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间组织的居民参与

———以东阳市D 社区为例

张玲玲 时立荣

摘要：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目前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凝聚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处于成长和发育阶段, 居民参与状况如何是评价社区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浙江省东阳市的D社区为对象, 研究社区居民参与民间组织状况, 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区民间组织; 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

在西方, 有着发达的市民组织的社会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萨拉蒙指出, 在公民社会中, 民间组织的发达程度实际上已经成为“提供集体商品的优先机制了”[1]。在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社区建设中, 公民参与是这种机制得以运转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滕尼斯指出, 在一个社区中, 社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只能用“默认一致”来说明, [2](2“9) 默认一致”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 它以社区成员相互之间的密切认识为基础, 而这种认识内一个人直接参与另一个人的生活即同甘共苦的倾向所制约, 并反过来又促进这种倾向。因此, 没有或者缺乏居民对于社区公共生活的广泛参与, 社区共同体的活动就有可能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异化为地方精英掌控下的政府行为。因此,普特南也认为, 公民参与应是衡量现代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3](314)在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与发展中, 凝聚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尚处于成长和发育阶段, 居民参与状况是社区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长期的行政干预, 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仍以发挥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为主, 因此, 研究社区居民参与民间组织问题,对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本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市D 社区为对象。D 社区位于东阳市区中心, 辖区总面积0.78 平方公里, 其中旧城改造面积18.82 万平方米。社区内现有住户1894,总人口4607, 其中未成年人1151, 占总人口的1/4 左右。社区分为6 个居民区, 26 个居民小组, 有党员193名, 设有1 个总支部、6 个党支部、16 个党小组。此外,社区内还有共建单位15 个, 大中型企业1 家, 中小学校4 家, 幼儿园1 家, 幼托所3 家, 医疗室( 站) 2 家,文化娱乐场所4 家, 大中型商场1 家, 宾馆, 旅店共7家。

一、居民参与社区民间组织的基本情况

( 一) 社区民间组织的类型

居民参与社区民间组织的类别具有可选择性, 但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参加了社区民间组织。调查显示,在D 社区居民中, 参与民间社区组织的比率为60%。从表1 可以看出, 社区居民参与的组织类型主要集中在社区体育、社区福利、社区保健等方面, 其他组织发展并不快。参加教育和体育活动的占12%, 这些组织是居民按照自身的需要和兴趣自发组成的, 其成员积极性高、参与度高、活动经常并能持久。共同的爱好是组织活动最大的动力, 大家一起运动, 都能在团队中找到家的感觉。参加合作社和村委会的占23%,这是由于该社区的部分居民是由原来的镇规划过来的, 原来是这两个组织仍然存在, 年终还会给会员发放福利; 参加社区老年协会的占17%, 他们经常会有各种棋类比赛, 既锻炼了身体, 又了却了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这三类组织之

表1 居民参与的组织类型和比例

所以比较活跃, 共同点在于组织的活动目标与参与者的需求趋于一致, 在凝聚居民归属感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志愿类组织上, 只有一个青年团体, 参与人数仅占1%。可见, 缺乏志愿人员是社区民间组织人力资源方面最大的制约因素。

( 二) 社区民间组织的活动

在调查中, 当问及“在过去的一年中, 您所在的社区开会讨论过社区问题吗”, 44%的居民认为“开会讨论过”, 其中77%的居民参加了讨论会议。对于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志愿活动, 30%的居民认为“有过”, 其中80%的居民“参与过”。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区民间组织的活动开展得并不理想, 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区各项活动的参与状况不甚良好,认为一年中社区也没有组织过活动的占到一半以上( 56%) , 至于志愿者活动的情况就更糟了, 70%的人都不知道。但有趣的是, 在作出肯定回答的居民中, 自己亲自参与其中的比例相当高。这说明, 一方面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关心程度很高, 也愿意为之做出奉献; 另一方面, 组织的鼓动、宣传能力还很不足, 居民不知道怎么参与进去。可见, 我们不是绝对缺乏志愿者, 关键是缺乏组织通道或组织领袖, 这应该是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 三) 志愿活动的程度和类型

