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

——来自一个大都市的经验

熊万胜　李　宽　戴纯青

【内容提要】本文从东部地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SH市的经验出发，讨论了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在中国产生的悖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笔者将这个悖论解释为社会活力问题的一个面向，即主体的自主性缺乏问题。这个问题在SH市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SH市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前沿，尤其感到活力不足。那么，在SH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解决这种自主性困境的呢？其中的经验值得深刻反思。笔者认为，以关系为本位来建构自主性空间依然是SH市人的基本策略，而且，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图景的中国式出路。当然，今天的关系本位与传统的伦理本位相比必有很大的不同。

【关键词】个体化的悖论　自主性　关系本位

　　在阅读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和《风险社会》等书时，很容易有一种强烈的切近感，似乎贝克所说的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这种切近感的出现，也许说明东西方社会的演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不仅面临共同的国际或生态情境，也分享着诸多类似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用一种结构性的语言，将一种哲学家对于自由将给人带来的辩证性后果形象化了。随着个体自由的发展，个体越来越受到自由之累，空有自由之身，渐成孤立之人，反而丧失了自主的能力。指出这一点不是贝克理论的新意所在，他的新意在于将个体化定义为“不再重新嵌入的抽离”①，从而将自己与以往的诸多社会理论家划清了界限。贝克是属于后现代的，或者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他处于他自己定义的“第二现代性”的时代。

　　直接用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套裁中国的实际，也将犯下严重错误。如果我们同意把分封建土的封建时代作为个体化演进的逻辑起点，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对应的历史起点在中国与西方相差甚远。在西方，封建时代的瓦解如果从英国光荣革命说起只有400年不到的时间，而在中国，如果从春秋时代的结束算起，那就可能超过了2500年。在西方结束封建时代的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而在中国替代井田制度或某种分封制度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个体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或者如冯友兰所说，是“生产家庭化”衍生的文化②。个体化可以包括生产的个体化与生活的个体化，因为它分别意味着告别了共同的生产与生活。生产的个体化这里指生产方式的去组织化，而生活的个体化指的是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欧洲人走出封建社会后瓦解了传统的生活共同体，但进入了更加有组织的生产方式，中国人走出封建社会后瓦解了传统的集体生产组织，却重建了新的村落生活共同体，两种文明中的个体化走过了迥异的路径。但这不妨碍它们在今天遭遇共同的困境。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新一轮的个体化浪潮，明显改变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格局。如果说，2500年前发生的是农业经营的分散化，那么，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则是以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为最明显的内容。尽管贝克所强调的福利国家制度在我国还没有普及，但贝克所描述的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态度以及没有个性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也开始风行起来。

　　当代学者对于新一阶段的个体化潮流感受深刻，关注较多。在贺雪峰及其团队成员看来，江汉平原和东北地区是高度“原子化”的，华北地区是“碎片化”的，而华南依然还有很多比较团结的“成块”的村落社会。③阎云翔则正式地引用贝克的“个体化”概念来描述自己在东北农村看到的变化。④他们分别强调了两种对立的因素：贺雪峰突出了市场经济对传统组织机制的瓦解能力，如同阎云翔过于推重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个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对同一个现象能够给出两种相反的解释，而且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然而同样令人深思的是，在贝克、贺雪峰和阎云翔等人笔下令人感伤的个体化，在李友梅等人的笔下却是“自主性”的伟大复萌⑤。

　　我们到底要如何发掘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特点？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面向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经验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个体化到底能够有什么贡献？贝克、贺雪峰和阎云翔同时轻视了两个明显的也是基本的事实：第一，改革以来的个体化确实具有向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回归的内涵；第二，以集权的行政体系为核心的系统性力量在个体化进程中具有长时段的作用。之所以忽视了如此强大而著名的历史传统，部分是因为他们都太看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可以被某个人亲身经历的时代巨变只能被看成是一朵朵浪花，不论它曾经是如何的巨大和瑰丽。如能放宽历史的视界，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真正值得发掘的特征是它曾经历了漫长的生产个体化阶段，以及它有一个早熟的集权官僚体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紧密关联的生活方式的再发展。

　　个体化时代最为紧迫的社会学命题是如何化解个体化带来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内涵在中国与欧洲是不同的。贝克认为个体化时代最基本的问题是个体化的社会如何整合⑥，笔者原则上同意他的说法，但认为他的进一步解释在中国需要作出调整，他进一步认为：“关键问题（本书也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如何才能把个体化和去国别化这个方兴未艾的矛盾过程铸造成新的民主组织形式。”⑦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的活力问题。或许我们应该说，个体化悖论的核心内涵是自主性的丧失，因此它提出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个体化的时代如何维持和扩大主体的自主性，从而维持与扩大社会的活力。中国人在面对系统与制度时的超强自主性是在漫长的生产个体化时代养成的，他们还没有普遍地经受过生活个体化时代的考验。在更深层次个体化腐蚀剂的瓦解下，曾经帮助个体实现自主谋生的那些制度与文化是否也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从而出现“不够自主的主体”？

　　笔者以为，要回答这样一个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中国SH市也许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它无疑也经历过漫长的生产个体化时代，同时，它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更为深刻地经历了市场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SH市农村受到国家的影响比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更为强烈，它的集体与国家福利都是全国领先的，因此，它所经历的生活个体化也可能更为彻底。这样一个地区，在经历了两轮深刻持久的个体化之后，会具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形态？这里可以告诉中国什么？

一、温和有序的个体化生活

　　在贺雪峰的笔下，江汉平原乡村社会的原子化是令人揪心的，因为它带来混乱和无序。在阎云翔的笔下，东北下岬村的人际关系的个体化几乎也是一种败坏，因为它滋生了“无公德的个体”，只不过他将这种变质视为必然。但是，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我们将看到另一种的个体化或者说是原子化。江南地区的民风是全国公认的人情冷淡、精于算计，同时又性情温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素来以“拎得清”为基本原则，同时，也确实做到了相揖而安。

