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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漂泊中寻求认同*
——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郭星华 邢朝国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２０0 9 年第６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１０年第３期转载。
摘 要：与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以及新生代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不同，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在北京工作的这一群体，俗称北漂）的社会认同具有独特性。本文提出社会认同链这一分析框架，并依此提出社会认同的四个研究性假设。在此基础上，文章以北漂为例，探讨了北漂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漂对城市的发展和形象与自身的关系持较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并不强；与市民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与市民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感大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感。此外，北漂的社会认同受其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的经历、与市民的交往情况、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以及受歧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流动人口 北漂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链
作 者：郭星华，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邢朝国，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Seeking the Social Identity in Vagrancy:
The Well-educated Youth Floating Population’s Social Identity and It’s Effect Factors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youth peasant workers, the well-educated youth floating population’s social ident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essay comes up with the chain of social identity and four research hypotheses. Taking Beipiao for example, the essay analyses the situation and effect factors of the well-educated youth floating population’s social identity. The survey data shows that Beipiao agrees there is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hemselves, but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is not strong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is shallow. Besides,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 and living habit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themselves they have perceived is bigger than that of social-economic statues. In addition, the main factors having effects on their social identity are their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roup activities, the situation of interac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situation of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Beipiao； Social Identity；The Chain of Social Identity
完整版：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但当下我国存在诸多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屏蔽制度，如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以及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等等，使庞大的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口和暂住人口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多维度的社会排斥[①]，成为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②]，日趋“漂泊化”，甚至成为“无根”群体，其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状况成为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的要求。因此，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目前学界对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或者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城市适应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照[③]，但对流动人口中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社会认同问题则讨论较少，相关研究尚付阙如。当下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与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大，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使其社会认同与农民工以及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模式。因此，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现实需求，促进其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的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为例，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这一群体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漂（本文后面的写作出于简便考虑，皆以北漂指代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北漂一般是指那些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通常以青年为主体，而且大多数具有一定的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这一群体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但总体而言，北漂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北京市2006年常住人口总量是158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383.4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24.3%；外来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即北漂群体）比重为25.9%(99.3万人)[④]。
目前对北漂这一群体的关照主要集中在影视[⑤]、文学[⑥]以及媒体报道中，鲜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虽然这些关照能够直观地展现北漂的生活境况，甚至全景式地深描北漂的生活史（这种深描通常从主位的角度切入，因此不乏深刻性和反思性），但这种“艺术式”的描写难以从总体上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北漂群体。因此，对北漂的生活境遇和社会认同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它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把握当下北漂的社会认同状况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提供政策依据。
一、漂泊中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⑦]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和类化机制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通过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⑧]，将该群体的特征赋予自身，内化其价值观念，接受其行为规范。认同是一种获得自我身份感的需要[⑨]。
