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区最早由滕尼斯提出，是指一种亲密的内聚性群体关系，在其后的研究发展中，社区的含义逐渐实体化，丢失了原本的分析性价值。本文结合滕尼斯和韦伯等人的经典理论以及帕克和费孝通等学者对相关研究的推进，着眼于情感与空间二元内涵，找回社区的分析性价值。社区以超出工具性合约的溢出性情感认同为核心特征，同时具备一定的空间基础。本文提出了“溢出性-工具性”二维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三部分递进的内容，分别是社区关系的可操作化特征、社区关系的分类以及社区变迁的两种路径。基于以上框架，文章接着讨论了空间环境变迁对社区发展的冲击并对空间效用做出了理论和实践案例分析。最后，文章尝试对新的技术与空间环境下社区的重建和维系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区关系/溢出性互动/时空变迁/空间效用

作者简介：户雅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张樹沁(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李贵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教授。

一、引言

(一)焦点与盲点并存的社区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高频议题，受到了学界的持续性关注。“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起源于滕尼斯、韦伯等人对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讨论，经过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的推进，社区研究逐渐融合于城市化研究，成为探讨都市变迁的重要透镜，费孝通、吴文藻等人更是将社区考察视为认识中国社会最理想的方式(张浩，2019)。

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之下，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演进和城市化的发展，社区研究日趋兴盛，却也导致了社区概念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客体，越来越多地作为居住小区或者街道办事处管理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透过行政区划的社区，研究者或者探讨城市空间形态，或者落脚于行政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肖林，2011)，社区仅作为表象抑或透镜，并未得到分析。滕尼斯、韦伯的理论中充满分析意义的“社区”逐渐消失，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内在延展性。

与此同时，一些跨行政边界的社区却在迅速涌现。譬如“广场舞社区”(周怡，2018)，互联网上的“趣缘群”(René，2010；张航瑞，2020)，以及随微信普及而出现的各种“亲友群”等。此类具有“社区”色彩的非行政区划集群难以进入当下的社区研究中。虽然一些有关社区建设的研究对社区关系的情感因素进行了拆解，从包括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和人际信任等在内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桂勇、黄荣贵，2008；项军，2010；帅满，2019)，但仍然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区的经典理论，回到社区关系与社会关系之理论张力中，基于“社区”这一概念建构分析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找回“社区”的本源意义，而且可以扩展社区研究的视角，将跨空间的紧密关系和线上社群等新现象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二)在何种意义上讨论社区

滕尼斯与韦伯在对社区的认识上略有差异。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区”产生于农业社会，表示一种长久的、亲密无间的、基于真实共同生活的内聚性群体关系；而“社会”作为与其相对立的关系形式，是工商业时代的产物，是阶段性的、理性的、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互动关系，两者具有发展阶段上的前后相继性，虽然社区的力量不至于完全消失，但“社会时代”终将代替“社区时代”(滕尼斯，2019)。

韦伯同样也强调社区关系具有更加明显的情感特征，但与滕尼斯不同的是，韦伯否认社区与社会是截然分明的。与其说它们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如说两者是同一社会关系中不同性质、可以相互转化的内容。韦伯将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的关系内容称为社区关系(即共同体关系)，而将基于理性利益动机组织起来的、单纯指向目的寻求的内容称为结合体关系，共同体与结合体并没有必然的前后相继性，大部分社会关系都会同时具有共同体和结合体的某些特征，区别在于两类特征的占比不同(韦伯，2010)。某些共同体在处理群体事务时会成立专门的组织部门，这些部门通常会以结合体的方式发展；相应地，即使是如店员和顾客一般的利益交换关系，也有可能会牵涉情感价值，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渐发展出超越功利性原始目标的共同体关系。

滕尼斯和韦伯都明确地强调了“社区”和“社会”所代表的关系类型差异，韦伯的理论更凸显了两者相互转化的可能。这使得基于“社区”这一核心概念形成的分析框架有了分析工业社会乃至数字社会的可能性。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将聚焦滕尼斯和韦伯在分析“社区”概念时的共同点，从中提炼出可用于建构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

