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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社区理论、测量与实践探索
——基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查研究
李强 谈小燕
原文载于:《学术界》2016.10
摘要:本文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探索如何建设幸福社区,提出了幸福社区测量指标体系。通过对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了影响社区幸福感的多方面主观、客观因素,包括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区关系、社区组织管理与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数据分析证明本文提出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大体是可以成立的。本文进一步做出理论分析,认为幸福社区不仅指个人幸福,更主要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幸福。本文的结论是中产社区仅仅具备了建设幸福社区的一些基础条件,而幸福社区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激发社区活力,幸福社区的建设也意味着不断“型塑”新型社会关系或社区关系。
关键词:幸福;社区;幸福社区;指标体系;中产社区;社区共同体
一、幸福社区与幸福社区研究
幸福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体验或感受,这种感受具有主观性,但是,它又离不开客观生活要素的支撑。幸福是人们最为频繁谈起的生活目标,是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憧憬,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幸福的英文对等概念,可以有多种,比如:happiness,blessing,well-being等。幸福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话题。社会学非常关注于对人们幸福生活的研究,而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或社区之中,所以,本文使用“幸福社区”概念,旨在探索在社会共同体内,如何追求幸福生活。
“社区”原本是一个非常专门的社会学术语,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千家万户非常熟悉的概念了,特别是自2004年起,我国将“居民委员会”更名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后,社区概念更进入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今日中文的“社区”概念,源于1933年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来访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论文集的翻译,第一次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1〕社会学社区概念的最初涵义是非常重视居住成员相互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的,社区是密切互动、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地域人群体生活的共同体。
这一点也恰恰是本文探讨幸福社区的主旨,即幸福社区固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幸福感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同时强调构建共同体的幸福生活。换言之,如果一个社区或小区,虽然属于高档社区,虽然物质条件相当“高大上”,但是,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区死气沉沉,既没有密切互动,也没有社区认同,这样,就完全不具备共同体的特征,这样的社区也称不上是幸福社区。在此意义上,幸福社区建设,对于人口巨型大城市来说具有很大挑战。因为人口巨型大城市,具有突出的“匿名社会”特征,人们之间缺少认同,虽然这里的物质设施极为现代化,但是,缺少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就称不上是幸福社区。所以,现代化大城市要真正构建幸福社区,面临社会建设,甚至社会重建的重任。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选择的是两个人口巨型大城市的商品房小区,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索在现代化大城市如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社会建设。
目前,学界关于“幸福社区”研究已有了一些,但多是对于其基本内涵的思考,〔2〕测量方面以调查为基础的实证操作还不多见。〔3〕相比之下,政府方面推进的社区建设反而显得更突出一些,有三个概念与幸福社区内容接近:文明社区、和谐社区与宜居社区。
文明社区〔4〕是指管理机制健全,社会秩序稳定,环境整洁舒适,公共服务优质,人际关系和谐,道德风尚良好的先进社区。宜居社区包括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六个方面。〔5〕2005年,民政部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目标是将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相比之下,幸福社区是更为综合概念、显示了对于更高品质社区生活的追求。本文提出:幸福社区指的是规划合理、配套齐全、环境宜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具有独特文化、社区参与性高、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归属感强的地域共同体。本文认为建设幸福社区的核心力量是社区居民自身,而评价社区幸福的主体也应是社区居民。所以,建设幸福社区与享受幸福生活是统一的。
二、幸福社区的测量与评估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幸福社区,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怎样测量和怎样评估幸福社区,幸福社区有没有可以测度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呢?
