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委会的成立把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和民间的社团主体串联起来，在西泠印社的“文化品牌”之下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复合主体。很显然，西泠印社复合主体的终极使命是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互利双赢。西泠印社的历史遭遇证明，事业主体（社团）与产业主体（企业）的一体化（即企事不分）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前景，反而走向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双重衰颓。因此，西泠印社复合主体的创新之处在于：并不寻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简单、机械的复合，而是通过社委会这一政府代理人的介入，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柔性的、间接的复合。具体而言，由社委会的下设机构“社团事务处”（政府性）兼“社团秘书处”（民间性），打通了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的隔离，弥补了民间社团发育不成熟的问题；由社委会办公室和社委会产业处（政府性）兼集团综合管理部和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企业性），负责西泠印社的品牌推广、授权和管理以及国有资产的监管，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政府主体与社团、企业之间的复合并不是无限的，政府主体（社委会）并不干预社团和企业的核心事务，比如社团的印学研究、企业的市场运作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泠印社复合主体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介入补强民间社团和市场化企业自我实现的“短板”。

（二）运河治理复合主体：综合协调型的治理结构

作为一个城市（环保）议题，运河污染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运河功能的衰颓导致了沿岸经济社会的整体性衰颓，两岸生活带逐渐沦为一个低收入的生活区，富有水乡韵味的运河景观逐渐被散乱拥挤和设施不全的厂房、危旧房屋、棚户区所包围和淹没，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肆意排放。第二，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奥尔森，1995）。运河流经杭州的四个城区（江干区、下城区、拱墅区和余杭区），分属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交通、环保、规划、水利、旅游等）的多头管理，还涉及到沿岸众多单位、组织、企业和社区等。由于不同城区、管理部门和其他社会主体在利益上的相互博弈、扯皮和掣肘，导致运河污染多次治理失效。

随着公路交通、铁路交通的发展及其逐渐高速化和网络化，运河运输功能的衰落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因此如何在运河功能衰颓的前提下解决两岸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是运河综合治理与保护开发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就需要对运河进行一种功能转换或者挖掘新的功能，以承载运河的历史荣耀。杭州的思路是把运河（杭州段）打造成“世界级旅游产品”，以运河的旅游功能（及其衍生功能）接替传统的运输功能，充分挖掘和利用运河杭州段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推进运河两岸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改造与整治，以完善旅游服务和提升旅游功能。^⑥

将运河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产品，是一项浩大的综合性建设工程。同时，要走出运河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必须改变多龙治水的格局。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杭州成立了一个市政府直属的事业机构??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综保委”），并赋予综保委对运河治理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筹资金和统筹推进的职能。综保委的成立及其职能赋权建立起一个公共权威，对于避免运河治理中的相互钳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综保委的作用并不在于借助其公共权威的身份，以强制的方式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⑦而是以公共资源（比如由综保委统筹规划和使用的运河两岸各500米、局部1000米范围内的土地资源、市政府的财政注资、获得授权的政策资源等）为杠杆，对涉及到运河治理的相关社会主体进行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运河综合治理的社会复合主体。见图2：

图2：综合协调型社会复合主体核心治理结构简化图（运河模式）

运河治理社会复合主体包括由内而外的三个圈层。第一层由政府性事业主体与市场化企业主体的复合，构成运河模式的“核心决策”圈层。政府性事业主体即综保委，市场化企业主体是由政府注资成立的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运河集团”）。运河集团与综保委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建制（以下简称“综保委/运河集团”）。第二层是具体承担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的“运作实施”圈层，主要由三类机构组成：一是“综保委/运河集团”分别向四个城区的延伸，与各城区党政联合成立的集指挥部和开发公司于一体的区级复合机构；二是综保委向运河核心事务（比如河运交通）管理部门的延伸，成立的市交通局分指挥部；三是“综保委/运河集团”自我延伸出来的职能机构，比如规划技术处、工程管理处等等。第三层是“意见智库”圈层，主要专家学者、市民群众、新闻媒体以及由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机构（运河研究院）等社会主体构成，主要为“综保委/运河集团”实施运河保护与开发提供意见建议、民意诉求、方案论证及行动的配合等。

