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社会学知识的生产者，社会学家并不只是发现预先存在的社会事实与规则。长期以来，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学，在研究中追求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排斥个人主观性，研究者本人的自传式思考被排斥在文本之外，这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智识与洞见。20世纪70、80年代以降，包括传记转向在内的一系列转向，促使社会学研究者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将研究者本人带回来，“我”进入文本之中。默顿首倡的社会学自传，呈现了个人经历、历史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书写社会学自传的社会学家的反思性体验及其以自传方式所做的书写呈现，是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社会学书写/传记转向/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自传

作者简介：鲍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学者而言，研究目的是要传达发现的意义或者说思想，而书写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一项研究能否得到认可。在今天“不发表便出局”的情势之下，书写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大体上讲，社会学在书写实践上长期以来依循一种逻辑-科学的模式，追求严格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语言的精确性，排斥主观性，随之也将社会学家本人排除在作品之外。在社会学的奠基人中，虽有齐美尔个性化的、不求体系的随笔式写作风格，但马克思则强调以使用数学的多少来衡量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涂尔干认为要在社会学中清除掉日常语言，韦伯也以理想类型的建构来获得科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可以看到，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学书写中的这种科学化趋向日甚一日。直到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尤其是传记转向的发生，社会学以往的书写方式逐渐遭受批评。本文旨在考察实证主义不断占据主导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在书写方面所采取的姿态，分析传记转向之下社会学书写实践发生的变化，进而探讨社会学书写传记式路径的可能性。

一、社会学家的“缺席”

书写风格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科学家们不仅交代研究的结果，还会写下错误的想法和徒劳的探索，但文秘人员介入后，便经由错误的修改或消除，让科学家呈现出全知全能的形象，如此一来，“科学想象的沉思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目的和结果无所不知的意象，错误被掩盖或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同时也失却了风格和表达的美感。”

华康德(Lo c Wacquant)在2000年指出，由于受到韦伯有关学术与政治二分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拥护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标准，其结果造成了研究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隔膜。“社会学家受超然、中立、不偏不倚之累，作品呈现非人性的特点，不谈感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被遮蔽。”社会学家赋予研究对象以语言，并让社会系统有了生命，但社会学家本人却被编辑后的“我们”(we)、“他们”(they)或“它”(it)的迷雾所遮蔽。大多数社会学作品，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在最后被书写时都是秉持保持距离的、不尚感情、无动于衷的态度。易言之，作为作者、作为社会学家的“我”(I)消失不见，他们采取隐匿的、不在场的方式去描述研究的对象，呈现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结果。在需要主语时，常常用“我们认为”而非“我认为”，甚至就不使用主语，以使得整个研究看上去够客观。在针对社会学学生的学术训练中，也很少被教导用“我”进行书写，作者的角色在传统上都是被隐藏起来的：“书写者可以称自己为笔者，或采用姓氏，或以被动语法形式表述，来掩盖所讨论的任何特定行为背后的人的存在。”

在鲍曼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假装的不在场，是对作者优越性和全知全能假设的一种伪装，就好像作者与其所有社会性的努力或个人的挫折与失败都消失在他充当代言人的客观知识之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以第一人称书写社会学或公开地将学术作品视为个人性的，乃是不可信的。但它更是源于这样的律令：“以良好和公正科学的名义将自我和主观性与学术项目拉开距离。”“我们这些社会学家被教导要避免第一人称单数，这既是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也是出于良好的科学态度，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说：‘艺术归之于我；科学归之于我们’(Art is I，Science is we)。”

往前追溯，这就与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性格相关了。作为后起学科，为了获得科学性，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在很大程度上便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参照，力图获得“真正科学”的地位。如此，伴随着社会学后续发展的实证方法论，便一直对整个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科学要仿照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获致后者的精确性与客观性。由此，自然科学的方法程序(量化测量)、研究目的(建立法则)、技术性格(价值中立)，成了认同此道者的指南。不仅如此，在研究结果的呈现或者说书写实践上，社会学也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

不过，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社会学(书写)的特点更多是一种随笔式的、思辨式的风格。阿格尔就在芝加哥学派和《美国社会学评论》早期作品中发现了这一点。库利在这一时期也曾提倡过将“系统性自传”(systematic autobiography)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家必须挚爱真理，并要具有把这种爱转化为所有科学工作者都需要的准则的愿望。然而，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对生活最完全的同情与参与。他必须像小说家和诗人一样关注生活，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式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作品的基础都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理解。……依我看，试图远离文学和哲学的大潮，而以一种技术的规则建设社会学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社会学不是人文的，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随着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二战后美国社会学走上职业化道路，这种状况便发生了转变。社会学对于共性的关注超越了个性，对事实的关注超过了分析和研究事件的个人，对个人叙事作用的讨论反映出一种不安，即它能否达到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标准。以第一人称或对话形式进行的叙事写作，会被质疑存在主观主义之嫌，难以获得正当性的地位。