当问及“您有没有主动向您家庭以外的社区成员提供过无偿的支持或帮助”时, 64%的居民回答“有过”, 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生活上给邻居行方便。比如, 给外出的邻居看门、浇花, 帮助不方便的邻居买菜、带小孩, 借给邻居生活用品, 赠给邻居自家富余的东西, 帮助打扫门前卫生等。当然, 也有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邻居的。比如, 为邻居修理简单家电、换保险丝, 身为医生的给邻居看病, 身为教师的给邻居孩子辅导功课, 会乐器的教教邻居小孩, 在农技站工作的向邻居宣传科普知识等。他们认为, 志愿活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自发地输出能力、时间、金钱、劳动等, 和社区民间组织的公益活动没有关联。志愿活动仅限于邻里, 超越邻里范围的基本没有涉及。生活中少不了帮助邻居, 并且这种帮助是互益的, 举手之劳,自己并不放在心上。

可见, 社区内的志愿活动多处于非组织化的状态, 即小范围的互益行为。如果能将其引导成为组织化、定期开展的活动, 辐射面肯定会更宽, 成本也会更低, 社会效用将会更高, 对社区居民的情感归属和认同业将大有益处。也就是说, 社区内的活动从“自益”向“互益”和“公益”的层次转换, 需要志愿者组织的参与。

( 四) 志愿组织的作用

当问及“您认为, 是志愿组织还是政府部门对弱势群体( 下岗工人、外来工、农民) 的帮助更大”时,18%的居民认为志愿组织的帮助更大, 61%的居民认为是政府部门, 21%的居民没回答或不知道。这说明,在居民心目中, 志愿组织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比起政府部门要小得多。一方面, 相当部分的居民还是固守传统观念, 认为有事情就应该依赖政府部门( 虽然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高) , 再者从总体上说, 国家机关拥有比志愿组织更丰富的资源, 以往救助弱势群体的现实情况也验证了他们的看法; 另一方面, 现阶段的志愿组织在规模、能力方面还没有承接好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中政府让渡的职能, 差距还很大, 相当一部分人也了解或听说过志愿组织, 有困难也想去找他们, 但在当地很难找到志愿组织, 更谈不上向他们寻求帮助。

    可见, 组织缺位使得社区居民对志愿组织的认知程度并不高。怎样让志愿组织能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 成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和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 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

( 五) 公益捐赠

当问及“在过去的一年中, 您有没有基于慈善目的的捐赠”时, 50%的人回答“有过捐赠”。当进一步问及其损赠金额时, 100- 400 元的人最为集中, 占捐赠者的64%; 其次为20- 50 元的, 占14%; 有1 人捐赠5000 元, 占2%; 61 人捐赠1000 元, 占6%。当然, 还有48%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过捐赠”, 其中约过半人说, 其实自己非常愿意捐赠, 但苦于没有渠道, 不知道找谁, 如果有人组织, 自己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捐赠的。由此可见, 社区内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民间组织运作得还很不够, 虽然捐赠的比重不是很高, 这并不是意味着民间没有捐赠的实力, 而是缺乏一种鼓励捐赠的社会氛围。

( 六) 公民参与

在调查中, 我们列举了“给报社写信”、“在**书上签名”、“参加抗议示威游行”三项活动, 询问社区居民的参与情况。结果显示, 无论哪种渠道, 居民的参与程度都相当低。在“给报社写信”这种参与方式上, 2%的人有过一次, 1%的人有过几次, 其反映的问题也都是类似“小学校门口的网吧允许小学生随便进入”的。调查发现, 像网吧危害小学生这类事情大多数居民都非常反感, 但也只是处于一种情感状态, 只想依赖于政府解决。可见, 那些专门解决问题的民间服务团体的建立并有效运转, 对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情感、提高社区的民主化水平, 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在**书上签名”, 只有3%的人有过1 次, 基本上是因为房屋拆迁纠纷,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业主委员会组织大家签字的。至于“参加抗议示威游行”, 更是少得可怜, 99%人从来没有过, 或根本不知道。可见, 民间组织作为利益集团, 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及时反映居民的利益需求,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政府的决策成本。