在运河模式的治理结构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综保委与运河集团“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复合架构。这种复合方式不同于西泠印社复合主体，综保委与运河集团之间是核心事务上的、全方位的复合。其中的逻辑在于：运河集团作为运河治理的投融资主体，主要职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募集资金、吸引企业加盟，为运河治理提供资金保障，这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威（即综保委）的组织动员能力、信用体系以及政策资源；对综保委来说，如果不借助市场运作，仅仅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上百亿投资规模的建设工程。二是在社会复合主体中建立了一种对话协商、汇集民意、民主参与的社会合作架构，培育了一个围绕运河治理这一城市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一方面充当综保委/运河集团的“意见智库”；另一方面也对“综保委/运河集团”进行监督、制约，避免运河保护与开发沦为政府的形象工程和纯粹的商业经营。

（三）丝绸女装复合主体：行业服务型的治理结构

丝绸和女装是杭州最具有地域特色和发展前景的都市产业。首先，杭州丝绸在唐代享有“天下为冠”的盛名，南宋时期发展成为全国丝绸中心；女装产业与杭州特有的柔性、雅致、精细、秀美、风仪等江南水乡的人文气质具有一种亲合性。两大产业充分体现了杭州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其次，丝绸和女装产业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扩展力，从桑蚕养殖、剿丝、纺织、印染、面料处理、设计到制衣等等，构成一个巨大的产���链条。而且这个产业链条，既有创意性强、品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业（比如设计、高档服饰），又能带动劳动密集性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加工等）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第三，符合绿色消费的趋势和理念。丝绸女装的主要原材料是蛋白纤维，具有独特的舒适感和环保性，因而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实际上，杭州的丝绸和女装产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见表1），但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2005年，全国丝绸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为1329.00亿元，杭州为74.45亿元，仅占5.6%；全国女装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为4953.60亿元，杭州为169.93亿元，仅占3.4%（资料来源同表1）。也就是说，杭州的丝绸和女装产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府”、“女装之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表1：  杭州市丝绸产业和女装产业的产业基础（2001-2003）

资料来源：杭州市丝绸与女装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2010）。

总体上讲，制约杭州丝绸和女装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丝绸产业的核心技术（比如印染处理技术）落后，降低了丝绸及其延伸产品（包括女装）的质量和档次。杭州的丝绸产品主要以低端市场为主，大多数沦为国外企业的初级原料。二是技术创新和品牌意识不强，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应有效益没有充分挖掘。丝绸产品的花色品种单一，深加工不足；女装产业缺少国际化的名牌，贴牌加工是杭州市丝绸与女装出口的主要方式；为了争夺市场，本地企业之间陷入恶性的低价竞争。三是相关资源未能实现有效整合。杭州的丝绸与女装行业资源丰富，但缺乏对产、学、研、商等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机制和平台，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

如果仅仅依靠某种单方面的行动，显然无法带领整个丝绸与女装行业走出低端市场和粗放经营。这就需要借助联合的力量实现相关资源的“互融互强”，进而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杭州的实践是成立复合性的行业共同体（即丝绸女装战略联盟），依靠跨领域的合作，采用整体运作及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方法，借助项目带动与活动、会展推进的手段，促进丝绸与女装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丝绸女装战略联盟的建构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在杭州市女装发展领导小组（2001年）的基础上，成立杭州市丝绸与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2005年，以下简称“丝绸女装领导小组”），代表推进丝绸与女装产业的政府主体（办公室设在市经委），主要负责行业发展规划的制订、扶持资金和政策的执行、产业主体与政府间的信息沟通、促进和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合作、项目实施与管理等等。第二步是以丝绸女装领导小组为核心，整合丝绸与女装行业相关的知识界、媒体界、行业组织及龙头企业，构成四位一体的复合架构，见图3：