　　与其他地区相比，SH市人的人际关系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横向联系淡漠与纵向关系发达。

　　（一） 横向联系淡漠

　　SH市居民给外来人员的印象是过于“理性”的，大意是指人情冷谈而且精于算计。这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以至于SH市自己也提出口号要“做可爱的SH市人”。一般来说，城市居民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本不如农村居民，SH市作为一个受到市场化和西方化影响比较深的一个大城市，它的社会网络也具有很深的城市特征。但是，我们发现其实SH市郊区农民的社会交往也同样很“理性”，他们的血缘与地缘情结同样淡漠。

　　宗族观念普遍淡漠是这里的一个特点。祠堂是极罕见的，家谱也很少有，笔者在SH市十几年来，只了解到崇明倪姓和SH市SONG区封姓现有家谱，其余的人有家谱都因为自己或父母辈是外地人。祖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土地整理过程中普遍地被平掉了。在奉贤南桥镇一位老人给笔者讲起了“文革”期间平祖坟的情况。他曾祖父的坟在那时被平掉，大家用船把墓砖运回来盖房子，把棺材板运回来打家具，似乎大家都不伤心。骨灰装起来埋在河边，后来河道整治，骨灰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兄弟姐妹或者长辈亲戚之间平时并不走动。甚至于兄弟俩比邻而居，父母健在，两家也并不一定在一起过年。尤其是几乎没有拜年活动，现在的中老年人做小孩的时候，还是要拜年的，现在的青年人小时候基本就不拜年了。亲戚之间是有事才走动，由于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互相帮助，所谓有事，主要是指祭祀或者红白喜事。比较有特色的是，SH市人对于祭祀的重视程度似乎比中原地区或者楚文化区更看重。祭祀的时间主要有三个：清明、冬至与忌日。这里清明上坟一般只给自己的上一辈上坟，给祖辈上坟的很少见。对忌日的重视是这里的一个特色，一个人到老年之后往往每年要参与四个老人（父母、岳父母）的忌日活动，所以有些繁琐，近些年来，有的人就不再进行忌日纪念了。在祭祀时往往有聚餐，如果有老父母牵头，就会固定由老人来主持聚餐，如果没有老人牵头，聚餐可能是在兄弟姊妹间轮流坐庄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红白喜事都是比较传统的，没有外地常见的那种想着法子办喜事的情况。

　　宗亲关系衰落以后，姻亲关系变得重要了。这里的计划生育开展得早而且有效，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计划生育，四十岁左右的人已经很少有姊妹兄弟。当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以后，双方的父母都十分重视他们，过年的时候，亲家们和儿女一起过团圆年的情况比较普遍。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里的血缘纽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过世的父母，一个是眼前的小孩。处于中间的成年人之间的血缘联系反而比较淡。

　　SH市地区几乎没有关帝信仰，但与很多外地人的想象不同的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对于SH市人也是很重要的。比如问到可以向谁借钱，这里的人在提到至亲之后也会提到朋友。但是，显然只有那种会交朋友而且喜欢交朋友的人才有朋友，因此，稳固的友谊确实不普遍。

　　SH市农民的村落认同感也是比较淡漠的。在自然聚落高度分散的SH市南部地区，这种情况可能更为严重一些。在SH市JS区调研时遇到这样一个现象，房东是一个一直住在村里的50多岁的人，他在村里承担清理部分河道的工作，他和他的夫人甚至说不清下一个村民组的边界在哪里。与此同时，村民也很少产生共同利益感，除非村集体资产很多，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涉及到基层政权组织的变更时，并村要比撤村容易。SH市地区的村委会从2000年的2771个减少到2010年1739个，其中被撤掉的村不到200个，而并掉的村占大多数。并村是要把不同集体的资产合在一起共用，而撤村是要把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给个人，撤掉集体。前者主要是集体之间的关系，后者是集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后者的利害关系更敏感，所以难度自然更大。在安徽等地进行并村时，往往会采取一种“并村不并产”的做法，也就是说并村委会不并集体。SH市的村集体资产平均要比安徽等地的农业村落大得多，但这里采取的并村方式是直接将集体合并起来，这个过程也很顺利。

　　（二）纵向关系发达

��　SH市人的就业方式基本上是在某个单位里被雇佣，自主经营的比例很少，所以，决定他们收入的主要力量是纵向上的，是企业科层或者行政科层。

　　在观念上，SH市人比较愿意服从领导，比较讲规矩。我们在农村调研时，常常感到这里的农民还是愿意把村干部当做领导，村干部有较大的权威。一个体现是村干部高度稳定，极少出现村干部在选举中频繁更换的情况，村干部离任往往是因为被上级调任。村干部的收入明显高于普通村民的收入。村支部书记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3万，村主任超过10万，这是得到政府允许的白色收入；而SH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1年只有15600元。如此悬殊的差距也能被村民接受，不能不说是一种地方文化。在单位里，SH市人也比较服从管理，SH市的企业在市场上有着很好的形象，因此很多村都发展出了“招商引税”，吸引“注册型企业”到村里来注册缴税。这部分也是因为这里的企业在质量控制方面具有更高的能力，因此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在日常生活中，SH市地区的法治化水平在中国是很突出的，政府的行为比较规范，很少有人说SH市不是中国最有规矩的地方。

　　SH市人之间极少拳头相向。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愿意讲道理，道理讲不清就找有关权威调解，比如找警察或找领导，不成就上法院，再不成可能上访。我们在奉贤南桥调研两个村民组时特意了解了这里的村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令人感叹的是，在这两个村民组老组长的记忆里，居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村民之间的打斗现象。

