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城市户籍人口，城乡流动人口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鉴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有必要考察流动人口通过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交往而形成的跨户籍社会网络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基于2019年在北京市开展的流动人口调查，本研究考察了跨户籍社会网络的三个关键指标：规模、流动人口从该网络获取社会支持的力度、网络中弱关系所占的比例。研究发现，后两个指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从跨户籍社会网络获取的社会支持力度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弱关系在跨户籍社会网络中所占的比例达到或超过50%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社会支持力度与性别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同样的社会支持力度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制定流动人口社会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城乡流动人口；心理健康；跨户籍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弱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研究表明，城乡流动人口群体中存在着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一项研究调查了两个鞋厂的915名流动人口，发现31.7%的调查对象存在临床意义上的抑郁问题。另一项研究采用随机抽样，调查了深圳10家工厂的3031名流动人口，发现34.4%的调查对象存在“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相对于城市户籍人口，流动人口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已经表明，社会关系状况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最近几十年来，社会支持、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大量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于心理健康至关重要。那么，在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显然，在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中，他们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的关系构成了其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种跨越群体边界的关系网络会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对北京市“浙江村”的田野调查，张鹂将城乡流动人口概括为“城市里的陌生人”。作为一个象征，“陌生人”意味着流动人口与城里人不存在深入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他们身处城市社会的边缘，频繁遭受城里人的歧视和排斥。空间组织方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浙江村”的“大院”虽然强化了流动人口内部的交往，但同时也阻碍了他们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的交往。大致于同一时期在北京开展田野调查的杰华也发现，打工妇女很少与北京本地人交朋友，她们与城里人接触的经验通常是负面的，而且几乎不存在共享的利益意识和认同感。简言之，在这一时期，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相互隔离形成了城市中的“二元社区”。群体间的消极关系当然可能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但在当时，这些影响并未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

如今，20多年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的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群体互动的形式已经从“二元社区”向“敦睦他者”过渡。流动人口开始与城市户籍人口开展更加深入的交往，部分流动人口甚至与城市户籍人口成为朋友。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之前的“二元社区”意味着城市社会网络分化为流动人口网络和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网络，两个网络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绝，仅存在零星和微弱的联结。而从“二元社区”向“敦睦他者”的过渡则意味着，流动人口网络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网络开始进行桥接与整合，在以流动人口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城市户籍人口将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我们把这部分城市户籍人口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进行考察，那么可以建构出流动人口的“跨户籍社会网络”。该网络属于“自我中心网”，能够以流动人口为中心反映他们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关系状况。于是，我们之前提出的研究问题将可以转化为：流动人口的跨户籍社会网络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建构并测量流动人口通过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交往而形成的跨户籍社会网络，而这恰恰是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首先，在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研究中，对风险因素的考察仍然局限于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更没有关注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社会关系。既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社会经济因素、住房状况、生活压力与社会能力、歧视与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代际因素（新生代相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等。除此之外，身体疾病、很少返家、多城市流动经历、普通话水平低、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等因素也会增加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风险。显然，上述研究关注的风险因素均为个体层次的变量，忽视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少数研究考察了社会整合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它们对社会整合进行了多维测量，其中一些指标能够间接反映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状况（例如邻居的构成、参加活动或组织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未按照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直接测量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构建“跨户籍社会网络”并考察其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

