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原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p8－17

　　摘要：本研究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及其决定机制。本文的理论假说如下：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还存在制度歧视，劳动力市场依旧是二元性质的。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城市劳动力市场；阶层间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歧视

　　一、问题的背景、目的和方法

　　（一）本研究的背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0~2004年的14年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体的比率从61%下降到25%，降低了36个百分点，就业人员总数减少3636万人，减幅为35%.与之相反，同期非国有单位（不包括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净增6323万人，扩大了6.6倍，大大超过了城镇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55%），占全体的比率也从5%上升至24%[1].在这些统计数据的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主要进入了非国有单位，国有企业的改制导致从业人员的身分变化，国有单位的部分职工跳槽到非国有单位等。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劳动力的流动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也表明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不同的单位之间流动，不是说只要你有本事，你就可以如愿地实现流动。在更换工作单位或职业时，个人具有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固然重要，各种外在的制度性因素往往更具有影响力。众所周知，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你出生何处、是农业户籍还是非农户籍对迁居、择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曾有明文规定，严格限制外地民工参与本地某些行业的就业竞争，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较早时期就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高，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存在各种制度性歧视，外来的民工、非本地的城镇居民、本地居民往往只能进入特定的市场阶层（严善平，1997；杜鹰和白南生，1998；姚洋，2001）.严善平（1993；1997），Wang Feng和Zuo Xuejing （1999）分别对上海、广东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有关分析结果，明确指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即在同一阶层内部的单位之间，人员流动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人员流动却要少得多，尤其是自下而上的上升流动。Meng Xin和Miller（1995），Meng （2000），严善平（2001；2005b ）利用问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别推算了民工和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据此指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存有明显的阶层化现象。在南亮进主持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对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就业形态、工资差距以及意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户籍制度的存在而严重地呈现了阶层化（南亮进和牧野文夫，1999）.

　　但是，与正统的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相比，有关中国的既往研究在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上均存有明显的不足。根据严善平（2005a）第8章的介绍，检验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阶层化，通常使用以下3种方法：第一，分别推算不同阶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函数，把推算结果与总体的工资函数进行比较，以检验相互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一个竞争机制比较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阶层的工资差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的多少。如果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不同阶层之间明显地不同，则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存有阶层化现象。第二，按一定标准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水平，决定流动水平的内在原因，以及伴随流动引起的收入变化。第三，建立计量模型（Probit ，Logit，Tobit ），实证分析劳动力在不同阶层之间是否流动、流动的频度有多大、以何种方式流动，以揭示个人、家庭的有关属性，制度因素，社会环境与流动的内在关系[2].

　　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数据，上述的后两种方法在劳动力市场的阶层化研究中没能得到很好地利用[3].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结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的阶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状况、影响流动的基本要素、以及流动给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带来哪些变化。

　　（二）本研究的目的、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证分析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以弥补该领域研究的欠缺。具体地说，本研究企图对以下3个理论假说进行统计分析：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本地居民主要就业于由大企业等组成的正规部门或公共部门，而外劳则主要在零散的非正规部门谋生。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当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

　　为了对上述假说进行统计鉴定，2003年底，笔者在上海对3005名在业人员（本地居民1505人，外劳1500人）作了专项问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个人是否有流动经历、流动之前和之后的工作单位的行业、所有制性质、职工人数、工资水平，以及本人的职业、流动的时期等内容[4].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直接使用有关的个人信息，还可以根据分析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组合，再生新的变量。比如，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每个人从事的单位属性进行定义（正规部门、公共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确定每个人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方式（非正规部门内部、从非正规流向正规、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行业）等。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2节利用人口普查的汇总材料，概观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结构和近年来的变化状况，以刻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市外劳持续增加，但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就业结构又截然不同的客观事实。第3节利用问卷调查资料，描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状况和主要特征。具体地说，我们要从年龄、学历等角度比较分析本地居民与外劳的流动状况、流动的理由和方式、以及部门选择的决定要素等。第4节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个人的流动行为、流动频度与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的统计关系，流动方式与工资收入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歧视问题。

　　二、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人口急速增加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都市，2003年的户籍人口为1340万人。从外地来上海务工经商的外劳及其子女总数499万人（2003年），如果除去游客等短期滞留人员，实质上的定居人口及其预备军可达460万人。就是说，在上海居住的所有人口中，没有上海户籍的占1/4.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5].