　　从个体化的视角来看，SH市人的规矩与SH市人的横向联系的缺乏也有关系。独处的人可能会干错事，但孤单的人却很难干坏事，因为任何超常规的有组织行动没有铁杆同伴的配合，都很难做下去。这不等于说SH市就没有腐败，如果有腐败的话，可能是**败，是整个单位或者班子做出集体决策对利益进行了不公正的分配。

二、作为个体化悖论的自主性危机

　　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越来越紧迫，社会活力的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SH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解决这个问题更是时不我待。“SH市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典型的提问方式。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SH市的决策者又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思路，使得社会活力的问题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如果SH市果然存在社会活力缺乏的问题，那么这种活力的缺乏也部分地是个体化演进之后果。

　　（一）自主创业精神的危机

　　一般来说，大企业是从小企业成长出来的，小企业是从个体家庭经营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曾经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而在这个汪洋大海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⑧。但在SH市，这个能够每天都产生企业家的渊薮体量不大，而且已经接近干枯。2006年以来，随着政府对农业补贴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村户籍人口要求返乡经营农业，希望村委会能帮助流转耕地。通过对8个个案的了解，发现他们希望经营的产业主要是两类：一类种粮食，一类种水果，基本属于轻松农业的范围。

　　近年来，网络的发展为自主创业提供了新的便利的平台。但小生产向大生产的飞跃需要资金和刻苦的精神。面向小生产的信贷是一个世界难题，它往往高度依赖于社会网络来解决，浙江等地民营企业的成功与当地发达的社会网络有关，而这在SH市恰恰是个弱项，人们很难听说SH市地区发生非法集资的事件。至于刻苦精神只能在家庭里才可能得到培养，学校可以教人勤奋，但绝不能教人勤劳，因为它无法让孩子真正地经历家务劳动或者生产劳动。问题是，在家里，又有多少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劳动呢？

　　本地的教育把大批的出身于农民和小资家庭的子女送进了学校，继而送进了工厂，学校成为培养白领的流水线。升学率越高，这个流水线就越发达。近些年来政府十分重视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问题，投入了一定的资金进行扶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近些年来的公务员热可以折射出创业精神发育的艰难。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想要自主创业的时候，他（她）内心的支撑是什么？他（她）何苦要走自己的路？这种支撑如果必须从社会中来，社会如何提供？实际上个体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瓦解各种心灵深处的动力机制。

　　（二）倒转的土客关系

　　我们总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意思是说人到了外地很难站稳，更不容易建立自己的势力，因此要入乡随俗。但在SH市郊区的农业区域（指的是那些还有农业的区域），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势力格局正在发生倒转。

　　在SH市郊区农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听说过4起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其中都是外地人占优势，而没有听说过相反的例子。在调查中，笔者甚至亲眼看到本地人向外地人下跪。当时，是一位本地中年妇女偷了福建人种的菜，福建人要罚款，本地妇女跪求免罚，还流下了眼泪。周围都是本村人，但他们甚至连围观的兴趣都没有，走得远远的。这个外地人甚至允许她回家拿钱，而不用担心她找人来帮忙打架。最后，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劝和，把罚款数目从1000元降到100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多郊区农业区域的本地人承认自己害怕外地人。那么，是否是说SH市郊区的农村社会治安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呢？恐怕也不至于此。走到SH市的郊区农村，我们极少看到家家户户装防盗窗的情况。因此，这种担心主要不是在财产上的，不完全是在担心坏人。而是在生活中难免会发生的一对一的日常冲突过程中，在面对外来的普通人时，本地老百姓不占优势。问本地人为什么会害怕？基本的答复是外地人“抱团”和“流动”。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害怕和本地农村的严重老龄化固然有关，但也和本地人不能抱团有关。吵嘴打架是本地人的��项，“弱”的根源不是身体因素，而是孤立无援。农民受到自已定义的欺负以后，就去找村委会，而不是找亲戚朋友，但村委会本身也缺少工作的抓手，就是有抓手也不能随时出手，结果，势力平衡逐渐地被打破并发生倾斜。

　　（三）组织凝聚力的衰落

　　贝克认为个体化时代有很多概念都已经僵化，他列举了“阶级”、“家庭”和“邻里”等。在中国，“阶级”的意义和欧洲本来不同，至于“家庭”是否已经僵化了，还不能定论。但有一个词确实已经如贝克所说失去了本来意义：集体。我们以前说到农民集体、单位集体或班级集体等，现在看来，这样的“集体”已经名存实亡，各种组织的凝聚力都在衰落。这种凝聚力的衰落主要不是表现在无法通过契约让大家走到一起来，而是说，没有办法让契约约定的行为兑现。

　　前面说过，在个体化的社会里纵向关系趋于发达，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根千枝所描写的日本社会，她的代表作就是《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⑨。如果说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的、西方人是团体本位的，那么中根千枝笔下的日本就是以团体为伦理的。所谓人际关系的纵向化，也就是总是把自己所在的团体的利益放在很高的位置。在中国，在人际关系纵向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看到这种团体伦理的发生，随着人际关系纵向化的发展，这种团体伦理还在不断瓦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谬，是因为中国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的纵向化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方式推进，它本质上并不尊重最基层的组织单元的完整性和自主权，纵向化越是发展，团体的凝聚力就越是陷入危机之中。