其次，即使是致力于考察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社会关系的研究，也缺乏建构“跨户籍社会网络”的系统努力，所能提供的相关信息非常有限。自从民工潮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以来，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关系便引起了学界关注。但是，很多研究从社会距离视角出发，测量的是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主观交往意愿。显然，仅仅基于主观层面的交往意愿，我们无法构建以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跨户籍社会网络”。一些研究考察了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客观发生的社会交往，因此离跨户籍社会网络的构建更近了一步。不过这些研究对社会交往的测量通常非常简化，并且不符合主流的社会网络测量范式（例如自我中心网的定名法或定位法，或者整体网的测量范式）。例如，有些研究只是简单地询问流动人口在工作之外的主要交往对象，让其在包括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的多个类别中进行选择；有些研究则是笼统地询问流动人口与（作为一类人而非具体个人的）城市户籍人口的交往频率。这些研究所能提供的与跨户籍社会网络相关的信息主要局限于网络规模，通常体现为流动人口是否与（或者与多少）城市户籍人口形成某种社会关系（如朋友关系）。除此之外，其他信息或许有助于加深对群际交往的认识，但难以转化为跨户籍社会网络的测量指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研究蓬勃发展。我们或许能够在这类研究中找到建构跨户籍社会网络的更多努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未区分网络成员是否属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因此无法建构或离析出我们所关注的“跨户籍社会网络”。当然，也存在个别例外。例如，有研究采用自我中心网的“定位法”，调查了流动人口由于工作之外的原因，“通过见面、电话、短信或邮件”等方式经常进行联系的城市户籍人口。由这些人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正是笔者关心的“跨户籍社会网络”。但遗憾的是，该研究仅将跨户籍社会网络的规模这一指标纳入分析，未能考察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其他维度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总之，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关系的尝试仍然非常有限，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跨户籍社会网络”知之甚少，对跨户籍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更是缺乏了解。本研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尽管社会关系有其阴暗面并能够产生消极影响，但笔者主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强调它们是能够给行动者带来有益影响的资源。就本研究的主题而言，我们强调，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之所以特别关注流动人口通过与流入地城市户籍人口交往而形成的跨户籍社会网络，是因为它相对于流动人口的其他社会网络能够发挥特殊作用，或为流动人口提供难以替代的特殊资源。

首先，跨户籍社会网络相对于一般网络的无可替代性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整合效果，即它把流动人口整合到城市社会之中。在流入地，流动人口与当地城市户籍人口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当然也具有整合功能，但这种整合有可能只是强化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团结，而无助于突破城市中的“二元社区”。若要真正推动城市社会融合，实现从“二元社区”向“同质认同”的过渡，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的良性互动是必经之路。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存在反映的正是这种良性互动的成果：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建立了超越工作需要的私人关系。借助这些私人关系，流动人口能够体会到城市户籍人口对他们的包容与认可，这不仅有助于肯定流动人口的自我价值，提升他们的自尊感，而且能够为流动人口营造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帮助他们在流入地的城市找到“家”的感觉，把自己看作“城里人”而不是“外人”。自尊和归属感是社会关系对心理健康施加保护性影响的重要机制。因此，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存在理应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跨户籍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整合程度就越高，跨户籍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产生的积极影响就越大。由此，笔者提出假设1：跨户籍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其次，相对于流动人口的其他网络，跨户籍社会网络蕴含的资源不仅更为丰富，而且包含其他网络无法提供的特殊资源。在城市社会中，城市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占据着巨大优势，掌握的资源更加丰富，这一点毋庸多言。至于跨户籍社会网络资源的特殊性，实则有赖于跨户籍社会网络相对于流动人口其他网络的异质性。在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依然存在很多制度化的差异，既包括户籍制度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做的正式区分，也包括身份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累积形成的非正式差别。一方面，这些差异制造了交往障碍，使得流动人口很难与城市户籍人口建立深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些障碍也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资源异质性。社会网络是情感、信息以及工具性支持的传送渠道，而社会支持则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一旦流动人口能够突破障碍，与城市户籍人口建立一定深度的社会关系，那么他们将能够通过城市户籍人口提供的社会支持获取跨户籍社会网络蕴含的资源，并借此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据此，笔者提出假设2：流动人口从跨户籍社会网络获取的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格兰诺维特的开创性研究揭示了弱关系的优势。这提醒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跨户籍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强关系的作用。例如，弱关系提供的归属感对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再如，弱关系网络被认为在提供健康信息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由于沟通中的情感色彩更少，经由弱关系传播的健康信息被认为更加客观有效；同时，人们在弱关系中也更少担心因为暴露疾病隐私而遭受歧视，因此在寻求帮助时感知到的心理压力更低。另外，对于身处困境而需要特殊帮助的人来说，关系亲密的重要他者往往因为没有遭遇过这些困境而缺乏切身感受，虽然提供帮助的意愿很强，但不知该如何下手。相反，那些虽然关系较弱但具有相似经历的关系人却能够基于切身经历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如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包容）、有针对性的信息和建议（如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以及角色榜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跨户籍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同样能够提供社会整合与社会支持，并借此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跨户籍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能够增进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弱关系的比例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既有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例如，在婚姻关系中，丧偶对男性心理健康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再如，扩展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对男性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但对女性的心理健康则具有消极作用。这是因为社会支持导致的心理成本呈现特定的性别模式：接受社会支持的女性会产生亏欠感和回报的责任感，并被期望要严格遵从长辈亲属的意见，这导致了高昂的心理成本；而男性则无须承受这些重压。既然婚姻关系或扩展家庭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那么，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由此，我们提出假设4：跨户籍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在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和房山区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城乡流动人口，指的是18到65岁之间、具有京外农村户籍、在京居住至少半年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调查根据流动人口的职业、居住地和性别进行配额抽样，试图涵盖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典型职业，同时纳入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流动人口，并考虑性别均衡。调查工具为自填式问卷，包括纸质版本与手机联网版本，流动人口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30份。其中，94份问卷通过初筛被排除。由于本调查的对象为城乡流动人口，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被直接排除（12份）。此外，由于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弱关系比例和社会支持等指标均要求跨户籍社会网络的规模不为0，本研究排除了网络规模为0的调查对象（82份）。参与主体问卷填写的流动人口共计436人，其中16人因关键问题漏填而被排除。因此，本研究最终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规模为420人。如果纳入初筛问卷，本次调查的问卷有效率为79.25%（420/530）。不过，由于初筛排除的调查对象不用填写问卷主体部分，因此上述问卷有效率无法全面反映本次调查的质量。如果排除初筛问卷，本调查的问卷有效率为96.33%（420/436）。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通过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简称GHQ）测量。GHQ被广泛用于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筛查，包括60题、30题和12题三个版本，其中应用最广的是12题版本（GHQ-12）。本研究采用的是GHQ-12的中文版。国内相关研究表明，该版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87。

