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三方参与社区治理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在专长研究视角下，提出专长平衡、专长边界、专长冗余三个关联概念，讨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的专长逻辑，以加强专长理论与社会组织研究的对话。以万象中心为个案的研究发现：专长并非由社会组织所独占，社区治理存在多个专家和多种专长；贡献专长是社会组织的立身之本，交互专长可以突破专长边界，情境专长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需要平衡多种专长、避免专长冗余、建构专长边界。在社会组织、政府、民众沉浸到具体情境中共同学习，社会组织通过参引实现跨界运用专长并形成新领域时，专长边界被消解，承认和尊重专长成为可能。但同时，各个主体又在自发建构专长边界，而这种建构存在着权力异化。

关键词：第三方；社会组织；社区治理；专长研究

作者简介：冉奥博，清华大学智库中心、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一、引言

中国社区治理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第三方参与是重要支撑。由于中国第三方的发展相对滞后，学者多研究其生存困境，但近年来，亦不乏有效参与的案例（纪莺莺，2017；罗婧，2020）。本文着眼于此，以江市万象中心为例，分析常被视为边缘组织的艺术机构是如何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并逐步成为享有较高声誉的本土社会组织的。

第三方研究已汗牛充栋，多采用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尤以“国家-社会”维度为重。有学者强调对抗性的公民社会，也有学者强调国家社会可融的法团主义（纪莺莺，2013）。学界从不同路径深化了“国家-社会”维度：一是从行为切入（张紧跟，2012），或扩展概念光谱，提出了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总体制度等概念（康晓光、韩恒，2005），或细分概念，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分为强控、依附、梯次、策略四类（范明林，2010）；二是从组织层级切入，提出行政发包和“借道”来分别描述上级与基层、基层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黄晓春，2015；黄晓春、周黎安，2017）；三是从关系属性切入，区分独立性与自主性，认为中国社会组织总体呈现“依附式自主”（王诗宗、宋程成，2013）。

分析第三方参与困境也多沿袭“国家-社会”维度。社会组织不成熟及其对国家的从属（文军，2012），国家与社会的目标差异、非平等关系、逻辑对立（王思斌，2014），社会组织的消极自由裁量权和半专业化（黄晓星、熊慧玲，2018），基层政府的低治理权与社会组织的专业治理的矛盾（陈家建、赵阳，2019）均可能导致第三方参与困境，其核心是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或者结构失衡。因此，当两者能够双向嵌入和赋能（纪莺莺，2017），或者社会组织能够进行价值观妥协且承担其部分行政功能时（Spires，2011），第三方才能更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但这又易被质疑为沦为国家依附或行政延伸。

近年来，主体性得到重视，社会组织被视作国家与社会之外的独立主体（Liu & Palmer，2021）。但社会组织改造社会的主体性与改造实践中所必需的依附性之间的冲突（孙飞宇等，2016），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合作、“以他人为核心”的赋能两种行为逻辑的冲突（罗婧，2019），均可能导致参与困境。换言之，社会组织承受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面压力。本文在主张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希望将专长作为理解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关键，提供另一种叙事可能。这并非推翻以往组织社会学的分析，而是深化关于社会组织专业性和专长的探讨。

专业性是研究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一个切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组织欠缺专业性（文军，2012；黄晓星、熊慧玲，2018），但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存在与全能政府相悖的专业性逻辑（王诗宗、宋程成，2013；孙飞宇等，2016；陈家建、赵阳，2019；罗婧，2019）。两者虽进路不同，但均通过专业性解释了参与低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所体现的专业力量路径已成为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合作形态（宋道雷，2018），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调节变量（许鹿等，2018），甚至是主要变量（向静林，2018；陈友华、邵文君，2022）。虽然前人承认专业性视角，但对其剖析仍不够精细，仅以社会组织专业性、社工专业性一笔带过，对概念内涵、社会行为的挖掘不足，混淆了职业性的专家（professional）和知识性的专家（expertise）。此外，将专业性限定于部分社会组织，认为政府、社区、自发性社会组织等缺乏专业性存在着立场偏颇。

鉴于专长与经验研究（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后简称专长研究）对专长的细致分类和中立视角，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不特如此，一些社会组织研究突出了权力、权责的重构，而权力与知识是一体之两面，“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直接关联，若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2003：29），专长与知识、权力与控制的边界相互决定，而权力结构失调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发育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对话专长与权力，这是专长研究未竟之工作。

二、专长研究：专长类型与专长行为

专长研究由卡迪夫大学的柯林斯（Harry M. Collins）和埃文斯（Robert Evans）在“科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中正式提出（Collins & Evans，2002）。他们在承认专长普遍存在的基础上认为，技术性决策的关键在于专长与专家，社区治理等技术性决策的分析重点是各个主体所掌握的各类专长、专长相关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分析基础是专长类型。最初，专长类型分为交互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贡献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和参引专长（referred expertise）（Collins & Evans，2002）。交互专长指能够理解和沟通专业领域内容的技能和知识，贡献专长是直接进行专业决策和活动时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以社区治理为例，社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具有贡献专长，都能开展社区治理专业活动，但两个群体常常无法交流。在此视角下，交流困难是因为两者均缺乏具有理解沟通功能的交互专长，社会组织过于理论化或西式的语言与政府人员的政策性语言难以直接对话。参引是一类特殊的专长使用方式，指将某领域的贡献专长运用到另一领域，如街道办或居委会可能将政策解读的贡献专长运用到NGO管理之中。