图3 ：行业服务型治理结构简化图（丝绸女装模式）

从组织科学的角度看，丝绸女装战略联盟主要是一个在结构的复合上“务虚”、功能的复合上“务实”，以“行业振兴”为战略目标的行动复合体。丝绸女装战略联盟的运作轴心是政府购买服务或项目资助，并依靠购买服务“制造”行业认同，促进相关社会主体在行动实践中的相互协作。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资助民间社团的行业服务，包括丝绸与女装协会、商会的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中国丝绸日活动、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二是资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丝绸和女装产业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及其转化；三是资助网络、杂志、报纸和电视等媒体对丝绸和女装产品的展示与推介、流行趋势的跟踪与发布、品牌推广活动的策划与宣传。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而言，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再造丝绸与女装产业的“文化根基”（比如文化创意、技术创新、流行趋势的主导、时尚元素的融入、品牌建设、行业文化的培育、历史内涵的挖掘等），实现文化与产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借助文化的魅力走出粗放状态。这个文化根基的再造过程即梁启超所言“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启超，1989）。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女装战略联盟”既是一个行业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四、社会复合主体的运作机制：引领多元主体共同负责

（一）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关系是社会复合主体持续存在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协调和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否则有可能导致共同体的破裂。在社会复合主体中，存在两个基本的面相，即相容性利益（Inclusive interest）和排他性利益（Exclusive interest）。其中，前者是在非市场条件下的共同利益，后者是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分割（奥尔森，1995）。这两个面相构成社会复合主体的基本利益关系，也是协调不同社会主体利益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尽管公共平台型、综合协调型和行业服务型社会复合主体的治理结构各有特点，但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则具有相同的特征。

第一，相容性利益。对社会复合主体来说，相容性利益即复合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一种附着于共同体的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它是复合性事业的发展为复合主体的参与者所创造的共享平台、空间、机遇、综合效应和影响力。相对而言，相容性利益的分享过程并不阻碍相互之间的利益实现，任何一个共同体成员在公共物品中受益，都不会对其他成员构成利益损害。“当（分享）集团扩大时，集体物品（即相容性利益）的供给会自动地扩大”（奥尔森，1995）。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参与者来说，相容性利益意味着相互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在相容性利益面前，“讨价还价或策略性的相互作用远没有这么普遍和重要”；而且“个体不大会以拒不参加来获取更多的收益”（奥尔森，1995），除非这种相容性利益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公共物品的形态上讲，相容性利益首先是不可分割的；其次是无形的。也就是说，社会复合主体的相容性利益需要两个前提做保证，即“整体性”和“软实力”（Soft power），综合起来就是“整体性的软实力”。这两个前提构成了杭州强化复合主体利益相容性的基本着力点。

在公共平台型、综合协调型和行业服务型社会复合主体的运作过程中，解决“整体性”问题的具体办法是做大做强“可以共同享用、但无法分割”的“公共物品”。比如（试图）把西泠印社建设成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和民间社团，把运河治理成“中国的塞纳河”和世界级旅游产品，把丝绸与女装产业打造成“丝绸之俯”和“女装之都”等等。然而，这种复合性事业的“整体性建设”不能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来组织。原因很简单，跨越三大部门的社会复合主体不同于纯粹市场化的企业主体构成的“行动集团”，社会复合主体参与者的动机和诉求并不单纯是市场取向的，还有政治性的和民间公益性的取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复合主体中的“公共权威”（即政府主体）对于推进“整体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杭州的经验是借助政治系统及其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经济激励，解决民间社会与市场主体的“进入”问题，使多元社会主体为增进其共同利益而投入复合性事业的“整体性建设”。

