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综述的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有关“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旨在描绘最近十年的方法学生态，并对其中凸显的方法议题进行重点评述。基于对120余篇文献的分析与笔者平时的观察和积累，可以看到近年来定性/质性研究方法在学界以及社会上的可见度有显著增加；除了译介的持续引进，结合中国情境与语境的原创性的方法论述亦有所增加。其中，个案法、扎根理论、口述史、访谈与叙事是聚焦较多的方法议题；日常生活的视野与整体性/总体性的知识生产是两个不断被强调的方法走向。此外，定性研究的开放性与具身性、田野调查的若干具体面向、对于经验世界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于相应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的认识与拓展可能性的探讨亦有所涉及。整体而言，有关方法学的研究生态正在生成之中。笔者亦期待在跨界的视野之下，可以出现更多更为扎根、更有洞见与启发、更具过程性与反身性分析的具体方法研究。

关键词：定性/质性研究方法/个案法/口述史/扎根理论/访谈

作者简介：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综述的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有关“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旨在描绘最近十年的方法学生态，并对其中凸显的方法议题进行重点评述。一方面希望借此丰富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借由对研究工具的讨论，从侧面回应“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定性研究”这一应用性问题。

一、文献筛选标准与检索过程

对方法的综述始于综述的方法。这既是本文的方法，也是笔者意欲探讨的方法学的一部分。

学界对于“定性”或是“质性”的用法以及“研究方法”与“调查方法”的区别曾经有过讨论。本文暂且不对用语本身展开辨析，但是会说明界定与筛选文献的标准，以明晰综述的范畴与界限。就术语而言，笔者在大多数时候偏向在实地经验研究的层面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方法体系包含很多内容，比如偏认识论层次的方法论、定量或者定性的研究方式、具体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本文的综述将兼顾三个层面，侧重于方法的实践，尤其会关注“论方法”与“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既非哲理性探讨，也非单纯的引介或应用。在进行综述时，笔者会结合发表期刊、数量与学科领域及具体论述，展开对研究生态的图景式勾勒与重点议题的评述。

由于术语使用的混杂与主题词设定的不规范，笔者分别用“定性+方法”“质性+方法”并辅助以具体的方法，如“扎根理论”“口述史”“访谈”“焦点组讨论”“个案法”“田野调查”“民族志”为主题词，在知网CSSC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11年1月至2021年9月的相关文献。

笔者首先快速浏览了一遍所有的题目、发表的期刊与领域，对这些主题词下的文献形成大概印象；然后通过题目和摘要逐一筛选，剔除与方法相关甚少或者仅仅是应用与引介的文章，把总数从三四千篇减缩到200余篇；再剔除因为主题词交叉检索有所重复的文献，以及通过阅读论文发现虽与方法有关但是偏重理论探讨的文章(比如本土化、现象学的讨论)；最后补充以平时积累的文献，最终获得近120篇期刊论文。本文的综述即基于这些论文(尤其是其中30～40篇最符合笔者对于“论方法”的界定与兴趣的论文)，以及笔者在平时的教学、讲座与写作实践之中对于若干书籍、公众号文章与各类方法培训的观察与了解。

以上的筛选依然会漏掉一些文献，同时也一定带有笔者的偏好与局限。但是即便如此，检索的过程(包括标准的设定、不同主题的筛选、论文的取舍等)也颇为耗时耗力。结合自己多次撰写文献综述的经历与阅读到的综述文章，笔者深感，作为综述的第一步，也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有关文献检索的讨论在学界是被严重忽视的——包括数据库的建设、论文写作时主题词的设定与摘要的撰写、检索步骤与可能的缺陷，也包括这些问题所透射的学术生态与社会背景。对已有文献的不够重视(借鉴或批判)，往大了说，也是不尊重知识生产的一个表现。

检索过程中的具身体验，也屡屡触发笔者意欲探讨“文献检索的方法与过程”的冲动。至少已有检索系统的特点、对于期刊论文与著作的平时阅读与积累、对于公众号与讲座以及会议等学术实践的了解等，都是把握一个领域知识生产现状的重要方面——包括对于生态的感知，以及对于文献重要性与否的判定。而对于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中审查与发表制度的了解，对于虽未正式出版但仍具影响力的成果的把握，亦是一个好的“综述”所需要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关乎知识生产的田野调查，面对的是动态的社会性文本。而这些，恐怕是一板一眼技术导向的“文献检索”所不能及的。