　　表1反映了上海市户籍人口、外来人口的变动情况。据1983年的首次流动人口调查，包括郊区的流动人口也只有50万人。在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的增加很有限。南巡讲话以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加快，流动人口的规模相应地迅速扩大。1993年流动人口总数达281万人，其中来自外省市的达251万人，相当于户籍人口的19.4%.在此后的10年中，外来人口猛增到49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7.2%.外来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户籍所占比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45%上升到2000年的80%还多，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比率从1986年的23%上升到90年代的75%.在过去的20年中，上海的户籍人口增加缓慢，而经济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数百万廉价劳动力在默默地工作，在创造财富。

　　（二）本地居民与外劳的就业结构

　　外劳的主体是来自内地农村的农民，在城里，人们习惯地叫他们民工。大家都知道，民工的人力资本相对较少，再加上种种人为的限制，他们从事的工种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这些活不仅重、脏、险，工资又低。

　　图1根据第5次上海市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制作。从图1可以看出，按8大职业分类的就业结构中，农林业的比重仅有11.3%，生产及运输设备操作等人员占38.2%，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占22.4%.构成白领阶层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合计达28.0%，大大高出全国平均的10.5%.总体上来说，上海市的职业结构基本上实现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外劳和本地居民之间，职业的结构分布呈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外劳主要分布在生产、服务、商业等蓝领阶层，白领阶层的比率较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大的结构差异呢？仅仅是因为本地人与外地人拥有的人力资本不同？还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公平？如果后者是导致职业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就很难说这种差异是正当的，这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吻合的。

　　三、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状况、就业选择

　　（一）劳动流动的定量化、部门的定义

　　本文的劳动流动专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转移，不包括通常的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表示流动的数据来自问卷调查的有关项目[6].如前文所述，问卷项目包含了很多与流动经历相关的内容，在此，我们把曾经换过工作单位的人定义为流动人员，把流动人员占全体的比率定义为流动率，把个人曾经换单位的次数定义为流动频度。流动率可以表示劳动力市场总体的流动水平；流动频度可以反映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活性程度。

　　劳动力市场由各种产业、行业和职业构成，每个人因工作单位的性质、规模不同，工资收入当然也不一样。通常，我们把大型企业等称为正规部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称为非正规部门，政府机构、大学等事业单位称为公共部门（Gindling，1991）.正规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较高、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也相对较好，工作本身比较稳定，是人们向往的场所，而非正规部门的情况恰好相反。不过，正规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熟练程度有较高的要求，而非正规部门的进入门槛较低。只要有强壮的身体，即使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和资本也可以参入。在没有种族、民族、性别歧视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最终会让每个人各就各位，充分有效地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在信息不充分的求职过程中，你有可能从非正规部门入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寻找机会，自下而上地往正规部门或公共部门流动。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步到位，但大的方向不会有错（Todaro ，1980）.



　　本文依据工作单位的职工人数和所有制性质，把调查对象分为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和公共部门3大部分。各自的定义如下，（1）正规部门：在国有企业，或职工人数30人以上的集体、三资和私营企业工作的全部人员；（2）公共部门：在行政机关、大学、研究所等事业单位工作的全部人员；（3）非正规部门：个体工商户、居民的家政服务人员、职工人数不满30人的各类企业就业人员。这里采用的划分标准主要来自现地调查的感受，当然不是绝对的。

　　（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水平

　　首先，我们利用前面定义的流动率指标，简要分析不同年龄阶层、不同教育水平与流动率的关系。根据问卷调查，上海劳动力市场中本地居民和外劳的流动率分别为48.1%、33.6%.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本地居民，1/3的外劳曾经换过工作单位。这个水平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值[7].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劳动的流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在不同学历、性别之间，流动率的差异很小（本地居民男女的流动率分别为48%、52%，外劳的男女流动率分别为35%、33%）.

　　但是，在不同的年龄阶层之间，流动率呈现了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本地居民的年龄与流动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年龄越大，有流动经历的人员比率显著增加。与之相反，外劳的年龄大小与流动率高低呈负相关。如按年龄分组，本地居民40~49岁的流动率较低，外劳25~29岁最高。外劳在上海的生活时间较短，上了岁数的又难以找到新的工作，而本地人较少地受这类因素制约，他们可以利用各种社会资本，不断地往更好的单位流动。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询问了最近一次更换工作单位的时间。据汇总，本地居民最近一次更换单位的时间在1989年之前、1990~1999年、2000~2003年的比率分别为13.5%、31.4%、55.2%，而外劳分别为0.4%、21.9%、77.8%.外劳在上海没有户籍，多属于暂住人员，故此，绝大多数流动发生在近几年，而本地居民在20世纪90���代就出现了相当频繁的流动。这从侧面反映了大上海的市场化、国际化的高水平。