　　前面说过，SH市郊区的农民能够从政府得到很多的福利，但这些福利的发放并不一定通过最基层组织，在建立这种纵向社会关系的同时，也瓦解了最基层组织的权威。在全国而言，人们对高层级政府的信任度也要高于基层政权组织，这也是人际关系纵向化与基层权威丧失相并行的结果。SH市的村干部工资分为两类：基本工资与上级考核后才能发的工资，后者所占的比例在六成以上，动辄数万十几万。之所以要给的绩效工资所占比例和实际额度定的这么高，是为了让村干部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时拉开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心理上的距离。因此，在实现集权的同时也瓦解了基层组织。再比如，在大学里，同学们都是可以自由选课的，同一个班级或宿舍里的人不一定在一起上课。同学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找老师，申报各种奖励或者要求入党都不必须通过班长，有的学校甚至强制规定班长不能连任，班长的权威明显衰落了。现在大学里开展集体活动很难把人找齐，甚至于能够发生这样的情况：男生（或女生）不能认识班级里所有的女生（或男生），而班长会把同学的名字写错。

　　社区与学校是最基本的社会化机构，从这种松散的社会化机构里走出来的人是难以管理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西方式的契约精神，不会要求自己按照契约行事；也缺少传统中国人的强大的人情观念，不情愿为赏识自己的领导或老板尽职尽责。

　　在企业里，老板们普遍地感到新一代青年职工难以管理，尤其是年轻人更换岗位趋于频繁和随意。通过对SH市奉贤和江苏昆山6个企业的访谈发现，似乎已经出现了一种悖论：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主动跳槽的人还在增加。为了让职工按照议定的契约行动，计件工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这是一种将功过完全量化的工资制度，它不指望职工为企业无偿贡献力量。这样的企业可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但很难进行高精度的生产，因为高精度的生产对于人的责任心要求太高，而责任心无法计量。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里，领导对于下属的控制力不断下降，一种类似的计件工资制度也开始出现：工作人员每做一件事情，上面就会相应地发一点钱作为鼓励。在大学里，传统的教研室甚至系建制趋于瓦解，教师在业务上直接对接学院教务或者学校的职能部门。学校和学院只能监督教师是否完成了工作量，其实无法监督教学质量，最了解同事的是另外的同事，但他们没有监督同事的义务和权力。教研室和系内部原有的人格化的传帮带机制也瓦解了，在很多大学里，刚毕业的博士直接就走上了讲台，上课从一种组织行为变成了孤立的行为。在这种个体化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其实是下降了。

三、个体化生活的系统 / 制度基础⑩

　　（一）雇佣化就业对家庭经营的替代

　　如果说生产集体化的瓦解是当代的生活个体化的一个直接动因的话，那么生产个体化的瓦解应该被看成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个体化的更为深刻的基础。SH市地区无论是从事家庭农业的人员还是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员比例都远低于其他地区。在雇佣化的谋生过程中，只要找到了工作就有管理者来帮助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不需要自己亲自协调。雇佣化就业的彻底化意味着传统的亲友关系所具有的经济功能严重衰弱。

　　图1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2010年底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SH市的家庭经营被雇佣化就业替代的程度在全国是最为彻底的。

　　SH市市民的收入构成中来自于劳动所得的收入逐渐下降，而其他收入在增加。对于郊区农民来说，这个趋势刚刚开始，但势头强劲。（见图2）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SH市的郊区家庭经营制度十分发达，由于土地产出高而且可以多业兼顾，所以地权高度分散，近市地区的自耕农比例高于周边地区11。在比较自然的市场经济状态下，低水平的工业化反而更可能导致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那么，是否说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地权就会加速集中呢？发达国家都积极地采取措施推动了土地集中，但在东亚地区，这种集中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存在由于兼业的发达导致的“二兼滞留”现象12。SH市地区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衰落与集体—国家的制度安排确实是大有关系的。SH市郊区尽管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集体对土地的控制能力比较强，分到农户手上的耕地占所有集体耕地的比例在三分之二左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和当时的高额税费的作用下，到了90年代，农民放弃承包地经营的意愿是普遍的。恰好在1999年SH市与全国同步推进了二轮延包工作，很多农民趁机坚决要求放弃承包经营权，一部分农民成功了。在税费改革以后，随着补贴的增加，又有很多农民返乡试图要回土地，引发了不少纠纷。在2003年，SH市乃至苏南地区率先提出了“三个集中”的口号，也就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和农民向城镇集中。在这个政策下，SH市郊区加大了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推进力度。在奉贤发展出了大规模的“合作社”，在SH市的SONG区和JS区等地发展出了“家庭农场”和村农场。这里形成了一个概念：“大农户”，特指那些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如果是种植粮食，面积应该在30亩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SH市地区的土地流转，如果是成规模的话，一般都是由村委会来安排的，而且合同要经过村委会盖章。究竟什么人可以成为大农户，在村民之间是存在竞争的，决定权主要在村委会。

　　SH市SONG区从2007年起开始推广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家庭农场从2007年的597户发展到2011年的1114户。家庭农场经营的粮田面积占全部粮田的面积不断增加，从2007年的占比55.4％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76.4％。其中规模经营户的户均面积达到116亩，散户的面积只有1亩。根据SH市SONG区统计局的抽查，2011年SH市SONG区从事蔬菜经营的规模户平均面积67亩，而散户的面积只有2.1亩。13SH市JS区从2006年开始大力推进规模经营，2009年SH市JS区有种粮30亩以上的大农户819户，户均经营面积270亩，水稻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76％；面积30亩以下的散户24488户，户均种植面积2.86亩。14从这种悬殊的经营规模差异上可以得知，散户的商品率是较低的，越来越多的散户实际上已经完全退出了商品生产。根据我们在SH市JS区朱泾镇的实地调研，那些没有退出商品生产的散户一般服务于本地市场，退出了大流通。当地政府会在菜市场里设定专门的区域为本地农民自产自销服务。

　　不仅存在散户退出商品生产的现象，而且即使在规模经营户中，来沪人员也越来越取代本地劳动力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这一点在“菜篮子”工程中比“米袋子”工程更为明显，因为蔬菜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的劳动力，而且难于实施雇佣化的经营方式。目前，SH市地区有超过25万名外来的农业劳动力，他们生产了地产蔬菜的大部分。

