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口述史内容涉及事件史和生命史。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事件史的口述研究较为充分，但事实上生命史才是口述史研究的底蕴，它也是口述史具备人文性特点的根本原因所在。所谓人文性是指立足于个人并关注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知识。口述史人文性更聚焦于生命史，对由细节堆积起来的人生史报以极大耐心和敬意；人文口述史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甚至不会忽视口述者有意或无意的“谎言”，而以社会建构视角来探查这一存在的社会成因。

关键词：口述史；事件史；生命史；人文性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导言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格局，涉及多个领域，以多种形式传播（李慧波，2019；杨祥银，2000）。在学界，参与口述史讨论的学科众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档案学，等等。社会学以其学科特点给口述史研究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知识贡献。社会学在理论上较为关注对“社会性”的深入发掘，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扎实的田野调查，加之近年来中国社会学提出历史视野的回归（应星等，2006；刘亚秋，2013；周飞舟，2016；应星，2022），这三方面增进了社会学视野下口述史研究的深度。社会学方面的成果在口述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了历史学。

社会学以口述史为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其基本特点是：视角聚焦于“社会性”研究，理论底蕴较为深厚，往往会提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方慧容（2001）对河北西村农民土改口述史的研究提出了“无事件境”记忆概念；郭于华（2003a）对陕北骥村女性口述史的研究发现女性的记忆和遗忘与她们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王汉生、刘亚秋（2006）对知青口述史的研究提出，知青在口述过程中，通过对“代”的认同，将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连，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定位；周晓虹（2021a）在研究方法论上，明确提出将生命史带回社会学史的主张，赋予社会学史研究以人文性特征。

周晓虹强调基于个人叙事构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个人叙事的集体框架（周晓虹，2022）。在这一问题域下，他一方面关注“代”的形成问题，将个体口述提升为超越个人主观经验、具有社会客观性的研究对象或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物”；另一方面，他还强调，不同于既往自上而下的传统历史书写，口述史研究（如三线建设口述史）坚持自下而上的视角，即便是处理宏大历史叙事，也需要基于个人体验，将个人困扰上升为公共议题。后者涉及口述史人文性议题，其对普通人口述的“由日常琐事构成的絮絮叨叨”报以极大的耐心，并致以敬意，历史因之被赋予了某种崭新的维度。在这里出现了普通人“反身性”等个人意识的作用，凸显了“人生意义感”在构建历史中的价值（周晓虹，2021b）。这也属于费孝通所说的人的精神世界范畴（费孝通，2003）。口述史人文性讨论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口述史的研究可分为科学取向的口述史和人文取向的口述史。

那么，什么是人文取向的口述史？这首先涉及对口述史到底是什么的理解。口述作为一种个人述说，内容上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包含叙述者本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口述史的内容兼具事件和意义的双重特征。口述呈现的是个人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其中掺杂了个人的认同感、价值观，也因历时久远而经受了遗忘、拼接的“洗礼”，其真实性也因之受到质疑。但口述方法的本质就是研究者通过与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获得亲历者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真实经历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深刻地认识与理解过去（胡洁，2020）。

口述史在人类文化史中一直存在，如传说、神话，甚至一些古代学者的创作中也有这部分的内容，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涉及亲历者提供的内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是充满了亲历者的视角（里奇，2006：3）。但是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在学科史中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在科学观兴起后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尤甚。学科化的口述史源自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口述史虽明确提出其与传统史学不同，但还是较多受到历史学的科学范式如兰克史学的影响，关注“真的历史是怎样的”等问题（肖皮斯，2018：674、676）。口述史研究者努力阐释访谈的信度、效度和代表性，以此作为自我合法性的辩护，且较多关注精英的口述史。

后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凸显。所谓边缘人物，主要指此前被史学家忽略的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妇女、政治和性取向方面的少数人物以及工人阶级等。访谈中一般会涉及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对个体而言有意义的生活经历，问题聚焦于“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情形如何”“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肖皮斯，2018：677）。

在研究取向上，口述史逐渐从科学取向走向人文取向。笔者认为，口述史人文性的核心是口述史中的生命史问题。周晓虹提出将生命史带回社会学史的主张，突出历史事件中的生命历程维度，即不同生命时点对关键事件的记忆会有所不同，突出社会结构与个体历程相交织的建构机制（周晓虹，2019），这一主张深具人文意义。口述史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托什，2007：266），事实上，就是强调历史的多元性特征。关于此，来自科学取向的传统史研究的质疑最多的是口述史料的“真实”问题。人文口述史对此的回应是不仅关注所收集资料的“真”的问题，而且反思这些口述史料在何种角度是“真”的，即“真”的社会建构问题，这构成人文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孙立平（2002）等人的土改口述史研究、21世纪初王汉生等人的知青口述史研究以及近年来周晓虹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等都具有较强的人文取向。在社会学领域中，口述史的人文取向日渐成为一个突出特征。

传统历史学所采用的口述史研究可以称为“科学取向”的口述史，例如，它关注多重证据（口述史是一重证据），从不同角度求证一个历史事件。而另一种取向，即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则一直面临科学取向历史观的质疑。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如何做口述史以及口述史如何才能“科学”“有效”、保证信度等问题还在争论不休。论者多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科学性；他们通过口述方法去求证某个事件，强调讲述的信度和效度。这一观念仍然影响着很多口述史研究者。

