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社会生活史之途：以燕大社会调查为例

赵晓阳

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生活史有系统有意识的记录,与社会学和社会调查在近代中国的创建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本文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通过其创建和发展,社会学者对社会调查的信仰和追求,以“到民间去”为志向,进而推进社会改造的实践,创建了中国社会学史上众多的“第一”。而这些从社会风俗、家族组织,到行会制度、城市居民生活的调查资料,成为了我们今天研究近代社会史重要的史料基础和来源。

关 键 词:社会生活/社会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作者简介:赵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1912年,在英国留学的陶孟和与同学梁宇皋想要给外国人编纂一部论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籍。他们最初以为,在中国社会生长的人,每天所经历的日常生活都是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将其写出来应该不太困难。但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个人的经验很有限,个人所知的不过是社会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历史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录却是少之又少。传统古籍记录更多的是所崇拜的大人物大思想,涉及平常百姓的生活,往往沿用的都是一些“空泛且捉摸不定的套话”,没有记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哑国民”。

陶孟和自此发了一个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调查一番。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社会的长处,将对人民生活有益之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总结出社会的“不良之处”,再探讨改进社会的方法。因为“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我们也必先求了解中国问题各种的情形,然后才有配提议解决方案的资格,然后才有支配那问题的能力”。①

中国社会生活史有系统有意识的记录,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建又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如影随行、紧密相连。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服务或学术研究的目的,针对某种社会事实和现象,或某个区域的社会概况,有意识地运用询问、实地观察或问卷调查等方法,从事资料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以求了解事物实情的一种感性认识活动,或以此为依据做进一步理性分析的认识活动。这种带有极强烈科学含义和实用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出现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

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据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先生的研究,“社会调查本源可以溯到法国黎伯勒(Frederic le Play)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账簿研究”。②1837年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正式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建立。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近代社会的“西学东渐”的社会大浪潮,社会学传入了中国。

晚清维新派在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教学大纲中,均设有“群学”(当时将社会学译为“群学”)课程。据孙本文先生考证,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者“当推谭嗣同的《仁学》”③。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的译作。1903年,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出版,“可算是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起点”。④严复对社会学的功能和重要性非常推崇,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⑤据冯友兰先生的研究,严复最早向中国人介绍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为中国社会学从历史社会学走向二三十年代的实证社会学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⑥

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社会调查逐渐普及,并被西方社会接受为一种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有效科学方法。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但很难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笔者并不同意在晚清已经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观点,其实中国传统学术中也有社会调查的记录和运用,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徐霞客撰写的《徐霞客游记》,都有基于实地调查的资料和口述访谈,但与今天所言的基于科学观念和精神形成的“社会调查”的概念是不同的。⑦

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兴起并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调查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阶层、灾害与环境、文教、卫生、交通、婚姻家庭、宗教、人口等几乎所有内容,都逐步进入到了社会调查的视野里。可以这么认为,当时社会的政、教、学等社会各方力量,都很重视社会调查。而这些社会调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史研究留下了数量巨大的资料。

一、英文社会调查:最早的中国社会生活史

社会学是一门中国“本无”的学科,最早讲授社会学的均为外国传教士,最早创建的社会学学科也是在教会大学中。1905年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美国基督教传教士阿瑟·孟(Arthur S.Mann)⑧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白格达(Walter Bagehot)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2)为课本,讲授社会学。这在社会学家许仕廉先生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⑨1913年,沪江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4年2月,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在沪江大学(教会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立的社会学系,开设了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社会工程、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等多方面的课程。除本校老师讲授外,还邀请了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S.Bucklin)、狄莱(J.Q.Dealey)等短期来华任教。⑩1917年清华学校也开设了由美国人狄德莫(C.G.Dittmer)讲授的社会学课程。除教会学校外,中国人最早讲授社会学的是章太炎的弟子、留学日本的康心孚,他于1916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11)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孙本文就是从康心孚的课堂上开始了学习社会学的生涯。

燕京大学是民国年间基督教会主办的13所大学之一,由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的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兴办的通州协和大学和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大学合并,于191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1922年秋,在普林斯顿-北京中心(Princeton in Peking)(12)的支持下,步济时(John S.Burgess)、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甘霖格(Lerning Sweet)、艾德敷(Dwight W.Edwards)在燕京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几位创建人的经历志向非常相同,均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均受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来华任传教士,均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向海外派遣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传教士的运动,曾派遣2524名传教士到中国,占所有外国派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三分之一,而普林斯顿大学正是该传教运动的发源地。(13)与以往派遣的传教士有很大不同的是,该运动所派遣传教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和训练,上述在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创建社会学系的外国传教士,均是受此运动派遣来华。今天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内,还保存了大量当年派遣学生传教士来华的资料。