柯林斯和埃文斯进一步提出专长周期表（Collins & Evans，2007：14），其中“交互-贡献”“普遍-专门”（ubiquitous-specialist）作为分析维度颇具理论价值（Lamont，2009）。普遍专长指不局限于具体领域和情境的能力，常指理论；专门专长指某一特定领域或使用情境中的能力。为明确表述，本文使用“情境专长”代称“专门专长”，如社区治理理论属于普遍专长，在某社区开展养老服务、环境美化等活动所发挥的专长则是情境专长。

专长从何而来呢？沉浸（immerse）是获得专长的唯一途径，沉浸方式决定了获得专长的类型（Collins，2004；Collins et al.，2006）。沉浸在实践领域的语言世界是外围沉浸，沉浸在实践活动共同体中是普通沉浸，沉浸在实践活动本身则是内在沉浸。因为不参与具体实践就无法获得行动的能力，所以前两者获得交互专长，后者获得贡献专长。以社区服务为例，只学习书本中的社区服务理论是外围沉浸，在社会组织中学习社会服务有关内容是普通沉浸，直接参与社会服务则是内在沉浸。沉浸搭建起专长研究与组织研究的桥梁，普通沉浸与内在沉浸是在组织层面发生或深或浅的关系。

以往专长研究多是单向度的，关注作为专家的单一主体如何获得并利用某类专长，尤其是交互专长。聚焦于某个主体或者某一领域的专长时，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多元专长间关系则易被忽视，但社区治理等现实决策往往会涉及多领域的专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新概念，并探索其在社会组织研究中的理论可能。

本文提出“专长平衡”，认为社会组织、政府、民众均是专长拥有者，但专长类型各不相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平衡好自身与政府、民众所具有的专长。以往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需要在政府与民众间寻求适宜的组织关系，这与专长关系并非毫无关联。在福柯看来，知识和权力为一体两面。组织关系的背后是权力平衡与利益协调，权力可以通过知识来体现，由掌权者划定知识的范围、确认知识的权威性，而知识又成为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进而，本文提出“专长边界”和“专长冗余”。专长边界指最早拥有某领域贡献专长的主体与后进入该领域的其他主体之间存在的界限，专长边界的两边并不平等，最初的领先优势可能转化为强势地位。如草根社会组织虽不一定通晓社工专业知识，但其拥有关于社区的贡献专长，而外来社会组织则与其存在关于本地知识的专长边界。专长冗余则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主体同时拥有某一领域的贡献专长，如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均具有关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专长。专长边界和专长冗余既可能实质存在，亦可能是被建构的。在组织社会学既有认识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既需要主体间合作或相互嵌入，也需要建构出专长边界，在形式上避免出现专长冗余。这是由于专长和知识渗透着权力，在某领域内具有专长领先优势的主体常将该领域视同其权力使用的场所，特别当其领先优势得到制度确认和固定时，多主体间更容易因专长而产生矛盾，进而导致参与失败。同样，如果不存在专长边界，那么在权力结构中强势的一方就有可能主导其不具有专长的领域，导致弱势一方无法参与决策或者决策效果不佳。同时，本文围绕专长平衡、专长边界、专长冗余这组新概念，与专长类型、知识与权力展开对话，力图发展专长理论。

上述专长类型与专长行为构成了本文基本分析框架（见图1）。本文首先分析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各类社会主体可能涉及的专长类型；其次分析沉浸和参引两类重要专长行为及其作用；最后讨论专长平衡及其衍生概念。

本文在此框架下考察万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并试图回答：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专长逻辑是什么？传统意义的“专业性”社会组织拥有哪些专长，又如何发挥专长参与社区治理？“非专业”的政府、民众拥有哪些专长，它们又是如何发挥其专长的？各社会主体之间围绕着专长如何互动，以使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在解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加强与以往组织视角下研究的对话。

三、案例介绍和研究方法

万象中心成立于2013年，其定位是集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公共教育于一体的非营利性艺术机构。万象中心所在的榕树街道是江市艺术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汇聚之所，被规划为江市的文旅核心区域，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三江美术学院（后简称江美）也坐落于此，当地众多的工业遗留空间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很多江美毕业生聚居于此，从而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艺术群落。万象中心创始人陶先生就是江美的副教授，其骨干团队亦多为江美师生。

笔者选择万象中心作为案例的原因有三。第一，万象中心主持和主办了诸多成效甚佳的社区治理项目，既有农村社区定点扶贫综合模式设计等省级项目，也有社区生态花园营造等街道和社区项目。万象中心还获得了一系列奖项，如2015年区域文创激活规划研究获省部级奖项，有关项目多次获得省部级媒体报道。

第二，万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深、带动性强。多数艺术类社会组织或偏重学术讨论，或偏重商业运作，对社区事务并不热心，而万象中心把社区治理作为主战场。陶先生还带动了数位江美教师在当地成立同类艺术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艺术在社区生根发芽。在万象中心推动下，“艺术与社会”作为独立、完整的培养方案，被纳入江美的本科生培养计划中。