也就是说，在“口述史的人文取向”具有重要价值已经取得共识的时代，口述资料依然受到普遍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聊天式”的资料收集方式是不科学的；这种资料过分关注细节，是个体化、非科学和非历史的（Shopes，2015）。尤其当口述史研究者不去就某一历史问题求证不同被访谈者时，口述史资料甚至被嗤之以鼻。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就批判过口述史过于关注个体能动性，没有充分展示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对行动者的限制（转引自肖皮斯，2018：680）。此外，还有人认为口述史只代表了口述者的主体性，是自我证明的实践，不具有普遍性的智识和社会延展性。口述史甚至还被斥为一种日常生活夸张的认同，一种平凡记事的狂欢以及一种本能的呼唤（肖皮斯，2018：671）。笔者试图在这一质疑的背景下探讨人文取向口述史的关键议题、难题及其应对。

综观口述史的广泛实践，本文归纳出口述史人文性的三个意涵：第一，正视口述史料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口述史料的生产过程至少来自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到口述主体的敞开程度。第二，重提生命史进入社会史的意义。第三，强调口述史实践的社会建构性及其意义。这三个意涵都涉及人文口述史直面科学取向历史观的质疑及其应对，即反思口述史仅作为证据的局限性，因之，情感真实问题被提上议程。

口述史人文性之所以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与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明显转向密切相关，这便是社会学的人文转向。费孝通2003年提出的社会人文性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相对广泛的呼应，主要表现为社会学领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费孝通，2003）。在这些转向下，中国社会学对“社会性”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研究，而是深入到对社会伦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查（周飞舟，2021），在口述史研究中的表现则为通过口述史方法呈现社会人文性。而口述史人文性的宗旨就在于：在面对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时，对人给予了更为深切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这是口述史人文性的一个最为深切和本质性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真相”问题与口述史料面对的科学取向的批评、口述史中的生命史乃至口述者和访谈者的主体间性等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本文的潜在线索和关注。在传统的科学史观中，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之所以受到质疑，就源于对“记忆的不稳定性”的疑虑。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有过这种犹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用口述史料，因为他认识到了这类资料的价值。但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昌明后，修昔底德的这一疑虑被夸大，甚至口述史料被科学史观所舍弃，至少被历史学家放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口述史料中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就是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更重视人的价值，尤其强调人性是构成社会性的基石。口述史料中的生命史颇值得关注，这是口述史人文性的基础。事实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经典，恰恰在于其中的人文性。《史记》也运用了口述类史料，但没有影响它的价值，反而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探索路径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构成了重要启发（刘跃进，2020）。从口述史料研究的角度，我们也需要重返这样的人文路径，更全面地认识人与社会间互动的知识，从人本角度去寻求构筑美好社会的知识路径。

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口述与“真相”间的张力

本文首先从主体间性入手讨论口述史人文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口述史料的基本特征来自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在口述史研究中，对主体间性的思考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这一关怀也回到了口述史料本身。“口述”就是在访谈人和被访谈人之间的深度问答过程中完成的，与对谈如何进行密切相关，因为“口述”涉及的不仅是被访谈人的谈话内容，而且涉及访谈人如何提问，甚至包括局外人的闯入、插话，等等。严格来说，口述史文本是对谈生产出来的产品。

当然，口述访谈事先一般都有一个计划，例如会精心准备一份访谈提纲，目的是让口述主题更加凝聚，便于之后的口述成果的整理，但在访谈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会发挥作用。因此，访谈变成了一种实践、一个充满探寻的过程，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扩展了的生命史和事件史叙事（肖皮斯，2018：672）。其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主体间”交流方式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个过程既包括访谈员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倾听式提问”，也包括被访谈者的坦诚相告。因此，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例如，事后研究者需要反思如下问题：这份口述资料是否为一种共谋的结果？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对“破坏”关系和谐的“信息”的追问，依然是口述访谈的必要步骤。

它涉及资料的“求真”问题，但这一“求真”过程在口述史实践中是一个微妙的存在。真实与否受制于口述者和访谈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后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料是否真实以及真实的程度，甚至还有真实的深度问题。所谓真实的深度，是指在双方真诚沟通的前提下，访谈者是否有能力发掘口述者所说的事件的深度。这里的真实也需要一个定义，即对于谁而言是真实的。它背后是一个历史多元性的问题。

所谓“微妙”，是指主体间互动的不可控性和机缘巧合性。例如刘小萌访谈知青郑梦彪的过程便可以诠释这一主体间的“微妙”之处。刘小萌提到，口述史是一个主体和另一主体间的互动，且常常是陌生人关系。一般来说，对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乃至隐私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刘小萌有自己的优势——他也是知青，与口述者之间有基本的认同，所以很少遭遇尴尬（刘小萌，2004a：10）。但他在对郑梦彪的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障碍。郑梦彪是郑成功的第九世孙，“文革”中受到父辈的株连，吃过很多苦。这些苦是口述者不愿透露的，即便是对着心心相印的朋友，“我不愿意把结了痂的伤口再揭开，那会很痛的，会有血从心底涌出来”。在尝试进入口述者生命史的过程中，刘小萌几次失败。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次机缘，口述得以圆满完成，那次他们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半。郑梦彪说，“那次谈话，多亏了那晚上的酒，让口述找到了感觉”。这一口述史料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丝毫造作。谈到兴奋处，访谈人陪着口述者一起笑；讲到痛处，陪着一起落泪（刘小萌，2004b：350-351）。