　　仅仅从图1中看，SH市人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比例之低也是令人吃惊的。SH市与北京两地的城镇化率相差不到4％，但两地个体户的比例差异很大。图1中的数据只是工商局登记的户主数，实际上本地人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的户数更少。尽管最初登记时是本地人，但他还可能转手出去，自己安安稳稳地收房租。某城关镇的协税办专门从事对个体工商户的收税工作，他们的判断是，本镇个体户中以本地户籍登记的可能在3 / 10，但实际经营者中有本地户籍的不超过1 / 10。但他们说的范围是在街上有经营场所的工商户。在我们从SH市JS区和奉贤区选取的6个村民组203户人家中，亲自办企业或者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有15户（不论是否有执照），这个比例并不低，其中有店面或者厂房的只有4家，其他是做装潢、跑运输，或者只是在家里经营的。

　　（二）系统 / 制度对生活实施的全面而集权的呵护

　　如果人群内部还能做到基本的患难相恤和守望相助，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个体化的。但在SH市，当市场化和人口流动使得村民和市民发生了“患难”和“守望”上的问题时，国家和集体立刻补了上去。

　　SH市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是最发达的。这些制度主要建立于1990年以后，是与经济的市场化相伴生。似乎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15。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社会的自我保护，其更主要的后果是让劳动力更顺畅地成为商品，而不是相反，对于这个结果，不论中外，应无差别。如果不考虑各种生产领域里的保险和补贴制度，只是考虑生活领域里各种保障与救助制度，可以列举如下：

　　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五种：第一，“城保”，即SH市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于1993年，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城镇各类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城镇自由职业者和退休人员。目前，本市“城保”的基本内容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5个险种。第二，“镇保”，即SH市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始建于2003年，适用于本市郊区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其具有本市户籍的从业人员，以及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这五大险种。第三，“农保”，即SH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96年，适用于本市农村户口的居民。“农保”实行以劳动者自我缴费积累为主，集体补贴和互济为辅，自助与互济相结合，统筹资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资金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模式。第四，“综保”，即SH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建立于2002年，适用于本市各类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其中主要是农民工）。“综保”包括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等三项保险待遇，以及门急诊医药费补贴。第五，“低保”，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始建于1993年。从1994年开始，本市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从城镇向农村拓展，开始形成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见图3）

　　另外还有各种特殊性的保障与救助制度，包括：高龄无保障老人基本社会保障；职工遗属保障；城镇重残无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障；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学生和婴幼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就业援助制度；职业培训补贴；公共就业服务；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年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网络；应急救灾援助机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慈善公益组织；廉租房制度；残疾人就业；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上的好处如果能够由村居委会来确定，那么这些制度的出现会巩固集体内部的团结。但事实不是这样。比如在“动拆迁”的过程中，如何分配“镇保”的名额，存在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碰到谁的地谁得“镇保”，另一种是在集体内统筹分配，现在看来占主导的是第一种，第二种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其他的很多福利也是由上级条线直接确定的，比如，对“低保”和居家养老等福利，村委会没有决定权。所以，系统与制度不仅是呵护了个体，而且越过传统的基层组织直接空降到个体。

　　随着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如何确保治安安全成了问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有“公社纠察队”，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乡镇开始组织了“联防队”，1995年，奉贤区柘林镇某个企业比较多的村在SH市率先组织了村联防队。借助于1991年通过的《SH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和各种地方的甚至基层制定的规章，联防队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是强大而有效的。一些在SH市居住了多年的外来户想起当年的联防队依然是心有余悸。2003年SH市与全国同步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使得联防队失去了主要的惩罚手段，但日常巡逻对于安全还是很有好处。联防队的出现，使得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被制度化了，同时也可以说使得传统的相互守望变得不必要了。

　　SH市地区的区域面积只有6340平方公里，但在这片土地上配置的行政力量的密度并不低。以某镇为例，该镇面积11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万，外来人口24万；有2个街道、2个社区，17个村委会、45个居委会；有53名公务员，187名事业人员，167名非编人员，270名社区干部，613名村干部及村事业人员，2132名各类队伍人员，总数为3423人。广义的官民比是1：105（全部公职人员数 / 常住人口数）。由于几乎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准确数据，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看到身穿各式服装的管理人员。在推进“4050工程”或者“万人就业计划”16时，这些社会管理岗位曾经是大家兴趣比较高的加入对象，自2011年以来，这些城市岗位上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员，基本的原因可能是本地人不愿意从事这些可能需要消耗体力的工作以及本地剩余劳动力的耗尽。城市与社会管理走上了技术、资金和劳动力多重密集型的模式，让人不能不感叹生活的秩序来之不易。

　　（三）个体化生活的社会化机制

　　横向联系的衰落与纵向关系的发达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它是不断地被再生产的，这个再生产的容器遍布生活的各个场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机构，纵向化的人际关系在这里一刻不停地被制度化地再生产出来。

　　应试教育对人际关系的危害不在于它有考试，而在于学生的时间都被老师安排，无法自由地发展同学之间的交往。判断某地区、某学校或某种类的应试教育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可以观察学生的时间被老师安排的程度。学生的时间被老师安排的越彻底，应试教育的程度越深。从这个角度来说，SH市的应试教育总体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级的阶段。判断的依据也很简单，只要在课间的时候走到教室或围墙的外面，听听教室里喧闹的程度。以小学为例，SH市的小学可以分为三类：私立小学、社区性公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只有走到民工子弟学校才有可能让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尽管这里的游戏也被围在一个圈子里，尽管游戏处于老师的严密监控下，尽管游戏已经没有性别差异，但，这毕竟还是真正的游戏。

