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朱虹

作者简介：朱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本文系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性研究”的成果之一。

原文出处：《社会》2008年第6期

摘要：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微观的社会互动场域,也取决于宏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本文以作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所掌握的广州餐馆等服务业中从业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生活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打工妹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起码“像个城市人”还是能够争取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打工妹　身体资本　城市适应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入城市、涌入工厂,成就了改革开放大潮中最为壮观的社会流动现象。在这气势磅礴的“民工潮”中,流动的农村女性,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被称为“打工妹”的农村青年女性,因其庞大的数量,在“民工潮”中的独特构成和作用,以及与当地社会发生着的丰富多彩的互动,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社会景观。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也为沿海地区尤其是毗邻港澳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的率先发展创造了条件。凭借毗邻港澳、具有便捷的海外交通优势,以及中央政府给予的特区政策优惠(Vogel, 1989: 62-66、442-446) , 20世纪80年代后,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以轻工业、电子工业占主导的“三来一补”外向加工型企业大量涌现,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来民工尤其是打工妹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珠江三角洲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中,女工或打工妹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 (1)轻工业和电子业的生产特点需要心细手巧并且又有耐心的工人,而女性显然比男性更具备这些特点; (2)相对而言,年轻女性养家糊口的责任轻,她们能够接受比男工更低的工资,从而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更具竞争力; (3)加工型企业常常需要根据订单加班加点地工作,只有精力旺盛的年轻女性才能够胜任长时间的工作; (4)长期以来,在男权至上的中国社会中,女性备受压迫,形成了柔顺、服从的社会性别特征,从而在工厂体制中容易被控制和管理,这大大降低了工厂的管理成本。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虽然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30%左右,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广州和深圳等地,年轻女性却占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总数的80%以上(杰华, 2006: 286; Solinger, 1999: 22) 。她们主要受雇于外资开办的生产玩具、电子产品的企业和纺织业——这使她们多多少少“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线”(杰华, 2006: 4) 。除了这些加工型企业以外,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通常还在下述两个领域谋生:一是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诸如餐馆或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发廊的洗头妹、烟酒促销小姐、家庭保姆以及走街窜户摆地摊或在菜场卖菜的小商小贩等等;二是从事色情服务等边缘职业,是中低档地下色情场所从业人员的主要构成部分。尽管色情服务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但近年来其地下经营规模已经达到产业化的程度(潘绥铭, 1999)。

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之一,打工妹处在社会身份与社会性别双重弱势的地位。这一独特的地位及因此而来的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女性主义兴起及性别平等成为一种全球性诉求的背景之下,自然会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在北京从事保姆业和在珠江三角洲从事加工业的外来女工为对象的研究中,关注点集中在打工妹的群体特征、生存状态、流动过程和普遍心态等方面,当然也会针对她们的权益保护、平等发展等问题提出各种对策性的建议(“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 1995) 。在此之后,唐灿( 1996)进一步描述并分析了打工妹因性别身份和就业身份而受到的双重歧视,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更深刻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以及因就业差别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谭深(1997)则揭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女工的原因:女工只在婚前工作,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女性不负担养家的责任,所以可以接受低工资。

有关打工妹的研究也吸引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潘毅( 1999; 2005)通过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企业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转引自郑广怀, 2007) ,尤其是通过一个工厂女工的尖叫和梦魇,通过其在工厂体制中的身体的痛楚,揭示了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背景的情况下,打工妹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男权文化的势力所撕裂的( Pun, 2005) ;并且指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和无意识的交界中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潘毅, 1999) 。同潘毅的尖锐的阶级分析话语相比,澳大利亚学者杰华(Tamara Jacka) (2006: 7-8)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叙述要舒缓一些。她欲图通过对北京“打工妹之家”的22位女打工妹的访谈,“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这些女性所产生的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影响”,以及“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但上述两项研究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其一,无论是潘毅还是杰华,都力图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打工妹在城市生活中所遭际的结构性压力与转换。在杰华(同上: 27)眼中,“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中国妇女是全球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在潘毅笔下,“打工妹”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产生的某种特定工人类型,因为“打工”本身就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换(Pun, 2005: 103)。其二,尽管打工妹是中国社会最边缘的形象,但潘毅和杰华都力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她们的主体性。在杰华那里,打工妹本身就是“经验的创造者”, 2001至2002年间发生在“打工妹之家”的诸多事件说明,“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开始将自己视为主体和能动者,而且将自己视为反抗的能动者”(杰华, 2006: 85) ;与杰华相比,虽然潘毅笔下的打工妹在阶级“失语”的背景下缺乏所能依赖的制度化资源(包括像“打工妹之家”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甚至丧失了抗争的符号性资源(抗争的语言) ,但她们的尖叫作为一种消极的抗争,仍然表明了她们的主体性存在。

概而言之,上述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展示了打工妹在城市和工厂中艰难的生存状态和被边缘的社会地位;并透过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如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社会性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打工妹在婚姻恋爱、个人发展、人身安全诸多方面遭遇的沉重压力。本研究认为打工妹虽然置身于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中,但并非只能通过潘毅所揭示的“尖叫、梦魇”式的消极抗争和杰华所描述的多少有些组织化的抗争方式锲入城市社会,她们也许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即通过各种积极的个人策略在城市生活或打工生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本文所叙述的研究和潘毅、杰华的研究在时间上基本上是平行的,从研究范式上说也正好可以视为对这两项研究的一个补充。具体说来,这种积极的个人策略就是在不可超越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夹缝之中,打工妹通过日常城市生活中富于技巧的实践,积累文化资本,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现代城市,以求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打工妹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的活跃的领悟能力和充满创造力的行动逻辑与策略,是“主体建构社会实在”的生动案例。