软实力建设是社会复合主体强化利益相容性的另一个支点。所谓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武力威逼或经济诱惑达到目的的一种能力（Joseph S. Nye, Jr.，1990；范英，2007）。在社会复合主体的框架中，软实力的提升能够惠及所有共同体成员，“放大”每个参与者自我实现的能力和机会。现代经济学认为，软实力以文化、人才素质、公共服务、区域形象以及制度吸引力为基础，其中文化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当世界进入 21 世纪，文化不再是锁在博物馆里的历史，开始融入、被呈现、被操作、被经营于各行各业、各城市地区，文化成为可以运用来使自己更有价值、更有品位、更有格调、更有特色、更有吸引力的特殊元素”（王颖，2005）。文化可以用一种大道无形的方式占领城市竞争的战略高地。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巨大魅力，社会复合主体选择了文化作为软实力建设的切入点。具体办法是把文化融入到复合性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用文化的力量“点化”复合性事业的“硬财富”。在杭州城市议题的联合治理中，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比如，西泠印社复合主体把传承金石篆刻文化融入到西泠印社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运河保护复合主体把保护运河文化遗迹和修复人文生态作为运河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丝绸女装复合主体通过填补“文化空心”推动丝绸与女装行业的产业升级。

第二，排他性利益。对社会复合主体的排他性利益而言，核心问题是“蛋糕”的分割比例。任何一个共同体或行动集团，无论其成员来自哪个领域，都有现实和特定的利益要求，而且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利动机和相互博弈的倾向。在固定规模或数量的公共物品中，某一成员的利益增加意味着其他成员的利益减少。就排他性利益而言，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如果社会复合主体不能实现利益分配的有效改进，将会埋下分裂的种子，进而动摇多元社会主体联合治理城市议题的制度化过程。对于这个问题，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或标准，即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意思是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使其他个体的福利得到提高。

在既定“蛋糕”和静态的条件下，帕累托改进多少带有某种“乌托邦”的味道。拉维?坎布尔认为，“由于很少有只产生直接赢家的计划，所以这一标准是导致政策瘫痪的处方??如果严格遵照这一标准，则很少会有值得提倡或实施的计划”（拉维?坎布尔，2004）。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停留于“蛋糕”的分割比例上做“文章”，则很难找到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分配方案。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走出利益分配困境的核心经验是：政府退出排他性利益的分配，减少利益分配的成员数量，从而提高了其他参与者的利益空间。形象地讲，相当于“三个人挣钱、两个人分享”。“政府不拿走一分钱”是杭州构建社会复合主体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作为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动者与核心参与者，政府承担着启动资金的注入、政策资源的供给、政府延伸机构（比如社委会、综保委和丝绸女装办等）的运作成本、资助民间社团或购买服务等重要的职能，但政府并不分享复合主体带来的直接利益，政府追求的是间接和长远利益，比如培植税源、优质资产、城市软实力的提升、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人才的吸引力等等。总之，政府“舍弃”了静态的和短期的“蛋糕”比例换来了间接和长期利益，从而实现了整体利益关系的帕累托改进，即任何一个主体利益的增加不会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在这里，“政府不拿走一分钱”不仅是一种利益姿态，而且意味着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二）行动整合机制

社会复合主体是对治理结构欠缺的一种反应，它的行动逻辑是借助结构性的力量对城市议题进行联合治理，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保护和分享共同利益。然而，所有这些“共同体的想像”都必须建立在行动整合的基础上，否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将会沦为一种“虚幻的想像”。我们应该看到，跨部门的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在“共同体的围墙”之内提供了“集体生存之道”所必需的行动资源，特别是对社会内部主要界限的打通将有助于产生合作与妥协精神，从而为社会复合主体的行动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共同体的行动整合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是围绕着时间、空间、资源、机遇、诉求和责任以及行动者的反应而有意识的建构起来的。