米尔斯在1959年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他向正在从事社会学职业的学者们提出建议：“在你们选择加入的学术团体中，最令人钦佩的思想家是不会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分开的……而是以一方充实另一方。”古尔德纳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价值中立”视为一种社会学迷思，并由此提出了“反身社会学”：“当要看清别人时要努力看清自己”，因为我们不可能了解他人，除非我们了解自己对他人的意图，并影响他人；并且“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知不知道，在面对社会世界时，理论家也在面对他自己”。的确，“从本质上说，如果不了解自身，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他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包括常人方法学在内的社会学流派开始采取非实证主义的欧洲思想(尤其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强调对于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关注。

但随着米尔斯英年早逝和抵抗力量的削弱，美国社会学成为一块数学化的领域，随笔、思辨风格被消除。阿格尔注意到了期刊中的修辞转换，散文体和理论阐述视角是如何被定量方法和强制性的数据展示所取代的，由此形成了一种话语上的实证主义。而且由于米尔斯、古尔德纳和新左派们一度政治化的倾向，而致社会学饱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重新确立失去的合法性和可信性，便迫使社会学在书写上重新定位，将作者从科学中清除出场。阿格尔观察到，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流的美国社会学用图表和数字取代了散文体。此后，社会学书写风格便大体固定下来。

与其他领域相比，社会学家甚至忌惮书写个人的自传。华康德就发现，自传体裁在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几乎不受尊重，关于社会学家的传记也少之又少。在默顿看来，尽管斯宾塞为我们留下了两卷本自传，沃德(Lester Ward)撰写了六卷本的自传，也有索罗金的《人生路漫漫》(A Long Journey)与罗伯特·麦基佛(Robert Maclver)的《往事如昨》(As a Tale That Is Told)，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托马斯、帕森斯等人并没有在自传书写方面给后人留下什么。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给后人留下许多未解、难解甚至无解之“迷”，引发种种的阐释。

在米尔斯看来，对此的“真正限制与其说是外部的禁令，不如说是学者们达成的对越出规范者的控制”。这某种程度上暗含着一种规则：社会学家之所以在自传中不披露个人隐私，主要原因是他们遵守学术话语中“礼仪重于真理”(decorum trumps truth)的传统，并担心违反这一传统会危害到他们的职业生涯，而且人们在学术阶梯上升得越高，就会越谨慎和胆怯，也就越不愿意直言不讳。这种模糊而普遍性的恐惧，会导致自我恐吓，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以至于学者们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伯格也指出，是社会学自身实践的主要规范阻滞了自传式思维(autobiographical thinking)：“在社会学中，因为各种常见的原因(自恋、主观性等)，自传通常被认为是有风险的、令人尴尬的、乏味的。”米尔斯曾指出，学者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行为被同事们广泛知晓，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受到严重玷污，甚至毁灭。

1990年，伯格邀请了20位美国社会学家撰写自传，结集出版《书写自我：20位美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传记》(Authors of Their Own Lives：Intellecual Autobiographies by Twenty American Sociologists)的目的之一，是要努力消减作者个人品格与“其作品的客观性品格”之间的差距，“将个人呈现在其作品之中，将作者置于撰写过程之中”。但很少有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忠实于自己的过往经历。这些篇幅简短的自传文章，大多只是个人生活的概要式展示，读者并未获得很多有关个人生活经验与其社会学观念之间关系的信息。蒂利(Charles Tilly)评价此书时，曾设想一位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在阅读该书后的感受：

