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牛娃到教授

——崛起于畎亩的寒门子弟对底层成长的分析思考

董海军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摘要:寒门能否出贵子是社会平等开放程度的标志之一，也是寒门子弟突破结构制约的奋斗体现。与结构决定论消解了个人奋斗的宿命意义不同，本文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个个案式的回答。在底层家庭背景下，物质限制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嘱咐以及身体劳动的规训，能激发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欲望，通过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心志锤炼和移情理解来获得成长品格，接受社区文化的熏陶与结构时势的挑战，共同驱动促进寒门子弟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来实现阶层流动。

关键词:成长驱动;苦难经历;自我民族志;寒门

一、话题背景

近些年，寒门成长的故事数量在国内媒体上快速增长。寒门出贵子还是难出贵子，不仅是公众号的燃点，也似乎永远是一个争议热点，因为“阶层流动”与“阶层固化”这些话题，涉及个人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的话题争论，古今中外，政府与学界均不新鲜。

不同的预设会产生不同的回答。“寒门出贵子”论强调寒门激励子弟斗志和社会平等机会尚在，而“寒门难出贵子”论则强调寒门子弟的格局困境以及教育、职业中的不平等结构。美国学者科尔曼提交的《科尔曼报告》让人们更深入认识到家庭背景是孩子成长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1]。布劳和邓肯提出的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证实了现代社会中的“读书有用”论，指出教育是现代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2]。在此基础上，不少教育分层和教育平等研究关注了“谁”能够获得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可以说，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3]，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4]。在现代和平文明社会，一个人要成为可供讨论或者是可供参照的“贵子”，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教育以及工作上的奋进。“社会流动”与“再生产”的争论反映了教育之于社会流动的两面性，即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还具有抑制社会流动的倾向，至于哪一面占主导还要将其放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检验[5]。

有人从教育基础条件不足、“贫困诅咒”——文化与社会网络的代际影响差异、市场、户籍、资源配置制度的扭曲多个视角对该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6]。可是这种宏观的家庭背景影响论大多被解释成家庭背景为小孩提供的资源条件，而在家庭背景给予小孩的成长动力方面的解释却不太足。

寒门是否是一个底层年轻人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讨论需要激发我们进行思考。若从社会结构论出发，那么突破阶层壁垒则需要从社会政策角度进行制度性平衡补偿。若从个体能动角度出发，则可以从个人的成长动机角度进行分析。与结构决定论消解了个人奋斗的宿命意义不同，对于广大家庭来说，寒门子弟如何成长，以何来驱动突破阶层壁垒更具操作性和启示性，这有直接的意义。因为整体概率对于个人来说意义不大，哪怕只有小概率的5%，我们个人仍可追寻这其中5%的成长历程。

现有研究多分析寒门青年群体的教育成长，本文侧重单个人的思考，强调以往的定量统计研究忽略了的家庭背景对青少年的成长驱动力问题，以及在社会结构约束下，通过成长动能将约束转化为成长的结构性机会，希望通过个人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个个案式的回答。在底层家庭背景下，一个人成长的驱动力有哪些?这些驱动力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写作方法:自我民族志的夹叙夹议

本文以主位视角采用自我叙事的形式，着力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7]。这样做很可能存在个人幸存者偏差，但是“将生命还给社会”来写作个体的能反映本文主旨的片段自传，也是嵌入理论自觉自我反思性呈现故事，希望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唤起读者对底层家庭青少年的成长经历的共情和理解，实现自我重构与召唤读者加入的两大自我民族志任务[8]。通过回顾过去建构当下和未来，通过这种自我叙事来邀请读者参与理解和交流，通过行动来反思及促进底层青少年个人发展和组织变革。

作者出身寒门，但是否是贵子，仍不能做出判断。就常说的考取大学而言，应该不算贵子，就职业而言，目前供职于高校，可以说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阶层，虽不足以贵闻于社会但实现了阶层跨越。