　　其次，我们利用流动频度（曾经换过工作单位的次数）来描述就业人员的活性程度。据汇总资料，至调查时点为止，本地居民和外劳的流动频度分别是2.24次、1.98次，前者略多".流动频率与学历的关系在两者之间的表现不尽相同。在本地居民中，除了样本很少的无学历人员，从小学到大学程度的所有人员的流动频率都大致相同，而外劳到高中程度为止基本相同（2.2~2.4），但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的明显偏低，分别为1.9、1.4、1.8.这说明，外劳的学历越高，其流动倾向反而较低。实际上，在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96人中，非农业户籍的占78%.他们主要是来自其他城市的打工者，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可以比较容易地参入比较上层的劳动力市场，获取较高的收入。所以，一旦有了工作，一般不轻易地到处流动。而学历较低的民工，起初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他们只能在工作过程中等待机会，寻求发展。



　　最后来看一下流动的理由。在调查问卷里，我们询问了最近一次换工组单位的最主要理由，表2是问卷的汇总结果。从该表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在外劳中，因合同期满、居住地点发生变化等客观原因而流动的比率很低，因工作单位倒产不得不流动的比率也不高，由于原单位的工资待遇较差或不适应原单位的工作内容而主动辞职的分别占33.7%、10.6%；本地居民因待遇差主动辞职的也不少，但比较醒目的是原单位倒产所致。

　　仅从数字来看，外劳似乎更主动积极地在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的就业状况应该比较理想。相反，本地居民因企业倒产，不得已才更换了工作单位，所以他们的就业状况一定很糟糕。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在求职时存在户籍歧视，如果在国有单位丢掉饭碗的本地居民能得到政府的照顾，即使是被动的流动，流动的结果也未必就差。下文的实证分析将对这一判断给予统计支持。

　　（三）流动方式、部门选择的决定因素

　　流动的理由多种多样，但流动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在非正规部门内部、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或反向流动、正规部门内部的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表3反映了调查时点本地居民和外劳的部门分布和流动方式的分布。依据表3的汇总数字，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事实。

　　第一，本地居民与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单位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劳动市场，90.5%的本地居民在正规或公共部门工作，而外劳的同一比率仅有28.5%.换句话说，70%以上的外劳就业于非正规部门。

　　第二，更换工作单位的流动方式在本地居民和外劳中也存有显著的差别。外劳的66.4%没有流动经历，有流动经历的占33.6%.其中在非正规部门内部、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内部的各占15.5%、14.8%.相反，本地居民的绝大多数属于后者（占38.1%）.外劳既有水平流动，也有上升流动，而本地居民主要是上升流动。这意味着外劳多处于无奈才流动，而本地居民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以改变自身就业状况的选择。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把流动前后的所属部门进行了比较。表4是有关本地居民和外劳流动方式的汇总表。可以显然地看出，在有流动经历的外劳中，流动之前属于非正规部门的占55.8%，而现在处于同一部门的却上升到67.9%.由此可以进一步指出，外劳变换工作单位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就业状况，总的来说只会越来越糟。本地居民也有这种倾向，但绝对水平是很低的。

　　顺便指出，流动人员从事的行业在流动前后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的顺序相关系数达0.78.这意味着，更换工作单位主要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发生的。一个人掌握的各种技能、知识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也正因为很多知识是专业的，所以，它一旦离开特定的行业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行业内部的流动为主，正好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在人力资本的配置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问题是，为什么某个人可以在特定的部门就业而别的人就不行？通常，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人进入大企业、公共部门的概率相对较高。在当代中国社会，党团员也是一份重要的政治资本，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参入理想的部门；户籍因素在中国也很重要，它也会影响一个人何去何从。总之，个人的有关属性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就业单位的部门性质。

　　为了检验上述思路，我们建立了如下的部门决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定模型，部门性质=f（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年数、政治面貌、户籍所在地），以统计检验各要素是否影响个人部门选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部门选择发生影响。表5是多项Logit模型的推算结果，各个要素的边际效果表示与非正规部门相比较时的数值。