二、回到滕尼斯与韦伯：社区内涵之再理解

(一)社区的内在核心含义

滕尼斯将社区与社会的对立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对理想类型的划分，意在强调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共同意志以及对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与社会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关系结合方式，前者以情感为纽带，后者以契约为纽带(吴文藻，1990)。

韦伯虽然不认为社区与社会具有截然分明的界线，但也同样强调社区关系的情感基础。社区关系的形成基于个体对自身群体隶属的主观认识。这种隶属感可以来源于内在的情感认同，也可以来源于外在的传统规则。因此，虽然社区关系未必总是伴随积极的情感体验，但其成员会基于“一体感”或者说主观上“广泛的共同利害状态”对其他成员表现出“超出必要程度”的关心，结合体成员则不存在这种超出利益追求的广泛关注。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社区关系的核心特征是个体之间超出了工具性合约的情感认同。固然，滕尼斯曾将共同体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表面来看，似乎情感共同体仅仅是共同体的一个子类，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然而，通过更深入地考察却不难发现，滕尼斯的上述分类并不互斥，所以不是严格的理论分类。当我们追问，血缘和地缘何以使人们形成共同体时，情感认同则成为难以回避的解释选项。进而当滕尼斯将非血缘、非地缘共同体统一归纳为情感共同体时，恰恰反映出，当他在思想实验中控制了血缘和地缘的影响时，凸显出的共同体核心内容是情感认同。

实证研究也发现(吴莹，2015)，真正的社区关系并不源于管理财产的功能性需求，而是生发于非正式居民群体所带有的地域性与情感性。也有研究显示，基于社会角色的工具性交往如保安和业主、医生和病人等，并不利于社区关系的形成，以让渡部分隐私为重要内容的人格化互动才使社区关系成为可能(熊易寒，2019)。

如果将为达到工具性目标而进行的交往视为预先设定的交往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将不指向工具性目标达成并有助于情感认同的社会交往称为溢出性社会交往，即社区性互动是超出必要的工具性互动的溢出性社会互动。

(二)社区的外在空间条件

空间要素并非一开始就出现在对社区的界定标准中，同时，地域环境对社区的影响是多面的，某一空间范围内人群的简单会集并不必然构成形成社区的有利条件。因此，与其说空间是社区本身所内含的要素，不如说是社区变迁的重要外部条件。

滕尼斯的三种社区类型中(滕尼斯，2019)，只有地缘关系对共同空间有着明确的要求，血缘与情感始终具有跨空间的特性。而在韦伯的分析中，空间也只是一些特殊共同体的维系条件，例如家共同体。共享居所是家庭关系得以维持的纽带，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和成熟，当不断有成员移居他所，原本的家共同体也就随之疏离(韦伯，2010)。

之后的研究里，社区的空间条件虽逐渐被强调，但仍未直接表现在界定标准中。直至帕克首次将德文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并将其定义为“占据在一块范围相对确定的地域上的人群”，community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Park & Ernest，1921)，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空间意涵。费孝通随后将community引入中文，以“区”字表明其空间面貌，创造了“社区”一词来表示与“社会”相对的，痛痒相关、荣辱与共，又具有一定地域条件的道义关系(黄杰，2019)。

虽然社区一词似乎假定了空间集聚会带来更加稳固的社会关系，但很明显，空间集聚产生社区是有条件的。某些情形下，人群的集聚反而衍生了情感的疏离，城市中的商品房小区就是一个典型。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齐美尔就描述了大都市环境下情感生活的理性与孤独(Simmel，1950)。而以沃斯为代表的社区失落(Community Lost)理论者则深受齐美尔的影响，将社区的衰落视为城市化必然带来的社会问题(Wirth，1938)。