就北漂这一群体而言，“北漂”这一名词本身已经是一个社会分类了。不管“北漂”这一名词是社会给这个群体贴的标签还是这个群体自我定义的结果，凸显的一点是这个群体的生活处于漂泊不定的流动状态。那么北漂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同是否和他们的生活一样“漂泊化”，成为“都市的他者”，呈现出“过客”心理呢？
对此，本文提出社会认同链的分析框架：
心理 距离 |
心理漂泊 |
空间漂泊 （居住等） |
社会排斥 |
社会 距离 |
缺乏安全感 |
受歧视 |
交往隔离
|
社会认同度低 |
社群隔离 |
低社会参与度 |
制度安排 社会设置 （如户籍制度等） |
图1 社会认同链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当下流动人口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多重社会排斥，而北漂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北京市最初实行的户口《暂住证》这一人户分离制度，将外来人口屏蔽在资源分配之外，如限制外来人口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及获得社会保障和救济，为其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及其子女受教育设置门槛。虽然北京市近些年逐渐放宽对流动人口尤其是高学历青壮年技术人才的限制，如1999年实施《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政策，规定持有《工作寄住证》者可不再办理户口《暂住证》，在购房、子女教育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1年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更名为《北京市工作居住证》；2003年又进一步扩大申请人范围[⑩]，但目前与这一政策相匹配的措施和细节处于不完善状态，再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限制，使获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北漂可谓凤毛麟角，而且获得者也很少能够真正享受市民待遇[⑪]。
这些社会屏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漂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现象[⑫]，这具体体现在二者之间客观的社会距离和主观的心理距离上。其中社会距离主要体现在居住、社会交往圈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如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而心理距离则包括对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感知以及交往意愿和婚姻意愿等[⑬]。在社群隔离的状态下，北漂不仅在空间状态上是漂泊的，而且其心理状态也是漂泊的。这种漂泊状态对他们与市民的交往、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和受歧视感等方面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而这种社会认同状况不仅反过来会降低北漂与市民的交往意愿、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加深北漂与市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状况。这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循环的、相互作用的社会认同链（参见图1）。
根据这一社会认同链，本文提出以下四个研究假设：
第一，社会交往是增进群体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的重要途径。交往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交流，而且是思想和感情的交流。交往双方通常对彼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有一定的了解[⑭]。因此，社会交往有助于加深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同。所以，与市民交往程度越低的北漂，其社会认同度越低。这是我们的假设一。
第二，社区活动是社区成员共同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社区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社区参与有助于强化人际关系的持久性和社群网的联结度，进而提升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参与当地社区活动频率越高的北漂，其社会认同度越高。这是我们的假设二。
第三，社会安全感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综合心理反应。社会安全感越强意味着人对自身人身安全、财产权益受保护以及社会秩序越有信心，因此其生活和工作的稳定感越强。这有助于其社会认同的形成。因此，社会安全感程度越强的北漂，其社会认同度越高。这是我们的假设三。
第四，社会歧视会加大群体间的偏见和社会排斥，甚至导致群体间的冲突和敌对行为。被歧视一方容易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利于其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所以，受歧视感越强的北漂，其社会认同程度越低。这是我们的假设四。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从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之间关系的认知、与市民的交往情况和交往意愿以及与市民之间社会地位、生活习惯差异的感知等方面对北漂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运用Logistic 回归方法, 着重探讨北漂与市民交往情况、社区参与状况以及在城市的社会安全感和受歧视感对其社会认同形成的影响，对影响北漂社会认同的各个因素的作用及影响程度进行估计，以此来检验本文提出的四个研究性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北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定义是在北京工作生活满2个月但没有北京市户口且年龄在18—34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08年实施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⑮]。笔者在样本中筛选了满足北漂定义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234份[⑯]。
二、北漂社会认同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一)、对自身与北京市关系的认知
在回答“您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吗？”这一问题时，有21.4%的北漂认为自己是北京市一员，而认为自己不是北京市一员的北漂比例则高达56.4%。此外，有22.2%的北漂说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北京市的一员，对北京市的认同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另外，有43.9%的北漂在北京有家的感觉，但超过一半的北漂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55.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漂对北京市的归属感并不强。
此外，在对北京市的发展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有29.6%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与自己的关系很大，51.9%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有点关系，而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漂比例则分别为12.5%和0.9%。在对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认为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很大和有点关系的北漂比例分别为19.7%和57.1%，而认为其与自身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比例则分别为16.7%和3.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北漂认为北京市的发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与自己是有关系的（81.5%和76.8%）。
此外，在社区活动参与方面，只有16.2%的北漂参加过社区活动，没有参加过的比例高达83.8%。由此可见，在现有的社群隔离情况下，北漂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组织的比例较低。
对于未来的打算（图2），有37.8%的北漂希望长期居住在北京，12.2%希望取得北京市户口，成为北京市民。换言之，明确打算继续留在北京的北漂比例为50%。相比之下，明确打算回家乡的北漂比例为10.9%（赚够了钱就回家8.3%，尽快回家乡2.6%）。此外，有29.1%的北漂对于未来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图2未来打算 37.80% 12.20% 8.30% 2.60% 29.10% 5.70% 4.4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希望长期居住在北京 希望取得北京户口，成为北京市民 赚够了钱就回老家 尽快回老家 走一步看一步 没有想过 其他
（二）、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情况以及交往意愿
在与北京市民交往方面，有44.4%的北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北京市民打交道，42.2%的北漂偶尔和北京市民打交道。而和北京市民基本不打交道和从未打过交道的北漂比例分别为12.5%和0.9%。这表明北漂在日常生活中与北京市民交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此外，在与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方面，只有15%的北漂回答自己与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难。
