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居民参与不足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居民日常浅层参与（如文体活动、线上讨论等）对社区选举、公益服务等深度参与有促进作用吗？如果有，主要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本研究提出了浅层参与可增进居民对社区信息的了解，提高社区信任，强化社区认同，扩大社区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推动深度参与的四种中介机制假设。来自北京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支持了浅层参与对于深度参与的促进作用，以及浅层参与提升居民社区信息了解程度进而促进深度参与的中介机制；浅层参与包括在线参与能提升社区信任、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认同，但三个中介变量对深度参与独特作用有限。这可能与此前回天地区核心社区事务参与渠道仍不够开放，线上群众参与未被社区干部充分重视有一定关系。研究对社区工作者通过日常活动、线上参与推动社区参与累积性发展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社区参与；线上参与；社区参与层次；中介机制

近年来，中央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并非现成的，参与主体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都是问题。为了提升治理效率，推动多元共治，党和政府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物品生产，扩大供给，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其次，政府通过改革登记备案制度，进行分类控制和分类发展，通过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社会建设举措支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动员更多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再次，在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的同时，进行社区建设，加强对于村居委员会的支持与指导，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但由于动员式参与传统、搭便车困境，加上快速城镇化导致人口流动和基层社区重组转型，传统村居熟人关系日渐淡漠，城市新生社区社会资本缺乏、居民原子化严重、彼此缺乏信任和交往，社区参与程度有限。社区治理存在行政化、“居委会办社会”、民主参与不足和公共性不足的情况。在诸如选举、公益服务、社区议事会议、慈善捐赠等迫切需要居民参与的方面，城市居民参与率、参与频率、参与稳定性不高，以少数中老年女性积极分子为主。

从现实需要出发，当前社区组织的各类文娱活动，包括居民在网上的讨论和参与等浅层参与，对线下深度参与和稳定参与真的有促进作用吗？主要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数据检验浅层社区参与对深度社区参与的作用机制，从而更好指导社会建设和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社区参与的类型与培育

居民社区参与在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率提高以及治理模式转型中意义重大。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以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为导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和事务以实现社区团结和社区发展的过程。广义的社区参与除公共参与外，还包括从个人利益或兴趣出发的参与，如参与社区文体活动、互惠性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等。社区参与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既包括党和国家动员之下的参与，也包括国家动员之外居民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同利益而自发进行的参与。根据参与是否涉及公共议题以及是否参与决策，可分为“强制性参与”“引导性参与”“自发性参与”“计划性参与”。这些分类为我们引导和发展社区参与提供了参考坐标系。研究表明，当前社区参与仍然具有“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色彩，“积极分子”更可能是老年人、低保户、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和党员，中青年参与有限。居民参与呈现出参与意愿高，实际参与少；非政治参与多，政治性参与少；动员式参与多，主动性参与少；个体化参与多，组织化参与少；弱势群体参与多，工薪阶层参与少的特征。社区参与阶梯模型认为，社区参与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level或continuum），初级的参与包括初步接触和信息共享等，深度参与则包括参与合作、共同决策和担责等。在浅层参与中，居民卷入程度低，投入成本少，不太需要与其他主体进行利益争夺或协调，相关活动具有谁参与谁获益（如文体及兴趣活动）或被动参与特征（如社区党组织活动）。比较而言，深度参与意味着更高的利益卷入程度，更为频繁、持续的参与，付出更多。例如参与社区公益与志愿服务，正式加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换届选举工作等。何雪松参考公民参与阶梯模型构建的八个层次“本土居民参与阶梯”很具启发性，其认为居民参与是一个从被动式参与、配合式参与向自主参与发展的过程，但是当前很多参与依然停留在被动式、配合式的阶段，不利于社区治理的发展。