GHQ-12旨在了解调查对象最近几周内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包括6道正向计分题（如“因担忧而失眠”）和6道反向计分题（如“做事情时能集中注意力”），每个题目包括4个选项：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GHQ-12有三种计分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李克特法：在正向计分题中，上述选项分别计分为0、1、2、3；在反向计分题中，则颠倒过来。所有分值相加，得到心理健康总分，范围为0～36，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作为筛查量表，GHQ-12设定了切分值。在李克特计分方式下，切分值为11/12，即达到或超过12分的调查对象被认为有较大的可能存在心理障碍，值得特殊关注。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流动人口跨户籍社会网络的三个指标：网络规模、网络中弱关系所占的比例和流动人口从网络中获取社会支持的力度。跨户籍社会网络采用个体中心网的“定位法”进行构建。在问卷中，我们首先询问：“在过去的半年里，除了工作原因之外，与您经常联系的人（通过见面、电话、微信、短信联系都算）中，有几个是‘北京市民’（有北京城市户口的人）？”其次，分别询问市民亲属（和调查对象是亲属关系的北京城市户籍人口）、市民朋友（和调查对象关系较好的北京城市户籍人口，亲属除外）、市民熟人（和调查对象关系一般的北京城市户籍人口，亲属除外）的数量。流动人口所报告的市民亲属、市民朋友和市民熟人的总和即是跨户籍社会网络的规模。

关系强度的测量有多种方法：角色关系法、互动法、多维指标法等等。本研究采用了较为简便的角色关系法，将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在调查问卷中强调“关系较好”）认定为强关系，将熟人关系（在调查问卷中强调“关系一般”）认定为弱关系。熟人关系在跨户籍社会网络规模中所占的比例即是弱关系的比例。根据弱关系比例的数据分布特点（峰度=-0.78，数据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两端），笔者以0.50为界，将弱关系比例转化为二分变量（≥0.50为1，＜0.50为0）。