为进一步考察北漂与北京市民交往的程度，数据测量了北漂到北京市民家中做客的情况以及未婚北漂与北京市民的通婚意愿。结果显示，有33.2%的北漂在最近三个月到过北京市民家中做客，而没去过的比例达到66.8%；在选择北京市民作为结婚对象的意愿方面，不愿意的未婚北漂比例略高于愿意的未婚北漂(51.8%和48.2%)。
在与北京市民的亲近程度方面（表1），北漂中愿意和北京市民住一个社区的比例最高（76.7%），愿意和北京市民一起工作以及邀请北京市民到自己家做客的比例则为74.1%和72%，而愿意自己的亲属与北京市民结婚的比例最低，只有65.1%。结合上面提到的愿意选择北京市民作为结婚对象的未婚北漂比例（48.2%），我们可以看出北漂与北京市民的亲近程度随着交往事件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从居住在同一社区到一起工作再到家中做客和结婚，交往双方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在缩小，需要交往双方彼此之间有更高的认同感。从表1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交往事件越是与自己的私人空间相关，其愿意的程度相对越低。
表1 与北京市民亲近程度的变化（N=232）
和北京市民住在一个社区
| 愿意 %(人数) |
76.7（178） | |
和北京市民一起工作 | 74.1（172） |
邀请北京市民到自己家做客 | 72 （167） |
自己的亲属与北京市民结婚 | 65.1（151） |
（三）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
表2显示了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民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为人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方面差异的感知。其中，认为自己与北京市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异的比例基本相同（56.7%和58%），而认为自己与北京市民在为人处事的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差异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前者为71.9%，后者高达74.5%。这表明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别的感知上，文化上的差异要大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状况刚好相反。根据许传新的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与城市居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感要大于为人处事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感[⑰]。
而导致北漂形成这种差异感知状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北漂自身的人力资本较高，拥有高级劳动力市场职业的比例比较高，其收入以及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普通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差别并不明显。而为人处事的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习得是一个逐渐内化的再社会化过程，它涉及到价值观念、地域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因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上的差异通过人们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被感知的可能性比较大。
表2 对自己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N=231）
社会地位
| 存在差别 %(人数) |
56.7（131） | |
经济收入 | 58 （134） |
为人处事的方式 | 71.9（166） |
生活习惯 | 74.5（172） |
三、北漂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下将分别以在北京市是否有家的感觉以及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为因变量，将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及户籍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月收入、来北京的时间、对城市发展变化与自身关系的认知、对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是否参与社区活动、与北京市民的熟悉程度、与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是否受北京市民的歧视、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社会地位差别的认知作为考察的自变量。由于因变量和部分自变量是分类变量，因此笔者选择Logistic回归方法来分析影响北漂社会认同的因素。
（一）、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
表3是对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进入模型的因素有：对城市发展变化与自身关系的认知、有没有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是否受到北京市民的歧视以及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结果表明：越倾向于认为城市的发展变化与自身有关系的北漂越觉得在北京有家的感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北京市民交往没有困难的北漂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难的北漂更可能在北京有家的感觉。此外，受市民的歧视对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起负向作用，而在北京的安全感对其是否有家的感觉起正向作用。换言之，越受市民歧视、越缺乏安全感的北漂越可能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四个研究性假设。
表3 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Logistic回归结果
常数项
| 有家的感觉 |
（0.933）b | |
城市发展变化与自身的关系 有关系 | 1.505＊＊＊ （0.589）
|
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情况 没参加过 | -1.009＊＊ （0.448）
|
与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 有 | -0.852＊ （0.510）
|
受北京市民歧视的程度 经常 | -18.563＊＊＊＊＊ （0.000）
|
偶尔 | -1.331 ＊＊＊ （0.478） |
基本没有 | -1.217 ＊＊＊ （0.444） |
在北京的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
19.881＊＊＊＊＊ （0.757） |
较有安全感 | 19.762＊＊＊＊＊ （0.706） |
安全感一般 | 18.804＊＊＊＊＊ （0.713） |
安全感较小 | 17.949＊＊＊＊＊ （0.000） |
R2 c2 | 0.244 59.803＊＊＊＊＊ |
注：a为回归系数，b为标准差。＊＊＊＊＊p〈0.001, ＊＊＊＊p〈0.005,
＊＊＊p〈0.01, ＊＊p〈0.05, ＊p〈0.1。
（二）、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
表4是对北漂在北京时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的影响因素的分析。进入模型的变量有：是否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对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与市民的熟悉程度、与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对自身与市民之间社会地位差别的认知以及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通过表4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认为城市形象与自身有关系的北漂比那些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认为城市形象与自身没有关系的北漂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一员；而与市民熟悉程度越低、与市民交往存在困难、越认为自身与市民存在社会地位差别的北漂越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此外，北漂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
表4 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Logistic回归结果
常数项
| 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 |
-17.954＊＊＊＊＊ （0.947） | |
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情况 参加过 | 1.250＊＊ （0.516）
|
城市形象与自身的关系 有关系 | 1.493＊＊＊＊ （0.501）
|
与市民熟悉程度 不熟悉 | -0.674＊ （0.389）
|
与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 有困难 | -1.239＊＊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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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民之间社会地位差别的认知 有差别 | -1.251＊＊＊＊＊ （0.392）