浅层参与如果能够带动深度参与，那对社区社会工作意义重大。围绕“大事件”的社区过程是社区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方式，在深度利益冲突和密集互动中，居民们在短期内凝聚成集体行动者，试图将小区变成社区。将希望寄托于突然重大事件，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何面对类似的利益冲突，有的社区会引发深度参与，有的却不能；另一方面也不契合社会建设的可控要求。在日常治理中有序组织一些活动和事件，日积月累以提高公共参与意愿和水平，是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力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

日常的浅层参与如何推动深度参与？个体主义的理性分析常常将行为和决策转化为信息充分条件下的成本-收益或问题。这忽略了社会参与的卷入机制：早前浅层参与对后续深度参与约束条件或成本-收益结构的改变。很多时候，居民在参与之前对参与的收益、代价、方式等并不了解，这会成为他们进一步决策和行动的障碍。偶然的卷入（involved）常常会改变决策情境，使参与者能更好地评估相关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动机和能力，进而更全面地构想参与的过程和结果，从而改变参与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浅层参与和互动会改变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状况，进而影响交易和管理行为。此外，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认同推动合作和集体行动的经典研究也为我们推测浅层参与和深度参与之间的生成机制提供了依据。结合参与观察，我们总结出如下四种机制：信息机制、信任机制、认同机制、社会资本机制。

首先，更充分的信息可以激发社区参与。居民间日常互动和交流可以增进彼此对社区资源条件、公共问题、群体利益格局、公共参与机会的了解，为深度参与决策提供信息基础。线上参与可突出时空限制，提高社区信息透明度，拓宽信息渠道，降低沟通成本，为因职住分离和家庭照料而无暇线下参与社区事务的中青年居民关注和交流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新渠道。其次，社区信任在社区参与的发展过程中可起到积极作用。居民对社区的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能够促进深度参与的生成，有效提升社区选举质量，对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再次，社区认同可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动力，将社区参与转化为自觉行为，提升居民社区认同感能激发居民的主动参与意愿。最后，社区社会资本是深度社区参与的重要解释变量，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带来新信息，还可派生出群体规范，形成参与的压力和拉力。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认为除直接作用外，浅层参与可能通过如下四种中介机制促进深度参与：

信息机制。浅层参与有利于增进居民对社区干部、邻居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提高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及其参与方式的了解、理解，进而推动深度社区参与。

信任机制。浅层参与有利于增进居民对社区工作者及邻居的信任，进而促进深度社区参与。

认同机制。浅层参与有利于提高居民社区满意度、社区认同感、社区参与意愿，进而推动深度参与。

社会资本机制。浅层参与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包括提高社区集体行动能力，形成参与规范和压力等，进而推动深度的参与。

这四种机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是交互并进的关系，影响大小和条件会存在一定差异。浅层参与首先会带来信息增进，构建新的社会链接，带来卷入和参与，但是要转变为信任、归属感和社会资本需要较长时间和更多条件。具体情况如何，正是后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数据、测量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用数据由作者研究团队2018年10月在北京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收集。今昌平区南部回龙观、史各庄、龙泽园、霍营、天通苑南、天通苑北、东小口镇所辖区域在2018年被北京市确定为超大城市治理的示范区域。市区两级政府分别制定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回龙观地区社会治理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改善这一地区的公共设施短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本研究团队的调查在相关计划实施初期采用线下入户调查和线上自填问卷两种方式展开。