刘小萌的访谈显然涉及口述者的敏感地带，而这些敏感问题对于口述史料来说尤为重要，要获得这些史料需要跨越重重障碍。刘小萌依靠自己的知青身份以及与对方的朋友关系，机缘巧合地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口述史访谈。对于更多人来说，这样的机缘很难遇到。我们所做的口述史访谈很多时候面对的是陌生人，与口述者至多是半熟的关系，那么，面对关键性的敏感问题，访谈人与口述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呢？是致力于一种和谐关系的建构，还是对敏感问题不断追问？口述史重视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真诚的情感交流。有学者指出，口述历史工作表面形式是访谈问答，深一层则是心灵会话。我们的目标是要引导对方勇敢、坦然、诚实、细致且自然地说出个人生平、社会经历、专业历练及心路历程（陈墨，2010）。后者是打破和谐、让人不适的过程。口述史研究强调震撼访谈人的关键信息（一般是挑战性问题）不能因为这种和谐关系而被忽略（肖皮斯，2018：679）。因此，口述史的对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

而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学家（同时是律师）纽恩施万德（John A. Neuenschwander）的《口述史及法律导论》中有规范的指导原则，他明确指出口述作品中严禁出现中伤他人的材料，保护好各方的隐私权、版权等，美国口述史协会也出版有《口述史的准则与最佳实践》。但无论怎样制定切实可行的标准和规则，口述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依然有一些难以处理的悖论：访谈人有义务提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力争保持学术诚信，但也可能因此扰乱了被访谈者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工作或者名声。这二者之间有时存在根本冲突。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访谈者偷偷录音，之后未经允许公开使用等，这些都属于有悖伦理的事情。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鲍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方法比较合适。他指出，对于诚信的承诺，在个人层面尊重与我们一起合作的人；在研究层面尊重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材料。对于真相的承诺（尽管更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需要在“事实可能如何”的各种变体中去求索“事实究竟为何如此”（肖皮斯，2018：686-688）。

在研究伦理上，口述资料（尤其是用于发表的成果）需要经过被访谈者再次审定，而在口述者再次审定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对口述内容的“客观”“真实”的极大伤害。有一位口述研究者提到过，将口述资料的文字版发给访谈对象后，被访谈对象一改再改，直到最后无法使用（刘小萌，2004a），这说明能够被访谈对象接受的口述资料并不是一种“真诚”和“真实”的资料，而是口述者自我建构的结果，他/她保留的是一种希望别人看到的自我。

这涉及与主体间性密切相关的主体性问题。口述史料的收集过程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谈完成的，但往往是口述者的主体性起根本作用，如郑梦彪的主体性。一方面，关于个人经历中的敏感问题，他是否有意愿打开心扉？就他经历的历史，他愿意谈到哪个层面？这决定了口述史资料的深度。另一方面，即便口述者愿意打开心扉，在讲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带有讲述者“自我确证”的内容。有口述史研究者提到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所讲述的战争经历，在客观上，他经历的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他讲述的却是自己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取得胜利的故事。来自周海燕在“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该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和《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21年5月23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熊知行楼）共同举办。这会影响口述史料的质量，尤其是科学取向的传统史观对这种带有主体性特点的口述史料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

站在口述史人文性的立场上，虽然口述史料中有无法回避的主体间性和主体性问题，即口述史料受制于主体间的微妙互动和机缘巧合，更有不可避免的口述主体的自我宣称，但是对于这类资料也有合适的方法去分析它，例如以“主体”视角进行理解性解释，社会记忆理论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可以说，在资料采集和分析中，简单以“客观”和“主观”的标准来做取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从口述史人文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反诘：被主体间性和主体性建构的史料就毫无价值吗？显然并不如此。类似问题有待在口述史研究中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讨论。这类质疑涉及的仍然是口述史料的真实问题。对此，本文的基本立场是：首先要尊重被访谈者的隐私，因为“真相”也是相对的。它对谁来说是真相？绝对的客观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一理念并不是主张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在反思绝对客观标准的同时秉持“真诚比真理更重要”的观念。所谓“真诚比真理更重要”，是说主体与客体完全相符既不客观也不符合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坦诚面对各种关系，做到彼此“真诚”交流，但不放弃“客观”的标准，并努力追求真相（陈亚军，2018）。事实上，“客观”是存在的，尽管完全的客观无法达到，但客观是一个准绳，在口述史研究中，需要借助这一理念反对“怎样都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这应该是对待口述史料的妥当态度。

也就是说，即便口述访谈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都十分关键，也必不可少，但同时，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也是其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包括主体间（访谈者和口述者）的真诚交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口述主体的情感真实。在“真诚”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合适”的真相。由于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的存在，相对的客观和真相是存在的。而且，相对的真相并不是虚无主义的真相，或无法参透的“罗生门”。如果我们做口述史时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这样的口述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考察口述史料的“真相”维度以及主体是否秉持情感真实态度等问题，就是客观和科学的表现。

三、生命史与生命底蕴：重大事件与个人历程

口述史人文性的核心要义是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这里的人性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生命性。其中的生命历程视角就是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它首先是生物性的。生命历程视角主张，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面对同样的社会机会和境遇会有不同反应。其中，不同年龄阶段就是人之生物性的一个表达。人在生命历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社会环境（如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生发出极具个人性的生命史。而口述者讲述的动力，往往也来自个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对于普通人而言也是如此。口述史研究的科学取向往往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样态。这一取向的研究即便融入了生命历程视角，但立足点还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上，这时“生命史”容易成为一个背景，从而忽视“生命底蕴”的基础性影响。当然，凸显生命史的口述史研究更容易遭到质疑。即便如此，人文口述史还是强调生命性这一更为基本的因素。