　　老师之所以要严密地安排学生的时间，是为了学生能够在考试——尤其是区域性的统考中考出好成绩。成绩与学校的声誉、学费高低、校长的政绩、教师的绩效、家长的期望挂钩。应试教育向高级发展的系统根源在于教育集权，因为统考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种发证机关发起的。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的统考次数是何其少也。应试教育向高级发展的文化根源是因为家长不敢让孩子顺着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发展。应试教育向高级发展的社会根源是：如果让孩子玩，他（她）会发现自己找不到同伴来玩。如果玩也需要家长来安排，那么不如选择让他们去上一个补习班或者兴趣班。这十几年来的历史已经基本推翻了曾经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提高高考升学率是减少应试教育弊端的根本措施。SH市的高考升学率在国内是排在前列的，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北京、西安、合肥、广州和SH市这5个城市中，SH市儿童的户外活动时间最少，而在上学时和周末每天写作业时间却最多。17

　　在应试教育的高级阶段，课桌之间的间隔是难以逾越的，老师的命令也不易抗拒。在那种所谓“最好的”私立小学里，学校在每个教室里配有“星星榜”，老师让班干部每天给每个学生“加星”，有功则加星，有过则减星。在老师失去体罚手段之后，这是一种替代性的软暴力。它让人想起了明朝时期浙江嘉善人袁了凡推行的“功过格”。18同样是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来约束人的行为，“功过格”指向的是人心的内在提升，而“星星榜”只不过是一种微观的权力技术，服务于对儿童心灵的冷酷规训。

四、以“关系”为本位的自主性复归之路

　　在趋于个体化的社会里，社会共识纷纷瓦解，人际团结渐渐冷谈。结果，尽管个人的自由权利在扩大，但兑现这种自由权利的能力，或者说自主性却在衰落。这也就是所谓的个体化的悖论。正如鲍曼所概括的：“简而言之：在命定的个体性和作为自决实践能力的个体性之间（后者对应着个性化——贝克用这个词来区分自我维持、自力推进的个体和仅仅被‘个体化’的个体，后者指的是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仿佛个性化并未实现那样去行动的人），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关键在于，弥合这条裂缝不在这种能力范围之内。”19如何重建主体（包括个人）的自主性？尽管发现出路确实是困难的，但我们永远也不能放弃建构。但是，这种建构很难离开本土文化设定的路线，我们无法把别人的乌托邦作为自己的大同世界。

　　贝克试图寻找让个体化的个人重新粘合起来的可能，他的基本进路可以概括为：制度化的自由——个体获得自主性的能力弱化——进一步扩大制度化的自由。贝克这样来寻找个体化时代重组新的民主形式的出路：“翻开托克维尔的著作，几章之后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对许多人而言，这句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美国人以自由抵制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胜了它。’就当前的讨论而言，这就意味着不能以减少自由为代价来克服‘自我的一代’的病症，而必须通过政治自由以外的更多自由来克服。只要把握好自由，浇灌好自由，它就能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出信念。”20托克维尔在民主和自由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认为民主可能导向中央集权甚至专制，也可能导向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托克维尔理解的自由是与贵族共和联系起来的，但是在民主时代没有了贵族，怎么办呢？他的希望是：“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可能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简而言之，即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21贝克受到托克维尔影响太深，这个德国人也同样将这种“更多自由”寄希望于人们的自由结社，而且他也像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位法国人那样大量地从美国社会中寻找案例。

　　贝克很清楚，在欧洲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加入那些传统的以阶级划界的以中老年人为主要成员的政党组织，而且，即便是从美国，他也无法像托克维尔当年那样发现那么多确实具有明确的公共目的的社团22。但他发现：“年轻人最终给自己找了点事做，这些事让大人们觉得惊慌：娱乐、娱乐运动、娱乐音乐、娱乐消费、娱乐人生。”贝克出乎寻常地认为，这些甚至在年轻人自己看来也是非政治的活动，其实采取了“十足政治的方式行事”。继而，他要求剔出关于政治组织的四个传统假设：信念与成员资格等同、无私原则、不可见原则与英雄式的助人者形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放弃指望在当代年轻人的新组织里发现成员的对组织的忠诚感、牺牲精神或者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不妨也可以将这些新的青年群聚现象视为一种新型的自由的政治性社团23。如此，贝克所谓的“政治再造” 在他的头脑里也就发生了。

　　这种乌托邦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以“大人们”的眼光看来，贝克所描绘的新“乌托邦”公然藐视了私人生活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区别，似乎有点不严肃。很多的新团体只是鲍曼所认为的“支离破碎、游离不定的情感一样脆弱短命的‘共同体’”。24因而它们再造政治的能力可能是虚弱的。贝克的困境其实要比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嫌疑深刻得多。比如，我们可以想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在共和制度与民主制度上的反映，这种差别是否可以抹平？这里且不深入讨论。这里只是指出，贝克对于个体自主性的构建给出了一个比较机械的思路，这种思路要求个体的自由与自由的制度完全融合起来，这等于是要求所有的自由都是制度内涵的或者赋予的，假定了一种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完全同一的状态。但正如克罗齐埃在“法令不能改变社会”这个书名中所暗示的那样，宏观的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因此，李友梅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见解：“制度不能完全限定生活”，自主性完全可以存在于制度自身无法闭合而留出的空间中。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导致了个体主义的是否只有贝克笔下的“制度”？斯科特·拉什明确指出，贝克所理解的系统忽视了技术的维度，各种技术缠绕形成的体系越来越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能力，也可能超出了政治自由的范畴。贝克大段地引用托克维尔的原文，但他始终没有充分地正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作品中以先知的姿态高度警惕的中央集权问题。贝克在提到新型的政治自由时，完全忽略了它与中央集权体系以及复杂的物质技术体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些行政—物质技术性的体系都必然要深刻地直接介入到生活之中，直接关涉到自主性空间的营构。

