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

张浩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梁漱溟和费孝通两位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主要讨论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对年轻的费孝通而言，其学科训练、师友影响以及士绅家庭背景都令他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抱持保留和质疑的态度；历经数十年人生风雨，经过晚年的反思与补课，费孝通重新认识并走近了梁漱溟，对其乡村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转变。梁漱溟与费孝通两位先生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知灼见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费孝通；梁漱溟；乡村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一、“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1987年10月31日，在为纪念梁漱溟先生95岁诞辰而举行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费孝通，2009/1987a：384-385）。1988年5月，费孝通主持香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梁漱溟先生参加，95岁的梁先生难以承受旅途跋涉之劳，在家里录制了视频讲话拿到研讨会上播放，这是这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次学术演讲。就在这次会议上，费孝通就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了专题发言，他认为，梁漱溟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虽然其中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作为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的先锋值得后辈敬仰（费孝通，2009/1988a：65）。

曾有人询问梁漱溟：“晚辈学者中你最佩服的是谁？”他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另有人问他：“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答：“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都通，近年深入农村工矿调查，使他更通。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陆铿，1990）。费孝通对此回应道：“他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跟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费孝通，2009/2003b：487-488；马宝琛，2010）。

的确，两位先生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相通之处：都曾有志学医，却又都弃医从文，转入认识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都在青年时期完成重要著作；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都曾担任民盟的重要职务；都曾办报，倡导和平与民主；都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都强调学以致用，反对“为学问而学问”；都关心中华文化及其历史命运；都曾直面中国乡村的衰败并提出真知灼见；都得享高寿95岁。

既然存在这么多相似相通之处，彼此间又惺惺相惜，那么，费孝通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是什么态度呢？

20世纪20-30年代如火如荼展开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问题意识而言，回应了“五四”时期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命题：帝制皇权解体后，建设民治政体的民情基础是什么？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和民众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侯俊丹，2017）。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梁漱溟在其持改良主张的父亲安排下从小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时代因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崇尚君主立宪，但是清廷半真半假的改革促使他很快转向支持革命，憧憬在中国实现西洋政治制度。然而民初的政治乱象及相继的军阀割据再次令他大失所望，也使他“深悟到制度与习惯间关系之重大，深悟到制度是依靠于习惯”，“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自治’问题”（梁漱溟，2005/1934a：19-22）。他开始提出“乡治”主张，后因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和接办《村治月刊》（1929-1930）而改称“村治”，之后又统称为“乡村建设”。他说：“我从事乡村运动的动机是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烦闷而来的。我由于对政治问题的烦闷而得到的一个答案，即：要先培养新政治习惯。而新政治习惯的养成，须从小范围入手，因此才注意到乡村；不然的话，我便不会注意到乡村”（梁漱溟，2005/1930a：231-232，1937a：318）。

尽管当时不乏社会学者对乡村建设主张的批评，但是总体上，社会学者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设立乡建实验区，到培养乡建人才、推动乡村社会调查以提供实验基础，再到在舆论界造成影响、参与整合乡建力量，都有社会学者的参与（阎明，2004：96-97）。费孝通于1933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亦曾一度应邀参加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费孝通，2009/2003b，487；Arkush，1981：36、294）。作为一名社会学的后辈学者，费孝通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又是什么态度？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理解思想家对彼此之间主张和看法的态度，与理解不同思想家各自的主张一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两位先生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爬梳和辨析彼此对对方的主张的态度，有助于回到双方共同面对的原初问题，加深对各自主张的深入理解，明晰不同主张和思路的共同和歧异之处，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社会思想总体状况的理解和把握。

