26），但同样也具备以行动重塑结构的原初意义，丰富了我们对“行动者”的理解。无论如何，面对治理工具的不断丰富、逻辑的不断隐秘化，这样一种由基层生发的、多方协同的、于细微之处充满韧性的关系织补，对重建复杂有机的日常互动持之以恒的推动，都是值得关注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