线下调查采用纸质问卷。课题组首先依据回天地区全部小区的信息列表，按照二手住房价格和建设年份进行隐含分层后，按照概率与各小区住房套数成比例的方式选择了42个社区。然后在居委会配合下获得小区的住户列表或项目督导进入小区依据地图软件和小区楼栋户型等信息，制作住户列表，形成总的抽样框。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随机方式，每个社区抽取100户作为潜在访问名单，第一次发放50个给访问员，完成40份问卷即可。如果经过多次努力后仍无法完成40份问卷，则由项目负责人视情况增加潜在名单。获得住户名单后，访问员（主要来自靠近回天地区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农学院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人一组集中在周五晚上、周六白天、周日晚上等在职工作者最有可能在家的时间段进入社区开展调查。如果受访者无法自填问卷，则由访问员逐题念给受访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如果受访者可独立自填，则通常约定1个小时后登门回收问卷，并做好现场审核工作。由于研究者清楚将问卷交由社区工作者将带来抽样和测量偏差，因此在执行中特别强调问卷发放和填答过程必须由调查员主导。但仍有个别社区的问卷调查得到了居委会直接协助，主要是电话通知住户到居委会填答问卷或者居委会派工作人员陪同调查员入户。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回答。最终，线下调查回收了1539份纸质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00份，有效率接近80%。

线上问卷通过回龙观社区网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回天地区居民微信群传播，由居民在手机或电脑上自助填答，属于方便抽样。整个电子问卷共13个页面，最终登录问卷系统并填答1页的回天居民有1163人，完成至少4页的有924人，完成11页的有825人，全部填完的有760人。数据分析显示，单独使用线下问卷和混合线上线下问卷得到的模型结果差异不大，我们将混合线上线下数据以简化结果呈现。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测量如下：

深度社区参与。这是指公共性较强、关涉社区公共利益、利益卷入较深的参与，或者付出程度较高的公益参与，或频繁的持续的参与。问卷从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测量。首先，指参与过居委会选举、居民议事会议、业主议事会议、社区自组织或社团的议事会议等公共性较强的事务。这些选举和议事会议个体直接收益不大，且容易卷入利益冲突，较耗费精力。其次，指参与过下列社区民间社会组织或团体：为特殊人群（老年人/残疾人）服务的公益组织，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禁毒等公益组织，社区环境/生态/卫生/安全保护组织，学术沙龙或专业研究类团体。这些组织的活动公益性强，奉献色彩较浓。最后，过去一年经常参与社区及周边各类文娱、志愿活动，或将参加周边体育运动、文娱表演、文化沙龙、培训活动、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作为日常打发时间最常用三种方式之一。以上公共事务、社区公益组织、经常性参与社区活动三个方面共涉及问卷中3道多选题及1道四等级量表题。如果受访者上述所列选项都没有选择或参与程度题低于最高等级，则其在深度社区参与上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表示有着相对较深度的社区参与。

浅层社区参与。操作化为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两个方面。线下参与主要指加入过“文体、健身、拳操等各类兴趣爱好俱乐部”与社区文体活动，参加过社区党组织活动。线上参与分为参与线上讨论和参与线上社群。线上讨论由两道题加总测量：“在网上讨论或反映小区及周边的问题”的频率、“我经常在线上讨论社区事务”的符合程度。线上社群参与指加入、注册、关注与本地区相关的在线平台或社群（如QQ群、微信群、社区论坛、公众号），加入或注册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社区信息变量。通过如下问题进行测量：（1）受访者是否认识并熟悉本社区居委会主任；（2）知道所列5类社区工作者（居委会主任或其他工作人员、物业经理或物业办事员、业委会的主要成员、居民自组织的领办人或骨干、专业社工机构的社工）的联系方式的数量；（3）有联系方式的小区邻居的数量（无取值为1，1～3取值2，3～9取值为3，10～20取值为4，20以上取值为5）；（4）对“三年行动计划”、回天地区的熟悉程度（五等级量表）。

社区信任变量。操作化为受访者对居委会干部和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由五等级的李克特量表测量，具体问题分别为“我可以信任这个社区里的人”、“您觉得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信任吗？”。