　　依据表5的数字，我们可以得到以下3个有趣的事实。第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龄大小对工作单位的部门属性有十分显著地影响，年龄增加1岁，工作单位属于正规部门或公共部门的几率上升0.1%；学校教育的年数也有同样的效果，学校教育每增加1年，工作单位属于正规或公共部门的几率分别上升0.9%、1.7%.这里，如果把年龄看作就业经验、把教育年数看作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我们则可以引出以下结论，即人力资本较多的人往往更加容易地参入正规或公共部门，换言之，2003年的上海劳动力市场在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面貌对工作单位的部门属性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一般群众相比，共产党员的工作单位属于正规或公共部门的几率分别为3.3%、2.5%，大大高出多1年教育的效果。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方面，党员等政治身份的影响作用已大大下降，有的已经失去作用（严善平，2005a）.由此可以推断，上海城市劳动力市场虽然大致形成，但传统体制的某些因素依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第三，对工作单位的部门属性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个人的户籍所在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海籍的本地居民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几率比外劳的高出29.7%，相当于33年的教育所能产生的效果；本地居民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几率比外劳高6.4%，与4年教育的效果相当。就是说，决定一个人以何种方式在不同单位之间流动、工作单位属于哪个部门，与你的基本素质关系不大，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诸如户籍之类的制度性因素。

　　四、流动频度、工资收入、流动方式

　　（一）流动频度与工资收入

　　在竞争机制较健全劳动力市场中，人们总希望能找一份好的工作，工资高、福利好、比较稳定，如果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为此，在求职时总要多方收集信息，相互比较，争取一步到位。但实际上，无论怎么努力，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出于无奈才找了那份工作，他总想着要换份新的，只要机会一到。即使是当初认为还可以才选定的单位，真的开始干了又会发现不满之处，或者又发现了新的天地。他们会不断地寻找机会，随时就有可能换个新单位。当然，还有一种是不得已才流动的，企业破了产，你只好另寻生路。

　　问题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更换单位不意味着就业状况肯定好转，也不是说你有能力就一定能实现跳槽。特别是在传统体制还有相当影响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这种情况并不稀罕。图3显示了流动频度与平均月工资的关系。我们可以有趣地发现，本地居民与外劳之间存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总体来说，本地居民流动的频度越高，收入也相应增加，相关系数为0.75；而外劳呈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流动频度越高的人，其收入水平反而越低，相关系数为负0.86.就是说，本地居民的流动可以改善自身的就业条件，而外劳的流动大多出于无奈，流动对收入的增加没有任何意义。



　　（二）流动频度的决定因素

　　既然流动频度与收入有显著的统计关系，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到底是哪些要素决定了个人的流动频度。这里，我们利用Tobit 模型的性质，统计检验流动频度（没有流动经历为0，流动5次以上的按5次计算）与个人属性、地域属性的关系。表6是Tobit 模型的推算结果。从推算的结果来看，一个人是否换过工作单位、换过多少次，与他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这个结果有点意外，但是，如果结合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似乎又很合情合理。因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男女的就业率水平基本相同，女性结婚后回归家庭的现象还不多见，国企改革让所有年龄层的人都有可能流动。

　　与一般群众相比，党团员的流动频度显著较少。

　　这个结果与他们工作单位的部门属性有关。如表5所示，党员职工大多就职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正规或公共部门，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他们的流动倾向是较低的。当然，这是在其他条件相同前提下的结论。

　　反映人力资本的教育年数与流动频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年数增加1年，流动频度增加0.007至0.008次；本地居民与外劳之间的流动频度差距较大，本地较外劳多0.082次，相当于教育10年的效果；另外，同样是外来劳力，因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不同，各自的流动倾向颇为不同。本地居民最多，其次是安徽籍外劳，来自浙江、福建、山东的外劳流动频度显著较低。

　　（三）流动方式对收入的影响

　　在具体分析流动方式对收入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不同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各个部门内部的工资分布状况，表7是问卷的汇总结果。总体来看，本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比外劳高25%左右，但因部门的属性不同，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大小不一，非正规部门的几乎差不多，正规部门相差12%，而公共部门相差1倍。公共部门的外劳多为临时工，他们与正式职工的工资差别有合理的成分，但正规部门的偏大。在不同部门的内部，本地居民之间的工资差相对较小，而外劳之间的明显偏大（两者的离散系数分别是0.66、1.45）.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外劳之间，工资收入的离散系数达1.93.

　　既然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存在如此大的工资差距，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现象。问题在于，每个人的流动理由不一样，流动的增收效果也未必明显。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流动的效果变得更加复杂。




　　表8是基于Mincer工资函数改良的工资决定模型的推算结果，工资函数中包括个人的年龄、教育、性别、政治面貌、工作单位的规模和所有制性质、户籍登记地、月工作天数、日均工作时间、户籍、流动方式等变量。这里主要检讨流动方式对工资的影响，所以，表8中只列出了流动方式变量（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水平移动、非正规流向正规的上升移动、正规部门内的同行业之间、或正规部门内部的异行业之间的水平移动。以没有流动经历为准）.