此外，提出这一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国家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实现是一项历史性任务，任重而道远。鉴往知来，要深入理解和顺利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了解前人的探索尝试和经验教训。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主张无疑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和费孝通各自关于乡村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很多（刘豪兴，1988，1989，2017；李善峰，1989；甘阳，1994；郑大华，2000；贾可卿，2003；吴飞，2005；周拥平，2007；干春松，2007；盛邦和，2007；杨清媚，2010，2015；李友梅，2017；谢立中，2017；张静，2017；周飞舟，2017，2018；周晓虹，2017），对两人的思想进行比较讨论的研究相形较少。丁元竹较早提出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所采方法和所获认识有所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新生活的源泉必须到乡村中去寻找，他主张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复兴农村以带动都市的道路，费孝通则认为城乡二者同样重要，在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上更强调乡村工业的重要性。就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言，梁漱溟总体上是否定西化论的，认为中国文化是处于比西方文化更高的阶段的文化；费孝通则认为不同文化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特定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丁元竹，1992）。徐勇在其研究论文中指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东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毛泽东主张推行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但是对政治革命的偏重使乡土重建承载了过多的政治理想色彩，反而使乡土重建难以实现。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社会，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没有革命的对象，中国的问题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在于通过乡村组织重建新文化新礼俗。费孝通则强调中国乡村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恢复乡村工业。三人的探索思路尽管不同，但也存在共同之处：都认为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都强调乡土重建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发和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农村，身体力行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从中挖掘和寻求解决乡土重建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徐勇，1996）。

费孝通英文传记的作者阿古什注意到，年轻的费孝通对乡建工作流露出冷淡和轻视之意，而更倾向于通过学术研究认识中国，以作为进一步改进社会的基础。阿古什推测说这是因为费孝通当时在派克的影响下对城市研究更感兴趣（阿古什，2006：29）。在人类学者杨清媚看来，真正的原因其实并不在此。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走了一条与梁漱溟不同的道路，对绅士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是其中关键。虽然两人都强调绅士的重要作用，但是梁漱溟眼中的绅士的首要承担在于培养人心、教育地方，费孝通眼中的绅士则应起到另外的作用，即促成技术和社会制度的革新。梁漱溟认为职业分立而人心无差别；费孝通则认为绅士与农民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道德有差等，人心有分别。在费孝通那里，虽然有对绅士的道统的坚持，但他那时并未对中国历史传统发生真正的兴趣，因而对于道德和历史的问题存而不论（杨清媚，2010：73-74、84-85，2015）。这可谓点中了两位先生一个重要的分歧。不过在本文看来，关于乡村士绅的角色和作用只是二人分歧中的一个方面，而且重要的是，学者的思考和主张随着时代形势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杨清媚留意到，到了老年，费孝通意识到（或者是时势允许他去谈）这些制度一直忽视了给知识分子自身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文化精神无从依傍。他后来走向对精神世界的研究，其实迂回地重现了梁漱溟的问题。可惜囿于主题和篇幅，她未能就此展开讨论（杨清媚，2015）。

二、“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

概言之，费孝通早年对梁漱溟的乡建主张抱持保留态度。费孝通曾回忆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他（梁漱溟）的书，但是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我早年的影响不大”（费孝通，2009/2003b：487）。“没有全部读懂”与“影响不大”隐约表达了他当时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不同看法。如果说激起不同的见解也算是一种影响的话，从费孝通的早年著文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影响。

1933年11月，费孝通在《北平晨报》发表《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一文，在文章的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在国内似乎有一个趋向，以为‘中国问题’是一个乡村问题。若是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社会变迁而言，则在社会研究的观点上论，我们不敢附和这种见解。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是有同样的重要。若是离开了都市的研究，乡村的变迁是不容易了解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常策源于都市。我们要明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自然不能不从变迁的源头都市入手”（费孝通，2009/1933b：123-127）。

基本可以肯定，这一段话多少是针对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观点。在此文发表的三个月前，费孝通离开了短暂参与的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进入清华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参与乡建工作期间，他自然会从梁漱溟的文字或演讲中了解其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主张。在完成于1929年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梁漱溟第一次公开地系统阐述了其乡建思想，他在开篇指出：“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梁漱溟，2005/1929b：911）一年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中，梁漱溟再次表示：“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梁漱溟，2005/1930a：222）。在山东六年的乡村建设工作中，梁漱溟发表了大量演讲，屡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他在1934年1月3-6日所作的题为《自述》的讲话中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梁漱溟，2005/1934a：31）。在1934年10月10日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所作的发言中，他指出：“所谓四面八方而来的乡村运动者，正为中国问题原即乡村问题，——愈到后来愈见出是一个乡村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还只有于乡村以求之，——愈到后来愈反逼到此一路。于是举国上下东西南北各方面乃不得不集中于此”（梁漱溟，2005/1934b：578）。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他再次强调：“做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所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梁漱溟，2005/1937a：161）。