(一)目前国内外与幸福社区相关的测量与评估
从文献上看,目前直接研究、测量幸福社区的还不多,但是,与此相关的研究却不少见。比如,国内外比较多见的“生活质量”(the quality of life)研究,〔6〕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欧洲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等等。在表1中,笔者列举了一些与幸福社区研究相关的一些指标体系。
表1 与幸福社区相关的一些指标体系
名称 |
发布机构 |
主要维度 |
特点 |
更好生活指数〔7〕Better life index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
收入与财富、工作、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工作生活平衡、教育与技能、社会关系、环境质量、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人身安全、主观幸福感 |
涵盖11个维度,每个维度下都包含客观描述和主观感受 |
不丹全民幸福指标〔8〕(GNP) |
不丹国 |
4个一级指标: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环境、政府治理;9个二级指标:生活水平、教育、健康、文化、生态环境、政府治理、社区活力、时间利用、主观幸福感 |
国民幸福,不简单追求GDP的增长 |
全球幸福指数指标体系〔9〕 |
联合国 |
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利用、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主观幸福感、生活水平 |
33个二级指标 |
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10〕 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DLI |
中国国家统计局 |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 |
42个二级指标 |
这些指标体系虽然没有直接冠以“幸福社区”的名称,但是,所设计的维度和具体指标,与幸福社区所阐释的涵义是大体一致的。比如,OECD的Better life index,已经经过多年的研究和修正,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发展、人的幸福、人们的更好生活为总目标,发展出了整个指标体系,该体系也十分强调社区生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social support network)。所有这些研究,对于本文提出“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近��来,我国国内对于构建“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有很多实践,这些实践有比较突出的政府指导和政府主导色彩。政府力量强大这是最为突出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之所在。当然,幸福社区的最终评价者还应该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广大老百姓、社区居民,所以,政府所推进的社区建设是否真的符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也是衡量能否实现幸福社区的关键,这也是本文研究幸福社区十分强调的一点。
政府方面关于社区建设的推进,主管单位是“国家民政部”。2008年,民政部颁布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指导标准(试行)》,〔11〕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全国兴起了积极的社区建设实践。比较突出的如南京提出的“幸福都市”〔12〕,幸福都市考核指标体系由工作目标指标体系(客观指标)和群众满意度指标体系(主观指标)两大部分组成。类似的政府指导的社区评估还有很多,〔13〕比如“广州市天河区幸福社区评估体系”,从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民主自治、治安良好、智慧低碳、文化繁荣、和谐友爱和群众满意8个方面对幸福社区进行定位。〔14〕下面提出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参考了前述的各种社区评估和理论研究。
总之,从国内外目前的评估来看,与幸福社区相关的研究不少,但真正实施的幸福社区测量并不多见。在指标的具体设计上,尽管各指标体系维度有差异,但总体上都包括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大部分。我国的一些机构和地方政府对幸福社区指标体系建设作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但是对于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显然不足。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社会普遍认可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本文试图对于幸福社区的测量与评估做出一些初步的探索。
(二)幸福社区指标体系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2014-2015年对于全国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研。调研的社区类型十分多元:一类是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变迁的农村社区,有纯农社区、村改居社区、城中村社区、大规模拆迁改造的新城区以及回迁社区等等。另一类是城市传统社区,包括传统的单位大院、旧城的胡同大院、旧城的文化保护区、单位已经转制房屋出售给职工的后单位制社区,以及一些老旧小区、简易房社区、棚户区等等。再一类是比较新型的商品房小区,包括高档的、中档的、普通的商品房小区,这一类商品房小区是我国目前发展最快的社区,目前在多数城市中,已经占到全部城市社区的半数以上。商品房小区是通过价格来筛选居民的,能够买得起商品房的大体上属于中产阶层,所以,城市中绝大部分的新型商品房小区也都是典型的“中产社区”。
在比较不同类型社区的基础上,笔者深感,新型商品房小区在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等方面大体上具备了幸福社区的客观物质条件,由于商品房小区是通过住房价格筛选居民的,住在这里的大体上是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具备了幸福社区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到底如何呢?他们的社会互动如何呢?他们在这里真的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地域共同体了吗?所以,本文所提出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新型商品房小区设计的,由于这类社区的发展速度最快,在我国城市社区未来发展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