社会支持力度采用自行设计的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包括8个问题，涵盖情感支持（例如“城市户籍人口在您心情不好时给您安慰”）、信息支持（例如“城市户籍人口跟您讨论生活中碰到的重要问题”）、社交陪伴（例如“城市户籍人口和您一起休闲娱乐”）和工具性支持（例如“城市户籍人口借钱给您”），每个问题包括3个选项（经常；有过，但很少；没有），分别赋值为2、1、0。所有题目相加后的总分（范围：0～16）代表跨户籍社会网络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支持的力度，分值越高，力度越大。该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85。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验证跨户籍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引入了一些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人口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地位），流动特征（在京做工份数、返乡频率），工作环境（健康威胁、医疗保险），居住环境（住房设施、邻里构成）及身体健康状况（身体不适）。

表1列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得分的均值为14.28，超过了11/12分的切分值，说明该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11.54，弱关系比例达到或超过50%的流动人口占53%，社会支持力度的均值为5.51，略微超过取值范围的1/3（5.51/16），说明流动人口从跨户籍社会网络实际获取的社会支持仍然有限。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10岁，54%为在婚状态，57%接受过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38%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66%为工业服务业普通员工，11%为摆摊销售的摊贩，14%为开店经营的老板或在建筑工地带队的工头，其他职业占比为9%。被调查者在北京平均从事过2.62份工作，每年返乡不超过1次者达到52%，35%的被调查者报告自己的工作环境中存在健康威胁，22%的被调查者报告没有加入任何医疗保险，1/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住房设施差，将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报告自己的邻居中外地人居多，46%的被调查者在之前的3个月中出现过身体不适。

（三）统计分析

心理健康得分属于心理量表测出的分值，本质上属于定序变量，但既有研究常作为定距变量使用。因此，本研究沿袭既有研究的做法，使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对其进行分析。第一个模型纳入了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第二个模型纳入了3个自变量与性别分别构造的交互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构造交互项时，笔者对性别和3个自变量进行了对中处理。模型1和2纳入的都是经过对中处理后的相关变量。分类变量均在转化为虚拟变量后引入模型。经检验，回归分析中没有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跨户籍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的普通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模型1中，网络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0.008），这与假设1预测的方向一致（即跨户籍社会网络规模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因此假设1没有被证实。在其他条件保持同等的情况下，相对于跨户籍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比例低于50%的流动人口，弱关系比例达到或超过50%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得分平均会降低将近1分（p＜0.05），说明弱关系比例高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因此假设2被证实。社会支持力度每增加1分，心理健康得分会降低0.139分（p＜0.05），说明流动人口从跨户籍社会网络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也具有保护性作用，因此假设3被证实。在控制变量中，月收入超过5000元（p＜0.1）、职业地位为工业服务业普通员工（p＜0.1）或者老板和工头（p＜0.05）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在京做工份数（p＜0.01）、邻居外地人居多（p＜0.1）、过去3个月出现身体不适（p＜0.001）则会增加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风险。

模型2纳入了性别与3个网络变量分别构造的交互变量。结果显示，在3个交互变量中，只有社会支持力度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p＜0.05），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能够在同等的社会支持力度下得到额外收益（心理健康得分平均额外降低0.276分）。因此，假设4得到了部分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交互作用后，社会支持力度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依然显著，且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p＜0.05），说明社会支持力度对心理健康既存在主效应，又存在交互效应。弱关系比例高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也依然显著，且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p＜0.05）。在控制变量中，除了老板和工头的显著性下降（从p＜0.05降为p＜0.1），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均保持不变。