年轻的费孝通显然在两个方面不能同意梁漱溟的主张：第一，不同意简单将中国问题归结为乡村问题；第二，不同意将关注的重心置于乡村，而认为在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与后来主要关注乡村形成对比，时年23岁的费孝通明显正深受美国社会学家派克的影响，后者于前一年秋冬到燕京大学讲学，鼓励学生们把北京当作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并亲自带领他们走进北京的天桥、监狱、贫民窟乃至八大胡同去实地观察（阿古什，2006：25、30）。耐人寻味的是，从费孝通在文章题目《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之中以及正文中的限定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在社会研究的观点上”可以发现，费孝通有意表明他是从学科研究的意义上提出上述批评的。从所指涉的内容来讲，费孝通的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多少予人一种就事论事、与梁漱溟的主张不在同一个层面因而显得“对不上”的感觉。对于梁漱溟历经长期探索形成的乡村建设主张及其背后繁复曲折的理路和体系，费孝通似乎并未了然于胸，或许正如他后来表示的，他当时对梁的作品“没有全部读懂”。

如果说前引的一段话还只是对梁漱溟的观点隐晦地表示不同意见，那么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就是直言不讳的点评和质疑了。费在文中说：“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好像邹平、定县已在乡村中引入了种种新的生活形式，我们很愿意知道这辈在改变生活形式中的农民对于这些新形式的认识是怎样的，在态度上，我们才能预测这种乡村运动的前途”（费孝通，2009/1933b：131）。判定一项社会运动、制度或政策是否合理或是否有成效，离不开对基层民众的认知、反应和接受程度的关注。

1934年，在以姐姐费达生的名义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成为一名功能主义者的费孝通更加直接地批评道，正是因为对民众反应和接受程度的关注和了解不够，离开了社会研究和社会知识的支撑，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很多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验不过是一种“硬手硬脚的尝试”，虽则打着“建设”的旗号，其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造成对乡村社会的破坏：“我们现在所做的农村工作，一方面可说是‘建设’，另一方面亦可说是‘破坏’……我们的社会知识太缺乏。社会知识的缺乏，非但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甚而会影响到建设事业的本身……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正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若要免除或减少变迁时代中的失调痛苦，惟有从多方入手的办法。在目前讲求或试验农村建设的地方，很多是犯了单刀直入，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有机性，弄到一盘碎局，无从收拾。整个的中国，不就是如此么？”（费孝通，2009/1934：257-258）在初版于1936年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编后记》中，费孝通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清理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费孝通，2009/1988d：431-432）。

费孝通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先认清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费孝通对乡村建设派改造社会的努力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在没有科学地认识清楚社会病症之前就匆忙地去做改造的工作。

行文至此，费孝通对自己志业的设定也就呼之欲出了。他说：“我们希望现在做社会研究的人，能详细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就其活动的有机性，作一明白的描述，使从事建设的人能有所参考”（费孝通，2009/1934：258）。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一书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孝通，2009/1939：69-71）。在推动社会改造之前，先来做一番切实的认识社会的工作，这是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期望，更是自己准备承担的使命。费孝通坚定地选择了一条“学院派”的路子，矢志不渝地从事“认识中国社会”的研究探索工作。问题是如何去进行社会研究才能有效获取“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弥补“社会知识的缺乏”，从而提供“从事建设的参考”、实现“社会科学的功能”呢？

在当时，经过一些前辈学者的努力倡导和践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认知和接受。在社会学引入中国之初，即有一批教会学校的外籍教师主持进行实地社会调查。以陶孟和、李景汉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社会学者继而发起了一场通过社会调查探寻中国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的颇具声势的社会调查运动（阎明，2004：17-75）。这些调查大体属于定量性质，即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些区域和领域内的状况进行概括描述，当时几项最为著名的调查，例如陶孟和关于北平生活费的调查（1930）、李景汉关于定县的社会概况调查（1933）、卜凯关于农场经济的调查（1930）、潘光旦关于家庭问题的调查（1928）、严景耀关于犯罪问题的调查（1928-1934）等，皆属此类。乡村建设的倡议者认同这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晏阳初在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晏阳初，2014/1933：81）。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他再次表示：“农村建设的工作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事实的根据，又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确调查”（晏阳初，2014/1934：102）。梁漱溟在1929年初游历考察了晏阳初与平教会的定县工作后认为，在平教会最主要的三项工作（文艺教育、社会调查、农业改良）中，最有价值的便是李景汉主持的社会调查工作。他说：“平教会所办的社会调查部，我想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平教会所替社会作的事，要以请李景汉先生到外县乡间去办社会调查为最大功德”（梁漱溟，2005/1929a：891）。