社会学系创建之初,开设了两门课程,一是“社区组织”,由步济时讲授;一是“社会调查”,由甘博和步济时共同讲授。步济时任第一任系主任,教学内容侧重宗教服务、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慈善机构等成为学生重要的学习场所。(14)因步济时是首个讲授社会工作的学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之父”(15)。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虽然是我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三个社会学系,(16)但是民国年间最有活力和最有贡献的社会学系,创造出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的“第一;,形成了著名的“燕京学派”。

早在创建社会学系之前,甘博、步济时等人已经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进行了大量的专业社会学工作,为创建燕大社会学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13年11月,步济时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里成立了北京社会实进会(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这是“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17)参加者多为北京地区的大中专学生和青年教师,有200多名成员,陶孟和、瞿秋白、谢冰心、瞿菊农、郑振铎等人都是主要成员。1914-1915年,步济时指导青年人对北京地区的302名人力车夫进行了人力车夫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18)

1919年11月,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份”社会学研究的期刊《新社会》(19)。这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一份刊物,遵循以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社会服务来研究社会问题,极力鼓吹社会改造,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文章,提倡社会服务,反映社会实况,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描述劳工、贫穷、妇女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的成功,需要全社会人民的觉悟。郑振铎、瞿菊农、瞿秋白、许地山等都是重要撰稿人。

1918至1919年,步济时和甘博等人按照“春野城调查”方法,在北京进行了一项更大规模的城市调查(20),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了调查报告《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21)。这份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商业、政府、人口,到教育、健康、娱乐、慈善、监狱、健康、娼妓、宗教等诸多方面,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详细,前所未有,实在是堪称“前所罕见”、“轰动一时”(22)。它甚至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也得到了各国社会学者的赞赏。作为“首次对一个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杜威称赞本书是“任何外国传教界中以基督教观点而做的最好的社会调查。”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说它“从表层而深入,第一次向外界展现了北京的内貌。”耶鲁大学神学院毕海澜(Harian Page Beach)教授称这本书“是在非常艰难条件下所做的最好的社会调查报告。我不太相信能有什么文字能和这本来之不易、既准确又极为有趣的调查报告相比”。(23)该书的出版也标示着中国城市调查的开始。步济时和甘博也被誉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先驱。(24)多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学家眼里,它仍然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以研究北京社会状况为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书”。(25)

《北京社会调查》也是著名的春田调查方法“第一次”运用于中国的社���调查中。春田调查方法(Springfield Survey),旧称“春野城调查”,现在学界通译为“春田调查”。调查由美国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主持的,对于发展科学的社会调查有很大贡献。此前的调查,专门社会调查方法尚未发达,因此错误很多,而春田调查方法是社会学专业调查的开始和基础,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称其为“后来一切同样调查的模范”。(26)

1922年,华洋义赈会邀请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教授戴乐仁(J.B.Tayler)和麻伦(C.B.Malone)组织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的61名学生对直隶、江苏、安徽、山东等省240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成果《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于1924年由华洋义赈会印行。

1926-1927年,步济时等燕京大学师生对北京42个行会的成员、组织、集会、财务、功能进行了调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构行会。1928年,纽约AMS Press公司出版了《北京行会》(The Guilds of Peking)一书。调查之初,步济时的妻子斯黛拉·费什·步济时(Stella Fisher Burgess),一位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也参与了北京民俗调查,1924年由Truth Hall Press出版了她撰写《北京的旅行队》(A Peking Caravan)。

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出版了甘博撰写的《北京的工资》(Peking Wages),研究北京地区的工资状况。

1928-1930年,严景耀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资助下,带领学生对20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了300多个犯罪类型的个案,并从12个省的监狱记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出版了严景耀撰写的《北平犯罪研究》(A Study of Crime in Peiping),涉及北京的犯罪情况、数量、范围、性质、与社会的关系、改变的方式等。他还在《社会学界》上发表了《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题》(1929)等。1934年,他以此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Crime in Relation to Social Change in China),中译本在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3年,纽约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出版了甘博和燕大学生共同撰写的《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样生活的》(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king),内容包括社会数据、收入、食物消费支出、衣服、房子和房租、取暖、灯和冬天、娱乐、婚礼和葬礼、个人家庭预算、夏天调查结果等诸多方面,这种调查在中国是“第一次”。研究旨在解释中国的家庭收入和消费之谜。调查显示,食物支出占全部生活费的70%,衣服支出占12%,房租占8%,而用于文化教育、社会交往、医疗等费用仅仅平均占5%。该调查机构还出版了由李景汉翻译的中译本,即《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这个调查是“恩格尔系数”运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调查和研究,以当时西方流行的“生活费研究法”,将家庭开销分为食品、服装、住房、燃料、杂费等5项,看调查对象生活程度的高低。如食品费占总支出的费用越低,杂费(包括教育社交娱乐等)所占比例越高,则说明人们生活水平越高。甘博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食品费在总支出中占79%,与美国三个类似的研究相比,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