第三，万象中心在深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其主体性仍充分保留，而不是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万象中心拥有对社区治理项目进行自我呈现和自我行动的能力，并能够对其行为赋予意义。万象中心在开展社区治理项目过程中，不断增强学理反思，把相关实践作为艺术理论的研究对象。此外，它还定期、持续举办大量艺术活动，其作为艺术类社会组织的根基非常稳固。

但万象中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笔者见证了其由每月都在为房租、工资发愁的小型社会组织，逐步成长为在江市小有名气的社会组织，这也是其参与社区治理由浅入深的过程。2013—2014年，万象中心主要依靠社会捐款、商业活动、自有资金从事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并未与政府和当地社区密切合作。2015年，它承接了黄龙区和江市某单位的社区治理与规划项目，开始进入在地社区治理共同体，但其作为公共部门技术支撑的工具属性较强。2018年年末，在主办艺术节时，其核心团队意识到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中直接参与的重要性。此后，万象中心与江美、黄龙区、榕树街道及其下辖多个社区、江市多个部门广泛合作，共同推进艺术与社区治理工作。

笔者自2016年关注黄龙区，至今已前往数十次，2017年1月，开始对万象中心进行持续田野调查。笔者主要通过观察法、访谈法、焦点小组搜集案例资料。对万象中心、榕树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等各类公共部门采用半参与式观察，对当地居民，特别是在举办活动期间，采取参与式观察。同时，笔者对万象中心的核心团队与专家顾问、榕树街道的主要负责人与分管负责人、相关社区书记与工作人员、部分居民进行了访谈。2019年12月，笔者围绕专长与专家问题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此外，在文章完善过程中笔者进行了多次补调研。

四、“专家”与“非专家”：社会组织与政府、民众

（一）万象中心：另类“专家”

与一般社会组织不同，万象中心强调艺术、在地，从专长角度看，这就是强调艺术的贡献专长、情境专长。其本愿是探索艺术，而非参与社区治理甚至改造社会；其自我认同并非来自西方舶来的社会组织概念，而是中国文脉的自然延续，这从其宗旨——文艺为体、道指人心，机构在地、共生现场——可见一斑。陶先生介绍说：

文艺为体是指文艺作为这个机构的、这个专业本体，它行为实践的方向必须在文艺这个方向。那么机构在地，强调的是这个机构的社会性和在地性特征……道指人心、共生现场呢？其实就是一个实践论吧。道指人心……是接近于中国的一个文脉，共生现场就是实践场域……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共治这样一种中国式文化。艺术和生活之间（是）相互交织、不分彼此的一个关系。

但万象中心并非纯粹的艺术理论研究机构，它期望生长出与社会对话的能力——艺术的交互专长。策展负责人燕女士说：“我最开始加入这儿，就是为了搞清楚艺术家为什么这么穷。”这反映了万象中心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地位的反思与探索。公共关系负责人黄女士说：“我在艺术机构里边，为了艺术群体或者是更大的群体去奋斗。”万象中心致力于探索的不仅是艺术在当今社会可能的表现形式，还有艺术群体在宏观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另外，其成员也注意到“看不懂艺术品”的社会现象，希望拓宽艺术与社会对话的途径。因此，万象中心并不希望闭门造车，而是“走出去”，走到社会中，与社会对话。

万象中心的宗旨决定其功能。万象中心希望在当地乃至更大地域内的多元艺术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探索艺术融入社会的多元路径，为急需艺术创新力的社会各界提供合作模式与机制。整个机构最初始和最直接的功能设计，并非官方社区治理政策所期望的长治久安，或诸多社会组织所期盼的社会进步或转型，而是艺术探索，是艺术如何更好地与社会融合。

陶先生说：“它不是一家抽象的时代组织，在这里我们更加强调它的在地性特征和社群性特征。”它并非要把艺术与社会的抽象理论传授给其他社会主体或与其交流，而是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场景之中。万象中心的核心艺术活动——连续五年举办的“复归”艺术节——也是强调在地性。如第一届主题是面向城乡差异，以榕树街道与江市某村为发生地，希望以艺术来表现和反思中国社会巨大的城乡差异。

万象中心作为社会组织，其最初拥有和期望拥有的是艺术领域的贡献专长、交互专长、情境专长。它并不希望成为高高在上的“传教士”和“教导者”，而希望行动出于对艺术本身的自觉和反思，针对艺术和艺术家群体缺乏与社会的有效连接这一现实，愿意作为“非专家”进入当地社区，在艺术进社区的过程中参与社区治理。

（二）政府：作为专家的“非专家”

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万象中心打交道的公共部门甚多，本文集中关注其持续交往的榕树街道办事处及各下属社区。以往研究很少视公共部门为专业机构。在与万象中心合作推动社区治理项目时，榕树街道是购买公共服务的“委托代理人”，它们受居民的集体委托，代理行使公共权力（敬乂嘉，2011；陈天祥、郑佳斯，2016）；它们又常被视为发包人、管理者，突出其综合管理的色彩（黄晓春，2015；陈家建、赵阳，2019）。专长视角下的公共部门并非乏善可陈，而是拥有社区治理领域贡献专长的专家。