在老师吴文藻的影响下，费孝通对这样的社会调查并不满意。他承认这一类问卷式定量调查在某些方面或许有其功用，但认为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无法据以深入理解社会。他和他的老师更属意的是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旗帜下经过一番摸索形成的一种新的实地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法。吴文藻于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经历了社会学美国本土化的过程（吴文藻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吉丁斯是美国本土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受此启发，回国后主张并推行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1982）。他提倡的社区研究正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项主要工作。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工作是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中去。当时学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另一种即上面提到的，用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吴文藻对两种途径都表示怀疑，认为无法由此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实际。他从到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那里获得启发，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主张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吴文藻，1982；费孝通，2009/1995c：184-185）。费孝通认同吴文藻的主张，认为社区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最理想和合适的方式。倡导社区研究法是费孝通及其师友的主要贡献，他们的工作甚至被视作形成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燕京学派。这也构成了费孝通认为的他与梁漱溟等乡建派主张的主要区别。

正是通过践行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孝通看到了乡村经济结构的特别之处，形成了恢复乡村工业的基本主张。在研究进路上，如果说梁漱溟主要从政治和文化方面认识乡村的衰败，费孝通则着眼于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生计困顿。1935年在江村看到的“站在饥饿边缘上”的农民，给费孝通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令他得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2009/1939：264）的重要判断。为什么农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呢？通过对江南和西南几个村庄的观察，费孝通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他说：“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而濒于崩溃，“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激起了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和收租人的仇恨和反抗。“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费孝通，2009/1947a：67-71）。着眼点不同，看到的问题不同，提出的应对也不同。梁漱溟躬身践行乡村建设，费孝通则主张通过恢复乡村工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计，进而实现乡土重建。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他说：“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费孝通，2009/1939：266）。在此后数十年间，秉持“志在富民”（费孝通，2009/1991）的学术志向，费孝通孜孜不倦地持续关注农民的生计，从江村到云南三村，从村庄到市镇再到更大区域，一路行行重行行，在乡村工业、土地问题、士绅角色、科技下乡、乡村组织等方面形成了有异于乡村建设派主张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在为1947年日本社会学会年报所做的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学的长成》的文章中，费孝通再次批评乡村建设实验区缺乏扎实的社会研究工作，并对包括他自己领导的云大—燕大社会学研究室在内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所进行的社区研究工作的意义进行了回顾和评论。他指出，这种实地的社区研究工作尝试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分析，并更进一步地提出解释。“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因此，“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是一步重要的迈进”（费孝通，2009/1947b：418）。

三、“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与“最后的士绅阶层”

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保留态度，大体上受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师友的影响。除了前述派克教授的影响，据费孝通回忆，吴文藻和杨开道是他在燕京学习期间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费孝通，2009/1988c：58-60），而两人均对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持有不同意见。

吴文藻在著文介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方法时，讨论到“文化的三分法”是学界的通行分类法，顺带对梁漱溟的文化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梁漱溟虽然正确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但只从价值观点进行分类，把次序弄颠倒了，而如果从事实观点分类，则应把物质生活放在前面，把精神生活放在后面。在吴文藻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是从经验到抽象，精神是三者中最缺乏客观性和具体性的，也是最依赖于物质和社会生活的（吴文藻，2010：277；杨清媚，2010：85-86）。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学家之一、燕京大学清河乡建实验区的关键人物，杨开道的主张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后来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孝通，2009/1988c：60）。尽管同为当时乡村建设的重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但是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和争论。例如梁漱溟于1929年春先后游历考察了国内几处主要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域之后，于当年6月在《村治》月刊发表《北游所见记略》，表示对所看到的乡村建设方案不满意（梁漱溟，2005/1929a：901-908），杨开道当年10月即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业周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杨开道，1929）。