在社区调研中,通过对社区居民、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居民的深入访谈,以及征求了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幸福社区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又经过在本文重点调研的两个社区的试调查而多次修改,形成了目前的架构(参见表2)。幸福社区一级指标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客观福利因素。二级指标有9个方面,包括个人和家庭幸福感、社区生活幸福感、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会关系、社区组织管理及社区参与、社区文化、外部环境。14个三级指标,包括个人生活幸福感、家庭生活幸福感、社区生活幸福感、房屋状况、社区基础设施、社区配套设施、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社区交往、社区认同、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环境问题等。
表2 幸福社区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具体含义 |
变量 赋值 |
权重 |
主观 幸福 (25)
|
个体和家庭 幸福感 (7)
|
个人生活幸福感 |
个人生活幸福感 |
1-5分 |
4 |
家庭生活幸福感 |
家庭生活幸福感 |
1-5分 |
3 |
||
社区生活 幸福感 (18) |
社区生活 幸福感 |
社区生活幸福 |
1-5分 |
8 |
|
社区生活改善 |
1-5分 |
4 |
|||
社区生活预期 |
1-5分 |
6 |
|||
客观 福利 (75)
|
住房状况 (12)
|
住房状况 |
总的住房满意情况 |
1-5分 |
2 |
房屋质量问题数 |
次 |
3 |
|||
房屋质量问题处理 |
次 |
4 |
|||
供暖满意 |
1-5分 |
2 |
|||
楼间距满意 |
1-5分 |
0.5 |
|||
使用/建筑面积比例满意情况 |
1-5分 |
0.5 |
|||
社区设施 (16)
|
社区基础设施 |
基础设施总的满意度 |
1-5分 |
2 |
|
电梯 |
1-5次 |
1 |
|||
门禁 |
1-5分 |
1 |
|||
停车位充足 |
1-5分 |
1 |
|||
停车服务满意度 |
1-5分 |
1 |
|||
户外照明 |
1-5分 |
1 |
|||
健康和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 |
1-5分 |
2.5 |
|||
社区配套设施 |
生活便利性满意度 |
1-5分 |
2.5 |
||
学校、医院等的便利状况 |
1-5分 |
4 |
|||
社区基本环境 (13)
|
社区环境
|
宠物影响 |
1-5分 |
0.5 |
|
管理措施 |
1-5分 |
0.5 |
|||
环卫状况 |
1-5分 |
3 |
|||
绿化环境 |
1-5分 |
2 |
|||
景观满意 |
1-5分 |
2 |
|||
社区治安状况 |
治安状况总的满意度 |
1-5分 |
3 |
||
遭遇事件次数 |
次 |
2 |
|||
社区关系 (9)
|
社区交往 |
熟悉程度 |
1-5分 |
1 |
|
社会关系情况 |
位 |
2 |
|||
关系是否和睦 |
1-5分 |
1 |
|||
互助行为-与邻居 |
1-5分 |
0.67 |
|||
互助行为-借盐 |
1-5分 |
0.67 |
|||
互助行为-社区居民 |
1-5分 |
0.67 |
|||
社区认同 |
将社区认同为家 |
1-5分 |
1 |
||
对社区不舍 |
1-5分 |
1 |
|||
社区自豪感 |
1-5分 |
1 |
|||
社区组织管理与社区参与 (15)
|
社区组织与管理 |
居委会满意度 |
1-5分 |
2 |
|
熟悉居委会主任 |
1-5分 |
0.5 |
|||
居委会组织公共讨论 |
是 |
0.5 |
|||
物业公司满意度 |
1-5分 |
2 |
|||
物业公司组织公共讨论 |
是 |
0.5 |
|||
收支公开 |
是 |
0.5 |
|||
物业费公开情况满意度 |
1-5分 |
0.5 |
|||
物业公司评价 |
1-5分 |
0.5 |
|||
物业公司:问题 |
个 |
1 |
|||
社区运营中心满意度 |
1-5分 |
0.5 |
|||
开发商满意度 |
1-5分 |
0.5 |
|||
信息发布 |
1-5分 |
1 |
|||
社区参与 |
参与居委会意愿 |
1-5分 |
2 |
||
了解居委会职责 |
1-5分 |
1 |
|||
参与物业 |
1-5分 |
0.5 |
|||
了解物业职责 |
1-5分 |
0.5 |
|||
参与业委会 |
1-5分 |
1 |
|||
社区文化(6)
|
社区文体活动 |
文体活动总的满意度 |
1-5分 |
2 |
|
文体活动参与情况 |
次 |
3 |
|||
文体活动评价 |
1-5分 |
1 |
|||
外部环境(4)
|
环境问题 |
空气污染 |
1-5分 |
1 |
|
噪声污染 |
1-5分 |
1 |
|||
工业垃圾污染 |
1-5分 |
0.5 |
|||
生活垃圾污染 |
1-5分 |
1 |
|||
水污染 |
1-5分 |
0.5 |
表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栏数字表示指标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方法下文有说明。
三、幸福社区的实证调研与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我们在两个大城市, 选择了两个楼群规模和人口规模相似的商品房社区(X社区与L社区)或称中产社区进行了实证调研。调研的问卷设计与上述的指标体系是完全一致的,问卷分为六大部分共120个问题。调查前曾做过多次试调查,根据试调查结果多次修改问卷,也就是多次修正指标体系,所以,“幸福社区体系”的提出也是以多次试调查作为实证基础的。调查采取入户面对面访谈方式,除了问卷填答外,也对于一些住户进行了开放型深度访谈。两个社区的调查分别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3月完成,问卷户内抽样采取Kish Table方法,最终完成有效问卷为271份,X社区100份,L社区171份。由于两个社区均属于大城市的中高档商品房小区,入户问卷访谈非常艰难,所以,最终完成的有效问卷数量很有限,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弥补这种不足,本文也尽量采用了本研究在其他社区调研中的一些案例材料和深入访谈材料作为辅助和补充。
(一)两个非常典型的“中产社区”