政府包干的社区治理模式在中国普遍存在（黄晓春，2015），榕树街道亦不例外。榕树街道下辖社区大多是国有企业的单位社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支撑市场机制的社区治理。同时，历史上长期由单位承担社区治理责任，也使得居民产生了路径依赖。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榕树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也还将继续发挥社区治理的贡献专长。

透过组织的外衣，以专长视角观察具体决策的个体，其中不乏具有其他专长之人。分管文旅、宣传的街道办领导邱女士常阅读有关艺术文化和社会学的书籍，参加各类相关培训。她还创新工作方法，定期与榕树街道内的艺术文化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座谈，一方面咨询文化艺术界从业者和专家对于街道工作的建议或意见，另一方面介绍近期街道相关工作并回应疑问。邱女士常与笔者探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如社区、社群、社会三个概念在社区教育中是作为分类标准还是分析工具。这都表明邱女士不只是上传下达或者分派上级任务，而是利用交互专长理解艺术机构和社会组织语言、传递社区治理政策。

原集市社区书记、现某志愿者协会负责人范女士不仅了解微治理、微更新等新概念，对这些概念如何与艺术文化街区建设相结合也侃侃而谈。现集市社区金书记关于两届社区艺术节活动中艺术品持续维护的观点，让笔者和万象中心艺术家都耳目一新。他说：“艺术品在现有条件下，要全部维护是不可能的，居民们会自发选择保养一些、放弃一些，艺术品也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不是说这个艺术品不好，而是它和我们社区还没有很好地匹配上。再说，艺术品淘汰一些，又腾出一些新位置，又可以有新的进来，这样不是更好吗？”这样的看法具有城市设计中新陈代谢主义的特点，为万象中心策划社区艺术节提供了新思路，使其重新评估和制定艺术品养护的可持续性方案。在后单位制小区占据绝大多数的榕树街道，社区长期从事社区治理的一线工作，直接承担社会服务、矛盾调解、组织集体活动等功能，确具有社区治理的贡献专长。

总之，公共部门绝非功能单一、固定的机构，其中不乏拥有艺术交互专长乃至贡献专长的专家。这些专家所发挥的贡献专长被其所在组织的制度安排所约束，但邱女士、范书记、金书记等个体所具有的交互专长在联系各个社会主体时仍起到关键作用。

（三）民众：被忽视的专家

不少研究将社会组织与民众作为分析的对立单元，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失败归咎于两者的脱节。这是将民众视为社区治理或社会服务的被动接受方，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众非但不是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还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艺术活动中，艺术家们特别是从事行为艺术、公共艺术的艺术家，常把当地居民及其整个生活形式作为艺术作品表达的重要内容。这些艺术都是建立在居民默会的情境专长之上，艺术只是以象征、夸张诸手法对社会生活进行再现与重构，离开了居民，艺术也就失去了汲取养分的土壤。

一些居民在与万象中心的互动中逐渐陶育出艺术专长。在社区美育项目中，万象中心为榕树街道一路社区设计了美术教育课程，邀请书法、雕刻、剪纸、手工业等方面的艺术家为一路社区居民授课。前期授课由社区通过宣传栏、微信群等方式非定向地组织居民参与，但前期即使在活动中发放小礼品，仍难以吸引民众，授课效果不佳。有授课艺术家表示，居民一般20分钟就会走神，很难坚持完成一个小的艺术作品。后期授课中，除了调整完善课程结构和内容外，一路社区和万象中心商议后，确定了定向宣传方式，针对平时喜爱参加广场舞、合唱等文艺活动的居民，邀请其中感兴趣者参加社区美育活动。后期，社区不再发放小礼品时，居民们也积极参与并形成了较稳定的团队。居民们不仅是听课者，而且是文艺产品的创作者。创作的文艺品可由居民自由带回，其中不乏结合榕树街道特色的精品，可陈列在社区活动中心展示。这一过程中，居民实现了从无专长到交互专长，再到贡献专长的发展。

居民的情境专长在各类活动中得以发挥。在由榕树街道的社区学校主办、万象中心组织的榕树街道游学活动中，不论是游学的讲师、志愿者还是学员，都是当地居民，居民相互讲解和交流参观地点的知识趣闻。民众的情境专长成为游学项目的关键，他们在榕树街道的生活史成为游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居民杨大姐说：“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抗战文物，让居民都很有自豪感，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自己又去打卡，叫朋友一起去，我又给他们讲解。”万象中心所起作用是活动策划与组织，针对榕树街道的街头艺术作品、文创区等与讲师共同确定专业讲解内容。在活动策划时，如何激发居民自主性是其考虑的重要方面。

以往研究分析的多为社会组织对居民的单方面服务，然而在塑造多元共治新格局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制度性的组织保障激发居民的参与，更需要挖掘和认可居民的专长。民众的专长一旦受到忽视，只是出于制度安排或激励而参与，就会缺乏或者丧失参与热情和自主性，社会组织亦很难深入且连续地参与社区治理。居民在发挥专长时，其自主性和参与感更强，也能与社会组织、社区之间产生更多连接，进而更有效地推进社区治理。

五、参与社区治理的专长相关行为

（一）专长获得：社会组织沉浸“社会”