文化资本是借用布尔迪厄(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布尔迪厄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中使用的文化资本概念, 在解释阶层区隔( distinction)和教育再生产时具有独到的解释力。在布尔迪厄那里,文化资本的含义是指中产阶级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包括各种符合上层社会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本文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属于社会最低阶层,她们不会像中产阶级去模仿和学习上流社会的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城乡的差别,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差异悬殊并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乡村文化。农民进城后学习城市文化模式的动机和过程,与中产阶级模仿上流社会的文化现象非常相似,所以,本研究借用文化资本作为研究农民城市适应性的一个操作性概念。文化资本包含如下指标项:语言(操地方话、粤语、普通话等) ;词汇(方言、城市流行语) (朱虹: 2008) ;打扮(着装、化妆、美容、发型) ;体态(举手投足、站立座行、面部表情) ;在读物、音像制品方面的品味特征;城市观念;闲暇活动;等等。本研究主要从身体、语言、行为及观念四个方面展现进城农民在城市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就本文而言,仅仅呈现文化资本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体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打工妹通过塑造城市的身体获得城市认同和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

城市适应是指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自在的状态,包括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本研究使用的“城市化”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有所不同,是“城市社会化”的含义,仅限于个体的城市适应历程,即特指乡土社会的居民迁移到城市社会后,学习掌握城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适应城市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城市人来说,这一过程是伴随其个人成长而顺当地完成的,而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进城农民,从小接受的是农村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便接受过中学教育,也大多是在县级以下的农村学校完成的。他们对城市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书本和其他间接知识,城市对他们来说是神秘而陌生的。他们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直接面对城市,必须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学习城市的各种行为规范、生活模式,以适应新的环境,这个过程就是进城农民的城市社会化过程。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是通过城市化的过程得以实现的。

本研究始于2001年。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笔者在广东东莞、中山和广州三地收集了20余位在工厂或餐馆酒吧工作的打工妹的访谈资料。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笔者其间还两度在不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扮作打工妹去工厂和餐馆进行参与观察:第一次是2001年3月,到东莞市塘下镇的X电子厂的电线部当了两周的车间文员;同年9月,又经人介绍,在位于广州闹市区流花路上的T酒店当了27 天的服务员。这两段时间都称得上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真正的打工生涯。

二、理论的借用或切入的角度

笔者所从事的有关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妹是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身体的城市化,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这样一种研究路径或视角,不能不依赖对现代社会学或那种将身体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的社会学的扬弃,转而借用一种承认“人是有身体的, (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身体”(特纳, 2000: 89)的身体社会学。从后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要谈论的打工妹在日常生活中的克制饮食、减肥、护肤、锻炼、追求性感和“洋气”,就不仅是对个人虚荣、身体健康甚至性吸引力的一种追求,而且是当今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对生存于其间的个体的一种必然需求。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人的身体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社会性的。社会的身体体现在身体与社会交互建构的关系上,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状态,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走、站、坐等举止,呼吸、步态、肤色以及发式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建构的。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构成了身体的社会性。

尽管忽视身体、崇尚精神或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一般将身体的缺席追溯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传统上。在笛卡尔那里,身体和心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个人思维而不是身体对个人存在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同上) 。单就社会学而言,身体的缺席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对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做更为完整和生动的把握。

社会科学对身体的关注源于哲学家梅洛-庞蒂(1962) ,他通过证实人对世界的感知必须凭借活生生的身体这一事实,以克服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设置的对立。但是,对身体社会学做出直接贡献的无疑是M.福柯(1989; 1999; 2001) ,他通过对现代临床医学、监狱和性的研究,说明现代社会对身体的关注实际上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M. 福柯论及的主要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规训体现出的权力和身体的关系,揭示了生产主义对身体的组织和要求。在这种组织和要求之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想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历史,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福柯, 1999: 27)。

一如B. 特纳(2000: 40)所言,“身体有历史”,自20世纪资本主义从生产迈向消费之后,权力组织和改变身体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要求身体作为一个器具去生产,现在要制造出身体的需要来,不断地让身体成为消费的对象。于是,历史成为消费主义的历史,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郑丹丹, 2007) 。借用B. 特纳的话,如果说上述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带动了社会的主要任务从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转变为在社会空间中展现“外在的身体”,那么,唯一不变的仍然是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中的权力,对身体精心而巧妙的改造。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上述变化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禁欲、纪律和身体的克制都与生产的推进有着天然的联系(韦伯, 1987)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人们表现出的却是对欲望、享乐主义或自恋主义的强调(Lasch, 1979) 。正如B. 特纳所说,D. 贝尔(1989)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实际上就是由这种对“内在的身体”的限制和对“外在的身体”的张扬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不过,中国案例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于,鉴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型态的复杂性,上述在历时态纵轴上展开的张力,就有可能以并存的方式出现在共时态的横轴上。具体说来,在我们研究的打工妹身上,既能够看到适应工业秩序所需要的对“内在的身体”的限制,也能够看到为了不落伍于消费社会而得以张扬的“外在的身体”。