第一，共享平台与行动整合。前文已经提到，复合性事业的逐渐衰退是在不断治理的过程中发生的，本文所涉及到的三大城市议题均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出在“问题的定位”和相应的治理方式上。定位于领域困境的单极治理，由于缺乏相关社会主体的联动与配合，很容易陷入一种治理与破坏的“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相对而言，在杭州的新近实践中，定位于城市议题基础上的联合治理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致，即复合主体内在的结构性力量直接对共同体参与者提出了协同的要求。但是，仅靠外部的要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动的整合问题。作为一种巴拉德意义上的“协调系统”，社会复合主体整合行动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参与者的贡献和满足之间实现某种均衡。也就是说，共同体应当提供必要的诱因，以调动参与者的动机、满足其需求。如果提供的诱因与贡献达到均衡或超过个人的贡献，整合的目标便能达到，共同体自身便可存续与发展；否则就会衰落，乃至消亡（邱泽奇，1999）。

建构和提升共享平台是社会复合主体最重要的诱因，它能够为加入共同体的成员创造新的收益或者一种“可以实现的虚拟利益增量”（仝志辉，2008）。比如把西泠印社从一个地方社团重新注册提升为全国唯一“在民政部登记、委托地方管理”的国家级社团，把运河综合治理提升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台上运作，把丝绸女装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丝绸之府”和“女装之都”的平台上推进等等。共享平台的构建和提升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是协同场域的形成，避免了相关法人主体在“共同性”问题上的迷失；其次是发展空间的拓展，打开了复合性事业对单一社会主体“关闭”的空间，能够吸纳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复合性事业的联合行动；第三是共享平台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能够为参与主体的自身成长带来某种发展的机遇，而行动上的协同与合作则是分享这种推动力和影响力的前提。因此，与其说社会复合主体的行动整合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作为诱因的共享平台所营造的行动“环境”，它带来的不是刚性的约束，而是借助“预期”引领着相关社会主体走向一体化进程。这样一来，社会复合主体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内在动机上清除了行动整合的障碍，实现了从共识（城市议题的建构）到结构（共同体和共享平台的建构）再到行动实践的逻辑转换。

第二，总体性资本与行动整合。就资本的部门属性而言，总体性资本即涵盖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多种资本类型的总体构成（包括类型构成和总量构成）。在跨部门的社会共同体中，总体性资本的构成往往随着共同体的容纳状况而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体的分化过程意味着维系复合性事业的资本类型逐渐单一化，在文化、环保及公益事业领域尤其明显，这是复合性事业不断走向衰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构建社会复合主体的过程，就是要通过国家（政府）的介入和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再造一种支撑复合性事业发展的总体性资本。在这里，社会复合主体充当了总体性资本的组织基础和制度性关系，只有参与社会复合主体并在行动上进行配合，才能在总体性资本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中惠及自身。

存在于社会复合主体中的总体性资本实际上也具有科尔曼和布迪厄意义上社会资本的含义，即“社会关系网络所蕴涵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刘春荣，2007）。从资源共享的角度而言，社会复合主体内部的互动有助于提高参与者通过纵向、横向等社会性联系汲取资源的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借助共同体的架构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塑造了一种相互认同的机制与合作框架，为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组织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认为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1993）。具体地讲，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在社会复合主体的组织层面上促进了参与者之间互惠规范和制度性关系的形成，而且在观念层面上使参与者产生了共同的期待和相互信任，有效地抑制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倾向，进而将不同部门的社会主体融为一体，推进城市议题的联合治理。

第三，归责与行动整合。尽管复合性事业的衰颓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但从治理实践和相关者的利益出发，问题的归责是不可避免的。归责是行动整合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否则，行政的、市场的以及市民社会的等多元主体就不可能实现行动上的自洽（Self-consistent）。然而在自然状态下，问题的归责过程极有可能导致不同社会主体的相互指责推委，进而暴露、强化甚至制造矛盾和冲突：“在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归责努力中，既有可能把一些本来不存在矛盾的群体推到冲突的前沿阵地，也可能强化已有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有可能因为某一归责话语而产生出许多新的利益群体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李友梅，2008）。由于导致复合性事业衰颓的因素极其复杂，不同的因素又相互缠绕、相互叠加，从而增加了归责的难度。这就需要借助某种制度性关系来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复合性事业将会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继续衰颓。

