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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就业热”的反思*
——基于中国城市均衡发展的分析
文军 陈yu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摘要: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日益掀起的二线城市“就业热”在区域人口规模、区域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结构等方面对二线城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二线城市为应对“就业热”所引起的种种挑战,需要在公共空间、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做出积极回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城市竞争力。而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城市的均衡化发展。
关键词: 二线城市 “就业热” 均衡发展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6期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词汇之一。关于“二线城市”的提法,一般认为,最先是由房地产界针对全国行业发展形势所提出来的一种投资取向和市场构想,随后被逐渐运用于商业、贸易等领域。目前,学术界也开始着手“二线城市”的相关研究。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提法是一种对城市类型和等级的探讨。当前,国内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类型和等级的划分大多是基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的规定,即按照人口的规模,将城市区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见表1)。随着中国城市化战略大踏步地迈进,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成为非农户籍人口,城市人口的数量也大幅激增,而学术界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也都开始以百万人口为计量单位。
表1:中国城市规模等级
等 级 | 城 市 | 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 |
第一级别 | 大城市 | 50万以上 |
第二级别 | 中等城市 | 20万以上,50万以下 |
第三级别 | 小城市 | 小于20万人 |
资料来源: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育,使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城市的形态也越来越丰富。单纯的从人口规模上来进行城市的划分越来越不足以体现当代中国城市类型和等级的特点。虽然大、中、小城市的提法,受学术惯性的影响仍然作用于学术界的研究,但“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提法则为认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和区域特征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视角和方式。
关于“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提法,有学者追溯了其不同时期的含义,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1964-1978年,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分。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地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第二种情况是改革开放初期,按开放程度和顺序进行的划分。一线城市是指1992年允许合资试点的五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和六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二线城市是指1999年扩大合资试点的省会、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三线城市是指有战略意义的其他大中城市。这一概念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三是近年来流行的按城市地位的划分。[1]
目前,学术界关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基本定义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局面,但是,在“一线城市”的基本范畴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一般认为,一线城市仅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城市。这四座城市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市场成熟度、经济控制力等方面的实力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大陆中最强的,且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7》显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综合竞争力位于大陆城市的前四位。[2]
二线城市的范畴则没有一线城市那么明确,有学者将二线城市明确定义为:“除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外,具有较大规模的省域中心城市。”[3]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个概念的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三线城市或许在明天就成了二线城市,因此,可能会有一些类似“准二线城市”这样的模糊概念。其实,“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划分只是一个理念区分,刻意地追求二者之间的边界的意义是不大的,二者只是一组相对而言的概念。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理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区分,更是一个城市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分。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长期以来,我国各类人才集聚在几个少数的一线城市,几乎成了人们就业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首选地。然而,最近几年不断升温的二线城市就业热逐步打破了一线城市就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了许多年轻人首次就业的青睐。目前,关于二线城市“就业热”的报道不断见诸于各大媒体。如《北京晚报》报道,2009年,北京大学去中西部就业的学生比前一年就增加了30%;而清华就业的毕业生也有40%选择了到京外城市就业,其中到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从2004年的90人攀升到去年的389人,增长幅度超过4倍。[4]虽然目前我们缺乏一些强有力的定量数据来证明二线城市“就业热”已经广泛地发生,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些调查的数据,从一个侧面上找到二线城市就业市场开始升温,逐步形成“就业热”的事实。著名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的两份调查就足以成为二线城市“就业热”的佐证。
一份是万宝盛华(中国)于2009年3月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070位求职者开展的一项专题调查,即《2009年跨城市人才流动调查》。此项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候选人在跨城市方面的经历、未来流动意愿、原因及工作期望。该调查数据显示:未来1-2年考虑跨城市工作的人才中,有36%的人考虑从一线城市转移到二线城市。[5]这个数字表明:相比以往,二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强。同时,该调查还发现,在回答“具体来说,您愿意去哪些城市工作?”的问题中,想去杭州的占到21%,超过了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如图1所示)。
图1:人才流向城市分布图
资料来源:《万宝盛华跨城市人才流动调查报告》,2009年7月16日。
另一份调查则是《万宝盛华雇佣前景调查》。2010年第二季度“雇佣前景调查”是基于对中国大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966家企业雇主的抽样访问结果而得到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4个城市中,苏州、重庆和深圳分别以+32%、+24%和+23%的净雇佣前景指数(未经季节性调整分析)位居全国就业前景前三位(见图2)。[6]这一数据表明,二线城市就业前景将好于一线城市。此项调查的结论在《万宝盛华雇佣前景调查》2010年第一季度的调查报告中已有所表现,2010年第一季度调查中,重庆以+22%的净雇佣前景指数位列全国之冠,而西安和青岛也呈现出令人期待的招募前景,两个城市的净雇佣前景指数均为+19%。[7]
图2:14个城市雇佣前景排行
资料来源:《万宝盛华雇佣前景调查•中国大陆•2010年第2季度》,2010年6月8日。
从上述的两份调查中的数据,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认识到,不少从业者,或者即将就业者开始一改往日只将目光盯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工作的就业取向,逐渐开始考虑到二线城市发展。
虽然一线城市在资金、人才、资源、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有着二线城市所无法赶超的竞争力,但是二线城市自身也含有一定的城市优势是一线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二线城市相对低廉的房地产零售价格和生活成本是吸引广大就业者前往的最大硬性条件。