社区X位于大城市A,是中高档的商品房小区,建筑类型是高层楼房,居民2900多户,居民就业者多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司白领以及个体工商业者等,调查显示,家庭年平均收入是36.8万,家庭收入分组,20万至50万组比例最高,占33.3%,10万至20万占22.7%,50万及以上占13.3%,该收入水平在该城市中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社区L位于大城市B,也是中高档商品房小区,楼房类型要更多元一些,有联排别墅、花园洋房、电梯洋房、小高层和高层楼房,总户数约4000户。居民中就业者的构成主要是:个体工商业经营者、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合资外资港澳台企业职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调查显示,家庭年平均收入16.18万,其中5-10万的占30.3%,10-20万的占30.3%,20-50万的占10.6%,50万以上的占4.2%。与上述X社区居民比,要低一些,但是,与其所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比,也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
所以,两个社区的最大共同点即都属于“中产社区”,都具备了建设高水平社区的如下基本条件:第一,两个社区都是隶属于大城市,我国大城市所提供的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十分雄厚,所以,地缘优势有利于两个社区对于公共资源的获取。第二,两个社区都是中高档商品房小区,有比较优质的物业服务,目前小区的房屋价格都有了不小的上升,所以,居民在房屋利益上也是整体获益的,属于体制改革的获益群体。目前,我国发展最快的就是商品房小区,因此,本文集中关注于商品房小区的幸福社区建设,显然对于同类社区有示范意义。第三,两个小区的居民都是典型的中产阶层。上文已经介绍了两个社区的中产的职业构成和收入构成,本次调查还显示,两个社区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感也比较高,X社区居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占66%,L社区居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占60%。第四,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高比例居民都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教育,X社区受过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占55.4%,L社区受过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占49.6%,如此高比例高等教育群体的聚集也是中产阶层社区的典型特征,这有利于社区成员的认同和文明社区的建设。第五,两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社区绿化环境等都是比较优越的,所以,也具备了实现高水平社区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可以说是属于典型的中产社区。总之,所谓中产社区就是由符合中产标准的职业群体及其家庭所居住的社区,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商品房小区符合这样的特征。笔者以为,对于中产社区提出建设幸福社区的目标比较符合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
当然,两个社区也有明显差异,两个社区处于两个不同的大城市,这样两个城市经济政治社会的差异会在社区身上有所体现。再者,两个社区的建成时间不同,X社区建成于2007年,而L社区则建成于2013年,虽然都属于新世纪建成的新型中高档商品房小区,但是,建成较早的X社区的发育程度要更成熟一些,而L社区还处在入住时间还不太长的房屋质量问题突发时期,后文会展示房屋质量对于社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此外,成熟的社区,居民通过几年的相处形成互动和社区认同,时间要更充分些。而L社区毕竟建成时间不长,居民的熟悉还需要一定过程,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对周边资源的获取也还需要一些时间。本次研究也证明,处在不同发育时期的社区居民的幸福需求也有所差异。
(二)两个社区居民对于幸福的认知比较
由于问卷中的问题有120个之多,为了能够简单明了地显示调查结果,笔者将这些数据综合为前述幸福社区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9个方面,即个体和家庭幸福感、社区生活幸福感、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区关系、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外部环境,每个方面均转换为百分制得分,满分为100分,在处理不同指标的权重时,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来确定权重。两个社区居民的幸福感等基本评价参见下面表3。
表3 X社区与L社区的幸福指数总体情况
|
幸福社区总得分 |
个人生活幸福感 |
社区生活幸福感 |
住房 状况 |
社区 设施 |
社区环境 |
社区关系 |
社区治理 |
社区文化 |
外部环境 |
X社区 |
78.66 |
90.31 |
83.18 |
81.17 |
76.97 |
85.06 |
69.48 |
72.61 |
73.26 |
67.78 |
L社区 |
70.34 |
89.09 |
79.86 |
62.01 |
64.89 |
77.32 |
64.43 |
63.28 |
60.87 |
72.68 |
分差 |
8.32 |
1.22 |
3.32 |
19.16 |
12.08 |
7.74 |
5.05 |
9.33 |
12.39 |
-4.90 |
从表3可以看到,两个社区的幸福指数相比较而言,X社区比L社区的评价要明显高一些,幸福社区总得分:X社区为78.66,L社区为70.34。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就两个社区居民自身的条件来说,从收入指标、职业指标、教育指标看,X社区居民的中产特征比L社区的都要更突出一些。
就各个分项指标看,X社区也都高于L社区。两个社区相差最大的是住房状况,X社区比L社区高出19.16分,在深入访谈中也发现(下文有具体案例),L社区房屋状况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居民有抱怨,这是导致L社区幸福感较低的原因之一,可见,即使在中产社区也常常存在住房质量问题,而住房质量是影响社区幸福感的非常重要因素。社区设施、社区环境与住房一样,也属于硬件条件,X社区比L社区分别高出12.08分和7.74分,如果仅从社区设施直观上看,两个社区并没有太大差距,但是,L社区对部分社区设施(包括体育健身设施等)市场化经营、收费运营,结果很少居民愿意付费,导致设施闲置,也导致评分较低。除了硬件条件外,软件条件上,X社区仍然高于L社区,社区文化高出12.39分,社区治理高出9.33分,社区关系高出5.05分。只有一项例外,L社区分值稍高些,即外部环境,这是指社区以外的环境指标,包括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等,这些都不是社区内部的环境因素,而是所在城市的环境因素。总之,X社区幸福感得分高于L社区,能够得到几乎所有分项指标的支持,这也证明,本文所设计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为进一步比较两个社区幸福情况的异同,验证是哪些因素影响居民对于幸福社区的评价,下面进一步作了指标相关分析。以主观评价幸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他多项指标与主观幸福评价的相关关系,具体见表4。