从老师到主任——万象中心黄女士的称谓发生了变化。2018年1月，笔者访谈榕树街道副书记邓先生时，他称呼黄女士为黄老师。在2020年6月，笔者参加邱女士举办的一场榕树街道文创专家座谈会时，黄女士被邱女士、榕树街道商会的负责人称为黄主任。2018年时，万象中心虽已参与各类社区治理活动，且承担了榕树街道的文化资源盘点、艺术与社会咨询、社区规划设计等项目，但仍被视为由江美孵化的纯粹艺术机构。2018年年末的一次大型艺术节是万象中心发展的转折点，万象中心深入江市某地的乡村建设中，与当地政府、村民、其他社会组织、艺术家等形成临时的活动共同体，并提供艺术表现与解决手段。艺术节之后，万象中心认为需要在艺术进入社会的方法论上有所转向，由与政府或社会或通过政府介入社会的单维度联系转变为系统性联系。在转变过程中，万象中心逐步成为一个艺术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并获得其他社会主体的认可。转变的一个表现就是负责公共关系的黄女士被称为主任。

称谓的变化体现出了组织关系的变化——社会组织的不断深化。初期，万象中心的活动属于外围沉浸，只是通过书本、讲座、课堂、经验分享会等渠道，了解和学习社区治理的相关知识，只掌握了少部分社区治理领域的语言。而后，万象中心通过参与社区治理项目进入共同体，但并未亲身实践，而是透过艺术或外行视角学习、理解、分析社区治理。如万象中心在盘点文化资源时，并未直接将其转化为社区服务，而是整理总结后提交给政府，由榕树街道联合区文旅委完成社区治理的实践环节。但在后期，万象中心直接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艺术活动，营造榕树街道艺术生态的社会基底。组织间关系由各主体完成各自部分的流水线转变为包含政府、居民在内的共同实践，在沉浸过程中，万象中心获得了社区治理的贡献专长。

各主体间的关系变化与交互专长获得具有内在联系，沉浸概念也很好地呼应了组织“悬浮”（孙飞宇等，2016；陈锋，2020）。悬浮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嵌入程度不足，更体现在各主体和社会组织内部的目标分异（孙飞宇等，2016）。在专长视角下，悬浮则表现为交互专长与沉浸的缺失。在外围沉浸和普通沉浸时，万象中心获得社区治理和艺术的交互专长，这使得万象中心与政府、民众能够就社区治理与艺术的话题沟通交流，加强目标的认知一致性。万象中心与政府、居民在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即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和营造榕树街道的艺术氛围。只有进入普通沉浸，社会组织才能够理解政府和居民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存在于文字材料中。而在共同实践社区治理时，交互专长所带来的良好沟通润滑了主体间关系，目标一致与密切关系又加速了社区治理贡献专长的获得。

通过沉浸获得专长隐含着学习的意义，柯林斯（Collins et al.，2006）使用“学习”来描述在共同体之中的专长获得。黄女士也有着类似表达：

我们的知识储备还在学习，还在路上，以至于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社会治理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艺术能够在中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都还需要比较长的学习认识和实践反馈的时间。

万象中心的低姿态和学习者的心理使其更容易沉浸到社区治理实践的共同体之中。以指导者自居的社会组织在本土化中会往往遇到巨大阻力，特别是面对传统强势的政府与土生土长的社会之时。

学习不仅是向政府学，还向居民学，这都是艺术与社会“共生现场”所必需的。甚至是艺术创造本身，离开了现场的主角——居民，也是无源之水。金书记说：“手帕恋爱广场的设计就是来源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表达恋爱的方式就是男方给女方坐的地方垫一块手帕，因为当时没有多少干净的地方，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个，艺术把那段历史加工了。”又如社区的题刻作品“老太婆，祖国的花朵，又打篮球又唱歌”，看似毫无逻辑的一句话，实际是上个世纪当地的流行歌词。艺术家认为其具有“黑色幽默感”，所以将其加工成艺术作品，这类来源于居民生活的艺术品不胜枚举。

（二）参引专长：他山攻错的艺术与社区治理

万象中心以艺术机构身份进入社区治理领域，以社区治理话语阐述艺术理念是专长研究中典型的参引行为。参引是利用以往领域的贡献专长，通过新领域的交互专长表述出来，且主体对交互专长的学习是在进入新领域之前自发产生的（Collins et al.，2007）。万象中心的本心是探索艺术扎根社会的路径，其对社会学、社区治理的学习具有自发性和超前性。万象中心每周都举办读书会活动，集体研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名著，还经常举行跨专业的讲座，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研究者、实践者都曾受邀主讲。不限于社区治理的参引行为已经在万象中心形成惯例，并通过定期读书会、定期讲座等内部建设形成机制。

万象中心参引的直接作用是加快了艺术与社区治理两类贡献专长的融合。典型例子是一件关于铁路的环境设计艺术品，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是对工业社区衰落的感触和对铁路文化的追忆，但经过万象中心的阐发，社区认为这件作品表现了当地铁路的辉煌历史，是艺术和党史教育相结合的作品。经过两届社区艺术节，范书记说：“这两个领域完全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们（志愿者协会和万象中心）之间的合作有很大空间。”金书记更是说：“艺术进社区就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嘛。”