中国最早的农村调查在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德莫(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了调查,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估计》(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为题发表。它对北京西郊清华园附近的195户居民生活进行了调查,其中一百个汉族家庭,95个满族家庭,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内容包括家庭预算、生活情形、社会调查等。他的调查更侧重于对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最早运用恩格尔系数研究中国农村的案例。

二、信仰社会调查:留美学派的旨趣

社会调查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收集的材料,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作为社会学基础的民国年间大量的社会调查,为今天社会史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

在社会学移植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调查开始起步。促成民国年间社会调查起步和兴盛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外国人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来研究和认识中国,二是外国人通过社会调查来研究中国社会和问题的方法,对于正在探究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启发,成为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和榜样,他们同样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来认识自己的社会。

民国年间,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注重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的学科也逐渐开始走向成熟。这种重视现实改良分析的社会调查的需求在美国发展十分迅速,它的特点是“开始即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作”,“完全为对付实际需要而来”(27)。在这样的观念和理念下,最早将社会学带入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的师生们,开始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着手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调查。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人、均毕业于社会学专业的步济时和甘博等人来讲,更将社会调查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成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虽然留日学生在传播社会学的晚清早期岁月里可谓首当其冲,但美国传教士和留美学生则后来者居上,远远扩大和推进了社会学在中国的进程。1918年,陶孟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发表《社会调查》,极力提倡开展社会调查。据目前所知,这应该是中国人最早提倡开展社会调查。在他看来,社会调查是一种从根本上进行的革命,是实现以科学方法改造社会的基础,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些思想和认知得到了当时很多学者的认同,逐渐把社会调查作为研究社会、发现社会规律的一个基本方法。

1924年,由甘博个人出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聘请中国社会学者许仕廉来主讲社会学原理等。之后,又聘请了陶孟和、李景汉、朱友渔等人来系任教。许仕廉还联合了孙本文等南北方知名社会学者,于1930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创办了《社会学界》及《社会学》杂志,增聘请了言心哲、倪逢吉、张鸿钧、严景耀、关瑞梧、雷洁琼,兼职教师张友渔、章元善、朱积中等。

许仕廉在1925年的《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中,提出了办理燕大社会学系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即是“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现实的社会情况,并掌握收集科学材料的方法,”“一切课程计划要符合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号召每个学生选择一个社会问题来进行研究,成为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对广大学习社会学的同仁来讲,通过社会调查来学习社会学学科,不但是专业要求,同时也是专业的目的。由于许仕廉的大力推动,社会学系逐渐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社会工作、社会调查三者并重的学科建设体系。(28)这种工作发展模式一直持续到50年代社会学系被取消。但这种三位并重的理念是社会学一直到今天无论从教学到研究都关注的理论和实践构架体系。

1926年,燕大社会学系正式开设了社会调查课程,由留美教授李景汉讲授。除了讲课外,李景汉还带领学生在燕京大学附近的黑山扈、海淀、成府、挂甲屯等地,对146户农民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将调查成果写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反映了北京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与贫穷。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进行的农民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成为以后人们进行“家庭调查的蓝本”,在方法上贡献很大。(29)

三、改造农村社会生活:以清河为重点

在认同社会调查是科学认识社会的方法的前提下,在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农村危机的社会氛围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燕大社会学将社会调查的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向了农村社会调查上。这种转向是中国社会危机、世界局势氛围和基督教会共同关注和发力的结果。

在世俗社会重视农村社会问题的同时,世界基督教会也很重视农村问题。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提出了“建造基督教的乡村文明”的口号,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逐渐将乡村建设作为了工作重点。1930-1931年,美国平信徒海外传教事业调查团给予中国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很高的评价,但也提出建议,应该集中力量创建乡村建设中心。1931年,重视农村建设、努力通过农村农业改革的“美国农业之父”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再次来华,提倡农村工作,推广乡村社会建设理念。这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著名农村社会家杨开道正是这位包德斐的博士生。