这多少与社会向消费主义的转变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关注,对身体苗条和自我控制的强调无以复加。此时的身体早已不是单纯的肉身,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身体开始成为品味( taste)和区隔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身体能够成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区隔象征,它自然能够成为承载价值的文化资本的某种象征。“严格说来,生物学的差异通过举手投足的差异,通过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获得了强调和象征性的凸现,而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反映了一个人和社会世界的总体关系”(Bourdieu, 1984: 192) 。进一步说,不同的身体或身体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阶层在社会中所结成的不平等的关系。身体的演化发展与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身体的处理、应用,也在地位的获得及区隔的形塑与维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身体的发展通过个体的社会位置、惯习的形成、品味的发展,体现出不同阶级的烙印,不同的社会阶级自然也会养成不同的身体形象。而且,根据布尔迪厄(Bourdieu, 1984)的观点,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偏向苗条,而工人阶级的身体则有意展示男性的力量。事实也是这样,在大机器生产尚未全面退出的时代,英国的无产阶级后代单单为了保有这种男性气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放弃学业(Willis, 1977) 。

虽然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身体或身体体现,但既然身体所附着的社会性符号或所体现的文化资本,是行动的个体在特定的生活世界里,遭遇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等级,通过社会实践而赋予的,那么,这种文化资本也就既能通过习得从同一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亲代传向子代,也能通过习得为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所拥有。本文将沿着这一思路,展现打工妹的身体是怎样进入城市的,她们在城市中是通过何种途径积累起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之象征的身体资本,从而使自己的“乡村的”身体变为“城市的”身体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她们对城市生活适应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三、城市的身体与乡村的身体

高跟鞋、厚厚的花尼龙袜子,深色紧身裤,明黄、大红、宝蓝等色彩艳丽的夹克式的人造棉衣,人造皮革嵌着金属扣的定形手提包;蓬松的卷发、或留海齐眉的披肩长发上别着几只闪着玻璃光泽的发卡。

松糕鞋、宽口裤脚、臀部和大腿收紧的牛仔布长裤,或长度在膝盖以上的A字短裙,从裙装少女松糕鞋上一目了然地可以看到白色或粉色有动物或几何图案的棉袜,色彩图案不一的T恤衫,双肩背篓包,齐耳短直发、马尾巴上束上人造花或丝带,常常可见头发染成黄褐色的少女。

她脚上穿着一双质地精良的平跟波鞋,浅灰色棉质休闲长裤,长袖一字领T恤,双肩背囊。头发披在肩上,看得出做过今年流行的离子直发并修剪成时髦的长碎。（注1）

上面第一组文字是2000年春节,在参加江西永新县成都乡的一场婚礼时,对来参加婚礼的乡村年轻妇女时髦装束的描写。第二组文字是作者对广东东莞塘下工业园区内打工妹在休息日逛街打扮的描述。第一次去东莞的工业园区,满眼都是松糕鞋、大裤脚的牛仔长裤、T恤,打工妹着装风格的如此高度一致,让人生出几分惊诧。第三组是对在广州东尼西餐厅工作的打工妹L的着装描述,这已经是一个活脱脱的典型南方都市女孩的形象了。

如果用三张照片替换上述三组文字的话,人们一定能够很快根据照片上人物的穿戴判断出她们的大致身份。显然,穿戴品的社会意义是极具象征性的,着装是人们识别和展现社会身份的重要符号。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坐标,包含了文化范畴及其社会等级的复杂图式。人们在与社会的日常互动中获得求解这种复杂图式的密码,并以观念的形式嵌入视觉本身。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能听到人们对他人着装做出这样一些评价:“这身宝姿套装穿在你身上,真像是从中信广场出来的白领丽人”;“哇噻,你怎么穿得这么暴露,像是一个‘三陪女’”;而对刚剪了板寸头式的男性的议论则是:“嗨,又是一个成功人士! ”。

鞋袜同样也是年轻女性社会身份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只要留意就会发现,现在在城市很难找到花尼龙袜与高跟鞋的搭配。在工厂区观察到的打工妹几乎人人脚蹬松糕鞋,但没有发现有谁穿花尼龙袜的。在广州的低档餐馆和工作生活在以制衣为业的康乐村里的打工妹中,松糕鞋也很流行,但不像在工厂区那样流行。而在城市的白领女性中是看不到有人穿松糕鞋的。当问打工妹L为何不穿松糕鞋时,身材娇小(大约只有1. 58米)的L这样回答:

以前也穿,在高级一点的中餐馆工作老板都喜欢个高的,领班、部长、咨客至少都在1. 6米以上。在D酒店(广州一高级粤菜酒楼)上班的时候,都是个高的占优势,所以就恨自己个子太矮,穿松糕鞋可以轻轻松松增高七、八厘米,当时觉得很时髦好看,显腿长。后来到了西餐厅工作,除了咨客外,服务员反而是个子娇小玲珑的受欢迎,虽然腿越长越好看,但松糕鞋太夸张,人整体都不成比例了,不好看,一看就是打工妹穿的,很土。所以,现在送我都不会穿。

确实,从L的打扮上,已经看不出一丝一毫乡下人的痕迹了。

在对打工妹打扮的观察过程中,作者把鞋作为最重要的标志,是因为虽然鞋袜在全身打扮中占的面积最小,相对裙子、上衣、裤子似乎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正是对鞋的重视反映了一个人对身体呈现的精心程度。当问打工妹,在她只有100元,仅够买一条漂亮的裙子,或一双鞋子,而两样都喜欢的情况下,选择哪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说先买裙子。从她们穿松糕鞋、还是穿波鞋,穿名牌真皮波鞋,还是穿人造材料波鞋,可以判断她们大致在什么层次的地方工作,到城市的时间长短,以及收入状况。