　　自主性到底存在于系统 / 制度之内还是系统 / 制度的缝隙之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自主性必然同时存在于系统 / 制度之内和系统 / 制度之间。自主性的扩大应该是个体的行动还是有组织的行动？这也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自主性必须将个体的努力与组织行动结合起来。贝克这样描述新一代人的人生态度：“自由之子实践着一种尚处在探索、实验阶段的道德，后者可以把看似互不相容的东西弥合起来：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自我实现与出于同情而关照他人，以及把自我实现当成关照他人的途径。” 25“在旧有的价值体系下，自我往往不得不服从（由个体设计的）集体模式，如今这些新的‘我们’取向则类似于某种合作个体主义或利他个体主义。既为自己打算又为他人而活，这两种曾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其实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独立生活就意味着在社会中生活。”26读到这段文字有一种熟悉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恰恰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总是有着很强的大局观，同时又肯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剩下的问题在于要采取何种形式才能将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混合起来？到底是要采取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路线，还是以关系为本位的路线？贝克为西方社会开出的药方显然是团体本位的，他希望这些新的高度个人主义的团体也能够显出爱心，如果实在显不出爱心，那就直接把它们定义成新型的政治行动。在中国，笔者还是更加倾向于从“关系本位”出发来重构个体的自主性。“关系本位”一词不是出自经典，而是来自众多当代学者自然而然地使用，甚至可能是误用27，无论如何，一种说法被广泛地使用，说明有一种社会事实已经被广泛地感受到了。如果一定要寻找它的学理渊源，那么，它的近亲可以认为是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概念。这个伦理本位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作为五伦核心的血缘关系在松解，但中国人依然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在形式上依然具有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特征28。中国人的自主性与这样三个关键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关系和多元规则。前两个方面是汪和建特别重视的，后一个因素是张静和熊万胜等人的观点29。关系是中国人的自主性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但是，市场化、城镇化、高度流动、虚拟世界的兴起、计划生育、女权主义、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的深化）、社会保障、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等多种系统性的改变或者制度安排，正在瓦解中国人建构关系认同的能力，这在下层社会中表现得可能更为突出。这并不意味着以关系为本位来重建自主性此路不通，只能说明重建自主性的命题是紧迫的。

　　从关系本位来思考自主性的建构，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关系本位的核心是个人的个体还是家庭的个体？笔者认为，我们的个体可能还是要以家庭为轴心。贝克发现在德国的很多大城市里，单身家庭占到50％以上，而在法国，一个有过三次婚姻的总统下台后，换上来一位保持“单身”的总统。中国也在经历离婚率的上升，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再婚率也在上升。尤其在SH市，再婚夫妻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离婚夫妻增长的速度，这个趋势已经延续了多年（见图4）。这也许说明在感受到个人私生活自由最多的地方，也最多地感到个人自由的不便。

　　第二，重视关系本位是否必然背离了自由与平等的普世原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可以建构的“关系”必然与传统的社会关系不同，它越来越是基于自由选择的自由人的联合。传统的社会关系以先赋的血缘和地缘为核心，在今天，我们应该鼓励的是不拘一格的自由联合。或者如梁漱溟所提倡的：“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30，既要强调团体，也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这里对自发社团的重视与贝克的强调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再次确认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团体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归根到底可能也只是个人建构关系的策略，而不是某种踏实的归属。中国人可能的情况是同时加入多种团体，但并不明确地属于哪一个团体（可能会有所侧重）。假如我们认为团体组织是将个人与系统整体功能建立对应关系的通道，那么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与系统整合之间依然是充满缝隙的。

　　第三，重视关系本位是否只是在制度的缝隙中营造自主性空间，放弃了对于系统或制度本身的批判？王法无非人情，人情无非天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在系统与制度内部嵌入了太多的人情的因素31，另一方面系统和制度又漠视了群众自发联合的需要。因此，系统、制度与生活都必须做出改变。

　　关于中国人的自发联合组织，很多人都在西方的问题情境里思考问题，所以看到的是集体抗争、消费者公民32等主题。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在黄昏时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广场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成百上千的人伴随着音乐手舞足蹈，他们排列整齐、动作划一，却可能互不相识。这是在干什么？笔者认为这是私人生活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它与网络上的私生活展示行动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型的生活公共化的浪潮。

　　早在十几年前，这种新型的公共化生活形式已经进入了乡村。在SH市，这种公共的生活发展得更早。“从1993年起，SH市城乡的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兴起，它是传统的广场文化活动如庙会、灯会、游园会等的继承和发展，是社区内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军营文化等的综合体现，成为SH市都市社区文化的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新时期的广场文化。”332010年，SH市以女性为主的群众文体团队超过了1.2万支，实际数目应该远大于此，这不仅是因为还有��性为主的团队，更因为统计得不完整。在某郊区城关镇，就有146家登记在册的文体团队，还有不少没有登记的。

　　围绕着这些生活领域里的自组织现象，政府、基层组织和NGO都卷入其中，为它们提供服务，创新了系统 / 制度与生活联结的方式。进一步的改变朝向何种方向，是值得观察的。

　　第四，以关系为本位构建个体自主性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熊万胜曾经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数学解释，说明总有一些交换不能在市场上完成，而只能通过关系来实现34。在现实历史中，关系本位的生活方式来自于生产的个体化或者说家庭化。只有在个体化的生产中，人们才会必然而主动地与他人建立更为发达的关联，从而使得高度的个体化与高度的社会关联同步发展。在高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大批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工人，国家的各个领域的政策都在鼓励规模化和集中化的生产，个体化的生产方式显示出了衰颓的情形。但与此同时，大量的非正规经济又繁荣了起来，似乎表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化大生产并不能平滑地推进，反而存在某种明显的限度。有人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概念，对于这种限度进行理论化的描述，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并不必然采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35。在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去组织化的资本主义36，经济组织的规模在变小，组织的科层性在瓦解，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也正在形成。但贝克没有看到生产个体化的意义，他直截了当地希望那些孤独的灵魂能够聚合起来。