第二个原因在于费孝通所接受的完整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学科训练。晚年费孝通曾自称“学术领域里的一匹野马”，“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费孝通，2009/1990：346，2009/1995a：25，2009/1996：280），表露出不愿局限于学科束缚之意。事实上，费孝通也的确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不过总体而言，完整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训练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科训练影响了他提出的问题领域、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费孝通本人所指出的，早在远赴英伦跟随人类学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学习之前，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燕京大学和清华的学习，他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就已基本形成，他已经成为一名功能主义者，而伦敦的学习经历只是使得他的功能主义观点更趋于成熟（费孝通，2009/1987b：393、433）。费孝通在其第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就对功能学派及其对实地工作的强调推崇有加，并大段援引马林诺斯基的研究（费孝通，2009/1933a）。在清华研究院跟随史禄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测量体质类型）的经历，更加强了他的这一倾向（费孝通，1987b：393）。其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就是采用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50年后该书重版，费孝通在重版前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里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头”（费孝通，2009/1988d：452）。费孝通于后来赴英留学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关门弟子，可谓其来有自，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罢了。

而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慧眼独具，抓住乡村工业这一关键抓手，意识到“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主要就得益于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这一方法重视考察社会制度的社会功能、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各方面的搭配，帮助作者在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观察和描述中，窥见农民生计同时有赖于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共同支持。他在江村看到了不在地地主土地制度横向地关联到乡村手工业的衰落。他说：“当我在分析江村的材料时，就感觉到土地问题决不能视作一个独立的问题。一地方土地制度的形态其实是整个经济处境一方面的表现。若是要解释江村佃户充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该地手工业崩溃的事实”（费孝通，2009/1945：2）。这样，在功能主义的观点指引下，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解释逻辑：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农村家庭手工业衰落崩溃→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搭配的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农民以土地抵押向市镇借贷→无以还贷，出卖土地→不在地主与佃户充斥→无法单独以农业为生，农民生计陷于困境→土地问题严重性凸现，社会冲突加剧。

第三个原因在于费孝通的士绅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的士绅身份定位。费孝通出身于苏南的一个士绅家庭。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归国后长期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学生，创办了当地第一所蒙养院；姐姐费达生及其先生郑辟疆穷尽毕生精力在家乡帮助农民改进缫丝技术。此外，清末状元、视实业和教育为“富强之大本”的改良派实业家张謇与费家交情深厚，曾邀请费璞安于1909年1月到其在家乡南通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任教，为纪念两家的友情和在南通的执教经历，费璞安为1910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孝通”（张謇的下一辈属“孝”字辈）（张冠生，2000：21）。士绅家庭背景对费孝通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他也始终以一名士绅自居。在他晚年，一位英国教授去拜访他时，询问他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费孝通面带微笑地回答：“我还是绅士，没变！”（王铭铭，2005）

士绅背景令年轻的费孝通对源于自强运动的乡村改良派颇有好感，而对乡村建设派的工作有所隔膜。费达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技术和组织，而梁漱溟总结乡建也是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对其姐姐的工作赞誉有加，而对梁的乡建却颇有微词呢？除了情感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费达生的士绅身份及其所代表的源远流长的乡村改良传统。在费孝通看来，他的姐姐费达生及其先生郑辟疆本身都是“丝绸之乡的儿女”，在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费孝通，2009/1988b：67）。与费达生以本地士绅身份从事乡村工作不同，梁漱溟相对于乡村是一个外来人，正如梁自述的那样，“我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尝过乡村生活，而今日乃从事于乡村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以一个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梁漱溟，2005/1934a：31）。

姐姐费达生对费孝通毕生有着特殊的影响。她接替去世的母亲帮助费孝通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她在家乡进行的蚕丝改革试验构成了费孝通学术事业的起点。吴江历来以蚕桑丝织闻名，但是近代以来受国际市场影响，丝业趋于衰落，民众生计陷于困顿。费达生因此发愿终生致力于中国蚕丝事业，在家乡推行蚕丝改革试验，帮助农民养蚕制丝。她创办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无意中为费孝通提供了一个在本乡本土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绝佳的社会人类学田野和对象（张冠生，2000：46-47）。正是在开弦弓村，费孝通首次观察到“站在饥饿边缘上”的农民困窘状况，留意到“农工混合”的传统经济结构，形成了恢复乡土工业的基本主张。在费孝通的理论中，乡土经济是与世界市场体系接轨的，中国社会被他放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中予以审视（相形之下，这是梁漱溟未曾考虑的，世界市场对于梁漱溟来说似乎是陌生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姐姐费达生的启发。费孝通说：“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费孝通，2009/1988b：70）。