五、讨论

从全球来看，关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相关文献数不胜数。在流动人口研究中，亦有不少文献表明，社会支持有助于降低心理健康风险。不过，这些研究在测量社会支持时通常没有区分社会支持的提供者是否属于城市户籍人口，因此它们考察的社会支持属于一般性的社会支持，而非跨户籍社会网络提供的支持。个别研究进行了区分，发现城市户籍人口提供的社会支持对高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但是一般性的社会支持则不具有这种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印证了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支持对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测量的是流动人口从跨户籍社会网络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而上述研究考察的则是流动人口“感知到的城市户籍人口的支持”。在社会支持研究中，“感知到的支持”与“实际获得的支持”一直存在区分，因为两者常常只是微弱相关，并且前者对心理健康的作用往往更强、更一致，而后者的作用则更弱、更矛盾。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的结果共同表明，无论测量的是实际获得还是感知到的支持，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因此，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来相信跨户籍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自从格兰诺维特的经典研究发表之后，弱关系的重要性得到普遍重视，其对于工作机会或知识信息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证实。但是，弱关系对于心理健康的作用较少得到关注。而且，有限的研究表明，弱关系对于心理健康存在消极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弱关系多的松散网络对身体健康有利，但对心理健康有害。这或许是因为，心理健康更加依赖表达性行动，因此核心网络对心理健康更为重要；身体健康更加依赖确保资源获取的工具性行动，因此松散型网络更具优势。换言之，早期的研究传统认为，弱关系主要服务于工具性行动，难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因此无法为心理健康提供保护。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弱关系至少能以两种方式突破上述角色限定：（1）弱关系所服务的工具性行动直接有助于心理压力的应对（比如，通过提供更加客观有效的信息来促成更加合理的风险评估）；（2）弱关系能够满足强关系无法满足的某些情感需要（比如相对于缺乏切身经历的强关系人，与受助者具有相似经历的弱关系人更容易实现共情、理解和包容）。当然，这些作用机制能否很好地解释跨户籍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对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保护性作用，尚需进一步地探讨和验证。

本研究发现，跨户籍社会网络在同样的社会支持力度下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与此前的研究既形成了呼应又形成了对比。呼应之处在于，跨户籍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力度与性别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对比之处在于性别模式的反差：既有研究表明，扩展家庭的社会支持对男性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对女性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而在本研究中，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均因跨户籍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而获益，但女性的获益程度更高。那么，社会支持为什么会对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呢？既有研究倾向于从心理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女性更容易因为社会支持而产生回报的责任感与遵从的压力。如果参照这种逻辑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那么可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之所以从跨户籍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中获益更多，是因为她们由此而产生的心理成本要比男性流动人口更低。当然，这一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待将来的研究予以验证。而且，假如这一解释是合理的，它将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不同的关系网络（扩展家庭关系、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关系）中，性别与社会支持所导致的心理成本的关系为何会呈现不同的模式？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横断面的研究设计限制了对跨户籍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因果推断的能力。其次，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抽样框，研究未能对流动人口实施随机抽样，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不过，通过在配额抽样中努力兼顾职业、性别和居住地等方面的关键差异，我们努力提高了样本的异质性。当然，为了更系统地验证本研究的结果，未来的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抽样。

GHQ-12在Likert计分方式下的切分值为11/12，意即达到或超过12分的调查对象有较大的可能存在心理障碍。在本研究考察的流动人口样本中，心理健康平均得分为14.28，而且得分不低于12分的流动人口达到了75.5%。这印证了既有研究的发现，即流动人口群体中存在较高的心理健康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鉴于跨户籍社会网络能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的社会政策应该致力于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的交往，改善群体间关系，推动群际网络的拓展与深化。为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该致力于创设有利于流动人口发展跨户籍社会网络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的交往存在一定的障碍。政府需发挥应有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努力实现城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公平对待，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歧视。其次，社区应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交流互动。再次，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应该努力扩大活动的覆盖面，积极吸引流动人口的参与，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关心慰问和帮助扶持，鼓励和带动城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开展互动交流。最后，相关政策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动性，突破内心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敢于走出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圈子，拓展自身的跨户籍社会网络，并积极利用其中蕴含的资源来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