社区认同变量。操作化为社区归属感、社区满意度和公共参与意愿。归属感越强、满意度越高、参与意愿越强说明对社区认同越好。社区归属感由受访者对类似“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觉”、“我很自豪地告诉人家我住在回天地区”表述的同意程度进行五等级量表测量。社区满意度分为小区满意度和回天地区满意度各自的总分测量。小区满意度由安全保障、卫生状况、物业服务、绿化美观、居民素质、公共空间、居委会管理、邻里活动、总体满意度等9个五等级量表总分测量。回天地区整体满意度由本地区基层治理与服务、治安状况、人文氛围、民间社会活力、城市公共空间、总体满意等6个五等级问题的总分测量。公共参与意愿由“我愿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您愿意每月抽出周末半天参与小区活动吗”两个五等级李克特量表加总得分测量。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由以下两个问题取值的加权总分测量：最近3个月“与本小区人员一起吃饭”的频率（0次=1、1次=2、2～3次=3、4～5次=4、5次以上=5），以及“如果您和家人外出了，您可以委托邻居帮忙代收快递吗？”（完全不可能=1、比较困难=2、不好说=3、比较容易=4、完全没问题=5）。

除上述研究变量外，我们还测量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在职、职业类型、教育水平、是否为业主等属性。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回天地区居民文化水平高，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占将近80%。

为了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将分步拟合浅层社区参与对中介变量（社区信息了解、社区信任、社区认同、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模型，检验浅层社区参与对中介变量的作用；然后拟合浅层参与对深度参与的回归模型，再看纳入中介变量之后，浅层变量的影响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从而直观上检验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对于连续因变量选用OLS模型：

其中，y为因变量，β0为截距，m为自变量数，xi为第i个自变量，βi为xi的系数，ε为误差项。对于二分类因变量，如深度参与，则拟合logit模型：

其中，p为概率，β0为截距，m为自变量数，xi为第i个自变量，βi为xi的系数。

三、模型结果

首先来看回天居民在社区公共参与及关键中介变量上的基本情况。由于在线问卷填答者以在职工作的中青年为主（在职者占到88%，80%为26～45岁），表2分开呈现线下问卷和在线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到，在线问卷回答者在5个变量上的均值（表2中粗体数字）显著高于线下问卷。他们更多通过线上讨论、线上社群参与的方式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并且有着更高的参与意愿，他们自认对回天三年行动计划、回天地区的了解程度得分超过了线下回答者。但他们的实际综合参与程度、对社区工作人员和邻居的了解程度、社区信任度及社区内社会资本量均值都不如线下受访者。线下受访者中有63%认识社区居委会主任，而在线问卷回答者中仅14%；线下受访者对社区干部的信任分达到3.84分（最高5分），线上受访者仅2.64分。这意味着活跃在线上的居民大多数尚未与社区管理者建立联系。如何做好网上群众工作，积极回应好中青年居民的诉求和参与愿望是当前城市社会治理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北京回天地区，回龙观社区网和天通苑社区网扮演着汇集民意、沟通居民和政府的桥梁作用，很多社区自发建立了业主微信群等，但在调查时社区工作者通过相关在线平台积极回应居民诉求的情况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再看浅层参与在增进社区了解、提升社会社区信任、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积累，以及推动社区认同方面的作用。首先，以受访者对社区相关信息的掌握和了解为因变量的模型（表3）显示，浅层参与（如参与线上讨论、参与各种微信和QQ群及社区论坛、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参与党组织活动）能增进受访者认识居委会主任的机会，获得更多基层社区工作者及邻居的联系方式，增进对“三年行动计划”的了解；在线讨论还能增进对回天地区的熟悉程度。

其次是以社区信任和社区社会资本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表4）。整体而言，线上讨论、在线社群参与、线下文体活动、党组织活动等浅层参与对增进受访者对社区干部和社区居民的信任，提升社会资本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大多都为正且统计检验显著。参加文体活动对增进社区信任，提高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非常明显（标准化回归系数也是相对最大的）；相对于党员身份，参加党组织活动对增进干部信任和社会资本作用更明显，但对增进对社区居民的信任作用不大。线上填答问卷的在职居民在社区信任和社区社会资本方面都更差，且参与在线讨论越深的居民对社区干部的信任更差（系数为负，且统计检验显著）。