作者的成长环境、体验思考和心路历程是本文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在本文中，作者将以局内人的身份，以我者的视角突出个人反思的作用，呈现个人成长叙事和学理思考两条主线，而非仅仅注重某一方面，旨在强调成长的日常生活故事和成长的密切关系。

三、家庭背景:因病致穷的底层人家

从家庭背景来说，有人幼失怙恃，有人却是口含金汤匙。我自认为出身不好也不坏，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在湖南衡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离镇上步行小路一小时左右，马路10公里左右。我兄弟两人，爷爷奶奶和未结婚的叔叔一起生活，上初中时大龄叔叔从家里出走，至今杳无音讯。除了父亲上学到初中外，家里长辈“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基本没有上过学。母亲体弱多病，但父亲身材高大，能力较强，80年代在生产队里砌了第一栋五间红砖房，并且做了小工头，开始带着年轻农民到衡阳市里揽活做。但好景不长，在我六七岁时，可能因为劳累过度，父亲在家突患脑出血，经医院抢救得以苏醒，但落下后遗症，记忆功能衰退，健忘比较严重，再也不宜外出务工。家里因病致穷，只得守着农村几亩薄田度日。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就是凌晨从原土砖房搬到红砖房新家路途中拿着一根香舞动香火玩视觉停留的记忆。第二段记忆是父亲生病那天上午家里的慌乱，爷爷叔叔用睡椅抬父亲去镇上坐车，奶奶跟着去市里医院照看爸爸。在那几天里，母亲常坐在家前面的溪旁，边做手上的事边哭诉父亲病倒了，哀求祖宗神灵保佑。第三段记忆就是父亲病后的第二年春节前，一起在外做工的工友到我家里要还未结付的工钱。由于父亲病了，做工任务未完成也没有结到账，东拼西凑才付上医药费，家里实在无钱支付，也无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工友要拿一个手工自制蜂窝煤的机子抵工钱，但妈妈硬跟着拉着到了家外对面的坡上，央求着拿回来了。无奈的事实摆在那儿，家徒四壁，别说钱，就是物什都没什么可以拿的。这个事后，工友们也就再没上门来要工钱了。如此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节俭的生活习惯。还记得大学时申请困难补助时，我心情极其复杂地写实性用过一句话: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泡。直到我读博依靠兼职收入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才打破这个状况。当然，申请书中没有汇报的是，为了节约电费，电灯泡的功率还极低，除了春节时挂在堂屋外使用的百瓦灯泡外，一般是5瓦的灯泡，还是挂在二间房中间的门的上角，以便实现一个灯泡照亮两间房。虽然从煤油灯时代跨入电光源时代，但我家仍处于差不多光亮的时代。

四、寒门生活底层劳作的成长效能

父母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外享受打工经济，我家经济来源主要靠家庭农业劳作，而其效益是很低的，应对之策无非是进行内卷化的劳作和额外承租村民流转的稻田，总之就是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我和弟弟自然成为替补的主要劳动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带点事后分析的味道认为，寒门生活中的物质限制下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嘱咐以及身体劳动的规训，促进了个人独立、自律、坚韧、担当、勤俭和成熟品格形成，驱动我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锤炼心志和移情理解社会，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实现了阶层流动。

1.物质限制的困争

改革开放之后，温饱不是问题，但因父亲患病致贫，家里经济紧张，平时吃的没什么油水荤菜，穿的是亲戚馈赠的旧衣服。因缺油水，我体形很瘦，个子高，穿着亲友大人的旧衣服，宽松如道服，初中时被老师的幼儿赠一外号“董和尚”，高中时一米八的个头体重120多斤，骨感十足，被同学们赐得“钢管”昵称。但这些昵称对我均没有什么负面印记，可能是在于被三个关键词——学习、劳动和生活——遮蔽了。