四、“反思”与“补课”

以上关于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态度的讨论，时间节点在1949年以前。时移世易，事过境迁，诚如费孝通所述，他早年对梁漱溟的作品“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自己“影响不大”，那么，经历了1949年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晚年的费孝通的认识和态度又如何呢？

历经了“反右”与“文革”的苦痛遭遇，又在20世纪80年代意外开启“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2009/1994：422-428），在“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之余，年届八旬的费孝通的思考和写作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用相当的精力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在国外友人为庆祝他80岁生日举办的研讨会上，他说：八十岁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因而可以有平静的心情去检视过去人生道路上所留下的脚印（费孝通，2009/1990：340）。

一番检视后的第一批成果是于1996年结集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思》。该书收入了作者数年间完成的十多篇学术回顾和反思文章，其中包括1993年在第四届两岸三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所发表的题为《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的学术演讲。在这篇被他称作“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费孝通，2009/1996：112）的文章中，费孝通对自己以往数十年的研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说：“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谬杂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费孝通，2009/1993a：217）。

他悟到了什么呢？

费孝通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只见社会（区）不见人”。对“社会”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社会看成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一种是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费孝通受第一种看法的引导进入社会学，但是在经历了瑶山和开弦弓的实地调查后，尤其在接触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作品后，逐渐转向第二种看法，而这一学术倾向难免导致“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偏颇（最突出地体现在作为“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具体到社区研究经历，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了农民的“衣食”问题，而忽视了其“荣辱”问题；只注意了社会的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前者属于社会的生态层次，后者属于社会的心态层次（费孝通，2009/1992a，1992b，1993a，1993b）。在《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费孝通表示：“我过去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最大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性而没有讲在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费孝通，2009/1995b：33-34）。

促使费孝通将社区研究的视野从生态层次上升到心态层次的，除了年迈老人对自身的回顾和检视，还有国内国际经济社会情势的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挑战，以及个人经历中的荣辱沉浮带来的启示。就前者而言，在国内，经过几十年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稳步走向小康，衣食足而知荣辱，“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应运而生（费孝通，2009/1989：277；2009/1992a：42）；���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朗，不同群体和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利害相连休戚相关，在心理和观念上却还是各行其是隔膜重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共处共存问题亟待解决（费孝通，2009/1992a：42-43）。就后者而言，他说，在前半生，他按着自己在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不需要犹豫，内心不存在矛盾，不觉得自己和社会是对立物。但是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动，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动，最激烈的例子是在“文革”高潮中，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学生勒令扫街清厕游街批斗，这与“文革”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力量和本来面目充分显示出来，令他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中。但与此同时他也亲身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表面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去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可以完全不接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作出复杂的行动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自杀抗拒。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令他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费孝通，2009/1993a：233-235）。

费孝通记起老师潘光旦根据儒家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理论”（费孝通，2009/1992b：60，2009/1993a：232），记起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和人集体生活中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两个层次（费孝通，2009/1993b：258）。带着一种未能及早领会老师见解的遗憾，费孝通表示，如果天假以年，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他极愿意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就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开路的工作（费孝通，2009/1992b：61）。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老骥伏枥的费孝通在持续进行学术反思的同时，毅然决然地开始补课。他一方面“回到老师那里”，补社会学人类学的课；另一方面，读钱穆、陈寅恪、梁漱溟，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他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他的心态研究提供独特智慧。他感叹道：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想起了八岁时该读的书（张冠生，2000：626，2012：576）。

破题开路的结果是“文化自觉”的提出（费孝通，2009/1997a，2009/1997b，2009/1997c，2009/1999b，2009/2000a，2009/2000b）。费孝通最早从1997年初提出这一概念，之后持续不断地加以完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文化自觉并非文化回归、文化复旧，也并非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而是传统与创造的结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高度概括（费孝通，2009/1997a：5-6，2009/1997b：22，2009/1997c：53，2009/1999b：454-455）。