从花尼龙袜配高跟鞋,到松糕鞋不离脚,直到脚登波鞋的穿鞋历程,浓缩了一个打工妹从农村到城市所经历的、有关身体打扮的文化资本获得的过程。如何掩饰农村人的痕迹、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是她们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就开始学习和积累的文化资本。打扮身体可以说是她们建构城市生活最重要,也是最让她们兴奋的一环。

从乡村进入城市,或者说将乡村的身体改变为城市的身体,需要做的第一步是掩饰乡下人的“土气”,习得城市人的“洋气”。关于土气的由来,费孝通(1985: 1)有一段十分精当的解释,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所以,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如此说来,这里的土气实际上指的就是与种地有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由种地决定的身体特征和身体的呈现方式。

��解了“土气”之后再去解读“洋气”就简单多了。“土”与“洋”之分,产生于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和西方器物进入中国之时,这是一对同时产生的词汇。显然,“洋”没来到中国之前,也就没有“土”与“洋”的分野。从中文字面上来讲,“土”指本土本国,具有传统农业社会属性的一切都可以用“土”来描述;“洋”当然指的就是飘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外国的一切从器具到观念都可以用“洋”来标示。不过,这个外国单单指的是近代以来代表了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外国。所以,“土”与“洋”之分,不过是传统与现代之分、城市与乡村之分、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vs.Society)之分,或者借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之分;而“土气”和“洋气”也就不过是由两种身体体现出的两种文明下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已。

与土气的或乡村的身体相比,洋气的或城市的身体最重要的特征是“以瘦为美”。肥胖或壮硕的最后一块堡垒存在于体力劳动者之中,但现在也正处在全球化浪潮的围困之中。城市是中产阶级和非体力劳动者聚集的地方,而乡村则是体力劳动者的家园。农村对身体壮硕的推崇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一位朋友在男方家乡举办的婚礼,新娘是笔者的大学好友、曾是H省大学生运动会女子七项全能的冠军,长得牛高马大。一位来参加婚礼的乡下老太太拉着新娘的手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然后笑咪咪地大声夸赞新娘。由于听不懂当地话,当新郎翻译完毕,那些城里来的宾客全都笑弯了腰。原来老太太说:“新娘这么高、这么大,你们家可找了一个好媳妇,要是在农村就好了,可以同时挑两担粪。”想到在中国农村主要还是靠人力和畜力耕作,劳动力对于一个家庭的经济至关重要,在这里身体健壮的女性当然就更有价值甚至更美。

在T酒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作者目睹了进城打工妹是如何接受并实践城市以瘦为美的审美观的。在餐馆工作包三餐,随便吃不要钱,但为了苗条她们都吃得很少,没有人会添第二碗饭。蔬菜每餐都会吃完,剩下的多半是肉类。她们埋怨不好吃,老吃肥猪肉和鸡肉,容易发胖,希望多吃鱼。如果哪天菜里的油放多了,总有人要冲着炒菜的厨子提意见。在T酒店除了两个收银员微胖之外,其余的都很苗条,但她们叫减肥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除体型以外,皮肤的色泽和质地也能够反映城市人与乡村人在身体上的差异。由于长期在田野劳作日晒风吹,农村人的皮肤质地自然比较粗糙,肤色黝黑红润;而城市人尤其是城市女性由于多在室内进行轻体力的工作,所以她们的身体是柔弱的、皮肤是白皙的、双手是纤细和光洁的。不过,乡村人和城市人的肤色与质地差异,并不仅仅具有生理上的意义,事实上,它也具有社会意义或者说是社会差异的反映。连同体型和肤色在内的身体特征,反映了不同的职业或社会声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区隔或识别阶层的视觉标志。在调查中作者发现,打工妹们对两种身体间的差异一点都不陌生,并且她们每时每刻都体验着城市对农村身体的鄙夷和不屑。比如,在T酒店从没见过服务员用腮红。一问才知道,她们认为红扑扑的脸显得土里土气。难怪当夸服务员C“脸色多好,不打胭脂自来红”时,她立刻沮丧地说:“好什么啊,土得很。”

稍有经验的打工妹们都知道,年轻、洋气的扮相是城市人呈现身体的要义。在中国农村,对经验和宗族辈分的尊崇使得老年人更有社会地位;但在城市中,年轻是获得机遇的最重要尺度,而年轻同时也能够保证一个人对社会潮流保持敏锐的感悟,即显现出所谓“洋气”。在这样的规则支配下,乡村社会的着装标准就是中规中矩的;而标新立异、时尚性感的着装方式则在城市尤其是消费主义盛行的大都市里大行其道。乡村身体与城市身体的区别泾渭之分明,充分说明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身体是镶嵌在社会场域之中的,“并与生活世界之中的其他身体和事物处于实践的联系之中”(郑震, 2003) 。身体与社会场域的冲突其实不仅表现在郑丹丹(2007)所描写的阿文那样的乡村身体贸然闯入城市或城市的身体之中,也表现在城市的甚或“半城市的”身体落入乡村或乡村的其他身体之中。T酒店的打工妹W 说,有一年夏天,她穿着广州城满大街女性都穿的吊带背心回家乡,结果差点被村里人的唾沫所淹死。所以,有经验的打工妹往往会告诉刚从乡下来的新人们:“带来的衣服,觉得再漂亮也不要穿了,但不要扔,回乡下看父母度假的时候还只能穿那些。”