笔者还想强调，那些并没有被完全呈现于前台的检索过程，包括被剔除的论文和未加重点评述的论著，也包括与文献检索有关的种种局限，对于把握当下“方法学的研究生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诸多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不见”以及坦诚地呈现这些“不见”在研究中的意义所在，亦与笔者对于“打开研究过程的暗箱”“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的兴趣相一致。

二、方法学生态概貌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2011年以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领域，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大数据的兴起、网络调查(包括问卷调查、网络民族志)的盛行。以上变化主要体现在方法的应用方面，个别文章有触及方法讨论，包括围绕大数据及其所扩展的定量与定性相关的争论。

第二，有关方法的培训类论坛显著增加，而且开始跨出学术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学术志，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都有举办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培训。人类学田野营、以学术论文写作后记与研究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号等，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方法的可见度。一些更具实务性的机构，如公司、社会组织等也开始重视方法的培训与应用。

第三，相比于10年之前，定量与定性之争有过交锋但并不算凸显，综合方法的使用不断出现。就定性研究方法而言，尽管依然居于侧位，但是其应用有显著增加。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发表的论文里面，也出现在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之中。只不过，应用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同步提升，大多数冠之以“定性方法”的研究经不起深究。

与应用相比，方法的讨论则少得多。其中，有关口述史、扎根理论、个案法、叙事与故事社会学、日常生活方法论等议题的文章有较为明显的增加。此外，跳出定性方法，对于“方法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对于本土性、机制与因果探究、现象学方法论(生活世界与意义探究等)的辨析亦时有出现。《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习与探索》《妇女研究论丛》《中国青年研究》《探索与争鸣》《新视野》等期刊均组织过方法的专题讨论。

第四，译介在继续推进，且更加系统化。比如，重庆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定性研究方法教材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译介的民族志作品与所附方法介绍，以及叶启政、阿伯特、马库斯等学者的讲座都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亮点。继《人类学家在田野》之后，《天真的人类学家》《如何做田野笔记》《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新生》等人类学译著也进一步把研究经历，包括做田野笔记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带到了台前。

以上记述难免有遗漏与偏颇，但是大体上反映了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研究方法领域近年来的生态变化。也有学者以《社会学研究》《社会》为域，综述社会学学科近70年与近30年的方法研究，大致描绘出阶段性的趋势，并对所涉及的方法论、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具体议题、重要的争鸣与新方法进行了概述。但是在笔者看来，就方法的跨界性与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发表情况而言，两篇综述文章检索的范围偏窄，对于研究生态的整体把握与重点评述尚有进一步补充的空间。在已有的综述之中，“定性研究方法”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结合方法学生态的具体评述依然有待丰富。

笔者以“社会科学”为域进行更为系统与细致的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方法学作为一个跨界的研究领域，虽然关注度较之前有显著增加，但进展缓慢；教科书色彩依然浓厚，且译介作品与重复性论述偏多；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远多于对方法本身的原创性探讨。可以说，把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生态尚在生成之中。

跨出学界，方法的推广、培训的增加，甚至各类教科书的出版，提高了“方法”的可见度，以及诸多学科对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但是，略为犀利地讲，其对方法的理解与研究质量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方法”可见度的提高并没有深化与丰富我们对方法的认识，也未必能在实践层面改善这一工具、提升研究的质量，从而最终能更好地认识不同的世界与生活于其中的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人学方法”“大家来做定性研究”的繁华假象。如何善用这股学习方法之风，或许是当下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有鉴于此，在学科日益规范化、方法意识亦有所增强的今天，结合社会情境与语境的方法学研究，尤其是基于实践之“术”而超越“术”的方法讨论，对于研究过程的重视，对实地研究方法的强调，对切身而不惧积极批判与反思的方法的深入讨论，依然值得着墨。