经过持续的反思和补课，费孝通进一步意识到社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研究范围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认识整体文明和历史变迁方面的局限性。倡导和践行社区研究，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的真知灼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使命，是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以及其他师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作出的一个主要贡献。直到1987年为《云南三村》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费孝通还对社区研究方法深具信心（费孝通，1987c：377、381-382）；在进入90年代后，针对学界同行的质疑，他还在为社区研究进行有力的辩护（费孝通，2009/1990：344-345，2009/1995d：226-232，2009/1996：257-260）。但是，晚年的费孝通也终于认识到，社区研究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终究还是有其边界和局限。他说：“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不应当不看到它的限度”（费孝通，2009/1996：264）。在2000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费孝通再次表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以往那种在有限区域内进行的社区研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站在今天的地位来反思当时从事社区研究的过程，我能够看到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我现在认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宏大体系和历史的流变”（费孝通，2009/2000a：158）。

费孝通开始冲破学科局限，倡议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2003a）。费孝通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自身以往所接受的学科训练既成就了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为了挣脱和克服以往学科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费孝通提出要拓展社会学学科的研究疆域，认为社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人文性，不仅需要关注制度和组织，还需要关注文化和人心，简言之，社会学不仅仅是“科学”，还应该是关于人心的学问。他说：“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费孝通，2009/1999b：443-448）。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包含着从梁漱溟作品中汲取的启发和营养。

费孝通通过重读梁漱溟而走近了梁漱溟。梁漱溟的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讲的就是文化和民族精神，前文提到，吴文藻对梁漱溟的文化三分法有批评，批评梁漱溟将文化的精神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现在费孝通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忽视了文化的精神方面。梁漱溟最后一部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就是《人心与人生》，这更是自认早年的研究“只见社区不见人”的费孝通所缺乏的。晚年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倡导表明他对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一些大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肯定，也似乎表明他对梁漱溟的乡建主张有了重新的认识、体会和评价。

在一篇文章中，费孝通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一并视作他始终念兹在兹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部分（费孝通，2009/1993b：247-248）。他认为，他在两个方面与梁漱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所谓对社区的研究的连接，大体上是将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连接起来了；所谓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多少隐含着他对梁漱溟的以文化比较为基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乡村建设为抓手（东西文化及其社会）的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接受。两人的观点和主张固然有着重要差异，但其实也有着坚实的共同之处，“总的讲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费孝通，2009/2003b：488）。

费孝通晚年接近梁漱溟，固然源于他自身关注的重心出现变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他转而接受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也并不意味着他推翻了自己早年对梁漱溟的批评，但至少表明，他现在能够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意义上来看待梁漱溟的主张和他自己的主张，对梁漱溟的主张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费孝通最终意识到，梁漱溟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入思考作基础的，他在一些大的方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而这本身并不是经由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或通过实地研究的工作就能够获得的。与西方的科学训练相比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训练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梁漱溟在认识社会的进路方面与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不同，但是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通过这一途径和方式所获得的认识和所从事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和确实的功效。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如前所述，也正是费孝通期望实现的。

梁漱溟一再宣称自己不是学问家，而是问题中人，他只是集中精力去解决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2005/1934a：3、8-9）。费孝通意识到这样不受学科限制地进行思考的可取之处，“他（梁漱溟）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费孝通，2009/1987a：385）。

1992年，82岁的费孝通先生到山东考察，特地前往位于邹平县城南侧卧虎山上的梁漱溟先生墓地，献花凭吊。他说：“梁先生在邹平七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又说：“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实如其人。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永远纪念他”（费孝通，2009/1992a：41）。

五、简短的小结：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在早年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到了晚年，他重读和重识梁漱溟，从而走近了梁漱溟，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转变。

梁漱溟和费孝通二人对20世纪前半叶社会局势和社会基本性质的判断、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剖析以及对其独特性的强调、对中国文化之存续的关注具有共同之处，而对当时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诊断、对救治之道的探寻、对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又存在重要差异。总体上讲，两位先生一位践行乡村建设，提倡借鉴旧乡约建立新礼俗；一位呼吁乡土重建，提倡通过恢复乡村工业改善农民生活。虽然认识有所差异、主张有所不同，且各自的认识和主张随着社会的变迁、世事的演化和个人的遭际而或多或少都有所变化，但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既有传统出发，了解实事，分析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正如六百多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可以依着各自不同认识、主张和偏重在乡村建设的同一旗帜下进行尝试和努力一样，两位先生认识和主张上的差异不影响他们共同对推进乡村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也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尊重和欣赏。

两位先生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知灼见，不仅对于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目前中国乡村问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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