二、社区民间组织的活动状况

( 一) 社区民间组织活动的类型

通过参与者的回答来反映社区民间组织的活动,将会更为真实。当问及“在过去的一年中, 你是否记得社区里有过想为社区做出贡献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吗”, 41%的居民作出了肯定回答。进一步问及“这些组织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时, 71%的人回答“使人们对重要的事情知情”, 比如政府选举、艾滋病预防、健康手册发放、计划生育宣传等; 50%的人回答“针对某一问题, 帮助社区组织起来解决”, 比如清除社区“牛皮癣”、楼间距的协调、拆迁问题等; 39%的人回答“直接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满足一个特定需要”, 比如打一口井, 发放老鼠药, 小区荫井盖的铺设等; 另外还有5%的人回答“帮助社区内的妇女改善她们的处境”,2.5%的人回答分别“特别帮助社区内穷人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帮助社区成员进行创造收益的活动”。

相应地, 没有作出肯定回答的居民( 占59%) 认为, 社区内没有或者不知道有民间组织的活动。可见,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知晓率并不高。从具体的活动类型可以看出, 社区民间组织所起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宣传、提供公共服务、援助、维权、为特定对象的服务等方面, 这也是民间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差异所在。社区民间组织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 有的可能完全依靠志愿者, 因此, 它不可能像政府、企业一样以提供物质服务为主, 而更多地以提供信息和事关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 维权、发老鼠药等) 为主。在这些工作中, 居民的参与率可达到37%—40%。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 社区民间组织在实践自己的宗旨使命的同时, 一个重在的任务是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 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种工作方式多了些平易近人, 少了些说教, 方法更灵活, 更易被群众接受, 比以前的政府的单纯说教效果更直接、更明显。

( 二) 社区民间组织的公共信任

在调查中, 当我们让社区居民对不同类型社会团体表示其信任程度时, 被调查者作出了如表2 的回答:

显然, 在政府、政党这类组织中, 居民对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人、部队、警察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 达到87%—96%, 而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72%。这也证实了一般认为的, 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好的, 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对于民主党派信任度仅有40%,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民主党派的工作还远未触及到社会基层。对于报刊和电视, 居民的信任度81%—8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组织存在着良好的媒体宣传基础, 如果运用得当, 一定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 对民间组织的违规, 媒体的监督、揭露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于宗教组织, 按照民

表2 不同类型社会团体的公共信任范围比较

间组织的排除特性, 它不属于民间组织, 居民对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寺庙、教堂) 的信任度也很低, 应该说, 这样的组织构不成居民对民间组织信任的威胁。

对于官办社团这类组织, 反映到问卷中居民对于希望工程信任度非常高, 达到96%, 和对中央政府和信任度持平。可见, 运作成功的民间组织能够建立起较高的公信度, 这就为民间组织树立了长远的建设目标。工会作为官办社团, 由于其行政性功能, 居民的信任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高。另外, 45%的人不知道、不了解公民倡导组织, 这类组织离它的职能目标还有差

距。

三、结论及讨论

通过对D 社区的调查可以看出, 社区民间组织已经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 但目前的发展还很不成熟, 尚存在不少问题, 面临一些特殊困境。

第一, 不注重内部管理和能力建设。目前, 社区民间组织掌握的资源还很有限, 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是关系到它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 组织仍然缺乏有效管理已有资源的能力和发展潜能, 不能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公共关系等社会资本不足, 缺乏明确的使命和战略规划, 开展项目时仅仅限于就事论事, 没有建立起成本效益的评估制度。其实, 民间组织也需要管理, 而且需要以最好的方式来管理。这一方面因为, 人们对民间组织抱有比企业更高的期望, 民间组织的失信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 为民间组织工作的大多是志愿者, 如果民间组织管理不善, 不仅难以吸引到高素质的志愿者,而且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二, 开展活动所涉及的领域很有限。从对D 社区的调查可以发现, 民间组织主要致力于体育、福利、保健等方面的服务。虽然社区居民对另外一些公共事务也有需求, 但由于民间组织是自上而下成立的, 其本身并不是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来设计产品的, 因此服务缺乏针对性。有些领域如慈善捐赠组织、公民倡导组织等, 民间组织很少涉足。