住房是一种经济财产,但又并非一般的商品,因为其“异常持久的财产使用方式及其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方式是无从比较的”。[8]近几年来,我国城市房价一直呈现着持续上涨、居高不下的态势。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而一线城市中的广州、深圳和北京的涨幅分别为19.9%、14.3%和13.2%,位于涨幅最大的前五位。[9]一般来说,我们考量房地产价格是否适当采用的“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这一指标。房价收入比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住房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年平均房价与居民平均年收入之间的比率。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一般为3-4倍,也就是说,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用3-4年的全部收入就可以购买一套中等档次的住房,目前美国的房价收入比为3倍左右,日本为5-6倍。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房价收入比在3倍至6倍之间比较适当。而当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一般都已经达成两位数字,如2004年和2005年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6.52和9.83倍,而2006年飙升至15.76倍。[10]再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四环路以内商品住宅期房销售均价为25907元/平方米,四至五环路为16352元/平方米,五至六环路为11361元/平方米,六环路以外为9855元/平方米。[11]而同期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738元[12],按房价收入比公式计算可得,同期北京市房价收入比在27.13-10.32之间。而二线城市的房价相对一线城市来说,则是价位低廉的。我们以南京、无锡和常州为例(见表2),三地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7.9、7.0和5.9。虽然这三地的房价收入比大多超过了国内学术界认可的6倍房价收入比的上限,但相对于一线城市两位数字的房价收入比来说,显然要低了很多。以此类推,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相对较低,而相对低廉的房地产价格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就业者考虑前往二线城市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
表2:南京、无锡、常州房价收入比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 销售额 (亿元) | 单 价 (元/平方米)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房 价 收入比 | |
南京 | 1187.3 | 853.1 | 7185.1 | 25504.0 | 7.9 |
无锡 | 1007.4 | 631.3 | 6265.9 | 25027.0 | 7.0 |
常州 | 1082.9 | 538.1 | 4969.1 | 23751.0 | 5.9 |
数据来源:《南京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09年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除了相对低廉的房价以外,二线城市的城市规模也为就业者所青睐。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线城市的城区在不断地向外“摊大饼式地”扩张和延伸。加上城市内部区域功能的分离和中心城区房价一再地被哄抬炒高,逐渐造成了很多就业者工作区和住宅区的空间“隔离”。不少一线城市的就业者,每天花在上班来回路途上的时间长达4小时。而二线城市由于城区规模较小,各个功能区域之间相对较近,就业者更容易在工作场所与闲暇场所之间切换。而相对节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由就业者自由支配,这也有利于提高就业者的生活幸福指数。
“工作轻松,压力较小”是就业者选择二线城市就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二级城市工作不是没有压力,但相对一线城市来说,就业压力要小得多。一线城市由于城市发展早,大量人才精英汇聚,加上工作岗位十分有限,竞争异常激烈。而二线城市由于其后发性,在一定程度上短缺人才,特别是高学历的人才。高学历的人才一旦进入二线城市工作,总体上是会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的,作为骨干力量加以优待和重点培养,工作压力也没有在一线城市那么大,并且相对来说收入较之一般就业者要丰厚。
除此之外,一些二级城市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各种优惠的就业政策,希望借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者就业观念转变的大好时机,大批网罗人才。如2010年宁夏银川35家企事业单位携580个岗位进京招聘人才,为了帮助企业招揽人才,银川政府特别提供补贴。企业招聘的硕士生,政府每月补贴1000元;企业招聘的博士生,政府每月补贴1200元。[13]
在上述的几个因素:相对低廉的房价、适中的城市规模和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工作较为轻松以及优惠的就业政策等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就业者开始前往二线城市图谋发展,希望在二线城市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
城市是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在空间上积聚而形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载体,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悠久,距今4000至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城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轮城市建设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有100多座城市。[14]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的分布范围也开始由黄河两岸向南向北扩展,逐步形成规模各异、层次不同的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历经了起起落落的几次波折。据统计,1949年中国有城市136座,城市化率为10.7%。大跃进时期城市数量一度增加较快,“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所回落,1978年底有城市193座,城市化率仅为17.92%。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间仅增加新城市57座,年平均不足2座。[15]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探索和实践,使我国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中国城市化也由此步入高速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287个,县级城市为368个)。其中,市辖区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13个,200万-40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26个,100万-20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79个(市辖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118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19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5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有267个。[16]
我国城市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城市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状态也是尽显无遗的。首先从设市的布局来看,2005年中国有建制市661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平均每万平方公里设市0.7座。以云南腾冲至黑龙江爱辉之间直线为界,则西北地区(以内蒙古、宁夏、新疆、甘肃、青海、西藏6个省区为代表)每百平方公里设市0.12座,而东南沿海地区是1.4座,两者之比为1:12。其次,从每百万人口设市数量计算来看,西北6省区高出东南部地区1/3,其中新疆、内蒙古、宁夏等省区每百万人口设市数量不仅为四川、安徽、河南等省的2-3倍,而且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17]可见,我国西北地区地广人少,不得不降低城市设置的人口标准。再次,从土地面积、非农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上看,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4.1%的东部地区,城市数量却分别占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4%,城市非农人口占了全国44.9%,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58%,分别是西部的2.5倍和4.2倍。[18]