（一）口述史的生命底蕴及其困境

口述内容本身就包括了历史事件以及口述主体的评述，是一种记录个人见证的方法。对口述主体述评内容的甄别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体生命史的内容，可以说，个体生命性是口述史的底蕴。美国口述史研究协会就曾将口述史定义为“收集和整理人类记忆以培养人类知识与尊严的方式”（肖皮斯，2018：671）。

胡洁也认为，口述史访谈最核心的要义在于采集个人生命史，这是口述史的基本架构或底蕴，因此，需要获得被访者真实完整的个人生命史。在具体方法上，她更倾向于采用“倾听”的方法，倾听亲历者讲述的生平经历、对历史的描述和个人感受。同时还使用“观察”的方法，观察口述主体流露出的表情、情绪起伏和语气用词。胡洁参与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就是立足于对亲历者口述史的记录和分析，以分别实现对生活事件、生命历程、社会记忆和文明逻辑等研究主题的回应（胡洁，2020）。周晓虹提出将“口述史”与“生命历程”两种视野并置，说明口述史研究中的生命底蕴问题不可忽略。他指出，口述史是个体记忆的复数形式，口述记忆建构性的背后埋藏着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而“转折点”中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如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支援“三线”建设事件或1977年的恢复“高考”事件（周晓虹，2019）。在这种情况下，以生命为底色的口述史方法可以很好地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和生命历程之间的关系。王汉生与刘亚秋的知青生命历程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口述史研究也是立足于此的一项探索（王汉生、刘亚秋，2006），但这一探索在凸显人之生命性方面还有尚待进一步阐发之处。

王铭铭在讨论口述史研究时进一步凸显了生命性问题，“将他们的人生视作一切，会发现口述史的一个新境界”（王铭铭，2008：29）。他认为，只有在方法上更尊重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性,将之视为“活生生的生命体”，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口述史；而我们采访的人物可以说是历史中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记载着历史。尽管课题的起点是历史事件,而且该事件与政治史关系更为密切,但课题研究者若是能暂时地忘却事件,而将采访聚焦于人生,则所获资料将出乎意料地丰富,具有说明性（王铭铭，2008）。

王铭铭指出，在口述史研究中，需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秉持从内心理解历史的态度：对所研究人物的所有语言进行细致记录，即使是语法、词汇、发音不准确，即使是言谈中那些为了表示疑虑、警惕、不屑以至虚伪的沉默，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些细致入微、不加修饰的记录，最能表现我们对历史和人生的起码尊重。而由这些细节所堆积起来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值得被理解。

他认为，当我们对一个社区做尽可能翔实的研究时，连口述史采访中的微微感叹声都不放过，就能使我们更贴近历史。而且，这些“细微的历史”是理解宏大历史不可或缺的根基。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近现代百年大变局，甚至千年变局，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才是根本（王铭铭，2008）。口述史是构成总体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根基，需要通过理解社区中的人去理解社区。这也是潘光旦人文史观的一个意涵，即人性是社会性的根基（潘光旦，2013）。

口述史资料收集是以讲述者个人为中心的。讲述者经常把自己塑造为英雄的形象，口述主体所确证的是其认为特别重要的方面，不仅存在“虚假”的情形，而且更为常见的是多为细枝末节，与我们了解的宏大历史大多无关，而只具有普通民俗或文化的意义，但对个体的人生经历至关重要（肖皮斯，2018：682）。可以说，无论涉及何种主题的口述，都难以逃脱这一基本的人生史问题，也无法回避口述者（相对普遍地）对自己的人生史料“作假”的问题。因此，口述史研究者具备有关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理论是必要的。

口述史内容中不可缺少个体对重大历史的评述，而且，个体往往对于亲历的大历史有一个特别的视野，这尤其值得重视。口述史中经常出现一种比较复杂的自我与社会间的关系，一般的口述史都是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去提问的，例如土改口述史、上山下乡运动口述史、三线工厂建设口述史，等等。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公共性”的视野，但讲述者的内容中势必有“非公共”的部分。后者可归为个体的内容，往往是这部分内容引发了较多的所谓记错问题。有学者发现，有些是越战老兵听来的故事（或看过的影视剧故事），却记成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这些都是“他们想要认为是真实的事情”（肖皮斯，2018：683）。笔者认为，这是建立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键联结，颇值得在理论上探索。当下口述史的研究已经从个体记忆的信度效度问题转向记忆和口述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联结问题。在弗里希（Michael Frisch）和鲍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之后，个体角度的口述史观察渐成主流。这种观念认为，口述历史是对那些被官方抹掉的、混淆的以及被操控的公共历史的一种反抗（肖皮斯，2018：683）。

生命史是口述史的底蕴，由此也带来一个口述史的“困境”，也即众所周知的宏大历史和个体提供的细节之间的“错位”问题，例如前文提及的抗战老兵的虚假记忆问题。该老兵在战场上参加过一个失败的战役，但他讲述了自己奋勇杀敌、取得胜利的故事。与此类似的是阿莱达·阿斯曼提到的玛丽·安汀的（虚假）大丽花记忆问题：别人告诉她祖父去世时栽种在花园墙头上的是罂粟花，但她坚持是大丽花。因为只有认为是大丽花，她才能恢复对过去的讲述，她也才能找回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阿斯曼，2016：312）。