作为对“社区失落”现象的进一步思考，部分研究者提出了社区变迁的观点(Gans，1967；Fischer，1975)。他们阐明：“社区失落”只是基于对城市空间的有限观察得出的片面结论，如果过分强调邻里关系会限制我们对社区的发现和理解。分散居住在郊区的人们在居住地点上虽然并不邻近，但基于趣缘、特定身份等契机，形成了许多相对隔离的亚群，不同于传统社区关系的支离破碎，这些郊区亚群内部是紧密的，延续着滕尼斯对于内聚共同体的期待。

社区变迁理论显然注意到将空间作为社区存在的前提性因素所带来的问题，因此主张弱化社区的空间条件，但对于空间因素如何影响社区变迁并没有深入讨论，仍然将空间置于静态的给定条件层面。那么，社区如何变迁，空间如何影响甚至主导了这种变迁，便成为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社区关系的本质：“溢出性-工具性”二维分析框架

(一)社区关系的可操作化基本特征

基于广泛性心理认同的社区关系，其社会互动的本质特征是：超越原始的工具性目标。或者说，只有工具性目标以外的互动内容才能生长出社区关系所需要的、指向个体自身的一般性认同。这种社区性互动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互动内容超出既定的工具性合约；保持一定的互动频率；具备2人以上的相互指向。

首先，本文将超出工具性目标以外的互动称为“溢出性互动”，因为此类互动大多具有看似“多余”的外观特征。但是“溢出”并非指工具性互动需求得到了过度满足，而是指互动带来的效用并不直接服务于工具性目标，强调互动的非预定性。不是所有与工具性目标无关的互动都是溢出性的，那些既不服务于工具性目标又未带来情感认同的多余互动属于社会交往的冗余部分，并不具有溢出性互动的价值。

韦伯(2010)曾强调，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连续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同样，互动行为的工具性和溢出性也不是截然分离的，最初受工具性目标驱动的社会交往行为也可能在多次互动之后发展出指向个人的认同，从而增加互动的溢出性内容，最终使工具性的关系演变为溢出性的社区关系。

其次，溢出性互动必须达到一定的频率，从而保障溢出是有效的。偶然一次或数次的溢出性互动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社区性关系，因为社区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超出特定的工具性目标而指向个人的一般性认同，这种认同通常以个人信息较为充分的暴露为条件。由于旨在实现工具性目标的互动行为缺乏暴露私人信息的动机，因此工具性互动的频率与社区关系的形成没有直接关联。

最后，无论参照何种定义，社区都是群体层面的范畴。所以社区性互动必须是两人以上相互指向的多行动者互动，构成三元闭包式的网络关系。链状或者星状网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对一的个人人际关系而不是群体关系，因此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社区关系。

(二)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社区类型

上文说到，社会互动的总量中不仅存在溢出性互动，还有大量服务于预定目标的工具性互动，因此互动的总频率与交往的溢出不总是共变关系，两者存在不同的组合方式(见图1)。

总的来说，交往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是社区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图1中以原点为界，代表互动总频次的y轴右侧溢出效应为正，左侧溢出效应为负，C1、C2、C3分别示意三种类型的社区关系。

第一类，互动的总频次与其带来的溢出效应如若呈现基本一致的增速，则形成直线C1，我们称其为“溢出平衡型关系”。这种类型的社区工具性互动与溢出性互动呈现平衡增长，溢出性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社会交往相伴而生，是社区得以形成的典型路径，也是滕尼斯所描绘的理想状态。

第二类，溢出性交往不依赖于高互动总量，偶尔互动就能带来明显的溢出增量，形成直线C2，属于“高效溢出型关系”。这类社区在工具性互动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溢出性互动。该互动类型可能出现在工具性目标不明确的组织中，如同好会、同乡会、一些宗教组织等；还可能由已经形成的社区关系演化而来。

第三类，若社会互动以工具性目标为主要内容，则可能导致溢出性交往相当低效，形成直线C3，我们称之为“低效溢出型关系”。现代城市生活经常表现出这种高频率互动、低溢出性情感认同的特征。此外，由于溢出性互动本质上是情感互动，而情感体验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理论上还存在带来负效应的溢出性互动，如C4所示。但此特殊情况对形成社区关系并无推进作用，因此本文暂不做讨论。