中国东部、东南部与西部、西北部的巨大差距是基于先天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加之后天历史条件等因素作用所共同��成的。目前,中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计划,试图扭转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局面。而城市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载体,要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加速进步,就必须立足于城市。如果说农民工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最激动的人口转移的话,那么二线城市“就业热”将会掀起新一轮人口大规模转移。二线城市“就业热”是一次人口主动转移的过程,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二线城市的“就业热”起到了弥补我国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作用。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能动元素,而对于城市化进程来说,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一般来说,人口城市化的路径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区域内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来实现的。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流动的加剧,外来人口迁入本地区,成为本地城市户籍人口开始成为人口城市化的一种崭新方式。本文所提到的二线城市“就业热”中的就业者,一般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他们取得城镇户籍易非难事,这样便给二线城市注入新的城市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二线城市人口城市化的比例。与此同时,人口转移到二线城市,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压力便会相对减少,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对中国城市的均衡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从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城市的角度来看,二线城市就业热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均衡发展。
城市人的“量”,即城市人口规模对中国城市均衡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人的“质”,即新的城市人口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城市社会学原理指出,“时至今日,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聚居方式,而城市人也成为城市框架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19]城市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二线城市“就业热”为二线城市增加了数量可观的城市人,而且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高素质的人才。这些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他们本身天赋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必然是二线城市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社会财富,为二线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因此,当前出现的二线城市“就业热”无疑有利于促进各城市间人力资源分布的均衡化。
除此之外,二线城市就业还带动城市间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比如,随着各地城市化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成了区域经济中心与货物集散地,由此会带动高新技术人才和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长势,同时也给作为区域中心的二线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而拉动人才链和就业潮的增长。而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却进一步提高了一线城市的运营成本,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大型外资企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北上西迁潮”,力图向二线城市迁移或扩张,积极开发新市场,这在战略上为我国城市的均衡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平台。
二线城市“就业热”为二线城市的人口城市化贡献了力量,为二线城市的发展带来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引起了城市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二线城市就业热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未来均衡发展的指向标。
二线城市“就业热”为二线城市带去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去了许多挑战,如在住房、医疗、交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二线城市无不面对着全方位的考验。对许多二线城市来说,未必就已经做好了积极应对和承接人才浪潮来临的准备。
正如城市社会学家帕克所说的:“人口在城市里集中、市场不断扩大、劳动分工、个人和集团分别致力于某种特殊事业,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物质生活条件,与此同时,社会也越来越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20]二线城市为了应对“就业热”所引发的挑战,避免“就业热”可能造成的风险,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努力营造富有竞争力的现代职业体系和公正公平的发展环境,保障各类人才的基本权益和适宜的生活环境,这样才能不断能够吸引住人才,而且更能够留得住人才。
与此同时,二线城市在城市建设方面也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城市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二线城市“就业热”中的大部分就业者对城市公共空间是有需求的。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则包括对舒适的需求、对松弛的需求、消极的参与和积极的参与,其形式主要有咖啡馆和茶馆、街心公园、会馆、广场,等等。[21],二线城市由于先前种种原因,城市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很充足。因此,二线城市需要加强城市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否则,一个不适宜人们生存的、窒息人发展的城市必遭到淘汰。加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之一,也是吸引外来就业者的一个持久性推动力。
除此之外,随着“就业热”的兴起,大量人口涌入二线城市,改善居住条件和城市管理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在现代都市,社区是城市人的基本居住载体和生活空间,城市社区建设的完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城市的整体而言,城市的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可以有效地增强城市社会的整体机能,并以此促进人与城市的共生发展。因此,二线城市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改造方面急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同时,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还要不断地加大改革和创新的力度,以适应不同人群多样化发展的需要。
如上所述,在“就业热”面前,二线城市还有很多的挑战要面对,这些挑战不仅有物质和技术层面,更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完整的城市建设不仅体现在城市的物质建设层面,也体现在城市的制度和文化建设层面,更体现在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人的层面。如果二线城市能够成功应对这些挑战,那么必然会带来二线城市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并逐步缩小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从长远来看,它也必将促进中国城市的均衡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伟光:《中国二线城市科学发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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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宝盛华:《万宝盛华雇佣前景调查•中国大陆•2010年第2季度》,万宝盛华中国大陆官方网站,http://www.manpower.com.cn/,2010年3月9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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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牛凤瑞:《城市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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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郑也夫著:《城市社会学》,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9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