这些自传听起来大多像是主日学校对重生的见证。……这些人不知道仇恨、嫉妒、绝望、愤怒、傲慢、混乱或贪淫；也许他们曾经是这样，但现在已经变得谦虚、反省、理性、谨慎、勤奋、有组织、有责任感。哎！不管是否当真，这些模范人物令人生畏。我真的想与圣人、自欺者或骗人者共度一生吗？路易叔叔说他可能给我在他的保险公司找个工作，也许我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返诸己身，蒂利也不得不坦诚：“如果本内特·伯格让我写一章，我会怎么做呢？我也会写一些谨慎的细节，巧妙地让读者认为我是一个谨慎的天才。我可能会抱怨、吹嘘，或者兼而有之。”书中的供稿者也大都抱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并且为自己撰写自传寻好了借口。盖格农(John Gagnon)认为，说出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其作品的影响是“骗子的任务”，整个计划“充满了被否认的缺席和虚幻的存在，充满了被遏制的声音和练习过的口技；这所导致的是真理和幻想相互伪装”。甘斯(Herbert J.Gans)则认为：“由于他是在一个超然的社会科学和非个人科学家的时代接受训练的，而发现一开始很难写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只能把这项任务变成一个研究项目、一项自我研究(sell-study)。”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更是在开篇就表明：“在自传中，有一种厚颜无耻的感觉，一种认为我的人生如此重要而值得读者关注的傲慢。自我分析意味着要在更普遍的基本原理中找到一些正当的理由。”

二、社会学传记转向及其书写转变

换个角度看，在社会学中，采用源自研究主体(research subjects)的个人解释，却有着长久的传统。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经典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最早宣称“尽可能完整的个人生活记录构成了完美的社会学材料”。20世纪20、30年代，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引领下，曾一度出现过传记研究的热潮，研究者利用传记类资料(书信、日记等)，研究移民、青少年罪犯、社会机构等。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实证主义霸权的兴起，对于传记材料的使用逐渐被排除到主流研究方法之外。其结果，研究者都忙着去构造致力于描述一致性与规律性的模型，以对人类行为进行“客观的”理解，即按照其抽象的共同属性来理解。对于个人特质和变异的兴趣被看作创造普遍化的人类科学的障碍，人被化约为简单的统计身份范畴(如女性、黑人、工人阶级)。史密斯发现社会学书写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即将主体性问题的具体性进行模糊处理，并将具体的人与行动转变成一种抽象的格式。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该传统才得以再次复兴，它伴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诸多转向(如叙事转向、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情感转向等)，传记转向也是其中之一，甚至有学者以“传记社会学”(biographical sociology)称呼之。该转向的主要维度之一，便是敦促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秉承此道者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如果过度地将自己排斥于自传式思考模式之外，将会损害在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与洞见。因为作为知识的生产者，社会学家并不只是去发现预先存在的社会事实与规则。在鲍曼看来，社会学家的生平(biography)与他在分析中所描述的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学绝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活动：“在社会学家的职业生涯中，他最私密性的个人传记与他所研究的学科的传记密不可分；社会学家在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无法超越的一件事是他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和主观对抗”。

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涉及论述他人的生活，而且也是了解研究者本人生活、经历及其所处社会中相互关系的必要工具。社会科学家及其他被认定的“专家”建构与传达的意义，也影响到传记的解释。他们的观点与立场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影响超越了他们活动的直接领域。事实上，好的社会学传记会“分析性地关注作品与生产它的知识论条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把自身置于一种特定的劳动过程之中，并且对他们的知识劳动产品负责，这也意味着承认了知识的情境性与背景性生产，以及社会学家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事实上，传记作者卷入到社会事实与社会学知识的主动建构中，而不仅仅是发现它，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处于他们自身的职业发展之中。

尚茨(Jeffrey Shantz)认为，在社会学的传记转向中，自传/传记取代了学术上权威的“权力控制”(power over)，取而代之的是研究性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共在”(power with)：“对个人关系结构的自我反思性批评，能够激发读者去批判性地反思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他们对自我的构建以及他们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与他人的互动。”这进而敦促社会学家不再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对待既有的概念与经验，对常识性假设也要进行重新审视。的确，“研究者活生生的身体/主观性自我，被视为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成分，研究者的社会历史含义就反映在这种过程之中”。在传记社会学中，研究者在想象中、在文本中坚定不移地与他人发生着互动。

霍洛维茨认为，科学是通过“主观性过程”(subjective processes)来完成的，“成为社会学家”与“成为一个人”密切相关。作为社会学家，“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研究主题的一部分”。自传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方式去考察日常经验的意义，从而检视既有的社会学理解与社会学语言。对社会学而言，自传书写具有核心的理论关联，因为它能够检讨个人经验与更宽泛的社会模式之间的关系。

在此转向之下，一些学者开始呼吁社会学家书写自己的思想自传，或者在书写社会学的过程中把自己置身其中。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时任会长玛蒂尔达·莱利(Matilda White Riley)依据提交的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了文集《社会学人生》(Sociological Lives)，书中的8位背景、旨趣以及涉猎领域各不相同的社会学家以其各自不同的生活为依托，结合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分析了社会、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莱利并不要求他们全面陈述通常意义上的生平经历，也非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是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展示本人思想上的发展，并且思考自己的社会学生活如何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相应地自己的生活又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对整个社会(及其结构)产生了影响。