有关“虚假记忆”的社会建构的经典案例来自一位奥斯威辛的女幸存者的口述。这位年近70的女证人在讲到1944年10月发生在奥斯威辛的起义事件时，她的讲述中出现了“强度、激情和色彩”，一改单调的声音，“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火焰冲上天，人们四散奔逃。真是不可思议”（阿斯曼，2016：313-314）。这份证词后来为历史学家所否定，因为当时被炸掉的烟囱只有一个，而不是四个。在传统史观下，由于记错了烟囱数量而使这份证词失去了价值。但在社会建构的视角下，这份讲述是口述主体情感真实的体现，即便她记错了，但她的生命活力在这一刻被激发。如同心理分析师多力·劳卜（Dori Laub）所言，“这位女士证明的，不是爆炸烟囱的数量，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一些更为极端、更为核心的东西，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阿斯曼，2016：315）。笔者认为，这一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正是该历史事件与这位女士生命发生碰撞的结果，要理解这一“事件的真实”，必须正视这位女士的生命性：尽管她记错了一些细节，但她的情感是真实的。这正是口述史人文性所强调的：不因记错一个数据而否定她的真实生命体验及其自我生命意义建构行为。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构成口述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认为，“真实”是有多维度的。这里涉及“情感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那些看似虚假的记忆却是人的“情感真实”，这是口述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人文性与口述史中的生命底蕴

由于尊重口述主体作为人的存在，口述史带有浓厚的人文性特征。口述史中存在一种“治疗性访谈”，就是通过重构个体故事，帮助个人解决其自身问题，它假定口述者也是自身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例如，女性口述史提供的不仅是关于女性的信息，它更是由女性书写、为了女性福祉而发掘的女性经验。“拯救历史”就是通过对幸存者的访谈完成的，其实拯救历史和拯救幸存者是一起发生的。通过对底层的口述史发掘，研究者们发现，口述中呈现的并不是茫然无措和无根的个体，也不是不能在新环境中扎根的个体，而是一些积极运用创造性策略努力融入新生活的人（肖皮斯，2018：673、678）。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关注从属性和能动性的关系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也不仅仅是口述者建构自我的叙事，同时也是访谈者的主体建构过程。在口述中，访谈人和被访谈人存在一个密切的主体间性，是二者“深入分享知识”的过程。口述史甚至还与社会运动发生关联，例如，通过重新理解历史人物关系，刺激和唤起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口述史与社会变迁建立勾连。土改口述史中的“翻身”和“翻心”的记忆，就是贫下中农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重新建构过程（方慧容，2001）。

由此我们发现，口述过程涉及参与者的“自明”方面的知识。口述会唤醒研究对象的自我意识，还可以赋权和改变他们，这也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Shopes，1980，2015）。尤其对于那些被遗忘、在历史中失声的人更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口述史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去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它使人们意识到那些他们置身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障碍（肖皮斯，2018：679、681）。可以说，口述史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唤醒，被唤醒的包括个体的经历体验、自我认知、情感状态、生命感受、自我认同等（朱义明，2019）。

周海燕在研究中发现，口述者往往在与访谈者的一问一答过程中被推动着反思那些也许以前很少思考的问题，由此，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清晰和强化，而访谈者的观点和问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口述者对自我的认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女性在口述的开头总是以“我们”或是以丈夫的附属身份来进行自我表述，“我们这些人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而在访谈者的不断提问下，部分女性逐渐展现作为主体的自我感受，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我的存在（周海燕，2020）。郭于华的骥村女性口述史展现的就是这一过程，她们开始对访谈员的提问表现出不自信，诸如对土地生计等问题的生疏，并经常说“那得问老汉去”。但在口述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她们生发出自身主体性，发出集体劳动场面“可红火了”的慨叹。当涉及生命和生活的切身之处，她们讲述了鲜活的历史，如生养孩子的经历、挨饿的经历、参加集体劳动的经历，等等（郭于华，2003b）。她们在历史中不再是失语者，而是参与者和制造者。

老年人更有叙事的欲望，他们通过“讲故事”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集体认同。此外，普通的民众也有参与历史复述和建构的浓郁兴趣。周晓虹认为，作为社会学家和访谈者，帮助这些人复述并重构其生活事件，也是这一学科和学人的使命（周晓虹，2019）。事实上，这也是学术研究帮助被研究者获得“自明”的一种方式。按照费孝通和潘光旦的观点，这是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目标（费孝通，2003；潘光旦，2013）。

此外，口述史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个性”问题。对同一部上山下乡运动史，不同人的讲述和评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有人认为“青春无悔”，有人则“青春有悔”，争论不休。事实上背后关涉的是人的“个性”问题，在这里指每个人经历的个别性和不同人应对相同困难的个别性（刘亚秋，2022）。刘小萌访谈的知青在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等方面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刘小萌，2004a：7-8）。而这些充满个性的生命史讲述也是口述者找回主体性的过程，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

四、历史与历史性：口述史的社会建构与历史真实

对口述资料的处理涉及“历史性”问题。所谓历史性，指不同的人叙说着不同的历史真相，这是历史多元性的问题（Sandino，2006），而这也构成了全部历史真相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历史性”也是最近兴起的“公共史学”关注的问题，它强调参与者“同理心”（empathy）的重要性，同理心带有“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意涵（蒋竹山，2021），关涉上述的主体间性问题。它与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历史样态有很大差别。