表4 两个社区多项指标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
X社区 |
L社区 |
||
|
系数 |
|
系数 |
|
住房状况 |
0.295*** |
|
0.260*** |
|
社区基础设施 |
0.312*** |
|
0.272*** |
|
社区配套设施 |
0.273* |
|
0.108* |
|
社区环境 |
0.293** |
|
0.206*** |
|
社区治安 |
0.146* |
|
0.0724 |
|
社区交往 |
0.251** |
|
0.132** |
|
社区认同 |
0.113* |
|
0.107** |
|
社区组织与管理:居委会 |
0.221* |
|
0.181* |
|
社区组织与管理:物业 |
0.264*** |
|
0.247*** |
|
社区参与 |
0.260*** |
|
0.270*** |
|
社区文化 |
0.125* |
|
0.111* |
|
外部环境 |
0.125 |
|
0.0682 |
|
显著性:*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相关分析表明,本研究所设计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是能够成立的,指标体系的绝大多数指标,都与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比较明确的正相关关系,两个社区都不具显著性的指标只有一项,即外部环境,上文已经对其原因做了解释。具体观察两个社区的数据,在X社区,相关系数比较高的是:社区基础设施(0.312)、住房状况(0.295)、社区环境(0.293)、社区配套设施(0.273)、社区组织与物业管理(0.264)、社区参与(0.260)。而L社区,相关系数比较高的是:社区基础设施(0.272)、社区参与(0.270)、住房状况(0.260)、社区组织与物业管理(0.247)等。两个社区相关分析表明,对于居民社区幸福感影响的因素既有硬件的要素也有软件的要素,而且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客观物质要素与主观社会管理要素的分布也大体匀称,所以本文提出的幸福社区指标体系具有合理性和可应用性。
(三)对两个社区调查结果的总体分析:幸福社区建设有哪些关键点
第一,社区硬件条件是实现幸福社区的重要基础。
所谓社区硬件条件包括:住房状况、社区设施和社区环境等。老百姓选择某一个社区,十分注重的当然是社区的基础建设,尤其是房屋的质量与社区的基本设施。这也是本研究为什么定位于中产社区的重要原因,中产社区意味着具备了追求幸福社区的硬件条件。从表4相关数据结果上看,住房状况、社区基础设施等社区硬件环境与居民对于幸福社区的评价都是显著相关的。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两个社区绿化环境都比较好,当然,两个社区的住房状况、基础设施等硬件指数也有明显差异。相比较而言,L社区的社区基础设施、住房状况问题比较大,尤其是房屋质量和房屋设计问题。本调查的深入访谈发现,居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裂痕”和“隔音效果差”“渗漏”“门窗密闭性差,变形”“墙皮脱落”“上下水道跑冒滴漏”以及“房间位置设计不合理”,其中最多的问题是“裂痕”和“隔音效果差”,有54.1%的居民认为自己家房屋出现过这些问题。所以,即使是中产社区,房屋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是频繁发生的。根据我们的访谈,L社区某楼居民这样说:
房屋工程质量和设计存在很多问题,一楼外的围墙都是后来重新做的。你说哪有小区不给人家建围墙的。这是后来业主去闹,才给修建的。你看我们外面那些窗户,都没有纱窗的,他们就是能省一笔是一笔。还有的楼漏、裂。去年有几栋楼漏水,室外漏,室内也漏,拉着横幅去销售那里闹,才给解决了。有些家里还没住人房屋都有裂痕了。
所以,居住是社区生活的最为核心的要素,幸福的社区生活一定要建立在高水平的房屋质量的基础之上。目前,商品房小区所发生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也多是因居住者与开发商在建筑质量方面产生争执。本文再次强调,社区的硬件建设是社区生活能否幸福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如果连这样的基础都不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建设幸福社区。当然,从前面数据上看,L社区的总体幸福感也不算很低,70.34分,这是因为在发生房屋质量问题后,开发商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积极维修房屋,后来在小区建设上又有不少新的投入,所以,大部分矛盾得到了化解。
L社区硬件评分较低的再一个原因是设计和管理机制出现的问题。其实,从外观上看,L社区的绿化非常好,社区空间也比较宽阔,但是,在这样大的空间里,却没有设计和建设公共活动设施,连基本的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也没有,而室内会所的健身器材是要收费的,没有办会所卡的居民不能使用,结果六成以上的居民表示从不去会所。而反之,在X社区,我们看到几乎每栋楼下面都有社区休闲长椅,社区有儿童游乐场、有免费的活动室。所以,硬件设施的布局和管理机制也不可忽视。
第二,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是实现幸福社区的基本条件。
自90年代后期我国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以来,城市多数居住小区采取了物业公司管理的市场模式。对于绝大多数中产社区来说,居民能够按时交物业费,物业公司服务到位,双方等价交易,市场运营大体上还是成功的。此次调查的两个社区,从居民回答的总体���况看,对于物业管理总体上还是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这也是两个中产社区幸福指数还算是合格的重要原因。
本次调查显示,两个小区,尽管幸福指数有些差异,但是,总体上对于幸福社区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提供了幸福社区的基本条件。当然,与幸福指数的差异一致,X社区的各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稍高于L社区。具体数据如下:X社区居民对于开发商填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为73.3%,L社区为55.6%;对于物业公司满意与非常满意的,X社区为81.2%,L社区为65.2%;对于供暖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X社区为94.1%,L社区为74.9%;对于环卫垃圾处理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X社区为92.1%,L社区为71.5%;对于社区治安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X社区为88.1%,L社区为82.0%。其他对于供水、供电、电梯等等的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本次调查完全是清华大学师生入户询问住户真实感受,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干预,这样的满意度,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所以,物业支撑了社区基本运行,市场模式运行还是成功的。比起改革以前行政干预模式,如单位模式、街道房管所模式等,服务的内容、细节、质量还是有很大提升。