杭州的实践表明，多元社会主体的相互嵌入并没有模糊社会复合主体内部的责任边界。这主要得益于各种固定下来的制度性合作关系：首先，“政府退出排他性利益分配”（即前述“政府不拿走一分钱”）的合作基础，有助于在共同体内部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的信任结构和权威认同，并奠定了政府担当意见领袖和调解人的地位，从而减少了归责过程中的意见分歧，简化了归责过程，降低了归责成本；其次，利益的相互融合机制、总体性资本的共享机制以及共享平台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有助于化解归责过程中利益的冲突、提高归责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最后，在社会复合主体中保持独立的法人地位，有助于明确归责治理的承担主体。总之，社会复合主体所建构的各种制度性合作关系，为归责治理和行动整合提供了信任、合作、互惠以及规范等方面的保证。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归责实现行动整合，并不意味着对复合性事业的“分割”，而是在合理分工的基础实现对复合性事业的“共同负责”。

五、小结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之所以把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实践冠以“杭州经验”，不仅在于其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分享价值，同时也是基于这种治理实践所取得的成就而言的。

首先看西泠印社的情况。���2003年组建西泠印社复合主体以来，西泠印社的文化产业总体销售收入年均增长53.9%，净利润年均增长151.5%，经营性国有净资产年均增长48.85%；2006年被国家商务部首批重新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7年销售额达到6597.8万元，利润2882.1万元。另一方面，西泠印社的文化事业也开始重现盛景，从2004年起，恢复中断多年的春秋两季雅集等传统文人集会活动，业内有影响力的高级会员数量达历史最高水平；到2005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三届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2006年，西泠印社的“金石篆刻艺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和“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创作活动；此外，国际国内鉴赏会、研讨会、展览和艺术讲座等已经在西泠印社的社团活动中常规化，社团的印学研究、出版活动、文物保护、社址修缮等彻底走出了困境。

再看运河治理。从2002年开始，经过联合治理实践的逐步推进，到2006年运河综保一期工程竣工后，主城区的运河水质历史性地甩掉“（劣）五类”和“臭水沟”的帽子，部分河段已经达到和超过“四类”水质的标准；而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的检测数据表明，随着运河综保第二期工程的实施，2007年运河干流各断面水质指标年均值比2006年又有进一步的改善。2007年有关机构曾对1000户居民家庭和500名运河游客进行抽样调查，91.6％的市民和游客认为运河整治后的总体环境“很好”（34.4％）和“较好（57.2％）”。随着运河人文生态的修复，运河两岸的景观绿化带已经成为杭州居民最惬意的休闲、健身场所，沿岸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遗存等人文景观已经成为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本，运河观光已经成为一条水上旅游的黄金路线。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除市财政提供少量启动资金以外，运河综合保护已投入的近百亿元资金均由市场化手段来自行筹措。

最后是丝绸女装产业。在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驱动下，杭州的丝绸与女装产业在“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从2005年成立丝绸女装战略联盟开始，到2007年已经拥有10个中国名牌和4个驰名商标，其中2007年新增中国名牌4个、驰名商标3个。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4个丝绸礼品特许经营权中的3个。同时，在丝绸女装战略联盟的框架内形成了强劲的复合支撑体系：2007年获得2项丝绸纺织类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俄罗斯和中东市场的开拓弥补了因金融危机而萎缩的欧美市场；2008年武林路专业市场相继获得“中国时尚女装第一街”和“中国特色商业街”的称号以及“商业文化建设贡献奖”，杭州市重点建设工程“中国四季青服装交易中心”一期已经建成开业；政府资助的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已经完成第二期的人才选拔和海外培训，并成为杭州丝绸女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人才支点。