三、突出的定性方法主题

近十年来，“定性研究方法”包含了更为多元的主题。除了比较集中论及的个案法、扎根理论、口述史、访谈法，已有文献还触及民族志方法中某些零散而具体的面向与过程，比如主体性、单一到多元、跨界性、时间性、默会知识；田野进入方式、田野记录；网络/数码民族志、文本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以及对于“民族志”这一译法的辨析；与学科相结合的社会学民族志、新闻与传播学民族志、比较政治学中的民族志、乡村经验研究、声音与影像民族志等等。学者们就定性研究方法的某些性质与特征也展开过讨论，比如求异与求全性、开放性、情境性、主体间性、日常生活面向，以及叙事性与故事套路等。发表的学科领域以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与政治学为多。

综合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影响力两个因素，笔者将对文献中较为凸显的个案法、扎根理论、口述史与访谈法这四个并非一个维度的定性方法主题进行重点评述，之后对其他议题进行概述。

(一)个案法

个案法是最被集中讨论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前一个十年，一些学者如王宁、卢晖临与李雪就个案法的类型、意义与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等议题做过比较详细的阐述，至今广被引用。当时文献对话的背景是以“代表性”为关键词之一的定量方法在学界占据着主导位置，因而单个个案，或者若干个案例的定性研究必然在普遍性与推论的意义上受到质疑。针对这些质疑，学者们运用中外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比较著名的经验案例来阐释个案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所在。这些文献不仅谈到具体的操作(包括个案数量、典型性、如何选择、如何提炼等)，也触及关于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抽象、经验与理论等一系列经典方法论议题的讨论。同时，关于个案法的探讨与应用也具有较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这些讨论多少延续到2011年之后的十年。经筛选，大约10篇左右的中文文献论及个案法。内容上，有延续代表性与个案意义的讨论，也有关于通过比较与抽象上升到理论建构与外推的讨论，以及在目标上强调从故事到知识建构和迈向社会全体与总体性的个案研究。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依然会把定量调查——以“代表性(从样本推论总体)”“假设检验”为核心特征——视为一个对话背景，无论是强调其与定量调查的区别还是互相补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再次反映出，在这十年之中，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思维的主导性位置并未发生多大变化，而包括个案研究在内的定性方法所遭遇的误解与质疑也未见消减。

就经验个案以及基于个案的提炼与外推这个内容而言，作为长期关注定性研究方法的教育学研究者，王富伟在2012年的《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一文中更多延续了卢晖临和李雪之前对个案法的介绍，比较详细地论及费孝通的比较类型法、格尔茨的深描与分析性提炼、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在回应“如何超越个案”之时，王文提出了“关系性整体”的说法，以强调社会学关系视角的重要性。论述较以往的文献或许新意不够，但是在跨学科的推介方面无疑有其重要性。

就“个案分析走向何方”这一问题，张静的回应是“从故事到知识建构”。她认为大而全地追求丰富性不是个案研究的目标，从而强调个案与一般性知识之间的关联——在要素因果关系上发现解释性知识，对特定的现象或行为特征提供理解性知识，通过反思活动寻找和更正价值性知识。张静文的相关内容多次出现在受众颇多的讲座之中，并最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就知识传播的效应而言，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这些平台本身也缔造了这篇论文的影响力。

从描述性故事走向知识建构，其根本也与之前有关个案法如何进行理论性外推与走向“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讨论一脉相承。只是，从题目和文字表述上来看，“一般性”当如何理解，故事又当如何理解?故事讲述是否一定达不到“一般性知识”?更进一步，蕴含丰富细节的具体描述是否就不属于有价值的“知识”?这诸多议题仍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这些讨论与阿伯特有关抒情社会学的方法论、叶启政的“社会学家作为故事讲述者”，以及人类学、历史学有关故事与理论的诸多辨析之间的勾连与张力也有进一步分析的空间。