由于两个社区居民对于物业公司的服务多数还是满意的,所以,当询问“您认为3-5年后本社区会变得怎么样?”X社区填答好得多和好一些的为67.3%,L社区为65.7%,对于未来的憧憬也都是不错的。
两家物业公司都属于开发商的延续,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因为,房屋入住以后,往往会发现许多质量的细节问题,有些最初入住时难以发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这样开发商和物业是一家公司,责任追究比较容易。事实上,两个社区的开发商与物业公司都先后承担了原房屋质量维修的一些问题。我们深入访谈细节也发现,两家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都还是尽最大力量为住户服务,是比较负责任的。
物业公司管理的有效运行显示的是市场模式的成功,而市场模式成功在我国具有重大意义。市场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运行的,市场运行比行政干预往往具有更高的经济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等优点,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社区服务有一定的公共物品性质,所以要防止发生“市场失灵”,对于市场必须有所约束,本文最后一部分会分析对于市场的约束。
第三,实现“邻里守望相助”是多数居民对理想幸福社区的描述。
上述的两个方面还只是实现幸福社区的基础要素和基本条件,而幸福社区缺少不了社区成员密切交往与和谐的邻里关系。中国自古是个人情社会,研究证明迄今人情人际关系仍然占据重要位置。〔15〕社会学以往的研究证明,现代大城市匿名型社会关系,极大损害了人们社区生活的质量。本次调查显示,密切的社区人际关系是构建幸福社区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看到,X社区的幸福感高于L社区,人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问卷中询问了四个层次的问题显示社区内关系密切度:打招呼、存手机号、互相串门、知心朋友。结果如下(平均数):X社区居民见面打招呼的人26名,存手机号码的朋友9名,相互串门的6名,知心朋友4名。而L社区居民见面打招呼的人17名,存手机号码的朋友6名,相互串门5名,知心朋友4名。这样的人际关系密切度,在大城市楼房社区中还是相当不错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问卷的最后,设计了一道开放问题:“您理想中的社区是什么样子?”提示可以从基础设施、社区环境、社区管理服务、邻里关系等方面描述。对于开放问题回答的关键词的分析,两个社区回答结果相似,根据回答关键词的频次绘制了下面的雷达图。
图1 社区居民理想社区雷达图
在图1中可以清楚看到,多数居民理想中的幸福社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在物质条件或服务条件方面,而是强调美好的社区关系、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第四,社区参与对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高幸福指数有重大影响。
关于社区参与也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社区参与包括政治性参与和娱乐性参与。从相关性分析来看,社区参与对于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但从问卷结果和深度访谈看,两个社区的参与都还有待提高。政治性参与方面,当问及是否愿意参与关于社区居委会主任的选举时,X社区有51%的居民表示愿意参与;而在L社区,愿意参与关于居委会主任选举的仅36.5%,且有17.6%的居民完全不想参与。通过访谈了解到L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和成员是街道直接委派的,居委会主任原来是附近一个村的村主任,居委会主任和成员都不是居民选举出来的,居委会主任对社区不了解,居民对居委会也不了解,居委会主任说,“我们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是盖章。”而在X社区,居委会主任尽管不是本社区的居民,但是通过居民代表选举出来的,做事比较积极,重视居民参与,X社区的居民参与度高于L社区。娱乐性参与方面,当问及文体活动的参与情况时,L社区有超过一半的居民一项文体活动都未参加过,而在X社区有超过一半的居民表示参与过两项及以上的文体活动。通过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具体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两个社区治理情况的差异。
居民既是建设幸福社区的主体,也是建设幸福社区的客体。作为建设幸福社区的主体,社区参与无疑是重要的。社区参与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社区资本犹如一把螺丝刀,对于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产生影响。〔16〕在现代社区生活中,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实现社区再组织的良好途径,是社区发展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实现幸福社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当然真正实现居民参与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四、关于幸福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中产社区与幸福社区的关系
本研究是基于对两个中产社区的调研。中产社区的提出对于我国未来的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成为社会的主体。从现实看,中产社区为主体的商品房小区在城市化中发展速度最快,成为城市居民社区的主导模式。
我们清楚看到,中产社区确实具备了朝向幸福社区建设的基本条件。本研究已经证明,中产社区具备了构建幸福社区的众多物质条件、环境条件,中产社区是通过市场购房入住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属于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物质生活条件都比较宽裕。更重要的是,调研发现在中产社区中生活的居民,呈现出一种“中产心态”,对于社区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满意感。在回答“您觉得您家庭幸福吗?”时,填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X社区为95.0%,L社区为94.2%。回答对目前生活满意度时,填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X社区为94.1%,L社区为88.4%。回答对于生活在自己社区的幸福感时,X社区为95.0%,L社区为83.7%。尽管两个社区有差异,但三种幸福感或满意度都不算低。而其当问到:与搬进本社区前相比,您的生活变得如何?回答好多了和好一些的,X社区为77.3%,L社区为65.1%。所以,中产社区也带来了居住者的生活改善的感觉。