|
在北京的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 19.225＊＊＊＊＊ （0.800）
|
较有安全感 | 19.852＊＊＊＊＊ （0.759） |
安全感一般 | 18.542＊＊＊＊＊ （0.748） |
安全感较小 | 18.997＊＊＊＊＊ （0.000） |
R2 c2 | 0.311 65.824＊＊＊＊＊ |
注：a为回归系数，b为标准差。＊＊＊＊＊p〈0.001, ＊＊＊＊p〈0.005,
＊＊＊p〈0.01, ＊＊p〈0.05, ＊p〈0.1。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北漂对北京市的发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持较积极的评价。但北漂对北京市的社会认同总体而言并不高，他们在心理上更多地认为自己是“都市的他者”，缺少归属感。这体现在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并且在北京缺少家的感觉。在未来的打算方面，虽然有半数的北漂选择继续在北京工作生活，但仍有较大比例的北漂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在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方面，虽然北漂在日常生活中与市民交往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他们与市民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交往事件与其私人空间越接近，其与市民交往的意愿越低。在与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上，北漂对自身与市民之间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感知要大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
此外，北漂的社会认同受到其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的经历、与市民的交往情况、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受歧视状况以及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四个研究性假设。
与市民相比，北漂在政策安排上往往处于失语失权的状态，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匮乏，难以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成为制度上的“二等公民”和“边缘人”。这种制度上的社群隔离不仅使北漂在城市的居住逐渐边缘化，而且阻隔了北漂的城市参与以及与城市居民的深入交往。其更深层的结果是北漂相对缺乏社会安全感和稳定感，对社会制度性歧视的不满情绪以及相对被剥夺感的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漂的社会认同。而较低的社会认同反过来又会恶化社群隔离，加强北漂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响其与市民的交往和社区参与。这构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社会认同链条。扭转这一社会认同链条恶性运转的关键在于控制社会屏蔽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群隔离，改革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从制度上控制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和歧视。
注释
[①] 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5,(4)；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J].江海学刊，2001,(6)；江立华,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地位的边缘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②]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2卷。
[③]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的文献有：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王毅杰,倪云鸽.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关于青年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的文献有：张文霞.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经历、自我型塑与现代转型[J].调研世界，2006,(6)；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2)；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J].社会心理科学，2007,(1-2)。
[④]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报》
[⑤] 如影视剧：《混在北京》、《明星制造》、《世界》以及《胡同里的波希米亚人》等；纪录片：《四海为家》、《流浪北京》等。
[⑥] 如朱小阳的报告文学《北京拉丁区》等。
[⑦] Tajfel，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apters1-3.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转引自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⑧]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Reicher, S. D.& Wetherell,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⑨]（美）埃里希·弗洛姆著，孙恺详译.健全的社会[M].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⑩] 1999年北京市人事局印发的《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的暂行办法》规定35周岁以下且身体健康者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申请《北京市工作寄住证》：1、具有学士学位且成绩突出者；2、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业务骨干；3、在国外获得学士学位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留学人员。引自肖方．“北漂”一族遥望“绿卡”［Ｊ］．法律与生活，2004，（2）。
[⑪] 肖方．“北漂”一族遥望“绿卡”［Ｊ］．法律与生活，2004，(2)。
[⑫] 社群隔离是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它通常可分为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非自愿性隔离三种。有关社群隔离及其测量的详细说明请参见郭星华．社群隔离及其测量［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6）。
[⑬] 参见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Ｊ］．探索与争鸣，2009，（1）。
[⑭]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24页。
[⑮] 该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郭星华教授主持，参与人员有邢朝国、李飞、姜华、王希、刘泉华和朱倩茜。具体调查于2008年7—11月在北京市进行。
[⑯] 对样本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得到有关指标如下：性别：男性50.0%，女性49.1%，缺失0.9%；婚姻状况：未婚77.4%，已婚22.6%；文化程度：大专46.6%，本科39.7%，研究生及以上13.7%；年龄：18—25岁54.3%，26—29岁30.3%，30—34岁15.4%；户籍类型：农业户口18.8%，城镇户口79.9%，其他1.3%。
[⑰] 许传新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心态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与城市居民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为22.6%和30.1%；在经济收入方面差别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为27.4%和36.7%；在为人处事方面差别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为4.8%和19.0%；生活习惯上的差别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为6.1%和22.8%。参见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Ｊ］．社会心理科学，2007，（1-2）。
参考文献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 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
[3] 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
[4] 江立华,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地位的边缘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5] Tajfel，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apters1-3.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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