（一）传统史观和口述史观的张力

口述史议题涉及一元历史与多元历史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传统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强调求真，多方求证一个事实。二重证据法的使用即是典型。即便20世纪末期强调多元史观价值的口述史研究日益凸显，很多口述史研究者也从未完全放弃这一传统史观。而且传统史观还是口述史的学科底蕴，至少是其准绳之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口述史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这也是口述史弥足珍贵的价值。因之，历史性是人文口述史探索的另一重要议题。当然，历史与历史性二者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前者涉及的是资料基础、资料信度和有效性问题；后者涉及看问题的视角，赋予“真相”多维的意涵，让历史研究更具人文价值。

在口述史人文性视角下，“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家是谁”等问题被重新反思，因此，“访谈谁”“使用什么方法访谈”“访谈什么内容”等问题也随之被提出来（肖皮斯，2018：679、681），这些问题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反思性。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指出，“不同的亲历者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会讲述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些不同侧面来自不完美的记忆”（肖皮斯，2018：674）。这一观点较为典型地表达了历史学家对口述史料的犹疑态度，涉及口述史的“历史性”问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在西方占据主流，口述史被“打入冷宫”。兰克史学寻求历史的真相，将纸质档案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使历史缺乏人文意义，不仅忽视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还忽略了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

可以说，口述史研究本身是对“历史性”的研究，修昔底德所说的“不完美记忆”就是它要研究的内容，即它不仅是“历史”的研究，事实上它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还表现为关注生命史、社会记忆的建构，以及同一个历史事件中不同亲历者的心态。

口述史的内容本身就富含“历史性”议题，如前所述，它首先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制作的过程，如访谈人、被访谈人以及无关他人。在内容上包括更多类型的信息，不仅有语言，还有各种社会交往符号，如沉默几秒（甚至包括表情、动作），（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打断，无关他人插话，等等。这些“微妙”之处都会影响口述主体所讲述的内容，也会影响口述资料的使用价值。

对于如何对待采集来的资料问题，口述史呈现一种敞开、多元的状态。它深受多学科视野的影响，如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社会学的权力制度视角、传播学的媒介视角、社会记忆的建构视角等都对口述史研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口述史资料引发的“卓越”洞见经常不是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一般来说，传统历史学的贡献表现在甄别史料方面，即史料收集和比对。但如何看待这些史料，尚需跨学科的理论视野。而且，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洞见多来自工作于一线的实践者们（肖皮斯，2018：672、674）。从根本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的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记忆行动。秉持开放社会科学视角的人对口述史料一般也更宽容，更容易产生洞见。

不过，不能忽视的问题依然是口述史人文观和传统史科学观之间存有的张力及其应对。传统史对于口述史的批评至今仍较为常见：口述史与社会史一样，过分依赖生活细节的引证、个体的能动性，从而对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的认识有所不足（肖皮斯，2018：680）。可以说，口述史的“历史性”在根本上是一个历史多元化的问题，它承认不同来源史料的价值，对历史主流化，包括权力、市场等主导的历史书写都是一种挑战。当然，多元历史观也有“求真”的问题，即不主张历史虚无主义，它的“真实性”体现在考察一个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试图揭开更多“幕后”的东西，这也是“求真”的过程。“真相”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多维度的“真实”是其关键。

口述史人文性对传统史观展开了批评。传统史观的弊端在“历史性”的视角下被动呈现，例如同时以传统史学方法和口述史方法治史的刘小萌，先是在传统史观下写作了《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刘小萌，1998），之后又写作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从其个人的研究经验来说，口述史方法丰富了他的历史观，表现在他对知青史中的重要人物柴春泽的研究上。在传统的知青史书写中，柴春泽是一个走“极左”路线的知青典型，刘小萌“无情”地将柴春泽称为“有写信癖”的人。但在后来的口述史实践中，刘小萌发现柴春泽是一个朴实且循规蹈矩的人，他思想上虽然拘谨，但工作认真到了极点，绝对是一个“好人”（刘小萌，2004a：6）。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两种书写间的张力颇值得反思。

笔者认为，这种张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个人生命史与宏大历史之间无法弥合的“缝隙”。个体生命史赋予了历史多元化特征：历史从此不再是外在、客观甚至铁板一块的形象，而是有了人性的气息。“人性”和“生命性”正是历史性区别于传统史观的根本所在，也是口述史人文性所坚持的价值。

对于研究者而言，口述史人文性视角有助于矫正史实简单化和立场单一性的弊病。如同刘小萌所说，以传统史学方法治史时，因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研究者对人对事的判断难免有偏颇之处，或者会把复杂现象简单化。这是刘小萌在做知青口述史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道理。他在传统知青史中对知青典型有简单的道德化书写的嫌疑，对一个人的判断好则好到极致，坏则坏到极点（刘小萌，2004a：12），外在地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这与口述访谈中面对有血有肉的人有极大差异，有时甚至找不到两种书写间的共同点。

（二）口述史的社会建构与历史真实

对口述资料的一个重要观看方式是考察口述叙事/记忆是如何建构的。对一个记忆建构过程的研究涉及口述实践成立的条件、性质及限制，并对其进行检讨。而口述史料本身就带有建构性，如周晓虹指出，因为口述史以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为底色，必然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口述历史的建构性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个体生命和社会结构之间是互相建构的，个体在口述中用以描述个体经历、时代背景等的言辞，本身就有着清晰的社会建构论色彩（周晓虹，2019）。周海燕也提出，口述既是历史的见证，也在不断地重新书写和建构历史（周海燕，2020）。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社会建构视角研究的主题不仅关注人们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人们是如何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它意味着什么，还包括谁在说，等等。例如，比起探究个体感谢苦难的言语是否真诚，讨论在什么语境下感谢苦难的叙事会被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主流话语模式，是社会建构视角下的重要议题（周海燕，2020）。

