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吴军

[内容提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理论在解释城市更新与发展方面受到了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新芝加哥学派提出“场景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新芝加哥学派认为，场景的构成是“生活娱乐设施”组合。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也传递着文化和价值观。文化和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并形成抽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正是这种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场景吸引着高级人力资本聚集，催生新兴产业，推动城市更新与转型。该理论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重塑后工业城市更新与转型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场景理论；新芝加哥学派

一、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场景”

纵贯社会理论的历史，解释城市发展的思维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消费与居住，二是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工作与就业。这两种理论视角及其所形成的理论对工业社会的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代表学者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他们把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来解释城市发展，这些构成了社会理论最初的解释范式。

到20世纪50年代，大批人口涌入城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于是，有些学者认为，在解释城市发展的模式中，应该加入人力资本要素。这些学者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他们认为，促进城市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第73届年会上阐释了人力资本概念，科尔曼在1988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标志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正式纳入社会理论研究议程。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大批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创意、休闲娱乐、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传统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城市发展，需要以消费为导向的一套新学术语法体系来对后工业城市的发展进行诠释[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应运而生，它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推动着经济增长，重塑后工业城市更新与发展路径（具体见图1）。

                             图1 城市发展的三种模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哈佛大学经济学爱华德·格莱泽（Edward Glaeser）、多伦多大学的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丹尼尔（Daniel Silver）等。格莱泽在对纽约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写成了《城市的胜利》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后工业城市优势体现在吸引高素质人群的能力上，而这种吸引人才的元素不是传统理论强调的经济性因素，而是城市所能提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②]。于是，他把生活品质的塑造提到了城市研究的议程。

佛罗里达把格莱泽论述的高素质人群称为“创意阶层”。他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强调，城市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过程中，创意阶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推动力，社区活力的重要源泉，该群体的区位选择代表着城市转型与发展的风向标[③]。创意人群是指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研究员、艺术家、企业主、教师和记者等，���本质特征是“创造新理念、新知识、新服务和新产品”。创意人群作为产生创意的主体，不断涌现并飞速壮大，成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争夺的重要资源。

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吸引创意阶层或高素质人群前来生活、工作和消费呢？新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特里·克拉克提出的“场景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场景就是解决城市如何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一套学术语法体系。从这种意义出发，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把“场景”称为城市发展新的舵手，城市更新与转型的驱动力。

    事实也是如此。场景理论作为新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新范式，把城市空间的研究从自然与社会属性层面拓展到区位文化的消费实践层面。他们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巴黎、东京和首尔等大城市进行研究后发现，都市生活娱乐设施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区位“场景”，不同的区位场景蕴含着特定文化价值因素，文化价值观因素又吸引着不同群体，从而催生并形成高级人力资本与新兴产业的聚集效应，推动着城市更新与发展。这正是后工业城市发展的典型特点。

二、什么是“场景理论”

场景理论中的“场景”一词来源于“Scenes”的翻译。根据“场景”在电影中的应用来看，它包括对白、场地、道具、音乐、服装和演员等影片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和感觉。在场景中，各个元素的关系是相互有机关联，同质元素布局之间有必然的出现关系，异质元素布局之间将表达颠覆性的思想。特里·克拉克将该现象引入到城市社会的研究中，进而形成了“场景理论”[④]。在城市中，场景的构成是“生活娱乐设施”（Urban Amenities）的组合。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也传递着文化和价值观。文化、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并形成抽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场景”概念已经超越了生活娱乐设施集合的物化概念，它是一种涂尔干所描绘的社会事实，是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

 场景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在于：后工业社会里，个体空间行为动机凸显在个体对文化与价值观的诉求中。特定区域文化与价值观蕴藏在社区、建筑、人口、风俗和群体性活动中，并外化为生活娱乐设施的功能、种类、布局的总和（场景）。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区域场景来反映和形塑着人们的空间行为动机与现代生活秩序。