在物质受限的家境中，反映在学习上首先就是学习资料的缺少，特别是课外资料。这很容易养成个人勤俭节约的习惯，而我个人感受很深刻的就是对物质资源的精细利用上。第一点就是细读深究式学习。在上大学前，个人所学的资料主要是学校发的教科书及相关资料，进入大学前读的唯一一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盗版的小号字，暑假看得心潮澎湃，泪眼婆娑，有多少感同身受。个人因图书稀缺而养成了深读细读慢读的习惯，每个字词基本都经过细嚼慢咽，导致现在与女儿同看一些文字时，速度上明显跟不上读初中的女儿的节奏。第二点就是书非借不能读。我至今还非常感谢的有两本书。一本是从初中同学那儿借的薄薄的硬笔字贴，临摹练字，为基本过得去的字奠定了基础。二是从高中同学那儿借的一本厚厚的英语句型结构辅导书，让我走出按部就班学习的英语教材，一个寒假将其啃完，较系统完整地学习掌握了英语的句型结构，为后面的英语考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物质受限体现在家里的学习环境上。在5瓦灯泡照亮两间农村大房间的光亮下，晚上不太可能进行读书学习，除非坐在灯下赶写一下作业。因此，这一压力就要求我必须在放学后的白天完成平时作业，甚至在学校里利用空闲时间快速把作业完成，逐渐养成了干净利落及时完成任务的习惯。

2.家人的家常嘱咐

我在初中住校前，每天晚上跟奶奶睡。睡觉前，夏天的话，我们就在门前操坪上纳凉，而冬天就会围着地炉烤火。我常伴着奶奶，听爷爷奶奶说着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家长里短。他们的话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困难时期底层农民的艰辛生活和农村往事，让我在懵懂中就间接感受了基层农村的发展史。二是家长里短，主要是说哪户哪家的儿女多么多么“孝道”，或者指责谁谁谁不孝不讲道义。忠孝道义等三观就在朴素的家常中得以浇灌。三是我爸妈的家计状况。爸妈成家后就分家吃饭了，但爷爷奶奶常常会替我爸妈想着我和弟弟的学费事情，把分家后我家的账也算得八九不离十，并且给我打气:放心，好好读书，不用考虑学费的事情，只要他们还在，就不要担心没钱而失学。有爷爷奶奶当“保护神”，于是我虽贫但没有心理负担，反而成了“阳光乐观派”。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很少在我面前谈论学费等经济上的事情，也很少表扬赞赏我。但是父亲在我小时候不断地强调要认真读书，甚至还打好“预防针”:“村里的玉成(已故的一位村民)以前经常给别人说‘只有锅子煮白米，哪有锅子煮文章’，说读书没用，可自己小孩只要能读书，就卖力支持小孩读书，你看他的儿子，除了一个不愿读书的儿子外其他儿子都过得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你读书不能留级，留级就没书读了，就跟我一起来种田。”父亲记忆衰退，常常在我面前重复强调着这样的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说的那样。我听得耳朵起茧，厌烦也没用，只能每次都应承着。虽然当时内心根本就不担心留级的事，但父亲的话仍时刻鞭策我努力向上学习。因为跟种田劳动相比，我一万个愿意读书。家境与劳动让我很早就认识到，读书基本是我个人走出底层的唯一途径。山村里没有其他诱惑，读书跳出农门的诱惑驱动力最大。

3.身体劳作的规训

作为长子的我，小时候就经常需要承担家务活，洗碗，扫地，放牛，扯猪草，浇菜，挑井水，或协助大人进行劳动，或与弟弟进行分工合作。在家的日常时间，这些活都不怎么劳累，妈妈在看到我和弟弟空闲时就会唠叨着吩咐做这做那。

从上小学开始就下田劳动，从最初的扯秧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割稻、莳田、打谷、喷雾杀虫、田里除草，到高中时开始跟着父亲上手用牛耘田，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力。最让人心有余悸的就是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只有真心体验过双抢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辛苦。

双抢时正值高温三伏天，昼长夜短。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跟随爸妈下田，除回来吃饭及午间休息一小时左右外，要一直在阡陌稻田中劳作到天黑，回来后还要继续收谷入仓，能休息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这才是真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持续20多天，每天如此。有时为了赶时间，还需要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去扯秧——不需要光亮也可以做的农活。这是一段令人无法忘怀刻苦铭心的经历，年复一年，直到我参加工作后2010年父母只种单季稻后才没有了双抢。现在已成为身体记忆，一到暑期7月中旬，脑海就会浮现双抢画面。