同一个活动起到了艺术和社区治理双促进的作用。杨大姐说：“参加游学活动之前，五路社区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现在走在路上还要打招呼，有的还准备加入我们舞蹈队。”访谈中，杨大姐屡次提到：“我一个人住在这儿，就是要参加这些活动啊。”以杨大姐为代表的一些居民，参加文艺活动也是在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第一届社区艺术节在发动群众时，不少群众处于观望状态，随着活动推进，居民们越发积极，在第二届社区艺术节招募志愿者时，微信群报名人数还超额了8位。

在实践之外，两者的领域融合还在当地开启了学科建制化。由江美所生长出的万象中心，又将其新生产知识反哺给江美。两者签订了多项合作计划，涉及学生实践、课程教育、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本人在美院成立了建制性的“艺术与社会教研室”，并在2020年培养了首批“艺术与社会”方向的本科生。

参引更深层次的作用是巩固艺术机构参与合法性。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特别是具有现代性的艺术群体，常因其批判性而难与政府相处。榕树街道常常觉得艺术群体太过自由，不方便管理；而不少艺术家怒其不争，认为街道没有为本地艺术文化氛围营造争取更多资源。在双方未能充分理解的背景下，很多艺术机构要进入政府的核心职能领域——社区治理，就存在着合法性危机。万象中心通过参引专长实现艺术语言和社区治理语言的相互转化，使其主张更容易被街道接受，当然其初心使命与其他一些尝试在社会艺术、公共艺术方面有所作为的艺术机构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探索艺术与社会共生之道。万象中心将“道指人心”“包装”进艺术为社会服务的大框架之中，在与政府部门沟通交流时也规避现代艺术过分犀利的批判性语言。当街道认为万象中心能为其所用，能促进社区治理时，它的合法性便得到巩固。

万象中心将艺术专长引入社区治理领域，隐含着不同专长间关系；多元类型专长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更为深刻的议题。

（三）专长间的张力与平衡

普遍专长与情境专长的张力广泛存在于社会组织中。一般认为，社会组织属于西方舶来的概念，其在中国既没有思想传统，也没有形式根源（纪莺莺，2013；周庆智，2019；罗婧，2019，2020）。对于艺术机构来说，这个问题更加明显，万象中心骨干团队成员均专长于油画、雕塑、摄影、行为等西方艺术，并长期接受西方艺术教育，陶先生本人还曾在西方从事艺术创作。但是，发展艺术的情境专长是万象中心成员的共识。如陶先生所言，他感到现代艺术在中国还没有根，“西方理论的器，容不下中国情境的道”；万象中心顾问向先生也坚持，艺术教育要培养艺术的抓地力。

万象中心的组织形式也越发情境化。一方面，万象中心学习国内某知名社会组织的“义仓”模式，想从组织上进一步贴近中国传统；另一方面，社会与政府整合（罗婧，2019）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其行为模式中。黄女士说：“基金会管理模式、财务制度都有现代性，怎么去和政府打交道、接业务，然后完成项目，这些东西都是西方化的。”她的关注点已转移到“与政府打交道”。万象中心的情境专长成为与街道、社区、居民所共有的专长，共同拥有情境专长使形成社区治理实践共同体成为可能，若任何一方拒绝学习和理解情境专长，社会组织就不可能沉浸到当地社区。

社会组织与政府常都自认为是社区治理专家，其社区治理专长有一定重叠，即笔者定义的专长冗余。如某基金一直在强调扶贫、经济增长、村民改造，并认为自身扶贫模式具有优势（孙飞宇等，2016；罗婧，2019），这与政府具备的扶贫专长高度重叠，两者专长存在高度冗余。但在榕树街道，政府与万象中心的专长边界在形式上被清晰勾勒出来，前者提供艺术发生的社会现场，后者提供专业性服务。街道和社区一直在强调万象中心的专业性、两者的合作关系、街道与社区支持的必要性。相较黄女士称谓的改变，街道领导与工作人员对陶先生的称谓仍是老师，所以，在街道看来，万象中心发挥艺术贡献专长仍处于核心地位。

即使参引专长已经促成艺术与社区治理专长的融合，但万象中心仍与政府保持着张力。在筹备社区生态花园项目时，万象中心并未与社区、街道联系。活动形成一定规模后，社区、街道才主动联系万象中心，希望其参与到活动中，并发挥社区治理专长。在两个月的活动结束后，街道、社区受限于“活动项目化”制度安排，已经离开该项目，而万象中心不断思考项目的长期运营及其社会效益，并将生态花园划为4个片区，观察不同社会组织模式对花园中植物生长的影响，发动群众成立守护队，邀请附近单位将养花护花行为制度化。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万象中心主动突出街道、社区和其他公共部门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将活动完全归功于自身。

专长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在技术决策阶段必须尊重和依据不同领域专家各自具备的专长（Collins&Evans，2002，2017：38-39）。在本案例中，万象中心尊重社区与居民的社区治理贡献专长与情境专长，社区和居民尊重万象中心的艺术贡献专长与普遍专长。在社区生态节策划阶段，万象中心和社区充满矛盾。某艺术家说：“社区以为我们是来给他们搞装修。”但最后范书记说：“请客客做主，我们把专家请来，就是要听专家的意见。”最后，双方各退一步：集市社区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社区只管宣传底线；万象中心组织艺术家挖掘社区的真实需求，肯定社区的现有工作，不搞艺术上的大破大立，而是循序渐进。万象中心与居民之间总体而言并没有太大分歧。艺术家在创作之前要开展调研和广泛搜集意见，尊重居民的情境专长；而榕树街道居民早已对江美在当地的日常采风和艺术创作习以为常，这也是尊重艺术家艺术贡献专长的表现。也就是说，对万象中心、街道、社区、居民而言，这种张力不仅内嵌于他们的认知中，而且被显著构建出来。

