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送美国法下乡？
2007-12-04 作者： 陈永苗
法律与文学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渊源关系，这种神秘，我们可以从很多伟大的文学家，例如歌德、托尔斯泰都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种历史现象中管窥道一些。肇始于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近30年来活跃在于北美和英国的 “法律与文学”运动似乎在探索这种秘密。如果说这种神秘确实存在，那么“法律与文学”是最令人有快感的跨学科理论研究。
“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冯象博士在《政法笔记》中也在参和这个运动，以游荡于美国法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姿态，与苏力翻译波斯纳《法律与文学》的举动一起，承接原来孤掌难鸣的余其宗，在中国运作“法律与文学”运动。其实这样对于冯象这样的两栖人士比较好的选择，一方面保留了当年的文学青年特征，另一方面有思考了法律问题。这样不会让法律专业摧毁文学细胞。
我喜欢怀特那种玄勾古今。与怀特比较起来，冯象的《政法笔记》在作普法，也就是他在《送法下乡和教鱼游泳》中说的“教鱼游泳”。如此虽然可能是同一门派，但是读者的距离显然太远了。
在《导言》中，冯象已经明白地宣告，自己的读者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员，而是普通读者。书中的内容，也是在哈佛大学兼职上课的内容，往往是讲到什么题目，就写什么，注意部说一般读者不会感兴趣的太技术性的内容。毫无疑问，如果使用文学方法，传播思想的范围最大。《政法笔记》在苏力的号角下，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其案例教学和那种相对主义的视角结合，是对原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带来了进一步的冲击。
如果冯象只是通过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普普法，那也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冯象的心思不仅仅是“送法下乡”工作，他想到跨出法学的门槛，为普通的中国读者写一本书，谈谈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中的一些法律问题。
如果对于苏力来说，城市是中心，而农村乡土社会（姑且认可这一说法）是边缘的话，而中心往边缘“送法”，就像“高射炮打蚊子”，什么民法学说、国家与社会理论都用不上场。对于冯象的美国法和中国读者来说，美国法毫无疑问也是中心，中国读者也是边缘。他嘴巴上学着苏力说，建设中的法治，连同附丽其上得的各种学说与制度，都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传统。
在冯象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法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地方性知识”，不可通约，中国的问题得有中国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能对美国法照搬。可是全本书中，美国法还是被冯象作为中国问题的高级法，是“天然的真理”，典型的例如《县委书记的名誉权》，冯象丝毫没有做过如何将逾越美国法和中国问题的工作。
那么，在冯象看来，把美国法送到中国这个乡下，是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甚至可能是在既定制约下唯一可行的方式（苏力《送法下乡》）。那么中国人本来就是会游泳的鱼，它的泳姿也要改变，学会美国人的泳姿。这也就是冯象关于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的“进路”。
还必须看到，冯象在书中要用来解释他的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的“进路”的案例，绝大部分是在法律活动比较边缘的，例如知识产权、名誉权。对法律制度或权力关系的“边缘地带”的关注，而放弃对中心，这样的思考得出的结论，能够保证不是极端的，表象的，而是本质的？
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毫无隐讳苏力对他的影响，可是，他从苏力那里得到，仅仅是苏力的唾余，苏力内部的冲突和张力，在没有制约的叙述中，被淹没了。对于“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这些复调的问题，说能做到举重若轻，这是吊儿郎当的。
苏力在《送法下乡》中说，法律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主要不是用暴力手段，而是借助于宣传教育、大众传媒和影视节目的塑造的故事形象，来掩盖自身的矛盾、驱散疑虑而树立权威的。冯象《政法笔记》也是在讲故事，讲案例，那么它是不是也在来掩盖自身的矛盾、驱散疑虑而树立权威的？而这种要树立的权威到底是美国法的权威，还是中国解决方案的权威，这是冯象《政法笔记》留给大家的困惑。
冯象的《政法笔记》，是一个它的“头脑”和“躯体”不相称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