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强博士《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序

郭星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为了一些琐事与家人、同事、邻里、同学，甚至与朋友、上司发生矛盾、产生冲突。矛盾要缓和、冲突要解决，否则会日积月累、形成积怨，产生更严重的冲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属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领域。

解决纠纷，就是要运用一套权威的话语体系，对纠纷当事人的纠纷起因、纠纷过程、纠纷后果等进行一个审慎的梳理，并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判。这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裁判纠纷的中立第三方；第二是权威的话语体系。根据第三方的身份，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官方即国家司法机关。在我国古代，民间的中立的第三方主要有宗族长老、乡绅等等；解放以后，这个民间的第三方变成了单位领导、街道干部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看，就是民间第三方的结构与功能都逐渐萎缩，让位于官方的第三方——国家司法机关，由其扮演纠纷解决的主要角色。

当前，我国纠纷解决的话语体系有三种：传统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和法律话语体系，三种话语体系交织并存，他们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有时候又是相互补充的。就“合法性”而言，法律话语体系一枝独秀，相应地，其他的话语体系则黯然失色。

从思想根源上看，传统话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思想以伦常为中心，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基本上对纠纷持贬抑态度，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以“礼”为中心构建整个价值体系。传统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是伦理道德、乡风民俗。政治话语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促使纠纷解决的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容有所变化，并经历了革命时期、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等漫长的演变过程。但总体来看，仍然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社会组织（结构），三是当时的政治局势或政治利益。政治话语的具体体现是政策条例、路线方针。法律话语指的是以权利——义务关系缔结的，以法律规则为导向，以程序性正义为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是法律法条、程序证据等等。

三种话语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即：倡导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三者的方式方法又大相径庭：传统话语强调社会和谐，注重修复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政治话语强调社会安定、注重社会运行的方向与秩序；法律话语强调程序正义，注重法条与证据。我们很难对这三种话语体系做一个价值判断：哪种更好，哪种不好。事实上，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法治建设，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司法机构的建立、法律条令的颁布过程，而要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经常看到纠纷的一方甚至双方，对法律的裁决大惑不解，与他们想要的社会正义相距甚远（电影《秋菊打官司》对此有十分深刻和生动的描写）。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不强；第二，对法律维护的正义理解有偏差。传统话语维护的是实质正义，而法律话语维护的只是程序正义。这两种正义都是社会正义，但两者常常并不吻合。本书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形象地将法律话语的这种特征称为“甩干机制”， 展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重新认识和解释了乡村司法运行状况，是很有洞见的。

传统话语体系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是一个努力还原纠纷“全息”的过程，依据的不仅是此时此地的事实，还要追溯彼时彼地的事实，再根据伦理道德、乡风民俗作出决断。而法律话语体系则会省略与法律“无关”的信息，所依据的只是此时此地的“事实”，再以法律为准绳作出裁决。纠纷，尤其是发生在熟人社会里的一起纠纷事件，往往会牵涉到过去的许多事和人，即：纠纷是“全息”的。此时在纠纷中受害的一方，往往在过去的事件中是伤害他人的一方，“甩干”过去所有的信息、“甩干”所有与法律“无关”的事实而作出裁决，当然很难让当事人服气。如此看来，我国当代法治建设，远远不止是颁布法律条令、加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这么简单，还有许多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事情要做。

本书作者刘正强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正强君的情形。他专程从山东赶赴北京来拜访我，在一家小饭馆里，他谈起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法律的观点、对时局的看法，也表达了要拜我为师的意愿。说实在的，听完他的话，我觉得他的思想有些肤浅，以为有了法治，有了严格执行法律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不过，他求学的诚心和决心打动了我。谈到做学问不易时，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可以累死，但不能被吓死。就这样，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跟随我研修法社会学。正强君是刻苦的，看书、上课、听讲座，每天都很充实，仅是我的社会学概论，他就先后完整地听过两遍，以弥补他社会学基础不牢的缺陷。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更是艰辛，为此还受过皮肉之苦，面临生命之虞。从他的博士论文来看，文笔清新、流畅，材料翔实、厚重，理论清晰、得当，尤其是提出法律“甩干机制”的理论模型，颇具新意，他的一切努力也因此而有了丰厚的回报。本书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时一年修订而成的，我相信读者诸君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同时，我也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我国法社会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习惯了请名家为自己的拙著写序，冷不丁的有人请我写序，竟然有些许惶恐。屈指算来，除了有过一位画家朋友请我为他的画册写序之外，为学术著作写序，这是第一次，但愿不是惟一的一次。

是为序。

《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刘正强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