既区别于定量的假设检验，也不同于纯粹的现象描述，渠敬东在提醒社会科学界警惕以重量化与技术为特点的“方法主义”之余，把对于个案法的讨论聚焦于“走向社会全体”这一目标。渠敬东文首先引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案例对个案法的“典型性”进行辨析，接着进一步提出了以“graphy”为后缀的诸多个案研究技术：运用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并通过机制分析来揭示社会总体结构的特征。这一论述把个案法的讨论拉向了“如何实现”的层次，放在“论个案法”的知识体系里也颇具原创性思考。当然，正如论文指出的，“迈向全体”与整体性研究并不能跳过细节，这需要研究者具备联系与洞悉的能力，且要依靠丰厚的底蕴与长时间的多方合作与知识积累才能达成。

渠敬东文发表在《社会》的一期方法论组稿之中。同期论文涉及传记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思想史视野中的质性方法，以及从“实证”与实操的角度对渠敬东文进行的解读与回应。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期刊的组稿通常有一定的主旨与组稿者(包括期刊编辑)的学术偏好，以及其对“方法”的理解。这无疑也是窥视“方法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总体来说，尽管数量依然有限，近十年有关“个案法”在中文语境中的讨论有一定的进展与原创性思考。不仅涉及理论与偏抽象的方法论论述，也触及更为经验与实践层次的探讨，且其所对话和引以为据的本土案例(尤其是近年来的经验研究)亦有所增加。而在今后的十年，“个案法”在具体的运用之中是否真的能迈向大多数学者所青睐的“普遍性知识”与“总体性认识”这一目标，并对已有文献提出的具体建议有所应用，且在经验研究之上创新方法认知(无论是丰富已有的讨论，还是提出同样有意义的异议)，也让人拭目以待。

(二)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处理资料与理论之关系的方法论议题，在上一个十年里，已经被引入中国。通过(类)教科书的译介与若干论文的发表，有关“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构建概念与理论的步骤、在某个学科(常见如教育学、管理学、传播学)中的应用等议题均已被触及。

如果不加筛选，2011年以来，仅从单个议题的发文量来看，“扎根理论”主题词下的文献是最多的(1700余条)，所涉学科领域之广也让人惊叹(排前三的是企业经济、图书信息与旅游)。只不过，绝大部分文献是以应用的方式出现(如“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略加细看，则滥用者甚多，基本可以剔除掉。方法应用之乱与原创性思考的缺乏，在这一主题之下尤为明显。

最近十年，除了译介作品、实践指南类与应用类文献的持续增加，有关扎根理论的学术渊源、内部的分歧与理论流派、如何对待已有文献以及具体的编码等议题的讨论有所细化与深化。下文将重点评述陈向明与王富伟、吴肃然与李名荟、王文卿几位学者的论述，其中也略触及相关的争议。

陈向明在二十年之前就译介过“扎根理论”，近年也依然活跃在方法研究与培训实践领域。陈向明与王富伟近期的文章主要聚焦在扎根理论是否需要“文献阅读”以及如何阅读文献这个问题上。文章依然是以Glaser、Strauss、Charmaz等创始学者与主要回应者的论述为基础，梳理自然浮现论、互动浮现论和参与建构论三种版本在“文献阅读”上的主张与分歧；随后提出需结合本土情境，适度跳出这些文牍之争，在研究的前期、过程中、后期不同阶段更为灵活地对待文献(理论)。

针对近年“扎根理论”应用之泛(滥)，吴肃然与李名荟在同一年于《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一文。这篇文章同样也是基于对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提法有异，分别为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建构论扎根理论)及其后续的补充与回应等议题的梳理，且跟不少论文类似，触及程序化编码、理论抽样、饱和等核心问题。不同的是，吴肃然与李名荟首先将其置于20世纪美国社会学的总体背景与对话语境之中加以理解。这样的认识虽然不见得是原创，但是更加具有“方法学”的论述味道。文章对于三个版本主要分歧的梳理在目前看到的文献中是最为清晰的——运用了列表比较的形式，从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否属于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的位置、对已有研究传统的态度、理论形式这五个方面总结不同版本的分歧所在。而文章最后的反思亦触及笔者心中对于扎根理论的诸多“疑问”与“不满”：我们引入与讨论“扎根理论”的本意与目的是什么?在不断地(重复)引介与辨析之余，我们是否可以跳出现有的“本源”“正宗”的讨论，实践另一些相关或者受其基本理念的启发，但是并不必然阈于“扎根理论”具体程序与细节的资料分析方法?