四、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动力

在揭示乡村的身体和城市的身体之差异的同时,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掩饰或改变乡村的身体、使之成为城市的或起码类城市的身体已经成为所有打工妹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应该去解释,是什么构成了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或将乡村的身体改变为城市的身体的背后动力。尽管对20岁上下的打工妹而言,单纯的爱慕虚荣、追逐新奇、盲目攀比甚或卖弄风情都有可能促使她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乡村的身体,但积累身体资本的理性动因却可能是“像个城市人”或干脆“做个城市人”这样的更为根本的愿望。借用布尔迪厄(1998: 25)的观点,打工妹们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其出身根底的痕迹,掩饰任何有可能使其永远停留在现有的社会位置上的那些特征(口音、生理素质、家庭关系) ,与其说是对城市文化的一种被动屈从,不如说是一种主动的顺应。从我们的访谈和观察来看,这种主动积累身体资本的背后动机不外乎挣钱谋生、向上流动、社会交往和求得身份认同。接下去所能够看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不过是“做个城市人”的基本前提。

第一,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最初动力是挣钱谋生。对所有进城的打工者来说,除了工业或建筑等与城市生活基本隔离的职业以外,那些与城市生活联系密切的行业尤其是与城市人直接互动的服务业,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之一便是具备城市人认可的身体资本。

服务员,女性, 18 - 22岁,初中以上文化,身高160厘米以上、五官端正,会普通话和粤语者优先。

这是在广州新港西路的J酒店门前看到的一则招聘广告,代表了这一地区的中档酒店对服务员的一般要求。

老板已通知L 下个月辞工,说是餐馆生意不好,用不起这么多高薪水的部长,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老板嫌她不够漂亮和洋气,有一个曾经在香港做过事的靓女马上要顶替她。

这是DN西餐厅的H小姐在笔者对L进行访谈之前,私下告诉笔者的有关她的背景资料之一。因为曾在广州生活,笔者有多次帮人在餐馆找工作的经历,对方首先问的就是多大年龄、漂不漂亮。在笔者与餐馆老板、经理的交谈中,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找工作,靓女优先! ”在餐馆找工作,外貌是重要条件之一。因为餐馆尤其是高中档餐馆是消费主义流行的主要场所,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体现之一,一个乡村的身体在那里会显得格格不入,这和以工业主义为圭臬的制造业厂区完全不同。所以,工厂的打工妹的外貌和打扮明显逊色于餐馆的打工妹,工厂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接受了工业文明规训的、能够按时上下班甚至苦中作乐的身体;而高级餐馆或商场及其他体现消费主义的场域需要的就不仅是一个规训的身体,而且是一个会表现的身体。广州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一样,餐馆、酒楼、宾馆、商场里的服务员大多是农村来的打工妹。这是除在工厂做工外,城市为农村年轻女性提供的最主要的就业机会,而其间的竞争一向就十分残酷。打工妹们在找工作、跳槽(当然是换更好的工作)以及守住职位的经历中,自然很快会明白学会打扮、积累身体资本的重要性。

第二,在实现了谋生挣钱的最初愿望之后,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后继动力是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无论是笔者还是其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民工潮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 20年来农民进城的动机已经由当初的到城里吃苦挣钱再返乡养家糊口,上升为希望能够在城市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实现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一般而言,对家庭责任和负担小的打工妹来说,她们留在城里实现身份转变的愿望比其他农民工群体要强,而这对她们获得城市的身体资本的拥有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打工妹缺乏经济资本,缺乏港汊纵横的社会网络,甚至也缺乏包括品味和教养在内的文化资本,因此身体资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资本,而且几乎是获得城市婚姻机会的唯一资本。在打工妹的职业和生命历程中,身体资本可以随着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伴随着身体资本的增加,她们就有机会从低级的餐馆一步一步向更高级的餐馆流动,其职位也可以由低级的杂工、地哩向服务员、领班、部长、高级部长升迁。但是,身体资本的天然属性的一面,又决定了这一资本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一般而言,打工妹身体资本积累到26至27岁以后开始递减,她们的职业流动也逐步从高级的餐馆流到较低级的餐馆,职位和收入也将随着身体资本的减少而下降。前述DN西餐厅的L失去职位虽然与餐厅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身体资本明显少于她的竞争者。T酒店的打工妹B原本在另一家与T酒店层次相当的餐馆当部长,由于年龄已过26岁,加之初来乍到手上又没有熟客,决定了她很难短时间内赢得客源,所以只能做普通的服务员。身体资本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打工妹在职场的发展具有一个上限:一般说来,打工妹在中高级餐馆最高能够做到部长这样的中层管理职位;职业年龄的上限则不超过30岁。加之餐馆工作时间长,没有正常的节假日,很难有机会接受更高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打工妹们在职场谋求发展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通过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缔结婚姻关系是打工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另一条途径,也是目前她们能永久性地生活在城市并且彻底改变社会身份的主要方式。在城市的婚姻市场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都几近为零的打工妹,文化资本尤其是身体资本的拥有量至为关键。事实上,后者有时还是唯一的资本。2000年6月在对Y酒楼的8名服务员进行小组访谈时,她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关于三年前Y酒楼的打工妹M成功嫁给一个城市有钱男人的故事。她们七嘴八舌谈起M来,显得非常兴奋。虽然是3年前的人和事,但听她们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宛如发生在昨天。打工妹嫁到广州的个案,笔者听的见的也不少,但男方多是离婚再娶,年龄一般在40至50岁,收入职业也处于广州市的中下层,基本上是郊区农民;没结过婚的,也多半是当地又穷又丑的王老五。M是笔者至今为止知道的唯一钓到金龟婿的打工妹,她的故事像灰姑娘的故事一样,充满神话般的色彩,但它又不是神话,而是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真人真事。所以,渴望像M一样钓到金龟婿,成为打工妹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虽然她们对M的成功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必须漂亮是高度统一的共识。对于没有文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财产的打工妹来说,想在残酷的城市婚姻市场上获得成功是她们竭力增加身体资本的内在动力。退一万步说,即便嫁不了城里人,交个体面漂亮的城市男友,外貌也是最重要的资本。