较年轻的读者或者会有疑问，爸妈为什么会让小孩这样参加家务和农业劳动?不支持小孩学习吗?而我就不偷懒，还能坚持劳作?我之所以说是较年轻的读者，是因为相信中老年读者能理解我所经历的情境。形势强于人，解释源于寒门家庭现实情境。

第一，身体劳作体验加强了个人对父母的理解，增强了对他人期望的感受力。父母劳力有限，在抢赶时间的压力下，除了自己吃苦猛干活外，自然需要子女加入帮忙。父母在任劳任怨地披星戴月劳作中，儿女不可能置身事外做着休闲学习梦——相对于农活劳作，学习是惬意的休闲。从小开始，父母没日没夜辛劳，作为家庭成员耳濡目染，同时更能感受到父母的期望。他们有时甚至希望我们多休息会儿，但我们仍然会走进稻田。假若内心有些懒惰，也会被压榨出自我悔责来。给家里多干活，减轻父母的负担，成为不得不承受的担当，进而内化为一种习惯和情怀。这种过程，对父母之间的移情理解同样增强了我对他人的理解力，对他人期望的感受力，消减了个人对他人的冷漠。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提到“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其理由之一就是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行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我深以为然，生产劳作能够增加对劳动人民的理解认同。

第二，高强度的劳作锤炼心志。不说“非困难不成长”，至少也是困难锻炼心志。双抢劳动劳我筋骨。锻炼心志的不仅仅是劳累，还有机械重复的劳动动作。卓别林曾经幽默地演绎了工业流水线上持续拧螺丝的影像，我曾经不能深切理解，但想起双抢劳动，就能彻悟个中道理。双抢时的劳作虽不能说是流水线，但在劳动时却有类似之处，绝不是田园诗人那般浪费。人的大脑被某一种固定的机械的劳动动作所强行占据，身体想反抗时就默背一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脑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双抢劳动对我是一种考验和磨炼，让我爆发出改变命运的强大能量和强烈的内驱力，要从当前的环境走出来，不能再像长辈那样体力劳作。

第三，农业劳作养成较强的耐受力和毅力。生活在农村环境，目睹着农民劳作的艰辛。对我而言，农业劳作就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劳动的救赎，并不是劳动任务的完成——用爸妈的话说是事永远做不完，而是能在苦难之中迸发并维持着改变命运的强烈内驱力，并且可以让人深刻体验吃得苦中苦的意义和价值。西西弗斯的石头，是重获幸福的踏板。艰辛的农业劳作，让我成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一手一手地扯秧，有时一扯就是半天;一蔸一蔸地割稻，两亩地，我家要割近两天，于是就总是在重复割稻那个动作，一蔸两蔸......踩打谷机时，弯腰一手拿稻禾，送到打谷机的滚筒上，翻转，再把稻草送出去，再弯腰......如此重复。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或者一天两天对身体会是一种体验，但长达20多天，就会变得单调乏味，特别是大脑控制我的身体不断重复做这件事的时候——诸神惩罚西西弗斯，就让其在推石头的重复劳作当中慢慢消耗其生命——可实质上艰苦的重复劳动让人的耐受力和毅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经过双抢，我就会觉得有书读真是很轻松的事，任何高强度的学习比起双抢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第四，体力劳动倒逼我初步开展时间管理。寒暑假中的春节与双抢劳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老实巴交的妈妈对我读书学习很少过问。除了双抢时节外，在下午放学回来或者假期时还常唠叨着我和弟弟做家务或日常农活。若遇上我和弟弟以要读书或写作业来搪塞的话，她就会近似于自言自语式地轻声嗔怪一下:哪有那么多书读?在学校天天读书，回家了还要读书?因此，一般情况下，我需要在学校尽可能多地完成学习作业任务，高效学习，学会统筹利用零碎时间。例如，我在学校学习时，就尽可能把学习任务高效完成，不要寄希望于带到家里去补学校里的任务。在家放牛时，就时常会把一本书压在裤腰带里，随时拿出来阅读背记。