以上三种类型并不是对社区关系的绝对划分，由于溢出型互动只有在一定的频率积累之下才能实现其意义，因此一组社会关系可能在互动的发展中逐渐产生形式或性质上的改变。

(三)社区变迁的两种路径

社区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其基础要素是行动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空间条件的影响。不论是行动者还是空间环境，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社区关系因此也总是处在变迁的过程之中。

这里将要讨论的社区变迁包括两种不同的形式，分别遵循不同的变迁路径。一种是互动总频率改变所带来的社区关系丧失或加强，在图2中表示为互动频率水平由A降至B或者由B提升至A；另一种是社区关系类型之间的变迁，表现为互动频率与溢出性收益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图中表示为直线C的斜率变化。

在第一种变迁路径中，互动频率与溢出性收益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通过互动总频率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溢出性的互动内容，从而弱化或加强了社会关系的社区性质。

以平衡型社区 为例，原本高频率互动-高溢出收益的社区类型 因为互动频率变低而成为“低频率互动-低溢出收益”模式 。当今许多具有社区外观的商品房小区表现出这种互动特点，居民对于小区事务和邻里关系既缺乏卷入行动，也缺乏卷入意愿，街道与小区物业承担起第三方治理责任。虽然这种模式仍然存在随着互动增多而重新发展出某种密切联结的可能，但从社区的关系性内涵来讲， 这种关系模式本身的社区性已经很低了。

第二种变迁路径涉及互动总量中溢出性互动内容的比例变化，溢出性互动的实现也许变得更加高效，也许变得更加低效，可以视为C1、C2、C3之间的相互转化。

首先，若直线顺时针旋转，表示溢出性互动的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导致这一转变的机制十分多样，但最为常见的是依靠前期的关系存量而形成低频率互动-高溢出收益的关系，在图2中表现为从 到 的变化。例如，相处融洽的大学室友，经过几年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与学习，建立起亲密的共同体关系，随着毕业后异地而居，互动频率显著降低，但偶尔的联系一般也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溢出性情感认同。

相应地，若直线逆时针旋转，则表示溢出性互动的实现变得低效，此时想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溢出性互动则需要达到更多的互动总量。在工业化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互动的这一变迁。不论是泰勒制还是福特制，都在鼓励单位时间内的重复动作与生产环节之间的高效连接，这在事实上增加了劳动者之间的机械合作。同时，因为劳动者不再需要对整个劳动过程进行计划安排，因此超出当前任务的活动(包括社会交往互动)在工具性目标的主导之下便失去了合法性，这使得溢出性的社会互动变得难以发生，即使互动总量并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

沿着以上两种演变路径，我们可以对社区的重要外在条件——空间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在之前的研究中，空间因素大多被作为现象的载体或者既定的背景条件，而极少成为自变量进入分析的前台。借助“溢出性-工具性”这一二维分析框架，本文将尝试讨论空间因素对社区变迁的切实影响机制，进而探索社区关系的重塑与再生途径。

四、社区关系变迁的空间作用机制

不论在哪个时期，空间都是社区关系建构的重要力量(宋言奇，2004)，空间环境的变迁是共同体与结合体之间、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契机。空间条件的变迁推动着社区关系的变迁，我们可以参照上文所提出的两种变迁路径来分析。

(一)影响互动总频率——近现代城市生活对社区空间基础的破坏

1.近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空间分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稳定而频繁的社会互动都以空间邻近性为重要条件。而在近现代城市生活中，虽然城市空间中聚集了大量的市民，但互动空间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分离特征。这一现象直接动摇了传统社区存在的基础，成为社区瓦解的重要促发因素。具体而言，空间分离现象包括个体职住分离、城市功能区分离，以及人生早期与其后生活地点的分离。