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而言,农村问题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近代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农村和农民更多陷入了衰败和挣扎,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多关注。在农业人口高达90%的民国年间,农村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为了寻找治疗病症的方法,各路人马都逐渐采用了更为科学和专业的手段,来探求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从众多的农村调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农村调查都有强烈的复兴农村和改造农村的初衷,旨在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作为复兴农村的基础。李景汉多次强调,中国今日的社会调查要特别注重应用,而不要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不举行调查则已,举行调查必须要有一清楚的目的和宗旨,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30)

农村调查和农村建设实验一直是燕大社会学系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工作,1930年代初还开设了“农村社会学”和“中国农村运动”等课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燕大开展农村调查的繁荣景象和努力进取,也顺应了这一时期农村危机日益加深、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环境。(31)这时的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们,不仅进行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农村调查,更在调查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造的社会实践。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燕大社会学系主导的河北省昌平县清河镇调查、山东省汶上县和济宁县调查、河北省定县调查,同时还不断派学生前往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汶上和济宁乡村建设基地以及清河试验所等地实习。

1928年,燕大社会学系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2000美元的资助。系主任许仕廉等人认为,对一个特定地区进行定量分析可能会更有价值,更能产生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造案例。由燕大社会学系许仕廉任主席,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为秘书和实际调查指导者,燕大社会学系在清河镇开展了长达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试图从中国固有的民众仪式和实地环境中寻找改造农村的途径。清河镇虽然在河北省昌平县,但实际距离燕大北边约4公里处,步行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调查范围包括40个村,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22444名人口,3996个家庭。(32)根��初步调查和反复研讨,他们制定出包含12个问题的详细调查大纲,即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生态关系、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教育状况、健康与卫生、宗教信仰、游戏、社会病态等。

1930年,出版了杨开道、许仕廉等与学生共同完成的《清河的社会学调查报告》(Ching 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the Report of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Town of Ching Ho,Hopei,North China),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生态、人口、家庭和婚姻、商店、经济、经济机构、政治、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后又以中文题名《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发表在《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上,成为我国的“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33)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五项社会改造的措施。(1)成人教育。当地居民的文盲率极高,男子为45%,妇女为96%,应该开办识字班和图书室等。(2)儿童教育。6-11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5%,可将已经停办了的小学重新开放,由燕大师生义务教学。(3)乡村医疗。农村民众看病困难,公共卫生意识淡薄,缺乏基本的卫生认识和卫生习惯。为方便民众,请协和医院每周派医生来一至两次,收费低廉。还配合国民政府卫生署颁布的种痘条例,为当地民众施种牛痘。还从北平第一助产士学校请来助产士一名,特别开展接生、产前产后检查,普及妇女生育知识等。(4)帮助农民建立销售合作社,提倡改良农副业,推广优质家禽养殖,向民众推广科学养殖的知识和品种。(5)当地政府部门与当地民众合作,修建道路及排水系统,最终将清河镇建成本地区的模范镇。试验期间为7年,经费每年约七八千元,前四年由燕大社会学系负担,之后逐渐增加自筹比例,七年之后全部由当地筹办。

1930年,在清河镇正式成立了“试验区”。1932年,设立了调查研究、农村卫生、农村服务和农村经济四股,开办了家庭工艺厂、花生酱厂、毛织工厂、补习学习和医院,开展了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学习、公共娱乐、体育活动等福利事业;并根据当地需要,组织了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试图以此发展和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34)试验所计划包括乡村合作,公共娱乐、民众教育、家庭个案服务、童子服务、公共卫生、乡村图书馆,及演说团、农业推广、植树屯田、乡村调查等。(35)

清河试验区是我国“第一个”大学设立的农村实验基地,给学生运用各种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实践的场所,“是给社会学系同学实习机会”。(36)调查过程中,社会学系的学生经常来“试验区”调查实习,或选一专题作调查、写论文,或参与到社会服务活动中去。燕大社会学系学生以清河为调查基地,撰写了多篇论文,如王武科的《中国消费合作运动研究举例》(1933年学士毕业论文);李鸿钧的《清河小本贷款研究》(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邓淑贤的《清河试验区妇女工作》(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邱雪巍的《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1935年学士毕业论文);《清河小学》(1935年)、《清河合作》(1935年)、《燕大社区服务个案之分析》(1941年)。尤其可称道的是,其中还有论文发表在当时最有品质的社会学刊物上,如万树庸的《黄土北店村社会调查》(《社会学界》1932年第6卷,1932年学士毕业论文;蒋旨昂的《卢家村》(《社会学界》1934年第8卷,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王贺宸的《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1938年第10卷)。燕大清河实验区研究股还在当时的《北平晨报》的《社会研究》版面上,经常向社会介绍清河镇的各类调查成果和相关信息,扩大调查研究和实践的社会影响。如《河北昌平县概况》,《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5、6、7期,1933年10月4、11、18日;《礼俗调查的尝试:北平清河镇左近四十村》,《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40、41、43、46、47、48、49、51期,1934年6月27日,7月4、11日,8月1、8、15、22日,9月5日。