五、环境文化熏陶与结构机会

如果说上一点所述主要是家庭内因的话，那么我所生活的乡村及其经历的社会结构变迁机会就是个人成长的外因了。

在寒门情境中，子弟如何选择行为，这有一个主观的过程。面临困境的行为选择有很多种。将困境单归于社会，可能要么外向反社会，要么内敛抑郁，抑或消极沉沦于声色犬马，在农村也就是沉迷于赌博。若将困境单归于村庄条件，可能就随波逐流，或者倡导改造村庄抑或外出务工。若将困境单归于家庭或个人，那么很可能就在于改造自己寻找向上流动的机会。

托马斯提出的“情境定义”理论就强调了个人对环境建构的主观性，而这个主观性来自个人的经验积淀与文化熏陶。因此生活经济的压力能转化为成长动力，社区文化熏陶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孟母三迁即是如此。

我的选择是如何建构的呢?我走上读书考大学之路也有耕读村庄与外部结构机会的影响。小时候生活的乡村村民勤劳朴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除了春节期间外，很难见到有人打牌娱乐，更别说赌博了。因此，到现在，我都还不会打麻将。村庄农耕文化盛行，远离城镇，没有多少商业气息，后来逐渐兴起的是出外打工，但出外打工是在无学可上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村民们秉持着“读书走遍天下”的士读农耕观念。传统儒家文明强调农耕与尊重读书。村民内心认同读书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以此为傲。哪怕是出去打工也要先读书，书读得多才能挣得多(需要补充说明一下，20世纪我生活村庄的农耕士读观念在社会变迁的形势下逐渐瓦解。当前农村抛荒或农地流转，闲时较多，打牌与麻将的气氛浓烈，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以致读书无用论也开始有所萌发)。

我爷爷常帮邻组的村民召福家做点农活。召福在我们县一中食堂里工作，妻子农村户口，干不了一些农活。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召福一个厨师却“用一把勺子把三个儿子都(通过读书)送出去了”。爷爷之所以愿意积极帮忙，我想他可能有一个私心，就是想召福和他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儿子罗元能给我和弟弟读书提供帮助。而实质上，这种帮助确实很大。我在升初中时，罗元找到他的中专同学为我小升初“择校”提供了帮助，从原本要就读的乡中学转到了镇中学。在升入县一中读高中时，召福退休回老家了，我高二开始住在学校分给他的一间公房里。这种帮助对我来说，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作用。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对于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结构论一直以来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个人所能获得或者是接触到的结构机会，就如恢复高考的制度设置为人们提供的上升机会深刻影响着社会流动一样，深度影响了个人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中专毕业能“包工作分配”，而读高中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不确定性很大。因此，优秀拔尖的初中生第一志愿选择是报考中专。学习非常勤奋且聪颖的初中同学，若考上中专，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回到乡镇或县域单位工作。而我却因中考成绩不理想与中专失之交臂，进入到省重点高中县一中。这是在社会发展机会结构中，我面临的一次“阴差阳错”。

高中阶段，我学习扎扎实实，特别是数学成绩非常突出。文理分科之时，要当高三文科班主任的历史课老师，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数学成绩好的同学选读文科，考不上大学，我负责，打包票。”仅仅是这次的稳定预期的宣讲影响，我个人选择了文科。高考发挥欠佳再加上考前志愿填写欠妥，我被调剂录取。心有不甘，但家境不允许回去复读，我必须积极向前。于是在进入大学后，我即开始着手研究生考试与学习的计划。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对研究逐渐感兴趣并且向往着高校的工作，在家乡地方高校求职之时，我希望能适度安排配偶工作，得到“若你是博士就好办”的回答。受挫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准备考试攻读博士。