专长张力过大，双方则分道扬镳；张力过小，社会组织易被架空；交互专长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在社区艺术节实施阶段，万象中心组织的艺术家、学生与集市社区之间在艺术形式和创造方式两方面存在抵牾，双方彼此不理解持续了三周。社区希望美化空间，而艺术群体用垃圾、旧衣服做的一些艺术作品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美化相去甚远。艺术群体经过深度社区观察、居民访谈，在汇报过程中直接将居民的一些负面看法和抱怨，以及对集市社区的较差风貌的观察传递给社区，而社区认为艺术群体不接地气，没有看到社区工作全貌。在这三个星期里，黄女士和向先生利用交互专长起到了协调作用，与双方进行了三次正式沟通：对艺术群体强调对在地性和原始风貌的艺术挖掘，正面看待社区工作，集市社区管理水平在榕树街道属于上流，只是其基础条件较差；向社区解释打造艺术社区要体现出艺术的真正品质和价值，这才是榕树街道空间美化区别于其他社区的地方，另外也删减少量艺术作品，并承诺加强社区调研。

由此可见一个专长边界的悖论。承认专长是以消解边界为前提，这是各方的集体行为，但不同专长拥有者又在构建专长边界，这是各方的自发行动。如前所述，万象中心、街道、社区、居民通过沉浸学习不同专长，这种集体行为在事实上消解了专长之间的壁垒；但同时，各个社会主体又在主动建构出专长边界以利于开展合作。这一悖论与中国专长、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密不可分。虽然作为专业机构的社会组织常常会将自身认定为社区治理的专家，但长期以来，知识融入政治（黄玉，2006），真正的专家理性缺位于决策，专家被虚置在程序之中（王锡锌、章永乐，2003）。社区治理的专长恰恰也为中国基层政府所拥有，尤其这种拥有不仅是社会现实，还是制度安排。一旦社会组织否认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尊重和承认各个社会主体的专长，特别是制度安排下应有的专长是组织间密切合作的前提。就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两者论，消解边界源于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对于双方的专业知识依赖，并通过沉浸来完成，而建构边界是社会组织维护与基层政府的专长联系，进而发挥更大作用的策略。

普遍与情境、不同领域之间的两类张力存在一定联系。当社会组织不重视当地政府所具有的社区治理专长时，就容易忽视当地政府甚至民众的情境专长，也使自身脱离于当地情境，进而不得不更加倚重自身的普遍专长和如经济增长、养老等特定领域的贡献专长，然而社会组织的贡献专长与政府的贡献专长存在冗余，最后只能将参与失败归咎于当地的不配合。在强势政府背景下，政府首先承认社会组织可能冗余的专长相当困难，从实践来看，社会组织需要首先认识和理解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专长，才能更好地进入社区治理共同体。

六、结论：再思专长

坚持专业领域的贡献专长使社会组织能更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万象中心在参与各项社区活动时，始终坚持专业性逻辑（王诗宗、宋程成，2013；孙飞宇等，2016；陈家建、赵阳，2019），为社区提供艺术贡献专长，也说明了专业性的重要性（文军，2012；黄晓星、熊慧玲，2018）。但专长是多维的，社会组织仅拥有贡献专长远远不够。交互专长在本案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艺术与社区治理领域的交互专长使得相互理解变得更为容易，发挥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研究需要探索社会组织内部的个体生活（纪莺莺，2013），鉴于交互专长多发源于个人，如本案例中的黄女士，个体间的交互专长使不同组织间的接触成为可能，进而将组织间的不同贡献专长连接在一起。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只有社会组织是专家，专长视角下社区治理中往往不只有一个专家。一些文献将基层政府视为综合性组织（黄晓春，2015；陈家建、赵阳，2019）或委托代理人（敬乂嘉，2011；陈天祥、郑佳斯，2016），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基层政府的专长。由于街道、社区长期承担社区治理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李培林，2013），故而，其应当具有不同程度的情境专长、社区治理贡献专长。基层政府孵化出大量社会组织，恰恰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其贡献专长。以往居民多被描述为社会组织的被动接受者；但在专长研究视角下，居民具有情境专长、社区治理贡献专长，且能够化育出艺术贡献专长；调动居民的专长是万象中心的重要支撑，主体之间相互学习在事实上承认了各自的“专业性”。

多种专长和多个专家的存在使得专长平衡成为重要议题，而这被以往专长研究所忽视。万象中心首先需要平衡自身的普遍专长与情境专长，在思想和组织上都强调情境化，使其避免悬浮状态。对于社会改造、观念改造等社会组织的宏大叙事，基层政府一方面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对其合法性抱有深层次忧虑。本案例中，强调艺术领域专长和情境专长有助于规避基层政府的忧虑。同时，本文提出专长冗余概念，用以描述不同专家对于同一领域贡献专长的重复配置。当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贡献专长方面出现冗余时，就会出现“购买服务多此一举”的情况（陈家建、赵阳，2019），双方均认为自身行为具有专长依据，进而产生抵牾。