制度经济学提醒我们，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暴露问题和缺陷，并检验其生命力。但是，社会复合主体的治理实践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为其生命周期的不断伸延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的治理过程中，杭州的复合性事业历史性地走出了“边治理边衰颓”的怪圈。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主要地表现为社会复合主体的进一步成长和完善问题。比如，进一步完善复合主体伙伴关系的管理技术和微观措施；如何在提高合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行政色彩；作为复合主体的推动者，政府如何在政策资源之外创造更有潜力的合作“诱因”等等。因此，缺乏长时段的检验并不能否认社会复合主体所建构的“制度性合作关系”的前景。总体而言，社会复合主体的治理实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伴随着领域困境的治理失效而引发的“认识升级”，复合性事业的衰颓被作为一种城市议题而建构起来，相应的治理方式也从政府的“单极治理”走向多元社会主体的联合治理；第二，联合治理并不是分散状态下的“行动集合”，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打通部门边界的新型共同体（即社会复合主体），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应对复合性事业的衰颓；第三，社会复合主体在保持独立法人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整合行政的、市场的以及民间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再造一种跨部门的治理结构，并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和行动整合机制的创新形成一种多元社会主体“共同负责”的运作方式。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就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城市议题的建构和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表达了什么样的社会含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托克维尔在150年前写道：“如果人类准备保持文明化或准备变得文明化，那么联合的艺术必须同增进地位平等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和改进”（转引何增科，2000）。城市议题产生一种“共同的焦虑”，避免复合性事业进一步衰退成为相关社会主体的共同任务，这就“击穿了现代化早期所处心积虑地建构起来的各种边界”（李友梅，2008）。城市议题因此成为一种跨越社会部门、跨越不同领域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合性事业的危机和城市议题发挥了类似于U?贝克所宣称的“风险政治”的效应，即催生出一种“将社会各个领域都发动起来的亚政治”（Beck，1999）。但是，城市议题所激发的参与热情转化成现实的、有秩序的自觉行动，必须借助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内在的结构性力量进行总体性的协调，同时要使相关社会主体“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的范围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托克维尔，1988）。否则，空有参与热情而缺乏组织载体，任何努力都会流于形式。因此，对城市议题的联合治理不仅要求在认识论上考虑相关责任主体的不同需求和功能，“协调在理论逻辑上彼此扦格的不同需求（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层面寻找实现其整合的实践路径”（肖瑛，2008）。这构成了杭州经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即多元社会主体的分化和复兴社会主体性的现代性过程并不是简单地相互摆脱，而是一种关系的再造。

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曼（Mann）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分为专断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权力（Infrastructual power）两个部分。前者是国家（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做出决定并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后者是国家（政府）通过“现有设施”（比如现有的体制安排和运作机制等）渗入和协调社会力量，进而将政治决定施及整个治域的“现实执行力”（Mann，1985）。就杭州实践的历程而言，从政府的单极治理到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至少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政府单极治理的失效意味着国家的基础权力不能匹配专断权力的要求，依靠“部门分立体制”下国家系统的“现有设施”无法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政治决定。也就是说，“现有设施”对国家基础权力构成一种限制。第二，为了提升国家基础权力从而匹配国家专断权力的要求，需要对“部门分立体制”下国家系统的“现有设施”进行某种改进，以增强国家渗入、协调社会力量的能力和范围，这就需要一种跨部门、跨领域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克服“现有设施”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复合主体实际上充当了一种国家渗入、协调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城市议题的建构和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充当了一种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的新机制：一方面，城市议题的公共性使得社会主体的跨部门联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当社会复合主体被有意识地建构为某种特定需求或目标的载体时，这种跨部门的联合并没有侵害社会主体性，反而促进了市场和社会两个部门的主体性。