 正如“社区”（Community）这个概念的运用一样，它揭示着个体围绕生老病死所展开的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符号意义；同理，“场景”这个工具将会揭示各种消费实践活动的符号意义。场景包括5个要素[⑤]：（1）邻里（Neighborhood），社区；（2）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城市基础设施；（3）多样性人群，比如种族、阶级、性别和教育情况等（Persons labeled by race, class, gender, education, etc.）；（4）前三个元素以及活动的组合（The specific combinations of these and activities）；（5）场景中所孕育的文化价值（Legitimacy, Theatricality and Authenticity）。事实上，场景就是一种社会空间，由各种消费实践所形成的具有符号意义的社会空间。个体在这里进行着消费实践，收获着由实践而带来的情感体验，如愉悦或憎恶、漂亮或丑恶、正确或错误、真实或虚构等。我们尝试从场景的三个维度去捕捉各种消费实践的关键元素。同时，场景的每个维度都有设定的特有目标，这种目标是基于消费者对消费品味与价值特征的渴望与实践。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建立在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构两大体系上。客观结构由被研究区域中的生活娱乐设施构成。通常，我们将拥有大量商铺的城市区域称为商业区，拥有大量工厂的城市区域称为工业化。场景理论中客观结构的概念类似于此，不过更为细化。比如，餐馆、咖啡馆、超市、体育馆、影院等生活娱乐设施的数量和规模。主观认识体系是指文化价值观场景的三个主维度和十五个次维度。其中，主维度分别是“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真实性是对社会个体身份内涵和意义的鉴别，即对“真”的认识；真实性这一文化既直观维度又包括五个次维度，即理性、本土、国家、社团和种族。合法性体现了人们为某些社会存在所进行的对错的判断，即对“善”的感觉；合法性这一维度细分为传统主义、自我表现、实用主义、超凡魅力和平等主义五个次维度。戏剧性设计人们看待别人以及被人看待的方式，即对“美”的认识[⑥]。戏剧性也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亲善、正式、展示、时尚和违规。具体见图2。

图2 蕴含在城市场景中的文化价值观维度

 事实上，新芝加哥学派将戏剧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当作理解“各种都市生活娱乐设施组合所形成的具有文化价值取向的场景”的三个维度；同时，这三个维度也为场景理论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新芝加哥学派从“空间”的物理观念，到有价值取向的“场景”概念，再到由外观（戏剧性）、同一性（真实性）和评判结果（合法性）组成的消费实践……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和具体活动，最终导向一种从消费者视角出发来审视个体生活的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都市生活娱乐设施是以休闲娱乐消费为目的城市设施（不是以生产为导向的工厂设施）。因为，美国的城市形态已经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以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早已从大都市中心撤离，以消费为代表的服务业已经进入城市并成为主流。现代的都市设施基本上都是为消费娱乐休闲而增设。在这种背景下，场景理论所涉及的都市设施绝大多数都具有消费取向。

三、场景理论的学术价值

场景理论是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主要探讨城市场景的功能及其对城市发展作用。由场景理论产生的背景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的大城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是城市人口数量与居住分布的变化，从最初的人口向城市中心区聚集到中产阶级的郊区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魅力下降，市中心活力衰竭，城市更新迟缓；另一方面是就业方式与领域发生了变化，去工业化与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劳动分工，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了城市人文理念的变革。这两个变化引发了许多新的城市社会问题和经济现象。从城市社会结构研究视角来看，应该从城市目前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来分析城市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视角来看，需要研究找到支持全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理论，往往把个体行动目标定位于经济诉求上，或者说劳动、工资、就业和区域经济表现是个体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经济待遇，往往会向企业或工厂密集的地方聚集，从而形成了“工业园区”，而社会纽带是通过协调基于生产方式结成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相反，场景理论以消费为基础，把个体行动目标锁定在文化与价值观诉求方面。事实也如此。当今世界正走向后工业社会，文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旧有的社会理论正受到文化价值观因素的挑战。

在对后工业城市的分析方面，场景理论，尤其是它秉持的“城市文化支撑着城市发展”的理念，对各种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特殊优势。特里·克拉克在他的新书《场景理论》（2013）中系统讨论了以上观点，并做了实证检验。实际上，他最早对文化与城市更新的论述出现在“欧洲城市的文化政策”一文中，观点为：其一，文化作为一种发展性手段，推动着创意城市的发展；其二，文化作为一种福利性措施，引导了城市应具有的教育特征；其三，文化作为一种传导性举措，可以借助文化场景的塑造来刺激文化消费。作为场景理论研究的“场景”，其所具有的美丽就是能够将文化的适宜性和人文特性让人们感觉出来，并使人们眼中的城市成为人们思绪与情感交融激荡、启迪互补的城市，引导公众行为，推动城市的发展。这就是场景理论关于城市发展机理的逻辑。