第一，工作地和居住地相剥离的职住空间分离。这一分离带来了多重后果，一方面居住空间成为功能单一的休息场所，承载的个体活动大幅减少，导致该空间范围内的人群失去了切实的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想要在工作场所获得超越工具性目标的紧密人际关系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正如布雷弗曼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化生产中的劳动者失去了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控制而转变为机械的执行者(布雷弗曼，1979)。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过度社交”被认为代表粗心草率的个性特征(萨瓦尔，2018)。进而，超出分工安排的交往互动丧失了其正当性，成为不被鼓励的行为，致使工作场所逐渐成为互动频繁但难以形成溢出性情感认同的空间。

第二，城市各功能区之间的分离。市场经济之下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却往往遵循效率和资本的逻辑，将原本作为有机整体的日常活动拆解成相互分离的集合，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区。农业社会时期，人们因亲缘、地缘而聚集，建立起的是长久稳定且无所不包的共同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短暂地共享某些特定空间，频繁地徘徊于不同场所，互动内容必须高效地指向工具性目标，产生交往溢出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第三，人生早期与其后生活地点的分离。农业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在一个定型的社会中，稳定不变的不仅是祖辈的生活模式，还包括共同生活的人群与区域、场所。人们在十分有限的空间中与固定的玩伴一起长大，并与同样一群人开始协同劳作，在整个过程中对村庄、宗族有着明确的隶属，深刻地嵌入在一个内聚的社会网络中。而工业社会将工作与居住相剥离，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工作阶段就面临着人际关系的重组，人生早年积累的关系基础在个人开始切实掌握自身支配权力的时候面临瓦解。

2.空间分离进程中的社区瓦解

在基于工具性目标的空间分离进程中，个人的关系网络随着人生阶段的发展面临着多次重组，并且随着市场化经济对日常生活的精细化拆分，关系网络开始重组的时间不断提前，重组频率也愈加密集。如此可以预见的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人们缺乏相互认同的现实基础，也显著降低了人们对当前群体的认同需求。这种情感联结的瓦解不是从主观意识开始的，而是从现实的空间距离开始的。

传统村落、家庭在特定的有限空间中完成社会互动的迭代，共同空间不仅保障了互动对象的确定性，还作为共同的时空条件将行动者的行动可能性限定在大体一致的范围之内(雷金纳德、罗伯特，2013)，这是产生共同体心理认同的重要行为基础。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时空环境因素对行为的限制条件也变得不同，这从客观上减少了共同行动，也从主观上减弱了认同他人的心理动力，原先密集的互动交往开始降低频率，社区关系的情感基础也随之动摇。空间的分离直接迫使个体改变行为选择，从而弱化了对原群体认同的物质基础。

有学者认为，所谓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人们摆脱对共同体的依附而取得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过程(黄杰，2019)。摆脱对共同体的依附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个体意志脱离集体共同意志，取得人格的独立；二是个人生活脱离特定集体提供的保障，取得个人能力的独立。一般来讲，现实生活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以个体的急难救济为例，急难救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生活所依附的对象。韦伯认为，邻人共同体形成的内部逻辑与传统村落不同，它不像传统村落那样具有情感认同基础，而是依托于更为紧密的地缘关系，赋予邻人作为急难救济者的价值，其内聚基础是以“援助给付”为本质的相互扶助义务(韦伯，2010)。当逐渐发展完善的现代城市功能承担了个人所需的大部分紧急援助需求，替代了邻人共同体一直以来承担的“急难救济者”角色，并且个人能够以更加简明、稳定的市场规则而不是以难以准确把握的人际规则来“给付”这些援助时，邻人共同体便逐渐丧失了其赖以生长的价值根基。

可以看出，传统社区的情感聚合以有效地共享生活与生产空间为前提条件，虽然这种共享可能是被动的，但承载于共同空间的共同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这成为共同体关系形成的核心动力。然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了传统城乡结构解体并重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使原先维持于单一地点的共同生活不复存在。