首先是在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得以增强。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之所以能够走出“边治理边衰颓”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的增强。相对于自然状态而言，社会复合主体的相互嵌入及其结构化效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公共意识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一、复合主体把外群体转变成内群体，把政府对企业的外部监管和民间组织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转变为一种内在结构性的力量，进而把企业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责任及公共意识统一起来，并贯穿在企业的自我行动中；二、社会复合主体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为企业带来了政策资源、共享平台、发展空间和资本网络，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提供了组织规范、相互责任和制度性约束，对参与其中的企业来说，两者相互辅成，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嵌入于一种具体的制度性关系和组织体系中，而不是停留于企业良心。

其次是复合主体跨部门的合作带动了社会的成长。在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中，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以及相互受益，对社会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即用合作的方式带动了社会的成长。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典型模式中，政府通过“嵌入式补强”（即西泠印社复合主体）、“培育公共领域”（运河保护复合主体）和“合作式职能外包”（即丝绸女装复合主体）等三种方式，吸纳民间组织组成复合共同体，使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到城市议题的联合治理中来。正是借助这种与政府的伙伴关系，民间社会增加了对市场施加影响、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能力。^⑧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各种民间组织无论是组织化程度还是对国家和市场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提高，而组织化程度和影响力恰恰是社会成长的标志。这表明，社会的成长未必只能依靠以“公民权”的觉醒为核心的“面对国家”和“面对市场”的维权抗争来推动（沈原，2008），社会与国家、社会与市场同样可以在相互合作中走向现代“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

注释

① 旧式现代性即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② 据相关资料介绍，1920年，水利部门（首次）采用近代测绘技术测量西湖面积。同年4月25日《全浙公报》报道了这次测量情况：水利委员会奉令实测西湖，结果计全湖面积11196亩。在2002年杭州杭州实施的“西湖西进”工程前，西湖的面积约5.6平方公里，即8400亩（参见杨彬镛：《西湖面积杂谈》，http://www.zjch.gov.cn/map/2007-6-15/784.shtml）。

③ 实际上，在杭州其他领域城市议题（比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传统产业的“文化空心”问题等）的建构过程中，都经历了类似的“治理失效”和“认识升级”，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仅选择了运河（杭州段）污染及其治理实践来说明这一建构过程。

④ 杭州在解决历史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和传统产业的“文化空心”等三大城市议题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和项目分别构建了不同特点的社会复合主体，比如西泠印社复合主体、运河综保复合主体、湿地公园复合主体、西湖保护复合主体、生活网群复合主体、丝绸女装战略联盟、茶战略联盟等等。基于类型分析和价值分享的需要，本文分别在三大城市议题中各选择了一个典型案例，即西泠印社复合主体（简称西泠模式）、运河综保复合主体（简称运河模式）和丝绸女装战略联盟（简称丝绸女装模式），并通过解析三种模式的治理结构探讨拯救复合性事业危机的的联合方式。

⑤ 从1904年到1949年，西泠印社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团。1949年，西泠印社收归国有，园林由园管部门接收，可动文物（书画、书籍、印谱等）由省文管会保管，西泠印社成为一个“以文养文”的事业单位。1957年由政府拨款在社址内设立了金石书画门市部。1959年，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下放到杭州市，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杭州书画社，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的真迹和复制品展览、收购和供应，为西泠印社的活动提供经费保障。1979年，西泠印社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

⑥ 需要说明的是，杭州市实施运河综合保护的目标有三个：一是“还河于民”；二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三是“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其中，最核心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因为“还河于民”主要是价值层面的目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申报，而不仅仅是杭州的目标。

⑦ 奥尔森认为，除非是小集团，或者存在“强制”等特殊手段，否则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奥尔森，1995：2）。可见，“强制”是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部门关系中，来自政府的“强制性”合作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⑧ 比如西泠印社（社团）对西泠集团、运河研究院（民间）和沿岸市民对运河开发、行业协会对丝绸女装企业的影响就是依靠这种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产生的。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如果没有这种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民间社会对市场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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