当然,调查也显示,两个社区尽管具备了建设幸福社区的一些基本条件,但是,距离高水平的幸福社区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目前,两个社区的幸福社区总体得分也仅是处于70多分的水平上,连80分的水平还没有到。这两个社区,在笔者所调研的全国各地的商品房小区比较中,还属于偏高的水平。所以,可见,全国绝大部分的中产社区,都面临着如何提高幸福社区建设水平的重任。怎样提高呢?仅就本次调查所发现的问题看,笔者以为,以下三方面都很重要。
(二)市场约束与提高社区物业管理水平的关系
上文已经论证了物业公司对于幸福社区建设的重要功能。那么,怎样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呢?仅仅靠市场原则还不够。我们知道,社区运营与一般的市场运营有明显区别,社区管理还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职能,物业公司实际上承担了很多的公共服务功能,所以,为防止市场失灵,就必须对物业公司予以约束和监督。本研究认为约束和监督主要应来自两个方面:业主的和居委会的。
X社区有业主委员会,而L社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两个社区在监督方面有差异。我们知道,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关系中,物业费是核心。调研发现,成立了业委会的X社区,物业费收支情况有定期的公示,而没有业委会的L社区,物业费收支情况从未公示过。在询问物业费收支情况是否公开时,X社区居民回答说公开的为61.4%,而L社区仅为13.4%。数据还表明,在询问“您是否关心物业费收支公开?”时,两个社区居民回答“关心”的比例都非常高。在让居民对于物业费公开这件事情做满意度评价时,X社区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L社区。在回答关于物业公司是否出现过“处理事件效率欠佳”“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时,数据显示,X社区很少发生,但是L社区回答发生“处理事件效率欠佳”的为47.4%,回答“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为30.0%。总之,调查显示,业主委员会的监督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近来不少基层政府部门对于业委会有所非议,但是,从社区管理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业委会和业主一方的监督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个约束应来自居委会。居委会是我国政治制度架构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是我国城镇居民自治的组织,是我国政府与居民之��的最为重要的纽带,应该在幸福社区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此次调查的两个社区,居委会确实有很大差异,X社区居委会监督做得好,而L社区居委会监督很差。问卷中关于居委会是否组织过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给予肯定回答的,X社区居民为48.5%,而L社区仅为3.5%。询问:您对居委会主任的熟悉程度,回答熟悉以及回答认识的,X社区为61.4%,而L社区仅为10.5%。从我们的观察上看,X社区居委会发挥的作用好主要是因为该居委会有一位模范的居委会主任,主动承担了很多社区的管理监督职能。例如,2015年X社区的物业公司试图将物业费提价,结果居民意见大,双方关系曾十分紧张,后来通过居委会主任出面协调,才平息了涨价风波。反之,L社区的居委会基本上没有参与什么社区活动,只是完成上级街道交办的一些事务。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社区治理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事务,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完成的,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支出属于集体消费〔17〕而不是个体消费,也无法仅仅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所以,最具有法理依据的社区治理组织应该是居委会。笔者认为,在居委会、居民、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的关系中,居委会显然应该居于社区治理的领导位置。目前遇到的情况是,很多居委会不负责任,以为有了物业公司自己就可以撒手不管了,这是极端错误的。缺少了居委会的治理与监督功能,社区治理必然产生极大缺陷甚至混乱。
(三)激发社区活力与建设幸福社区的关系
本次调研的两个社区幸福指数总体得分仅有70多分,显然距离高水平的幸福社区还有很大差距。那么,最主要是差距在哪里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差距是缺少社区活力。人或社区居民是社区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居民是幸福社区的主体,居民既是幸福社区的享受者,也是幸福社区的建设者。参与本身就是建设,幸福社区的突出特征应该是,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18〕
从此次调研看,突出问题还是社区居民参与不足和社区缺乏活力。此次问卷调查了大约十项社区参与活动的细节,调研数据显示,L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比例十分低下,大多数社区活动的参与率都不足10%,X社区的参与率要高一些,但多数活动的参与率也就是三成左右。
对比我们所调研过和采用社区干预方法组织活动的一些社区,X与L社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笔者的课题组近期采用社区干预方法组织“清河实验”,在Y社区推进居民自治,由居民自己设计社区logo、居民参与设计社区景观规划、参与墙绘、组织亲子活动、组织居民学堂,以及提出社区晾衣杆方案、规范停车实施方案等等,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社区的过程,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社区的满意度、归属感和幸福感。