(二)影响互动方式——空间环境对溢出性收益的调节

1.空间效用的“工具-溢出”二元结构

在上一种影响路径中，宏观空间的功能变迁几乎无差别地对社会个体发生着作用，首先改变了行为选择的一个或数个限制性条件，进而改变了行动者的效用组成。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作用模式。例如，空间将个人的工作地与居住地分开，导致个体根本没有时间与邻居进行情感互动，进而降低了邻里互动的溢出性效用。

空间的另一种作用路径则不同，如果某些特定的空间特征已经形成了特殊的记忆或者象征意义，空间环境则可以不借助中介变量而成为个人效用的直接来源，我们称之为空间效用。空间效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与个人拥有的资源量以及有关他人之行为共同影响着个人效用。

他人行为影响个体自身的效用已成为共识，而行为发生地点的客观环境对个人效用的重要作用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对此，刘世定等在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对行动者个人效用影响因素的假定之后，提出了社会-地理个人效用函数(刘世定等，2018)，即

公式中的Ui表示个体i的效用量，Xi表示i拥有的产品和服务，Ri是具有社会关联的其他个体的特征，Pi是i所处的特定地点的非社会关联环境。整个函数表示，行动者的个体效用在受到自身资源限制的同时也受到他人状况和所处地点的非社会关联环境的直接影响。其中，P所代表的环境特征来源于行为地理学家沃尔伯特提出的地点效用概念，强调个体所在的空间特征是个人效用的直接来源之一。

结合前文对溢出性社会交往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个人效用做工具-溢出的二元划分。在客观环境因素能够独立成为个人效用来源的情况下，客观环境P独立带来的空间效用则可做同构讨论，即将个体从某一空间中获得的与空间特定功能相一致的收益称为空间的工具性收益，将与此工具性目标无直接关联的情感认同收益称为溢出性情感收益。因此，空间效用的函数可表示为：

Ui表示个体i从特定空间场所中获得的总效用；Ii表示该个体在这一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目标的实现而获得的工具性收益；Oi表示该个体在这一空间中获得的溢出性情感认同，也就是与工具性目标无直接关联的情感收益。整个函数表示，个体在某一特定空间场所中感受到的空间效用受到该空间的工具性收益和溢出性情感认同共同影响。

某一特定的空间环境特征是工具性的还是溢出性的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行动者预期在该空间实现的目标。例如，同样一幅名家画作，如果挂在美术馆的墙上则是明显服务于美术馆固有的职能，对于美术馆的游客来说能够从中获得工具性收益，因为大家来美术馆的初衷大多是欣赏艺术作品；但是如果该画作挂在某会议厅的墙上，所提供的则属于溢出性的情绪价值。

2.空间效用的实践体现

单一的空间功能安排和明确的景观线索是强化空间的工具性，进而实现效率提升的常见手段。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新的迫切需求下，办公室环境的设计取向开始有意地向着融合化发展，以期创造出获得溢出效应的心理条件。可以认为，企业组织的内部空间设计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取向转变为溢出取向的过程。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作为对泰勒制的反思，美国的一些公司兴起了办公室开放化浪潮，并逐渐使其蔓延至西欧。以1958年在德国汉堡成立的“速生咨询公司”为例，这是一家专门提供空间规划方案的公司，创办者想要革新泰勒制时期整齐排列的办公室分隔方法，将部分办公空间开放。他们提出了一种叫作“办公室景观”(Bürolandshaft)的设计方案，将办公桌看似杂乱无章地摆放成多个工作池，并坚持设置休息区作为员工的休闲聊天之处。这样的安排在今天看来实属平常，在当时却是令人震惊的创举。这一方案很快风靡欧洲并传回美国，成功形塑了曼哈顿世贸双塔的办公格局。后来办公室革新又经历了“行动式办公”时代，出现了更多灵活的空间排布方式和办公设施。其后的家庭式办公作为新的理念，依靠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的压倒性关注以及兄弟会般的气氛，消解着工作和闲暇的旧有区分。“文化”被认为能够调和冲突、创造额外价值的巨大力量(萨瓦尔，2018)。正如管理学中的一则故事：