虽然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从事各类方式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但清河试验区却有其特色,即充分利用了燕大社会学系的优势。时人曾专门指出他们的典型特色:“他们所举办的事业,只求适合现有经济能力,所可担负的程度,决不求若何铺张,并且要根据本地民俗风化,与实际环境,找出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37)

社会的改良进步最需要的是稳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所最缺少的两个条件。1935年,已经将社会学系并入后成立的法学院,还成立了农村建设科。清河镇的调查和试验,一直进行到“七七”事变后,时局动乱,活动被迫停止。

社会调查的最根本意义是如何着手认识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与传统治学方法不同。社会调查要从数量众多的普通人民的琐碎生活中,发现规律,它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意味着向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的挑战。而社会调查的特殊性致使国人目光向下,关注平民生活,以“到民间去”为志向,由此实现了社会的改造。对中国这样一个长年注重“精英文化”的国家而言,实地调查的意义非同小可。它绝不是在于描述某些社会现象,获得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从而认识社会事实;社会调查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触及了在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

由上述多个社会调查报告可知,这是首批以科学的方法实地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上世纪期二三十年代燕大社会学系已经开展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创建了中国社会学史上众多的“第一”。调查内容从社会风俗、家族组织,到行会制度、城市居民生活,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采用的调查方法,有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表、生活费研究、社区功能分析等,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学界所通行的方法。

社会调查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38)在这些有志于用新知识新方法来改造和服务社会的民众心目中,传统那根深蒂固的“唯书唯上”的知识观,已经逐渐被注重物理实证和社会实践的观念所代替。他们逐渐认定社会理论来源于实地考察与研究,也强调社会调查对社会理论的修正和提升意义。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让人们对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39)

由于社会调查所具有本质特性,使得社会学学者们从一开始就把眼光放在了社会底层,即使是为了了解社会现象的纯粹学术调查,也不会选择对社会精英阶层进行调查,而是把目光放在了社会的普通阶层。“调查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40)而这些调查的资料成为了我们今天研究近代社会史的最佳依赖者和最大来源之一。

 

注释：

①陶孟和:《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孟和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49页。

②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1935年撰写),《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③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页。

④⑨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2期。

⑤严复:《原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9页。

⑥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⑦晚清年间的社会调查,可参见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⑧阿瑟·孟,1904年在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后,作为传教士来华。1907年,他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楼取名为“思孟堂”。

⑩杨毓骢:《中国社会学的四个时期》,《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3期。

(11)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4页。

(12)普林斯顿一北京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组织,1906年受基督教北美协会委托在北京发起成立,后将重点放在燕京大学,1930年改为普林斯顿一燕京基金会。

(13)Clifton J.Philips,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1886-1920,John Fairbank edit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05.

(14)张玮瑛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15)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

(16)郑杭生、李迎春:《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徐宝谦:《北京社会实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1916年版,第96页。

(18)Yung-chen Chiang,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26-31.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郑杭生、李迎春:《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

(19)《新社会》创建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25日被警察局查封,仅存在了六个多月。

(20)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版,第80页。

(21)Peking:A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 & Co.出版,全书共538页,有大量照片和统计图表。1940年,福武直将其译为日文,由(日本)生活社出版,共512页,照片26张,题名《北京的支那家族生活》。

(22)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咸宁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3)邢文军:《中译本引言》,见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陈愉秉等译,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9页。

(24)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11页;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咸宁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5)孙本文:《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社会科学季刊》(国立北京大学)第1卷第4期,第680页,1923年8月15日。

(26)(27)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52页。

(28)许仕廉:《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商榷》,《燕大周刊》第104、105期,1926年11月19日、12月6日;《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9月;《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号,1925年4月。

(29)张玮瑛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0)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

(31)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32)Dwight W.Edwards,Yenching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59,p.286.

(33)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4)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实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33-1934年年度报告》,《社会学界》1934年第8期。

(35)(36)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与推广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0年版,第135、135页。

(37)苗俊长:《中国乡村建设鸟瞰》,《乡村改造》1937年第1期。

(38)李景汉:《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月21日,第35页。

(39)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燕大文史资料》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40)晏阳初:《序》,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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