王文卿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以上疑问的一种尝试性回应。发表在《学习与探索》“论方法之定性研究方法”专题之中，如其题目《论写作在定性资料分析中的创造性作用》所示，集中于扎根理论的“备忘录”与分析性写作凸显了“具身性写作”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突破了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线性研究程式：阅读文献—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写作。王文卿的文章在一众重复率颇高的“扎根理论”文献之中是比较有新意的，虽然细节或许可以再探讨与深化，尤其是结合具体研究案例的分析，但是切入点与具身的视野不无启发。

三篇文章均有提及，在梳理与借鉴的基础之上，如何更有创造性地实践与应用“扎根理论”，将是这一方法要面对的挑战与前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如何思考与实践定性研究的“开放性”原则，也是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方法需要不断检视与回应的问题之一。

(三)口述、访谈、叙事

口述史，本意上可以理解为基于对当事人进行访谈而获得的历史，从方法学上讲也是某一类访谈。只不过，其出现的学科与社会背景(从制度史到社会史与生活史的转变，包括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治运动及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以及对社会大众与不掌握话语权的底层与边缘人群的重视等)、对于“史”的时间感的强调(涉及更多有关“记忆”的讨论)、背景文献之于访谈和最后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多次访谈的要求，使得这一方法区别于一般的深度访谈。只不过，根据笔者的有限观察，在实践的操作之中(包括笔者接触到的2000年开始兴起的一些性/别边缘人群口述史)，不少冠之以“口述史”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还是一般的访谈方法，甚至连深度都还谈不上。因而，在“大家来做口述史”的号召之下，口述史一方面凸显出了“记录另一类历史”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被滥用与轻用的隐忧。笔者在这里将口述史与访谈，以及相关的叙事放在一起评述，即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意在触及这些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口述与记忆

笔者对于口述史的接触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与学生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展的土改口述系列(包括广被引用的方慧容的“无事件境”)，郭于华的骥村妇女口述和王汉生的知青口述，以及之后李小江对亲历战争的女性开展的口述研究。此外，还有十多年之前开始关注的定宜庄所做的北京人口述系列，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的系列历史人物口述史。这几部分的知识储备也为笔者之后阅读“口述史”以及在定性研究方法课上教授“口述史”部分提供了文献基础，亦构成了下文评述的背景，借此分析近十年的讨论与已有知识论述的延续与断裂。

常规的检索方法运用在“口述史”相关文献这里，呈现出了更为混乱的景象。在“口述史”的主题词之下，知网的全文期刊检索系统出现了700多条文献信息；如果限制在“方法”，则不足30条，但明显包含了一些介绍与应用性质的文章，而同时又缺失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述。经进一步筛选并以笔者平时阅读做补充，20余篇文章比较贴近“论方法”的层次。学科上触及最多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此外是传播学、民俗学、美术史、旅游文化研究等。内容上除了偏应用类，论述集中在社会记忆的探讨，亦触及历史事实与情感事实(或主观性事实)，以及口述史在展现日常生活、某一类具有一定时代特征的人群群像、城市变迁、历史重构与多元描述、透视社会变革与工业化进程等方面的意义等等。另外，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诸多(学院外)口述史研究中心的存在，使得这部分的文献不仅跨学科，也跨出了学界。某种程度上讲，迄今为止，“口述史”是诸多定性研究方法里面社会影响力最大的。

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可以作为这一个十年的回顾起点。这一读本也被后来的文献时有引用。在笔者看来，这个读本虽有瑕疵，但是依然是目前编得最好的一本。它不仅触及了这一方法的学术史与基本理论，也涉及社会记忆与伦理相关的讨论，以及来自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若干经典案例。除了一些经典的英文文献，里面亦包含了王明珂、游鉴明、黄克武、杨祥银、刘小萌等台湾地区与大陆学者的本土论述与案例，其中也不乏多元的视角(包括性别分析)。定老师出版过诸多口述史的成果，既有作为结果的呈现，也有方法的讨论。其于2017年再版的《北京人口述史》五卷本也是这一时间段重要的方法实践。除了口述案例的扩充，作者努力寻访多年前的被访者，并对他们进行多次回访，补充资料的同时，也在与时间赛跑。这套口述，延续着2009年两卷本的宗旨，从“人”出发，对老北京城不同方位、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居住者的生活百态和社会变迁，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让北京人讲述他/她们与这座城市的故事与记忆。而“访谈者按语”和各篇收入的“附录”及有关注释考证，加上定老师的点睛标题，则更使这套丛书在时下诸多口述史作品中显得不同凡响。