第三, 缺乏人才, 尤其是缺乏组织领袖和志愿者。在D 社区, 活跃在民间组织中的专、兼职人员都很少, 其活动基本就靠几个热心人张罗组织, 一旦他们离开, 组织就很难存在下去。缺乏组织领袖和志愿者,已经成为目前社区民间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它严重影响着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如何充实专业人员, 发动志愿者, 塑造、提升良好的组织形象, 寻求组织的长远发展, 进而推动社区建设, 已经成为现阶段政府、市场、社区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四, 筹款渠道不畅, 组织活动缺乏资金。资金是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前提。虽然资金不足是世界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 但我国的情况更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民间组织自身的因素, 其经费基本上难以维持。D 社区的民间组织有些常年不开展活动或活动较少,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缺乏资金。在筹款过程中, 渠道不畅, 不能有效地吸引民间赞助。

第五, 组织性较弱, 只注重开展的一次性活动。调查发现, 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中一个很普遍、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严密的组织, 缺乏组织章程和必要的管理制度, 往往仅有共同的名称和协调性活动, 组织处于松散状态, 平时缺乏必要的联系, 也不注重组织自身建设员, 经常是人在事存、人去事亡。

第六, 独立性不强, 行政依赖性较浓。从理论上讲, 社区民间组织应该是自下而上自发成立的, 但实际上它们中的不少还是自上而下受命于政府而成立的。调查显示, 有些民间组织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向社区的延伸, 或者是上级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挂牌成立的。这些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其实是一套机构、多块牌子, 政府的涉入程度愈深, 愈可能造成组织自主性的丧失, 而组织为争取政府补贴, 往往就放弃了原有的理想目标, 使组织之独立性丧失殆尽。

社区民间组织在发展中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社区建设仍习惯于依赖政府推动, 缺乏民间组织茁壮成长的土壤。诚然, 政府推动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社区建设, 但政府的过分渗透, 客观上抑制了民间组织作用发挥, 也造成了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心理, 使得居民的自觉参与不足。二是组织目标不明确, 缺乏明确的宗旨和使命, 难以吸引人才。现存有些民间组织并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自下而上自发成立的, 而是根据政府需要由业务主管部门发起成立的, 这样就缺乏自己明确的宗旨和使命, 相应地其成员也不是基于对组织宗旨和使命的认同而参与组织的, 而是仅仅将组织作为谋生的手段, 组织也是靠工资、利益来吸引人, 这是当今许多民间组织缺乏志愿者参与的主要原因。三是组织缺乏竞争机制, 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由于有些民间组织是自上而下成立的, 并不符合市场需求, 从形式上说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资金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主要来自国家的行政划拨, 提供服务的品种与社区需求的关系并不紧密, 从而使得供给无效, 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四是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度不够。民间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其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款, 因此, 民间组织的发展必须获取社会合法性, 而社会合法性的评价指标之一就是社会公信度。在目前我国外部监管不利的环境下, 民间组织中也时有违法犯罪现象发生, 服务质量令人堪忧, 这就制约了其社会影响力。五是双重管理体制制约着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 成立社团组织必须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 还需要一定的注册资金, 这使得一些社区民间组织由于难以达到“标准”而不得不采用别的登记方式来获取合法性或者沦为“非法组织”。六是地方政府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是民间组织成长发展的土壤环境,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下, 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怎样做到培育、发展和监管的适度平衡, 是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方向。这个问题处理不好, 将直接影响到民间组织的长远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府导向并不利于真正分权到基层,这种体制上的弊端严重制约着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 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崛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3) 。

[2 ] 滕尼斯.社区与共同体[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 ]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Citizen Par 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aking D Community in Dongyang as an Example

ZHANG Ling- ling SHI Li- rong

( Gengdan School Beijing Indu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1301,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 act: A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self- governing organization is in its stage of growth, and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ex in evaluating a community. Taking D Community in Dongyang Zhejiang province as subject, this paper made a survey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th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community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张玲玲( 1972- ) , 女, 河南洛阳人,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讲师。

时立荣( 1963- ) , 女, 吉林长春人,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