第三,除了挣钱谋生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外,对打工妹来说,积累身体资本也是建立和维持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的需要。显然,为了突破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间在阶层交往上的无形分界线,获得尊重和自尊,无论是进入城市的消费、娱乐、文化空间,还是与城市人进行日常交往,都必须增加其城市的身体资本的拥有量。

我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杂工,餐馆很小,只有10张台, 3个服务员,她们上街都不愿意带上我,觉得我土,丢她们的面子。中午外卖,再忙,老板娘也宁肯自己出动,从不让我去送餐。我不认识路,又不会说粤语,心里很害怕,来的第一个月从来就没出过餐馆。

这是打工妹Z初到广州时的亲身经历。十分自然的是,当打工妹离开工作场所进入城市的消费或社交区域时,为了免受歧视和排斥,是不想以乡下人的社会身份出现、或者说是不想以乡村的身体嵌入城市生活的场域的。为此,她们会竭力进行印象整饰,摈弃暴露自己身份的土气衣着。但是,同伴的形象或身体也非常重要,因为带上土里土气的工友,无论你自己打扮得多像城里人,也是功亏一篑。在T酒店,笔者发现,穿着土气、没有漂亮的时髦衣服、不懂得打扮的打工妹玩伴很少,也很少有机会与城市人交往。显然,虽然身体资本无法转让,但却可以借用。土气的人与洋气的人一起外出逛街可以少受白眼,享受到比独自外出更高的礼遇。而被借用了身体资本的一方,在具体被借用的场景中其自身的文化资本会有不同程度的贬值。所以,两个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相当的人更容易实现社交组合。在T酒店,客人时常会请打工妹Y出去玩。有时Y也想去玩,但因怕不安全,她总会邀上一个伴。虽然X和Y的关系最好,但因X不够漂亮,打扮也土,而R和Y的关系虽然不是最好,但看上去更漂亮,所以Y和R总是一起去应酬。

第四,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动力还与内在的身份认同有关。换言之,打工妹们希望通过积累城市的身体资本,实现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化的内在愿望。

从农村迈向城市,涉及的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同样也会遭遇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危机。麦尔塞(Mercer, 1990: 43)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些一向被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这里谈论的认同,指的是个体出于一定的动机有选择地认可,并且模仿别人某些特征、行为、风格以加强自身特色的一种心理和行为;认同危机是指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该有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以及该以谁作为自己的参照标准。包括打工妹在内的进城农民会对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产生迷茫、困惑甚至焦虑。一般来说,人们渴望向上社会流动的动机,会促使多多少少已经和现代城市文明沾边的打工妹更倾向认同城市身份,或者说努力“做个城市人”,但同时她的口音、衣着、形体和社会地位又不断流露出她的土气。面临这样的冲突或威胁,她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不能不介入自身的外表设计,并通过积累或强化身体的城市性的一面,肯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一来,身体就不仅仅成了个人“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也成了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同其他形态的社会实践相比,身体作为一种最为简单的社会身份的扮演技术,也成了打工妹获得对城市的身份认同的最直接的生活实践。

五、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途径

S. 波多(Bordo, 1989)曾经揭示道:“对身体的理解包括在科学、哲学和美学方面对身体的再现——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对身体的文化构想、美学标准、健康标准等等。但同样的表现也可以视为是一套实际规范,通过这套规范,身体‘受到训练并作出反应’。用一句话来说,这种规范使身体成为社会化的‘有用的’身体。”这说明,身体要成为与社会场域相吻合的身体,或者说在本研究中,打工妹的原本乡村的身体要成为城市的身体,必须通过训练,接受城市规范或对规范作出合适的反应方可成功。通过训练(或M. 福科所说的规训)接受规范具有强制或被动的性质,而对规范作出合适的反应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过程。

在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过程中,职业培训常常扮演着强制性的规训角色,这是她们的乡村的身体转向城市的身体的第一条途径。几乎在所有从事与城市人直接互动的职业中,比如宾馆或饭店服务员、保安、售楼和住宅小区的客服、保险推销人员、各种商品销售员、送货员、水电维修工等,都有身体举止与着装礼仪方面的培训。这种培训既有按照工业文明设定的职业要求规训“内在的身体”的一面,也有按照消费主义的要求或者按照城市人的眼光张扬“外在的身体”的一面。

不能披长发,不允许涂指甲油、留长指甲,指甲必须干净,经常洗头、不能有头皮屑,不得戴繁琐的首饰,但必须化妆,画眉和涂口红是最基本的要求。工作时间不允许坐着,身体站直、不得靠墙;面部表情要自然大方、笑容可掬;对客人说话要看着客人,不能低着头说话。

这是T酒楼在培训中对打工妹的着装和体态的基本要求。据说,T酒楼3年前刚开业时曾请广东旅游学校的教师,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两周的培训,专门讲授服务体态和服装礼仪。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培训并不是走过场。酒店每天上午11点都会举行20分钟左右的早课。在2楼大厅,服务员排成4行,整整齐齐站好,先由4个部长轮流到前面训话,指出前一天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强调不准两个人站在一起交头接耳说闲话,不准身体靠在墙上,站要有站相。对站姿的职业要求,使餐馆服务员大都养成腰背挺直的站立习惯,在人前身体很少处于松垮的闲适状态。