社区参与不足和社区缺乏活力是长期以来我国社区建设的难题。市场化改革以前,社区管理的特点是政府包揽过多,社会处于附属、被动的位置,群众遇到事情大多会推到政府一方。〔19〕市场化改革后,随着新型商品房小区的兴起,市场机制兴起,物业公司进入社区,甚至占据了主导位置,往往是居民没有话语权,处于被动地位,导致新型社区矛盾。所以,建设幸福社区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如何激发社区活力,让居民真正参与到建设幸福社区的过程中来。只有具备极大活力的社区,才可能实现高品位的幸福社区。
(四)社区共同体与建设幸福社区的关系
社区概念与共同体概念非常相近,社区的本意就是地域共同体或居住共同体,所以,幸福社区不仅指个人幸福,更主要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幸福。而共同体的幸福比个人幸福要复杂得多,所以,本文试图用指标体系来测量和展现这样一种居住共同体的幸福状态。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改革开放38年来,我们又经历了社区治理体制的巨大变迁,在这种双重变迁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于居住社区的变化有切身的体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市经历了住房体制的重大变革,自此新建商品房小区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城市新型社区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新型社区模式也意味着不断“型塑”新型社会关系或社区关系。以往素不相识的人群,在极短的时间内涌入到商品房小区中来,面临着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社会学强调路径依赖,即一种行为定势会对于后来的行为或关系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本文选择两个商品房小区探索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新型居住共同体的规律,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建设新型社会关系的期待。其实,这不仅是作者的期待,也是全社会对于新型社会关系的期待,正因为如此,近来和谐社区、宜居社区的口号不绝于耳,而幸福社区是对于高水平、高标准社区建设的憧憬。就在本文写到收尾的时候,从媒体上看到了万科物业关于“幸福社区测量模型”发布的信息,该模型比较偏重于安心、参与、信任、共生等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这也再次印证幸福社区是社会各界对于美好社区生活的憧憬。
本研究发现,在这样一种新型居住共同体中,目前有两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居委会(服务站、党支部)。从理论上看,一个代表了市场的力量,另一个代表了来自基层政府的力量。从所研究的案例看到,目前物业公司处于主导位置,也就是说市场原则处于主导位置。这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本**调社区治理中要对于市场有所约束。目前物业公司承担了不少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职能,所以,笔者认为:要对于物业公司的性质重新加以探讨,物业公司不仅仅是公司,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医院、学校类似,有较强的公共服务职能。所以,政府应该对于物业公司加强监管,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看,也应该有所投入。目前,在这种新型商品房小区中,居委会功能弱化的现象比较突出,普遍的问题是居委会本来应该是居民自治的组织,但中高档次的商品房小区中,几乎没有居民或业主愿意做居委会委员(领取目前这样较低的工薪),承担基层街道繁重的指令性任务,这也是目前新型社区关系提出的难题。当然,目前在社区的三元力量中,最弱的是社,即社区居民这一方,而幸福社区生活是否幸福,最终的享受者、评价者、建设者应该是社区居民,所以,本文也特别强调社区参与、激发社区活力在幸福社区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
注释:
〔1〕马士奎、邓梦寒:《费孝通的社会科学翻译成就》,《中国科技翻译》2014年第27卷第1期。
〔2〕韦朝烈、黄炳境:《论幸福社区建设的社会背景及其科学内涵》,《探求》2014年第5期;陈雅丽、唐晓阳:《创建幸福社区的若干思考》,《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项继权、张瑞瑞:《幸福社区的内涵及其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
〔4〕《首都文明社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http://www.zhoudao.cc/fagui/102859.html。
〔5〕建设部:《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http://www.gov.cn/jrzg/2007-06/25/content_660218.htm。
〔6〕周长城:《全面小康:生活质量与测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参见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8〕参见www.grossnationalhappiness.com。
〔9〕参见http://worldhappiness.report/。
〔1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31_661933.html。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指导标准(试行)》民发〔2008〕142号,2008年10月6日。
〔12〕参见http://www.njshjs.gov.cn/40727/40730/201203/t20120313_2314708.html。
〔13〕朱民阳:《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3期。
〔14〕刘静、田禾:《天河区全市率先发布幸福社区评估体系有九类指标》,《南方日报》,2012年9月18日。
〔15〕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6〕罗伯特·帕南特:《独自打保龄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7〕李强、葛天任、肖林:《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江淮论坛》2015年第4期。
〔1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李强:《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激发社会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日。
〔责任编辑:刘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