可以说，我似乎非常顺利地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博士毕业。但这个过程，特别是进入高中学习后，并不是我和我的家庭计划设计的，而是在面临社会结构机会时，我个人走一步看一步撞出来的成功，甚至是偶然性决定的，在个人努力的作用下获得了自我效能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个人决定的过程中，我逐渐学会并提升了分析思考问题并独立承担决策结果的能力。

六、结语:底层成长的反思性

人真是生而不平等，有人能下定决心，朝着目标努力前进;有人就只能唉声叹气。在不理想的环境下，个体是选择被环境同化服输随流，还是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寒门子弟更要相信个人奋斗。“寒门难出贵子”不应成为贬低个体努力的一个借口，家庭背景对人有一定的影响，但整体上看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寒门式努力”的成功尤显珍贵和更有价值。对任何个体来说，社会结构、家庭背景与个人智商无从选择，唯有个人努力是成功的主渠道。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努力可以成功。

第一，早期投资或出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海克曼(James Heckman)提出的教育投资回报与年龄的关系曲线清楚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寒门不太可能进行这种投资。家庭经济之贫与社会地位之低而导致的学习教育之贫使寒门子弟过早地输在起跑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家庭教育之贫，更不一定会输在终点上。有研究指出，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教授们在社会流动中受到的阻力反而越大，穷人的孩子在大学教授中显得更有出息[9]。就我个人来说，智力开发迟缓。读初中以后，常常有人会说我的成绩比较好，村民会笑说，“你看原来是一个哑巴，现在读书也读得挺好的嘛”。我3岁左右才顺利开口说话，于是得了一个外号“哑巴”。我在6周岁的时候数数还不能够数到100。父母带我到村小去报名上一年级，因为数数“不达标”而被退回来，到7周岁才去上学。我的早期教育是相当的迟滞。但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中后期的知耻后勇可以扭转开局的不利。

第二，文化资本并不嫌贫爱富。寒门子弟与“凤凰男”很可能面临“格局小”“小农意识浓”“胆小不善言辞”等刻板的文化歧视。文化资本是影响教育获得的最可能的能动因素。优势阶层具有文化资本优势，存在文化再生产现象，但优势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寒门学子可通过重要他人或其他途径弥补家庭文化资本之不足，寒门情境还激发了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极大地促进了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10]。不管寒门还是富门，家庭都需要积极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同时国家及社会也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因为外在条件和资源只能是作为外因，需要个人成长的内驱力来作为内因共同作用。底层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获得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恰恰是充分利用底层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心性品质的结果[11]。

第三，退而结网比临渊羡鱼更具个人行动价值。对于社会层面来说，应该疏通寒门贵子的上升通道，防止社会固化的张力。但对于个人来说，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寒门能出贵子更具行动指导价值。正如网友所说，“你读过的书，吃过的苦，都会铺成你脚下的路，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尽管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是影响学生学习表现的因素之一，但贫穷并不是致命的。寒门学子思维模式普遍伴有很深的“源于压力的动力、家庭责任担当”等色彩，能通过一些方式比如提高主观能动性来突破思维模式的局限取得成功[12]，也可能在结构约束压力下更奋进，从而获得结构性发展机会。学习成就动机是具有显著解释力的抗逆学生预测变量之一[13]。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并不是穷人的孩子很早就具有当家的能力，而是你不当家都不行，父母无可奈何，孩子也无可奈何地补位。与含着金汤匙的富孩子有父母的安排依靠不同，寒门唯有自己独立安排和自我负责。从这种意义上说，“寒门能出贵子”是一碗值得喝的正能量鸡汤。

总体上说，个人成功嵌入在个人努力与时势结构机会中，是由多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的。寒门子弟的成长亦是如此，并且其个人努力更重要，意义更重大。有研究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压力后成长及其因子均呈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与压力后成长之间存在调节作用[14]。个人努力有助于获得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个体化解社会结构约束压力的动力和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湖南省妇联重大课题(项目编号:18ZDA01)的阶段性成果]

董海军: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社会调查与民意研究中心、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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