踩着滑板车摇摇晃晃地转悠在开放式办公区中的工程师，手中的Nerf弓箭松开后，自由自在地飞过办公室上空，轻轻砸在董事长的脑门儿上。然后，如同被苹果砸中的牛顿一样，这位董事长也许就发现了宇宙的奥秘！(萨瓦尔，2018：299-300)

这则故事描绘了一个轻松且亲密的办公场景，穿梭其间的滑板车和Nerf弓箭打破了空间区隔，贯通了等级壁垒，编织着散发温情的同事情谊。员工们和管理者都推崇这种空间安排，不仅仅是想标榜时髦的理念，更是期待通过亲密的人际互动获得意想不到的溢出性价值。

相似的策略在近年来城市环境的微更新活动中也有所体现。2015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中有一个名为“行走·跨越”的项目，以上海天桥为着眼点，意在拉近市民与市政设施的距离，重塑市政设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项目的互动活动部分包括征集老照片，将上海老天桥的魅力以及与天桥的感人故事展现给公众；也包括中小学生画天桥，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发挥自己的想象绘画出心中所想的未来天桥。项目策划团队如是描绘道：

天桥跨越了宽阔的街道，连接了建设者、设计者与市民的心。人们在上面行走，驻足，观看，感悟，共同为美好的明天努力。

还有一个类似的、更为精巧的项目叫作“花桥”，意在使功能单一的交通路桥承载更丰富的情感符号。项目主持设计师范蓓蕾如此阐述花桥的设计理念：

过去的江南水乡，即使小桥也很神气，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远远看去，桥最分明，等人，约会，桥上见。而现在的桥是给车走的……只需匆匆走过，我们想要建造这样一座桥，它首先是地点而非交通。(马宏、应孔晋，2016：13)

与打造专门的文化景观群相比，对本身具备了一定非文化功能的基础设施进行微改造的项目仍然较为少见，推进落实也更加困难和缓慢。但这些基础设施所承担的才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体，因此这些原本功能单一的空间场所能否展现出多样的效用尤其是情感价值，可谓影响城市认同感的强力因素。

可以看到，不论是硅谷式办公还是城市景观微更新，现代环境设计理念对于空间功能融合和文化负载的重视已经明晰，其背后的逻辑饱含着对溢出性效用的追求。

(三)社区重塑的空间途径

1.维持已存在的跨空间社区

空间的溢出性价值在工业时代常常难以维持，因为工具性目标带来的空间分离和重组会破坏空间创造溢出性情感互动的基础条件。但是在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通过两种途径促进了社区的跨空间重建。

第一，产生于本地、维持于异地的社区关系借助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溢出性交往机会。社区成员的空间离散促使社区关系出现了由紧密共同体向非共同体关系退化的趋势，但这种退化不会立即发生而是会在短时间内维持较高程度的情感互动。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为这类处于过渡阶段的社区关系提供了更多样的巩固和发展渠道，使得“异地社区”有可能成为一种稳定的社区模式。存在于城市网络中的“流动空间”(卡斯特，2001)现象也出现在社区空间形态上，即以一个主要居住地点为中心，异地社区中其他成员的居住地为节点，个体在该网络中多个点之间来回往返，构成了个人在地域上不连续的动态社区空间，使得异地社区并不会因为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丧失共享空间这一基础。

第二，互联网技术通过线上实现差异性偏好的匹配(邱泽奇等，2016)，实现匹配的相似的个人特征成为达成情感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从而弱化了社区关系对共同生活经历与共同物理空间的需求。互联网空间作为虚拟空间可以被看作个人生活空间的重要补充部分，它为多样化的个人偏好匹配提供了技术支持，也通过新异信息的传播创生了更多差异性的情感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对个人差异性偏好的匹配减少了个体对本地人际关系的接受弹性，在情感与经济资源的约束下，行动者更加不愿意在本地社区中投入资源，促使个人的社区关系进一步从线下向线上转移。