对口述史料建构性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以下议题：第一，市场化影响下的历史口述/书写。例如，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虚假写作在一段时间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点，有一位作家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亲历者而写作，他也因此赢得了声誉。虚假写作被揭穿后，他成为被指责和批驳的对象（阿斯曼，2007：64）。

第二，政治化的问题。主导这一口述建构的动力是合法化问题。本雅明等学者指出过，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建构的基本逻辑是成王败寇（弗莱切，2009：161-214）。所谓“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社会性作为记忆建构的基本力量，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自成一类，社会品质自身有流传下去的动力（涂尔干，2011；莫斯，2002；哈布瓦赫，2002）。这多见于社会传说，譬如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证这些传说的真假是一个难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代贤人的传说都是社会为了传递自己的品质而强化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有自己的精神，这是涂尔干学派的基本观念，即社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涂尔干、莫斯、哈布瓦赫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证明了这一观念。

第四，个体确信所导致的建构性。例如，对于个体为了确立自身而有意无意说的“假话”，不能否认其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社会价值。确立自身的同时就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联结过程。以退伍军人讲述的奋勇杀敌、取得胜利的记忆为例，他没有说自己参加了一场失败的战役，他把自己建构为勇敢军人的形象就是建立自我和社会之间联结的一种方式。

为明晰口述记忆的建构性，还需要准备很多层面的知识。周海燕指出，可以通过对口述者的社会关系、身份和行动方面的深入理解来考察口述者作为个体如何在集体中生活和行动，也能较好地解决个体经验资料对于集体和社会研究的价值（周海燕，2020）。而对于记忆建构中的资料“求真”问题，周晓虹认为也是可以解决的，“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周晓虹，2019：12）。周晓虹还对记忆真实的丰富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也回应了人们对口述真相的质疑：口述史呈现的集体记忆作为历史性表征的一部分，虽源自个体，但它并不是个人经历或个体记忆的简单之和，它一经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功能，周晓虹认为这类记忆有“突生性”，颇具有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意涵（周晓虹，2019）。

综上，考察口述记忆的建构过程，就是资料的甄别过程，在这里指一种记忆的建构过程，也是甄别所谓“罗生门”的过程。这是走向“真相”的另一种思路，是为了探寻“真相”而考察记忆建构的过程。在这一问题上，笔者秉持“真诚比真理更重要”的标准，重视情感真实的价值。而且，在人文性视角下，探明“真相”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方面的知识（即“自明”的知识）（潘光旦，2014）。这也是本文强调口述史人文性的意义所在。

当然，确立多重证据法权威性的传统史学在“真相”方面的努力值得口述史研究者借鉴和学习。相较而言，社会学在这方面往往比较薄弱，即社会学视角下的口述史可能还需要在史料甄别方面下更大功夫，以使口述史研究更值得信赖。

传统史学对口述资料“真实性”的批评和检视贯穿口述史的整个实践和研究过程。批评的内容涉及口述史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生命史和生命底蕴，以及历史性的社会建构。

真相问题是传统史观质疑口述史的核心，也就是口述史料是否可信？因为传统史观看到了口述史访谈中的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收集口述资料过程中主体间的“微妙”之处；还包括如何处理口述主体的“诡计”，例如口述主体为了确立自身而讲出来的情感真实，但在历史真实上有错误的情况；甚至还有一些出于市场的原因故意提供虚假历史的问题。概言之，口述史是流动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对象讲述的可能是不同版本的故事。相较而言，传统史学依靠的档案是相对稳定的，传统史学家可以通过各种资料比对，在白纸黑字留下的痕迹中发现客观的真实。

本文认为口述史料也具有相对的客观性。研究者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寻不同讲述背后的原因，就是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态度/立场。事实上，探查社会记忆如何建构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处理资料真假这一问题，即口述者讲述的是否真实，以及在何种角度是真实的。口述史人文性追问的是：口述者为什么这么讲？对于他/她来说，合法性在哪里？这是口述史人文性尊重个体讲述的重要表现。与传统史观大为不同的是，口述史人文性对情感真实的讲述给予了正当性，但这么做并不是鼓励历史造假，而是重视人之生命性的一个结果。

五、结论与未尽的问题

口述史人文性是针对传统史观提出的，这是由口述史资料本身的特征提炼出的一种对口述史研究立场和价值的坚守。迄今为止，传统史观对口述史料的严密审查从没有停止过，突出表现在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质疑。这一质疑也督促口述史研究者在做口述史过程中秉持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但口述史坚持的价值在传统史观下无法被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在传统史观下，口述史研究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有强调口述史人文性的必要性。

首先，口述史人文性直面口述史料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这主要指口述史实践中访谈者和口述者需合力完成口述史料。这会不可避免受制于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口述主体的表现，如是否愿意讲述、可以讲到哪一个层面的事情，还包括访谈者的表现，如访谈者能否在口述实践中与口述主体构建微妙关系——能否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提问，对敏感问题是否追问以及追问的方式。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口述史料的质量。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传统史观在根本上质疑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口述史的人文性则不因此而轻易否定口述史料的价值。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在个人层面尊重与我们一起合作的人（口述者），在研究层面则尊重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材料，采取“真诚比真理更重要”的研究取向，重视情感真实的史料价值。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多元史观，但也反对虚无主义，转而甄别历史在哪个层面是“真实”的，反对在一元、外在的视角下忽视主体的情感真实性，这来自对口述主体的生命性的尊重。