另外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学术实践是南京大学周晓虹主持的口述史系列研究。这一项目声势浩大，把“口述史”再次推到了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的前台，而项目背景与研究进展可以从周老师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组稿按语里略见一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前夕，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规划将当代中国研究院申报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列入“卓越研究计划”，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与“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系列研究。在一年时间里，我们召开了包括“中国研究：历史观照与社会学想象力”等在内的四场学术研讨会，同时完成了“一五”期间确立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贵州“三线”建设工厂，以及社会学人和新华报人等口述史项目访谈。为使上述研究能够确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邀请了本项目组的8位参与者就口述史的概念方法、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并蒙《南京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持，分上、中、下三辑陆续刊出。

这一口述史项目极为敏锐地捕捉到口述史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时间上的紧迫感。项目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时段，涵括多类人群的口述历史。现有文章触及：生命历程、社会记忆，口述史概念、基本界定与一些重要原则，侧重于被访者“述”与时间脉络的“访谈”特点，口述历史的社会建构逻辑，“求真”假设与口述记忆的底层性与主体特征等等。此外，这一大型项目推动的社会学口述史研究积极地通过论坛、组稿、公众号推送、口述方法培训、媒体采访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口述史”的可见度，以“推动口述史与社会记忆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与不断精进”。

刘亚秋的两本新著《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与《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可以说比较集中地收录了作者十余年里有关社会记忆的理论探讨，中国学界(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关口述研究的脉络与成果，以及知青群体口述研究。这两本书在“社会记忆”领域的意义毋庸置疑。只是刘亚秋文偏重理论的探讨，且在“论方法”的层次上依然有进一步落地的空间——比如，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如何把“记忆的微光”这样颇具启发的概念论述更好地在研究过程中加以体现，以切实促进口述研究的质量。就记忆研究而言，钱力成与张翮翱的论文亦对中西方文献有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归纳了中国记忆研究之中“国家立场”“底层立场”与“制度变迁”三个特点。“记忆研究”的(西方)知识脉络，也在“豆瓣”类的网络空间时有出现，不乏高见。

除此之外，美国学者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在中国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因而在此也略作引介。“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作为考察的中心点，我们对中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这句话正是这本书希望回应的问题。贺萧用十年时间(1996-2006)，访谈了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60～80多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年间的生活变迁史，并探讨了“劳模叙事”的时代特点。笔者印象深刻的一个小细节来自多年前她的一位学生的转述：在回答“都去过什么地方”时，说自己哪里都没有去过的“小脚老太太们”，在另一个叙述语境中，却“暴露”了游走过很多地方的生活事实。这一细节形象地反映出不同情境(语境)下的不同“真实”，而更有意义的正是冲突与矛盾之中所显露的那部分关乎“张力”的现实，以及访谈技巧与过程(包括谁去访谈、创造怎样的访谈语境与情景)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有关“口述”的成果还有：上海城市研究之百年街区口述史、妇女群体的口述史(诸如慰安妇研究、拉拉群体口述史、妇女研究者口述)，以及延续“诉苦文类”的若干探讨。张德明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回顾”与“2020年中国口述史研究热点回顾”，对近20年来的口述进展与近期的口述史研究“热点”做了更为系统的梳理。由此可见口述史这一方法的“热门”，而“热门”恰恰也是引起警惕的时机。