再次，浅层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表4后四列）。整体而言，浅层社区参与，不管是在线参与还是线下文体活动参与或党组织活动，都有利于提升社区认同，增进社区满意度，提高公共参与意愿。在网上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有利于增进受访者对社区的归属感、社区满意度、对回天地区的满意度，提升社区公共参与的意愿。加入本地区线上社群也能增进社区归属感，提高公共参与意愿，但对社区满意度和地区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加入本地线上社群的受访者对回天地区很关注，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参与意愿，但是对社区和地区的满意度不好说。参加线下文体活动对四个社区认同变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样，相比党员身份，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的居民社区认同水平更高。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党员在社区归属感、地区满意度、公共参与意愿方面比群众均值更高一些，而参与党组织活动的人社区归属感、社区满意度、公共参与意愿比党员还要显著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组织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服务的做法是有积极效果的。

最后，浅层参与对于深度参与的影响。表5通过分步嵌套模型检验了浅层参与对深度参与总影响、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影响情况。模型1未纳入中介机制变量，反映的是浅层参与对于深度参与的总效应。模型1显示，浅层参与，无论是线上参与还是线下文体活动或党组织活动，都对受访者的深度参与有着显著影响，尤其是线下文体活动和党组织活动的系数很大且高度显著。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了信息机制变量。可以看到，浅层参与变量的系数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绝对值明显变小，个别甚至变得不显著，而是否认识居委会主任、有联系方式的社区工作者人数、可以联系的居民人数等中介变量都高度显著。这意味着浅层参与除了直接影响深度参与外，还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机制变量对深度参与构成间接影响。而线上参与主要通过信息机制间接发挥作用，控制信息机制变量后，线上参与变量的系数都不再显著。

模型3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了受访者对社区干部和社区居民的信任度。可以看到，两个新增变量都显著，且浅层参与变量的系数的绝对值都有所下降，但变化量比模型2相对于模型1的变化要更小一些。这意味着浅层参与同样有可能通过增进社区信任影响深度参与，但中介作用相对较小。

模型4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了社区认同变量。可以看到社区归属感和公共参与意愿两个变量都高度显著，而浅层参与变量的系数绝对值相对于模型1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下降程度不如模型2的大，与模型3中的变化相差不大，且模型的确定系数与模型3也相差不大。

模型5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社区社会资本变量，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变量为正，且高度显著。社会资本多一个单位，受访者有过深度参与的优势比是原来的3.24倍。相对于模型1，浅层参与变量的系数同样有一些下降，但下降幅度相对于模型2和1之间的差距小很多。

模型6将几组中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可以看到，相对于模型1、3、4、5，模型6的R2显著提高（0.08以上），但相对于模型2提高不多（0.009），且在模型2基础上新增的变量都不显著。这意味着信任机制、认同机制、社会资本机制虽然都有正向作用，但是控制了信息机制后都不显著，也就是说无法提供新的独特信息。模型7在模型6基础上纳入了控制变量。信息机制中几个变量仍然显著，而其他几种机制的变量都不显著。也就是说，信息机制具有较强稳健性。在仅使用线下问卷的模型中，结论大部分是一致的，仅在模型7中社区居民联系数变得不显著了，而公共参与意愿的变量仍然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本文使用Sobel-Goodman方法a检验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模型7中各中介变量的效应。结果显示，线上讨论和参与社区文体活动除直接影响深度参与外，可通过影响居民与社区工作者、邻居的联系进而间接影响深度的社区参与；而加入线上社群可以通过增加认识的社区邻居数量影响深度参与；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可以通过增进与社区主任和社区工作者的联系促进深度的社区参与。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其他几种中介机制虽然都有正向的作用，但统计检验不显著。综合来看，线下的浅层参与可以直接带动深度参与，还可以通过增进居民和社区主任、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之间的了解从而间接推动深度社区参与。而在线参与主要通过增进对于社区的了解而间接推动深度参与。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浅层社区参与，都可以影响深度社区参与，两者之间密切相关。参与线上讨论和社群以及社区文体活动、党组织活动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公益服务或更频繁地参与社区活动和组织。线下文体参与和党组织活动参与可直接增进深度参与。除此之外，这些浅层参与还可以通过增进居民对于社区的了解和社区工作者的联系，间接促进深度社区参与。而在线的参与主要通过增进与社区工作者的联系、强化参与意愿才间接推动深度参与。浅层参与可显著提高社区信任、社区认同和社区社会资本，但是控制其他变量后，这些中介变量对深度参与的影响有限，难以形成完整的中介路径。