早课的最后一个内容是部长点名让一名服务员到前面来,带头拍手,喊“1——2——3——”,大家齐拍手3下。如此3次,然后领唱一首歌。部长一般都叫新来的带领大家拍手。新手一般都怕生,在客人面前不够大方。但经过多次站在众人面前带领大家拍手领唱的训练后,胆子都会变大。怯生、常常低头不敢正视客人的新人,几次下来就会变得落落大方,可以面带笑容地注视客人的眼睛说话了。

城市中的餐馆对服务员或打工妹身体的要求,不仅取决于工作的需要,而且也取决于餐馆的服务对象——城市食客或消费者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妹的身体也是餐馆所体现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高档的餐馆,它的装修、摆设、饰物都必须围绕“高档的品位”营造出相应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个乡村的身体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所以,餐馆必然会按照消费主义的主张来改造打工妹的身体,使之体现出与餐馆相应的身体资本。

一个咨客因母亲病危请假回家,经理让服务员D顶替几天,她个子很高,但瘦了点,穿旗袍干瘪了些,部长F让她穿定型文胸,她没有,就要她马上去买一个。穿上定型的文胸后,胸部看起来丰满很多,穿衣服也好看了。这是D第一次买衬有厚海绵的文胸。穿旗袍的需要使她知道了带有海绵衬的文胸增加性感,穿上外衣更合身、更好看。后来笔者看见她穿T恤胸部也一样曲线毕露,就知道是定型文胸的塑身效果。不久,与她一起逛街,又见她买了一个定型文胸。广州四季天气炎热,带钢丝托厚海绵的文胸,又一次充分表现了美的社会暴力。

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的第二条途径是向先于自己进城的朋友和老乡学习,在社会行为的习得及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和作用从来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话题(Bowerman & Kinch, 1959; Mead,1970)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进城打工妹第一次产生改变自己的装扮或身体的想法,以及第一次购买服装和化妆饰品,几乎都是在捷足先登的老乡或同事的引导和建议下进行的。比如,买第一件衣服、第一支口红、第一瓶洗面奶,或第一次修眉、第一次上干洗店等等。她们对有关身体打扮的文化资本的获得与其在社交圈内所拥有的相关信息和资源密切相关。

我到广州第一次发工资买了一件8块钱的T恤。由同事参考在餐馆附近买的。因为两人不可能同时休息,所以没能去远的商业区买东西。第一支口红也是同事带我去地摊上花5元钱买的。第一次化妆是涂口红,抹上后照镜子觉得很丑。（注2）

现在想来涂上那种大红色、很厚的、容易散开的劣质口红,是不好看,很土。后来到了西餐厅工作,钱多了就绝不会在地摊上买劣质化妆品了。现在都用进口的100元左右一支的。我现在用的是欧莱雅的口红, H小姐先买的,我觉得不错也买了一支。口红很重要,一抹上人就精神、就靓。高级的口红,颜色正,有光泽、很薄、滋润唇,嘴唇不会起皮,而且很耐用。

这是上面提到过的DN西餐厅的打工妹L小姐的叙述。见到L的第一眼,就注意到她的红白条纹的丝带与西餐厅的副经理H小姐的一样,而这不是餐厅的规定服饰。部长和经理的工装是黑灰色的西装套裙,用红白条纹的丝带装饰,有画龙点睛的效果。L和H又走得很近,在打扮方面自然会模仿和请教H。在餐馆打工妹的同辈群体中,服饰的模仿呈现出这样的现象:新来的模仿老员工,职位低的模仿职位高的;而像部长一级的打工妹,她们模仿对象就不再是打工妹群体,而是年轻时髦的市民阶层。

确实,对那些服务业中的打工妹来说,在工作环境和城市公共空间里遇到的市民尤其是那些新潮的妙龄女郎是她们穿着打扮的主要模仿对象,而这种模仿是打工妹积累身体资本或者说改变乡村的身体的第三条途径。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消费与休闲在中国城市社会的降临,使新的购物中心、广场、公园、餐馆等公共空间越来越多,这为城市人展示自己的身体提供了五光十色的“秀场”,也为打工妹们观察和模仿城市人身体呈现的姿态和装扮风格提供了机会。

笔者在与Y酒楼的8位打工妹做焦点组访谈时发现,除了两位纹过眉的外,几乎所有的服务员的眉型都一样,眉尾向上高挑。本以为这是酒店统一标准的美容化妆,打听后才知道,一个常来的年轻女客是始作俑者。此人是某建筑材料商的太太,长得非常漂亮,听说也是打工妹出身。她打扮时髦,常陪老公来酒店应酬,与酒店的许多打工妹都熟悉,尤其和G小姐投缘。她给G介绍朋友,打牌缺人常常叫G去填缺。一次正好G休假,陪她打完牌,她又带上G一起去美容院,美容师为她新设计了一道最时髦的眉型,美容师说G也适合,她便请客出钱让G修了一次眉毛。修眉不贵,那么高级的美容院也就20元。G以前的眉毛有些倒挂,美容师把她的眉尾拔掉后,用眉笔把眉峰画高,然后轻扫眉尾,本来略显紧凑的五官顿时舒展开来,整个人的面部显得精神很多。低眉顺眼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审美观,而娥眉高挑、神采奕奕则是都市白领女性所追求的符合现代西方审美的洋气扮相。工友都觉得G的眉毛很漂亮,于是大家都照她的眉型修眉,除了两个以前纹过眉的人不能再改变眉型以外,其余的人眉型全都相同。