作为方法的口述史是具有跨学科的共通性意义的。正如《口述史读本》触及了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而社会学的研究也会引述历史学的成果。相比于方法介绍与常见重要议题(如记忆、情感真实、社会建构)的讨论，已有成果之中基于口述实践过程的具体方法分析相对比较缺乏；虽个别文章有触及，但放在跨界的口述史方法知识脉络里来看，原创性与深度略显不足。有新意的探讨至少并没有像所呈现出来的欣欣向荣之态那样乐观。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口述是如何在已有方法觉知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开展的(包括如何对待背景资料在其中的作用、多次访谈如何开展、如何对待访谈者与文献在口述中的作用、如何挑战“口述”的局限与套路、如何走向更为多维的、贴近日常生活的、有别于国家主流叙事的那些“隐蔽的真实”等)，依然值得对其展开实践层次的深究。底层、日常性、另类历史叙事等概念尚有深化与落地的空间。毕竟，探求认识到记忆的机理与建构的性质是为了更好地“重构”复调的历史，“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正是去发现“另一类历史”与那些“执拗的低音”。每一个“口述”都需要作为个案来对待，因而时间的投入、多次访谈、材料与认识积淀、背景了解等等多层次的努力不可或缺；访谈者如何介入，访谈者的局限也需要被更为积极地、反思性地加以对待。唯有如此，才不会落入口述史“仅仅是带有了一定时间性的(浅层)访谈”这一诟病，并避免其成为“大家都做口述史”号召之下短平快的学术时髦。

2.日常生活视野下的访谈与叙事

相比于“口述史”(的其他面向)，具体“访谈”有关的方法文献一直不太多。上一个十年里，笔者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杨善华老师“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杨善华文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对于被访者意义脉络的探寻、对常识与异常事件的关注、对于感悟与洞察的强调，以及对“访谈”局限的思考等等，都颇具启发意义。在田野经验的基础上，杨善华与孙飞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底蕴”的概念，用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而定性研究中所强调的日常生活逻辑与意义探究也在近一个十年被不同领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所继续关注着。

聚焦在作为具体方法实践的“访谈”，贺晓星的“教育中的权力—知识分析”、黄盈盈与祝璞璞的“质性研究中的叙事套路：访谈的局限与拓展”与张慧的“耳听为虚”“无法言说”与“死亡的沉默”从不同的角度具象而切身地触及了资料收集过程中文言(不)一致、言说的有限性与叙事的套路问题。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之上呼吁跳出“说”与跨越“田野边界”的尝试与思考。这些思考在笔者看来也都是与“口述”为特征的资料收集方法直接相关的，且在不同程度地触及“何为深度”的讨论。

有所不同的是，贺文把“深度访谈”本身作为西方的基于“文言一致”的产物，从而在知识权力的框架下反思这一方法对于中国人表意世界(文言经常不一致)的适用性。尽管文章涉及不少技术与方法的细节，同时也是基于与杨善华及其他学者的对话展开的，但其落脚点主要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中国本土”的层面上。张慧的论文立足于认知人类学，借用自己的“嫉妒”研究与其他学者的访谈经验，反思语言与现实、文化之间的不确定关系；重点探讨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语言的欺骗性)、“无法言说”(如由于文化上的羞愧或道德压力)与“死亡的沉默”三类情况，从而希望引起学界对材料的关注并能够丰富以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讨论。与张慧文为同期组稿论文，黄盈盈与祝璞璞在具体分析性/别类道德规范色彩凸显的访谈案例的基础上，概括了“归因逻辑”“悲惨叙事”与“倡导类叙事”三种常见套路。黄盈盈文对“叙事(述)套路”进行了学术界定，就可能的挑战策略而言，强调了重视生活经验复杂性的积极批判思维，以及在认识到“说”的局限性与日常生活的制约(如规范对于访谈者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的影响)的前提下跳出“访谈”，结合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走向更为多维也更为综合的方法尝试，其中包括寻求另类个案与边缘思考的意义。黄盈盈的另一篇论文“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亦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之上希望把卷入访谈(以及更广义的研究)的诸多力量搬至台前，并积极实践“更好的故事讲述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学家(如何)作为更好的故事编织者。