　　先来看一下外劳的情况。上述4种流动方式占全体的比率分别为51.1%、24.0%、16.3%、8.6%，非正规部门内部的占全体的一半以上。从有关统计量来看，男性在非正规部门内的水平流动有利于工资收入的增加，和没有流动经验的人员相比，这种流动方式可增加14.1%的工资。其他各种流动方式对工资变化的影响不十分显著，但回归系数都呈负值。这个结果与前面的定量描述是一致的。

　　再来看一下本地居民的情况。首先可以指出，本地居民的绝大多数流动属于上升移动或正规部门内部的移动。如果只看总体情况，只有正规部门内部同行业之间的流动可提高10.6%的工资，其他方式均没有统计显著性。但如果按性别来看，男性的流动可以明显地提高工资。具体地说，除了3.5%的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水平移动没有统计显著性，其他3种方式分别可以提高工资25.5%、14.5%、8.8%.

　　但是，本地女性居民的流动对提高工资水平没有显著作用，大多数流动甚至还会降低工资收入。

　　如前面所述，男女的流动频度相差无几，为什么女性的流动没有增收效果呢？据问卷调查结果，女性更换工作单位的理由与全体的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女性的流动更主要地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如结婚、家属随迁等（严善平，2005a）.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流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的。本地男性居民通过流动可以十分显著地增加收入，而对女性来说，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工资与流动几乎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外劳中的男性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内部流动可以增加收入，其他各种方式的流动与增收均没有关系。

　　（四）流动方式的决定要素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户籍的制约，外劳与本地居民参入的劳动市场截然不同。按所有制和职工人数划分的3大部门之间以及各个部门的内部，工资差别十分明显。但尽管如此，外劳和本地居民的流动频度、流动方式以及流动带来的增收效果显著不同。那么，个人的流动方式到底受哪些要素影响呢？最后，我们来计量分析流动方式的内在机制。

　　表9是多项Logit 模型的推算结果。被说明变量是表示流动方式的定性指标，没有流动经历者取值0，在非正规部门��的流动者取值1，从非正规流向正规或正规部门内的流动者取值2，说明变量包括了反映个人属性以及家庭特征的定量、定性指标。

　　从表9可以看出，无论是外劳还是本地居民，年龄、教育程度对流动方式的选择基本上不发生有意的影响。这一统计事实与前面的分析结果一致。

　　流动时的年龄与流动方式之间存有显著的负相关，年龄越大，变换单位的可能性越小。这个现象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思路完全一致。年轻人的可塑性大，伴随流动而产生的心理成本很小，流动后的期望收入相对较多。

　　个人的流动行为还受家庭因素的制约。已婚外劳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内部、从非正规流向正规或在表9流动方式的决定因素（多项Logit Model ）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2）

　　没有流动经历者为0，在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流动者为1，非正规。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为2，流动方式没法确定的除外。

　　正规部门内部流动的机率显著地比未婚者的高，分别高出10.1%、7.8%.本地居民的婚姻要素对流动方式的影响更为显著，已婚者比未婚者流动的几率高出33.1%[9].在人们的印象中，未婚者来去自由，流动的机会成本较小，他们应该是最活跃的流动群体。但统计分析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也许是因为，未婚者没有养家的义务，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而已婚者却没有那么潇洒，他要多多地挣钱，越多越好。所以，只要有多挣钱的机会，他们就更倾向流动。

　　在本地居民中，家里如果有学龄前儿童或中小学生，流动的几率会显著下降，有自己住房的一般也不倾向流动（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呈负数，且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但是，家里如果有60岁以上老人的，流动的几率会显著上升，达5.7%.这些结果与我们的常识基本吻合：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总得有人照顾，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受些制约；有了房子，流动的机会成本也相应增加。但是家里如果有老人，孩子就可能得到照应，年轻人就可能比较放心地寻找新的工作。总之，个人的流动行为不仅受自身因素的制约，还受家庭条件的制约。