有意思的是,虽然打工妹喜欢模仿市民阶层的年轻女性,但一般不会以城市高级白领的装束为参照对象。在DN 西餐厅访问打工妹L时,看见她披着一条漂亮的丝质披肩坐在餐桌旁折叠餐巾。在听到这披肩非常漂亮的夸赞后,L 却说披肩是为感觉餐厅空调太冷的女客人准备的。虽然L并不掩饰对披肩的喜爱,但她明确说自己不会去买,“因为我觉得如果披着披肩逛街,会很不自在”。显然,披肩是性感而招摇的饰物,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符号性象征,需要对自己的外表与社会地位有相当的自信。L显然还没有买披肩的勇气,在她眼中,披肩是那些在西餐厅附近的写字楼中上班的白领小姐穿戴的服饰。阶层间的等级界限决定了打工妹只能去模仿比她们等级稍高的一般的市民阶层的女性,或者像建筑材料商太太那样的从打工妹阶层爬上去的女人。最后,和所有处在消费主义笼罩之下的场域一样,广告、大众刊物和电影电视既是张扬身体形象的手段,也是包括打工妹在内的一切人群积累身体资本的当然途径。在中国,一样归诸于消费文化的力量,多数电视节目是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收视率最高的综艺类节目和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城市人,他们是现代时尚的代言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电视里频频亮相的偶像派歌星与都市剧中影视明星的装扮与做派,为打工妹们提供了丰富的身体与形象方面的资讯,比如, T酒店的Y小姐的发型模仿的就是歌后王菲的冲天棒;而现在日渐风行的日剧和韩剧中城市小白领的扮相也深入人心。比较爱时髦的R,一次逛天河广场淑女屋时,看见韩剧《爱情色谱》里女主角启慧常穿的小圆领的红圆点衬衣和红色长裙特别想买一套,但488元的价格令她望而却步,以至为此唠叨了好几天。

六、结语

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她们要通过与城市社会发生密切的互动才能融入城市。这需要她们掌握特定城市社会环境中进行日常社会互动的文化符号和背景知识。这些符号和知识在A. 舒茨那里是指“手头知识”或“库存知识”,反映到身体、语言和观念、思想和品位上的呈现则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普通人正是通过这些“手头的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世界,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展示才能获得阶层与身份的接纳和认同。一个人的既有知识是在个人的生活史中通过社会化过程获得的。打工妹由于进城前没有城市社会的生活实践史,手头缺少关于城市社会的“库存知识”,因而自打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通过城市社会化,积累城市社会的背景知识和文化符号,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对城市身体的认知和改造,是打工妹扮演城市人角色的开始,也是她们试图获得城市社会接纳的最初尝试。

社会学意义的身体不同于人们通常所指的进行新陈代谢的生物机体,也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社会身体是社会秩序与社会价值的象征“身体”,并构成内在于公共生活的深层交往结构,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身体嵌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是维持社会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聚集着社会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所以,身体的延伸和成长能够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习性以及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阶层或阶级的痕迹。社会身体包括通过躯体表达的身体结构、姿态和面部表情,延伸到附着在身体上的穿戴品。

我们已经看到,长期存续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中国社会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显著的象征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比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晰”和“黝黑”等等不同的身体特征。几乎从进城的第一天起,打工妹们就开始了自己身体的城市化历程,如何掩饰农村人的土气、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是他们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职业培训、同辈群体、城市人和大众传媒等途径,打工妹们像积攒每一分钱一样,一点点地积累起自己的身体资本,逐步完成身体的城市化过程。有鉴于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各种高不可攀的制度性门槛,“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起码“像个城市人”还是一个能够争取的现实。

在对打工妹身体的塑造中,我们看到了工业主义的规训和消费主义的享乐的双重作用,尽管前者要求的是对“内在的身体”的克制,后者要求的是对“外在的身体”的张扬。费瑟斯通(2003: 324)注意到一般情况下这种规训与享乐的相容性,“通过常规的身体维护而实现的对身体欲望的征服,在消费文化中被认为是成功拥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外表以及释放身体表现能力的前提条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个案中,乡村的身体同时成为规训与享乐的对象,不过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同时降临造就的独特景观。这样一来,一个身体就可能同时面临三种社会或文化结构的宰制:前工业(乡村)的身体需要的是生理上的健壮,工业的身体需要的是内在的规训,而后工业的身体需要的则是外在的张扬。对打工妹来说,规训与享乐间的相容性可能表现在:通过对身体的规训而实现的对工业文明的屈从是她们能够成为消费时代的城市人所接受的外表及表现力的前提。

注释：

注1：松糕鞋的最大特点鞋底很厚,一般鞋头2 - 4 厘米,鞋跟6 - 10 厘米,鞋底呈平面。由于鞋底肥厚硕大,一般都用塑料泡沫等轻质合成材料制成。其最大功能是增高。作者见到的最夸张的松糕鞋的高度可达15厘米。高跟鞋也能达到增高的效果,但由于后跟纤细不便长时间行走,也很难达到增高10厘米以上的功效。波鞋,就是运动鞋,英文sport的广东话译法。由于广东深受香港文化的影响,市民日常语常常夹杂一些不明不白的英文,类似上海人的洋泾浜语。比如他们称小买店为“多士”,“什朵莓儿”( strawberry)是街边小贩叫卖草莓的声音。

注2：在访谈过程中,当被问及“很丑”是不是指不好看时,她说:“当然不是觉得不好看,是不好意思,不敢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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