正如本文开篇所论述的那样，工业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城市形态的解释趋向用生产的观点去解释消费和居住，用人力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工作和就业。这样的研究对旧的社会秩序和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随着全球化、个体化、中产阶层化[⑦]和文化消费需求增长，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形态开始出现，这些理论在认识社会现象方面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

“场景理论”应运而生，为我们认识城市形态提供新的视角。它以消费为基础，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是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城市空间，已经完全超越物理意义，上升到社会实体层面。需要指出的是，场景理论不排斥以生产和人力资本为主建立起来的理论，它在承认二者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了消费的维度，即从消费、生产和人力资本三者来解释都市社会。在后工业社会里，它引导学者们进行理论视角的转移，即由生产转向消费。它把不同社会符号或纽带（邻里关系、阶级、社区等）中的个体（居民与劳动者）看作消费者[⑧]。

总之，如果说研究者把生活必需品的组织形态演变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如邻里或社区；把劳动的组织形态看作是更大社会形式的生产输出，如工厂、企业、工业园以及阶级等，那么，新芝加哥学派的目的是，用场景来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必须由专门的语法结构和学术词汇来表示。就如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一样，他不仅仅把生产看作生产实物，而且把其当作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考察。异曲同工，新芝加哥学派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去研究，而且他们还着重研究消费的社会组织形态。

四、场景理论的政策意义

场景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去评判城市政策的好与坏，而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城市更新与转型的建议，而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孕育在生活娱乐设施组合中的文化价值观场景对城市更新与转型的功能与意义。场景不是简单的物质设施的堆积或混搭，而是孕育着特殊文化价值的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混合体。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这里的“场景”已经超越了生活娱乐设施集合的物化概念，是一种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

 对于城市政策制定者来说，场景理论为其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思维。场景理论对于城市政策的启示至少包括两个维度[⑨]：高层城市政策（国家和省级层面）与本土城市政策（区域和具体城市层面）。

高层公共政策。国家和省级政府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划拨资金来支持地方城市发展。在高层看来，地方政府比较了解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较贴近居民需求。或者说，高层政府比地方政府在动用财力方面更具有优势和能力，但是，地方政府在贴近居民需求和本地区特点方面更具有优势。挑战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更大空间来回应本地区居民的需求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高层政府为了确保划拨资金合理运用而采取传统的量化规则。高层政府在划拨资金支持地区建设上比较犹豫，因为现下他们还没有找到一种科学评估方法，来衡量地方开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地方政府则急需这些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城市更新与转型。

传统的方法是专家体系的引入。比如，邀请专家，通过大量数据和案例调查，总结出“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案例，然后进行推广。然而，这些“最佳实践”并不能成功地转化为地方经验。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同一个地区，不同街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东西叫做背景性知识（Context Knowledge）。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背景性知识，基于某区域得出的“最佳实践”对于其他区域未必成立，因为他们的背景性知识有所差异。场景理论提供了一种评估城市更新与发展的全新维度，它对区域特质的强调和背景性知识的重视，使其超越“最佳实践”的评判思维，为不同都市区域的城市政策制定和政策目标评估提供了新的方法。

本土公共政策。国家和省级层面的公共政策，由于面向整个地区，所以显得过于“一般化”，在塑造都市场景，推动城市更新与转型方面的效果具有一定局限。相反，地方政府更了解区域特征，贴近居民需求，其制定的政策直接对城市场景产生影响。比如公园、停车场、步行街、公共交通、广场以及街头艺术表演等设施的设计与活动实践。

尽管当地政府更了解区域特征，但是许多本土政策仍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宏观维度上。比如所有社区（不考虑社区规模大小和已有资源限制）都要新建会议中心来刺激本区域经济发展。这样的政策忽略了区域内在的差异性（Internal Diversity）。我们承认，某些区域确实有着同质性的特点和一致的政策偏好，不过，大部分区域并非如此。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对区域内在多样性进行回应。这就客观要求城市领导者对不同区域的邻里社区、基础设施、特殊场景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调查。比如，要想提高居民的创造性和自我表达，就可以在该区域建设社区艺术中心、文化俱乐部、时尚商店、主题公园和广场等。因为这样的设施组合体蕴含着特殊的价值取向、营造了特殊的文化氛围，可激发和培养居民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