2.创造融合性社区

农业社会的传统村落是空间功能充分融合的一类典型，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发展的倒退，但是也应该看到，空间功能多样化是承载于其中的社会互动能够超越工具性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空间景观设计应该注重多空间功能的融合，重塑情感溢出较少的准社区。

得益于现代心理学关于个体创造力和创新氛围的研究结论，“公司社区化”蔚然成风，情感取向而不是工具取向的管理理念逐渐成为主流，个体互动重新开始得到重视(张震等，2002；凌斌等，2010；黄崇蓉等，2020)。以硅谷众多互联网公司对办公室的改革为典型，创造型企业至少已经从形式上开始模糊员工活动空间所展示出的工具性目标，以期从员工的溢出性情感互动中获得收益。

但是，由于溢出性社会交往是一种人际交往，它会导致群体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注意从与工具性目标直接相关的特征转移到更加个人化的方面，从而促使社会认同的指向从组织下移至特定个体，形成紧密的并由特定成员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当组织成员流动性增强时，这种人际投入和认同可能会带来组织忠诚方面的风险，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提示我们，对于融合性社区来说，工具性目标与溢出性收益之间的合理平衡同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社区”概念在由滕尼斯提出时，以及经韦伯、费孝通等社会学学者进一步讨论、翻译的过程中，曾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然而，此后由于对这一概念的理论生发性思考不足，批判性运用的精神缺乏，这一概念在诸多社会学文献中日益蜕变为非分析性的、清晰度不高的实体性概念，由此也影响了使用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深度。因此，本文立足于滕尼斯、韦伯及其时代的经典论述，重拾“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的分析性价值，强调了社区原初的情感性内涵并结合空间环境的变迁对社区做出了发展式的理解和展望。

第一，社区具有情感与空间的二元意涵，其中情感性是社区的本质特征，而空间要素虽然并不内含于社区本身，却是其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结合滕尼斯与韦伯关于社区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社区关系的核心特征是个体之间超出了工具性合约的情感认同，如果将并不指向工具性目标达成的社会交往称为溢出性社会交往，那么社区性互动可被看作超出了必要的工具性互动的溢出性社会互动，当工具性合约中的互动产生情感溢出效应后，社区关系就有可能形成。

第二，“溢出性-工具性”二维分析框架包括三部分递进的内容。首先，结合社区的群体属性得到社区关系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超出工具性合约(溢出效应)、达到一定的频率，以及需具备2人以上的相互指向。其次，根据互动频率与溢出效应的不同关系，社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溢出平衡型社区、高效溢出型社区和低效溢出型准社区，三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最后，基于对互动频次和溢出效应关系模式的划分，社区变迁可以归纳为两种路径：第一种是互动总频率改变所带来的社区关系加强或衰减；第二种是互动方式的改变带来的社区变迁，表现为社会互动中溢出性互动所占比例的变化。

第三，本文基于社区变迁的两种路径对空间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不利于大部分社区关系发展的。在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通过基于效率提升的空间分离和对个体独自生存能力的赋予，瓦解了社区的空间基础；科学化的生产方式使空间功能的专门化倾向延续到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中，易于辨识的专属景观降低了人们从这一空间获得溢出性效用的可能，从而逐渐弱化了社区关系。但是这一排斥溢出性效用的空间设计倾向已经开始改变，以硅谷的家庭式办公和上海城市微改造两个项目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环境设计理念对溢出性效用的追求。

最后，笔者提出了社区重塑的两种途径，再次强调了溢出性情感收益在社区的自发形成与维持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对跨空间社区的维护和融合社区的打造。

综上，本文所提出分析框架为当下地缘社区关系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近年来城市、组织、居住小区所进行的功能集约化提升活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借由对空间效用的工具-溢出二维讨论，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探索空间改造的路径，也能够看到在地缘力量逐渐虚弱的背景之下，异地社区关系将会是未来一个具有相当潜力的研究议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3年第2期/《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