以往专长研究侧重于交互专长，对于参引的研究不多；在本案例中，参引行为融合了多元专长，作用于边界消解。各个组织内部的个人通过交互专长的沟通交流作用，理解各自组织的贡献专长，再通过参引行为，用对方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述，进而作用于对方所在的贡献专长领域。万象中心通过社区治理的语言对艺术品进行分析和阐述，使其艺术贡献专长得到发挥，随着不同领域专长的融合，再通过艺术实践发挥自身的社区治理贡献专长，最终形成艺术与社会的领域。

进而，本文发现专长前置能够有效避免专长冗余的消极作用。万象中心、街道、社区、居民共同实现了专长前置，尊重和承认各方在制度安排下应当具有的专长。正如福柯（2003）所言，知识和权力相互勾连，知识划定了权力的边界，权力也划定了知识的边界。在对方的专长领域中凸显自身优势很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因为这不仅取消了对方在其专长领域的合理性，还致使其权力受损。不少社会组织强调自身社区治理、扶贫开发、项目规划等领域的专长，但这些领域恰恰是地方政府制度安排最为看重的专长领域。若社会组织突出如自身在艺术、科技、文化、生态、商业模式等方面的专长，政府则更易接受。社会组织若要被政府接受，且不被行政力量完全淹没而成为工具或者通道，则需要固守住贡献专长的立身之本。强调艺术等专长并非要社会组织让渡出社区治理领域，而是为了更好的进入。万象中心在进入社区之后，并没有放弃提升社区治理专长，从生态花园项目来看，其社区治理专长是长效的、连续的，并未受到治理活动化和项目制的影响。

各主体共同解构专长边界的同时，各主体又在自发建构边界。专家间的边界并非壁垒森严，交互专长黏合了各个主体，各个主体共同沉浸在本地情境中以实现相互学习，在事实上共同解构了专长边界，并为承认和尊重专长奠定了认识基础。面对作为强势主体的政府，专长边界建构存在异化。因此，往往是社会组织首先表示尊重，公共部门跟随其后，但仍是主动的。本案例中，万象中心即使掌握了社区治理的贡献专长，但仍需建构专长边界。以往研究所认为的“国家-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失衡导致组织合作出现罅隙，是因为社会组织作为弱势方承受了巨大组织压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给政府和当地社区带来专长和知识的压力（Spires，2011；Liu&Palmer，2021），后者从组织关系上对社会组织释放了这种压力。虚构的专长边界能够避免后者感到专长压力，进而缓解社会组织受到的组织压力。

综上，本文所希望揭示的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专长逻辑如图2所示。社会组织在牢牢把握本专业贡献专长作为立身之本的基础上，通过沉浸到社区治理的实践共同体之中，学习不同类型的专长，再进一步通过参引，最终融合形成新的专长领域。其中，交互专长发挥连接各主体的作用，情境专长是各主体成为共同体的基础；各个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共同建构的边界，相互尊重和承认各自拥有的专长。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也是社会组织顺利处理各类不同专长的过程，而如何平衡各类专长考验着社会组织的智慧。

与以往的社会组织研究相比，专长研究区分了作为职业领域的专业性与作为知识领域的专家，这种区分能够更中立地审视各社会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民众都是拥有不同类型专长的专家。社会组织专业性被解构的同时，夯实了社会组织主体性的专长基础，社会组织不再依附于政府或悬置于民众，三者通过沉浸构成平等的专长关系。社会组织并非只是“寄人篱下”或者通过“自我矮化”取得信任和参与地位，与政府的关系也并非只是“资源”关系（纪莺莺，2013；孙飞宇等，2016；陈家建、赵阳，2019）。专长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叙事，社会组织利用其本就拥有和通过沉浸所获得的专长，能动地获得政府与居民的信任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复杂的专长关系使得作为以往研究重点的权力结构转变为社会主体间的专长平衡，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不仅需要处理好组织关系，也同样需要处理好专长关系，特别是要正确看待政府和居民所拥有的专长。基于此，未来研究还可深入探讨专业性与专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生长的中国土壤。

社区治理研究常强调能人效应（陈柏峰、李梦侠，2018）。以往研究认为社区能人是既定社会网的中心人物（罗家德等，2013），街道、社区的负责人往往是能人。专长视角可能为社区能人提供另一种理解，拥有多元专长类型的个人或者组织是社区能人，不难发现，万象中心是拥有最多类型专长的主体，即社区能人（见图2）。虽然万象中心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中不处于中心地位，但因其拥有多种交互专长，故能够向其他社会主体灵活地阐释其价值、意图、实践内容，并通过贡献专长作用于现实生活。社会网和专长研究两种视角对社区能人的阐发并不矛盾，作为社会网能人的街道领导和社区书记，在本案例中确实帮助了万象中心更好地沉浸到当地社区之中。两类能人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当然，专长研究并非万能框架，但它提供了组织社会学视角，特别是“国家-社会”框架之外的可能性。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展现出了专长研究的独特魅力，弥补了以往案例研究的不足（谭笑，2014；冉奥博，2021），还发展出专长平衡、专长冗余、专长边界等新概念，分析了专长边界建构的悖论，为其在中国情境和其他领域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