其次，口述史包括事件史和生命史，口述史人文性尤其以生命史为底蕴，尊重每个主体的讲述。面对传统史观批判的主体“记错”情况，除了做必要的甄别外，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口述史料的价值，转而认为有意或无意的“记错”与主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从个人角度入手探求社会性特征的一个路径。

从聚焦个人讲述的重大历史事件转向关注“活生生的生命体”，可以给口述史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洞见。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回到人的生命性本身，重新评估历史。生命性不同于生活性，因为生活性本身还有事件性。生命性在根本上是一种人之存在本身，甚至无关政治、法律、道德伦理，但构成了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的不可或缺的补充。面对口述史料中的琐碎、无意义音节，如口述访谈中的一声叹息、一个停顿，口述史人文性从不漠然视之，它捕捉的恰是这样的生命性，并力图为这些琐碎赋予意义。而这些意义甚至无关历史事件，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样态。对这些“琐碎”的表达有助于唤醒口述者的主体性，便于人们建构起人生意义，有助于口述主体安所遂生。

再次，口述史人文性与传统史观之间的根本张力在于历史与历史性的二分。传统史观强调客观、真实，追求史料的可验证性。它青睐档案资料，因为档案资料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较为便利地进行比对，以甄别出历史真实（刘小萌，2004a）。而口述史料则是流动的，甚至会出现同一个人对于一段经历在不同处境下给出不同讲述的情况，真假难辨是口述史料经常被舍弃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文多次提及的历史真相与历史真实的问题，这是口述史人文性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一种建构主义视角，即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真实问题，具体方法是探查口述史料在哪一个层面是真实的，讨论建构这一真实的影响因素。这也是口述史研究所秉持的客观态度。而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对真相的相对宽容来自对讲述主体的生命性的关注，目的是让不同声音讲话，以汇聚成一部更真实、丰富的历史。

在研究目的上，口述史人文性不仅帮助口述主体确立生命意义，对研究者和其他读者而言，也提供了历史的人文性知识。通过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帮助更多人认识到多维度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有了位育更广泛人群和社会的意义（潘光旦，2000：439）。口述史人文性构成了社会人文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费孝通所说，对社会人文性的探索，可以培育一种有利于社会全体的安所遂生方面的知识（费孝通，2003）。

即便有如上宣称，口述史人文性依然绕不开对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质疑，以及本文归纳的口述史的三个内在构成。那么如何才能做一个有价值的口述史研究？笔者认为，重点需要处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直面口述史料中过去的多样性问题。在研究层面，需要将主体、权力关系等作为基本考察对象，尤其需要注意到主体“自我确立”以及访谈者和口述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在聚焦个体生命性问题时，也需要秉持客观和科学的态度。考察虚假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就是在提供记忆的科学性知识，否则在主体视角下极容易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口述史研究尊重多主体的讲述，但从未放弃过对于“真实”的探索，这是学术研究的使命所在。第三，口述史研究的人文价值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特别的强调。当下，在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可避免有所上升，这一需求甚至还十分迫切，而我们在知识供给上还有匮乏之处。口述史研究的价值更在于推进个体的安所遂生、社会的和谐有序。口述史人文性注重个人的主体性，并试图通过科学的口述史研究增加个体自我认知、自我控制的知识能力，帮助人们建立个体和社会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建设一个美好社会。

本文将口述史研究区分为科学性和人文性两种取向，事实上二者之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科学取向的口述史来自传统史学家对待口述史料的方法，他们多将口述史料与传统档案资料进行比对，秉持多重证据法来探寻历史真实。这是近代科学技术昌明后的历史观/社会研究观。以19世纪影响最大的德国兰克史学为典型，它树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研究观，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充满人文意义的口述史料的地位日趋低下。它也影响了对口述史料的使用，如仅作为证据而存在。但是，单靠这一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无法真正认识到口述史的人文价值，在传统科学视角下被舍弃的口述资料可能恰是人文价值的核心。例如阿莱达·阿斯曼提到的大丽花回忆案例，这是主体确立自我的“证据”，但被科学史观所舍弃，如此一来，人的价值也必将受到贬损。口述史人文性并非“不科学”，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体现在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去看待不同主体讲述的真实，探求不同真实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从而提出多维现实的可能性，丰富了社会人文性的内容。口述史人文性构成社会人文性的重要内容，社会人文性是矫正“唯科技马首是瞻”之偏狭科学观的利器，是培育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的必由之路。

凸显口述史人文性有助于探索社会学的人文性。本文针对口述史的科学取向提出口述史的人文取向。这一“人文”意涵与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的讨论密切相关。2003年，费孝通明确提出社会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两个特征，人文性是他尤为强调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它被看作是人的一种意识能力。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所使用的方法超出了传统实证主义范畴。简而言之，社会学人文性就是立足人本身去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强调忽略了人的精神这一因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费孝通，2003：7）。

但是我们看到，口述史的科学取向无法回应这一问题。科学取向来自传统史观，它主要通过比对口述史料和其他资料来寻找客观历史真实，这一取舍标准忽视了口述史料在历史真实之外的其他层面的真实，这便是口述史料中蕴藏的“情感真实”。历史事件虚假但情感真实的状况是存在的，情感真实是个体建构生命意义的关键要素。口述史人文性就是基于对生命史内容的重视，通过获取有关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观感而凸显人的主体性，甚至有些无关历史事件的个人生存状态都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的探索有助于增加社会的人文性知识，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和社会间的关系。口述史的人文取向立足个人去理解社会，为社会学人文性的探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