数据对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信任、社区认同机制假设的支持有限（社区认同机制在线下样本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可能与三年行动计划开始初期，回天地区的社区参与仍属于传统动员式参与，而社区自治仍属于“封闭式自治”有一定关系。多数社区的公共活动仍主要由社区党组织及社区工作者发起，居民多处于被动员参与的情况。社区工作者主导着社区公共事务的议程和参与通道，只有与社区工作者及与之相关的居民代表、积极分子、社区志愿者建立联系和信任，才更有可能参与到社区选举、社区议事会议、社区社会组织当中，或相对稳定、频繁地卷入社区事务、公益及其他活动中去。这也是线下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远远大于在线参与，而控制住与社区干部与居民的联系后，在线参与无法直接带动深度参与的原因。

相对于线下参与，线上参与对中青年来说不仅更为便捷，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居民在其中具有更强的主动性。目前来看，线上参与可增进居民对社区的认识，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增进社区信任和社区认同，满足居民公共参与的意愿，但是在转化为深度社区参与实践方面还不是很畅通，甚至恶化对于社区干部的信任。因此，应该着力提升社区干部利用互联网回应和满足居民在线诉求的能力，鼓励社区干部用好网络平台，做好网上群众工作，扩大居民参与通道。

模型结论为在基层社区工作中坚持开展好目前已广泛开展的文体活动、公益服务、党组织活动提供了支持。它们确实可以带来深度参与，增进了解、信任、认同、社会资本和参与意愿，可以进一步提高社区党委、居委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及相关活动的开放性，包括换届选举过程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增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流，鼓励和支持居民自发组织活动和在线交流。总之，可以在日常实践中想方设法提高居民的卷入程度，进而促进深度社区参与。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浅层社区参与能提升居民对社区的了解，扩大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认同和归属感，增进社区参与程度，但更多深入的数据分析显示，浅层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社区社会资本等关键变量对受访者未来是否搬离本社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打算三年内搬离社区的受访者有35%表示主要是因为“周边教育资源差，小孩上学不方便”。在子女教育问题面前，社区参与和社区公共事务显得“无足轻重”。这也意味着，提高社区参与可能并不能解决社区人口的频繁变动问题，而后者直接影响到社区参与的可持续性和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性。这意味着，美好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可能不在于社区工作本身，而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等地方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的合理布局。就此而言，回天三年行动计划中，市级政府和部门高位优化回天地区的规划定位，优先补齐地区基层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做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本文是在一种日常介入视角下讨论浅层社区参与和深度社区参与之间的累积关系。实际的社区生活中，一些重大事件和变革可能短时间内将大量居民卷入社区公共事务，产生深度参与，进而会反过来推动浅层参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逆向因果关系。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观察到的浅层参与和深度参与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可能是一种互构关系或逆向因果关系。另外，社区工作者在问卷调查中的辅助作用所带来的选择效应可能强化模型中信息机制的作用，从而导致模型估计的偏差。但我们相信，大方向不会错误。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未来需要在调查执行、社区参与类型、线上线下参与程度的测量等方面做出更好的控制和设计。回天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也值得跟踪评估。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