　　外劳的流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的户籍状况有关。在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流动，户籍因素没有统计显著性，但能否从非正规流向正规，或者在正规部门内部流动，非农业户籍的作用很重要，户籍的边际几率达10.7%.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个人能否在不同单位之间流动，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性别、教育、政治身份等个人的基本属性，各自的家庭情况往往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在所有可以考虑的要素中，最主要的还是个人的户籍所在地以及户籍的性质，总体来说，本地居民、外劳中的非农业户籍人员比一般民工的流动倾向高得多。年龄与流动相关，但教育基本与之无关。就是说，在目前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等制度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其影响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越个人的能力要素。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专项问卷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大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即劳动力的总体流动水平很高，但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在不同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频度、流动方式以及流动的效果截然不同。简言之，高度的流动性和严格的阶层化并存于城市劳动力市场。

　　具体地讲，有以下几点重要发现。

　　第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来上海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所谓民工人数迅速增加，社会流动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外劳主要从事蓝领工作，与主要从事白领的本地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面来看，外劳与本地居民各占其所，似乎没有问题。

　　第二，曾经换过工作单位的人员占全员的比率（流动率），本地居民和外劳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分别为48.1%、33.6%）.年龄、学历与流动率的关系在外劳和本地居民之间的表现也不一样，外劳的流动率随年龄增加、学历上升呈下降趋势；本地居民的流动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但与学历几乎没有关系。

　　第三，在同一水平的市场阶层内部，更换工作单位相对容易。个人从属什么样的市场阶层（非正规、正规、公共），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个人属性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户籍的所在地，以及户籍的性质（是农业还是非农业）.

　　第四，本地居民可以通过调换工作单位提高工资收入，但外劳的流动大多是徒劳的，流动本身与增收的总体关系十分微弱。至今是否换过工作单位？换过几次？年龄和性别均与此无关，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户籍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本地居民流动的频度显著地高于外劳。

　　第五，不是所有的流动方式都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本地男性居民的流动增收效果最明显，不管它以何种方式流动；但是，外劳的流动只在非正规部门内部才有增收效果，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内部的流动均没有显著的增收效果；女性的流动总体来说与增收无关，她们更多的是因为结了婚或随迁才要换个单位，为了更多收入而流动的不多。

　　第六，以何种方式流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属性、家庭条件以及制度因素。年龄和婚姻状况很重要，家里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是否有老人同居、是否住自己的房子也同样影响个人的流动方式，但最重要的还是户籍因素。

　　既往的有关研究主要通过推算工资函数，比较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据此判断市场的分割性。本文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以及阶层化的内在机制。本文最后想要强调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目前的劳动市场还是个二元性质的，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

　　如何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作者单位：日本桃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

　　注释

　　[1]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下文中的有关数字，除有特别说明，均来自本年鉴。

　　[2]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阶层化的思路、实证研究的方法，请参照Piore（1983），Banerjee （1983），Dickens和Lang（1985），Graham 和Shakow（1990），Telles（1993），石川经夫和出岛敬久（1994），Saint -paul （1996），Funkhouser（1997）等文献。

　　[3]在李实和佐藤宏主编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有专门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文章（John Knight &Linda Yueh 著，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有流动性吗？）.但遗憾的是，这份研究报告使用的数据不是来自专项调查的，对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水平、流动的决定机制和效果的分析不够充分。详细请参照李实和佐藤宏（2004）.

　　[4]本调查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问卷调查得到了上海社科院等部门的协助。一并致谢。

　　[5]数字来自《上海统计年鉴2005年》。

　　[6]对外省市来沪的在业人员，问卷的设计项目为：你来上海后是否换过工作单位？换过几次？针对上海市民在业人员，提问的项目为：您至今共换过几次工作单位？

　　[7]根据李实和佐藤宏（2004）的报告，中国城市居民的流动率1999年为22%，不足本调查的一半。产生如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国有企业在2000年以后加速了改制的步伐，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劳动流动有所增加；另一个是上海的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很多国有单位的职工主动流向外资企业等。

　　[8]流动频度6次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和外劳分别有17人、18人，在统计时，均按5次处理。

　　[9]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均为调查时点的情况，与最近一次换工作单位时的不一定完全一致。所以，模拟结果所显示的统计量可能含有部分误差。

　　参考文献

　　（1）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2）李实、佐藤宏：《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3）姚洋：《社会排斥和经济歧视——东部农村地区移民的现状调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4）石川经夫、出岛敬久：《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石川经夫编《日本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文），1994年。

　　（5）严善平：《华南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亚洲经济》，1993年第34卷第6号（日文）.

　　（6）严善平：《中国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亚洲经济》，1997年第38卷第7号（日文）.

　　（7）严善平：《上海市民工劳动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