　　笔者坚定地认为，主体的自主性只有当他（她）必须独立自主地谋生时才是有必要的，才是有可能的。新的生产个体化不会重新出现在农业领域，但它会在农业领域大量地保留下来。目前，我国的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2571家增长到2011年底的3756.47万户37。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虚拟空间里的生产个体化趋势，虚拟空间是人类新的生活空间也是新的生产空间。截至2011年底，个人网店已经超过了1600万家，而且还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迅猛增长38。SH市地区恰恰是我国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以，真正会过时的不是小生产，而是那种认为小生产会过时的观点。

五、余论：从“我”出发

　　梁漱溟的父亲在最后一次出门之前，曾经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本人好像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如果说他有答案，我相信他的答案是“人心”。这是《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观点，这本书是他毕生最看重的作品39。如果人人能好自为之，进而推己及人，乃至天下，那么中国就有希望。或者用本文的观点来说，如果中国人的自主性能够得到发扬，中国就很有希望。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有两大优点：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40。他的毕生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创建出能够帮助人们积极向上的组织。中国人没有普遍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人生的出路正在于俗世中发扬出“我”的力量。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如果系统在追求内稳态的时候，忽略了或者遏制了无数“我”的自主性，那么中国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就会同时出现严重的问题。反过来，很多人在学习西方时，也将那种对于系统和制度的依赖感一并学过来，无形中引进了一种“怨天尤人”的认知图式，过于强调系统 / 制度对主体的束缚，却没有对这种倾向进行严格的反思和改造。一味向外求不是正道，只是向内求导致犬儒，现在要做到的，是在从“我”出发与系统 / 制度再造之间建立平衡。

　　从建构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要肯定“我”，就必须把“我”理论化。但在目前的社会理论里，只有“I”、“me”，或者相对于结构 / 文化的agency，并没有一个充满“精气神”的“我”。那么，这个中国式的“我”在哪里？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基金课题“国家粮食安全的组织基础及其优化”项目（10YJA840048）的资助。文中引用的调研记录均来自由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历次调研活动，调研的时间在2010～2012年间。参加人有马流辉、王阳、袁中华、杨君、石梅静、戴纯青、黄忠怀、奚建武、叶敏和曹东勃等，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②冯友兰：《新事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③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④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私人生活的变革 ：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⑤李友梅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李友梅等：《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20页。
⑦［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33页。
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⑨［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林显宗译，台北：台湾水牛出版社1994年版。
⑩这里所以要将系统与制度并列，而不是如贝克那样只是强调个体化的制度基础，是因为个体化的发生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里，都不只是制度的，而一定也是系统的。制度难以被还原到主体的行动，系统更加无法还原。所谓系统至少包括：现代的信息技术系统、现代能源系统、交通运输体系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与政治制度无关。没有这些系统性因素，所谓的第二现代性根本不会发生。贝克只是注意到了社会的社会层面，可是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在这方面哈贝马斯与卢曼都有着更为深刻和敏锐的认识。但究竟要如何区分系统与制度，需要耗费很大的篇幅，而且涉及到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全面梳理。在这里笔者只是表明不能只讲制度不讲系统，却将对它们进行严格定义的任务留待后来。
11见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印行：《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民国十三年（1924年）。对于这个资料的分析判断可见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在1949～1950年间，华东军政委员会也组织人力对华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于SH市郊区得出的结论也是“土地占有情况较一般农村为分散。”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
12J·V·布朗：《全球化及其对小农户的挑战》，载钟甫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小农》���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日本的“二兼滞留”现象，可以参见［日］速水佑茨郎、神明善久：《农业经济论》，沈金虎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
13数据来源于SH市SONG区统计局。
14数据来源于SH市JS区农业局“农业扶持政策监管体系服务平台”， http：//www.jsqnw.gov.cn/fczc/。
15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所谓“4050工程”是SH市政府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一项措施，旨在为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协保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度身定制就业岗位，促进其就业。这个工程从2001年起实施。“万人就业项目”是指SH市计划2004年起在两年内“购买”近20万工作岗位，以扶助当地就业能力较弱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这个项目与前面的“4050工程”是相关联的。
17吴迪迪：《上海市儿童户外活动最少，越发“宅”》，载《文汇报》2012年5月21日，第22版。
18袁了凡、和谐：《人生宝典》，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
19 鲍曼：《个体化地结合起来》，载［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序言第24页。
20［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180页。
2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75页。
22对这个问题的最著名讨论，可参见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此段引述出自［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12章“自由之子”。
24［德］鲍曼：《个体化地结合起来》， 载［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序言第26页。
25［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183页。
26［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第186页。
27鲁品越：《“关系本位”文化环境与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透视》，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方朝晖：《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载《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载《社会》2006年第3期；张静：《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一个法律社会学的解释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熊万胜：《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0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74页。
31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转引自阎云翔：《自相矛盾的个体形象，纷争不已的个体化进程》，载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33李太成（主编）：《上海市文化艺术志》，第6篇“群众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34熊万胜：《人际网络与分工网络的相互嵌入：对弱嵌入性命题的转换与证明》，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5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6［美］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11年市场主体统计》， http：//www.saic.gov.cn/zwgk/ tjzl/zhtj/bgt/201204 /t201204
26_ 125839.html。
38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http：//www.100ec.cn/zt/2010bgdz/。
3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0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172页。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李　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戴纯青：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