就跨越田野的边界而言，邵京老师的“田野无界”论述了人类学田野中“内省”与“外察”的并重，以一种实践的、谦逊的态度，跳出操作程序、田野场所甚至是(人类学作为)职业的限制。而黄盈盈的“大时代与小田野”从更为具象的“红灯区考察进入方式”着眼，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研究中介或者无中介对于具体资料收集过程与研究质量的影响。应星的“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基于大河移民的研究，侧重从理论与田野工作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于“复杂性”与被遮蔽事实的关注；文中亦论及对于“家乡社会学”的警惕。朱剑峰、董咚拓展了多点民族志的讨论，对强调共生的“合作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以及研究者在合作研究中的角色进行了实验性的分析。

这些论文都以不同的切入点与笔者所关心的“论方法”“对研究过程的研究”与“切身知识”产生共鸣；也都指向在本土情境与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对于“充满尘埃”的经验资料更为在地的解读与复杂的把握的必要性。

(四)开放的定性论述与研究中的身体在场

最近十年，还有一些文献论及了定性方法的其他面向，在此做一并不完整的快速浏览。潘绥铭在回应“大数据”引起的争论之时，强调了大数据在认识人类生活与复杂现实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大数据(泛滥)”的警惕。潘绥铭文引起其他学者的反击性商榷，而围绕着大数据的商榷也被称为近年最值得关注的方法争论之一。继上一个十年对于“主体建构”的论述，潘绥铭与鲍雨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深化了对于“主体建构”及其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的讨论。黄盈盈结合研究与教学，在批判“以定量思维开展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定性研究的“开放性”性质及其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落实展开了比较细致的探讨。另外，在性别与方法领域，苏熠慧对交叉性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

网络民族志与基于网络的方法讨论也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卜玉梅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至今仍广被引用。张娜侧重从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与性领域的研究实践和反思出发，梳理了定性方法在网络研究中的操作过程和具体策略。与张娜文发表于同一期的《中国青年研究》的方法组稿，刘亭亭基于青少年网恋的数码民族志，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研究方法工具箱。此外，王昕在主体间性的视野之下，强调互联网时代的定性研究需在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生活空间中进行，从而达到日常生活整体图景下主体之间的深度理解。任珏侧重从具身性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民族志的身体与性别的在场。不过，相比于互联网在生活与研究领域的应用性普及，有创见的方法探讨相对是比较滞后的。

作为学术实践的一部分，笔者曾经参与过4次定性方法有关的组稿，分别是：“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方法”(《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日常生活方法论”(《探索与争鸣》，2017年)、“论方法与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学习与探索》，2019年)，以及“访谈、言说与叙事”(《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除了前文已论及的文章，黄盈盈与张育智曾对1996-2015这二十年间“青少年的隐私研究”做过方法学的梳理；朱静姝在对同妻人群的田野研究基础上强调了“不方便抽样”与另类研究的意义；王珺通过对社会边缘青年群体研究中学院知识和社区知识的关系分析，探讨学院体系本身对知识生产的制约。

与学院体系相交叉，以(具有更强商业色彩的)公众号和更具跨界性质的方法培训为依托，“后记”“写作札记”“田野札记”等栏目纷纷推出，用以介绍研究过程，尤其是研究者的身体在场与田野反思、从选题到论著出版之间的困惑与经验等内容。此外，很多民族志作品与定性研究论著的方法部分，或多或少都会触及相关讨论。这些凸显了“我在现场”的记录和思考与笔者的方法旨趣甚为贴近。这些亦是方法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展现最近十年的成果之余，笔者亦期待更多基于研究过程、情境性知识与切身思考的方法学探讨；期待已有的方法认识与反思可以更好地落实在研究实践之中，切实地提高经验研究的质量；期待细节、具身、洞察力、多维空间、整体性、边缘思考、本土实践、问题感(关于提问)等主题词可以在下一个十年综述中涌现。同时，也期待更“好”(兼顾公平与质量)的检索系统的建设。

在社会(科)学研究纷纷“转向”的时下——比如理论转向、历史转向、文学转向、文化转向，笔者一如既往地希望可以推进结合“田野/个案—情境—语境”与时间变迁的更为扎实与富有洞见的实地研究。我们对于“田野”与“经验”的把握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反思不是为了消极地批判甚至抛弃，而是为了迈向更好的研究与知识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综述亦是希望在回望的基础上往前看，以阶段性的停顿与思考来促进更为健康的方法学研究生态的生成。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0期/《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