当然，这些社会学家的自传并不完美。华康德在评论时指出，这些自传的作者们忽略了对他们人生轨迹起着决定影响的社会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坎特(Kanter)只是忠实地重叙社会转变的不同阶段，遵照的是一种进化论的框架，对某项职业进行重构；霍曼斯(Homans)的自传同样具有这种连续论的偏见，他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轨迹时，擦去了导致他从功能主义转向行为个人主义的断裂；在休厄尔(William Sewell)那里，这种传记上的连续性甚至被自然而然地延伸至他对职业未来看法的表达上。因此，华康德认为，除了科赛(Lewis Coser)的自传外，《社会学人生》一书中的社会学家：

提供的只是专业学者的肖像或学术肖像，是社会科学“职务性”的官样呈现，是作者左右不舍、紧抓不放的利益表达与对该领域接受规范和评价之间折中的产物，对理解个人的细节与激情无所用处，对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用处就更少了。而且这些自传都露出这样的迹象，即他们仍然屈从于该领域的所有审查力量。因此，它至多是在学术领域提供了一些素材，以反思自我呈现的策略、思想传记的建构以及存在的结构性障碍。

尽管有这些不足，我们仍可以看到其带来的后续影响，那便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撰写自传，或者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经历与历史、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尤其是默顿为该论文集所写的导论“社会学自传”(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成为秉持传记社会学视角的社会学家的书写指南。例如，2006年，来自10个不同国度的10位社会学家，以社会学见证者(sociological witness)的身份与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自己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与东欧的所见所闻以及社会学的境遇，呈现了历史发展与个人经历之间的交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转型中的自传：生活在中东欧》(Autobiographies of Transformation：Liv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重点探讨了能动性、社会结构、个人经历(传记)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自传体裁尤其适合于披露自我的感知，这些社会学家用于表达自我的词汇不经意间证明了：中东欧共产主义下的生活何以被理解为对个人的控制，自由市场主义的民主制兴起又为何被认为是赋予了个人更大的能动性。

三、社会学自传

在默顿看来，社会学自传是一项个人性操练、以自我为例的操练(a self-exemplifying exercise)，它“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念、概念、发现以及分析程序，去建构、去理解某个时代更大历史背景下旨在讲述有关个人历史的叙事文本”。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传记或自传的社会学研究与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学自传有着不同的含义。简言之，传记研究“致力于个人生活的研究，运用自传式文献、计划或其他资源，并以各种方式进行解释”。社会学自传侧重于社会学家自身的反思与回顾。当然，这种差异毋宁说是关注对象的不同，社会学自传也具有传记的特征，它们一样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默顿提出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社会学的)自传作者在获得内在体验时具有特别优势，因为自传作者同时也是传主，身具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他们才能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身。换言之，在理论上(而非实践意义上)，真正的社会学自传综合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优势，并尽可能使各自的劣势最小化。

从社会学自传的视角看，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与不断变化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的辩证特征。个人行为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但社会行动者并非结构的文化傀儡，环境也是由受制于它的人所建构或重构的。社会学影响之威力，端赖于特定生活之属性以及此时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机遇之间的契合程度。社会学自传实践将使个人接触到自己早期对深层结构的体验，以及它们对后来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的影响。

伯格认为，社会学自传除了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外，还被视为社会学家知识的“充实”和“个人化”：“在过去的50年里，学术社会学是由一种学术上非人格化的修辞所支配的，这种修辞与官僚主义的修辞存在选择性的密切关系。他希望通过使用目击者的第一人称单数，社会学自传将成为一种有效的解毒剂，以消除某些困扰该学科的过度专业主义。”可以说，社会学家的自传性解释，有助于人们去审视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之间的互相影响的两个方向：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表明其个人经验和思想发展受到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人生命经验与知识发展也有助于形成周围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学家本身就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默顿也清楚社会学自传所具有的局限：由于反省与个人记忆(以及集体记忆)都易于受到模式化的扭曲与忽略，在通过持续反省与长期记忆来重建个人长久的历史时，可能会出现偏差。但对此也并非没有可以考证的办法。例如，在谈到索罗金与麦基佛的自传所具有的真实性时，默顿就说自己曾是他们多年的同事，能够证实二人所交代的往事的真实性。此外，也可以通过作者的其他作品(包括言论)加以验证。在华康德看来，通过社会学自传，我们可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反思社会学做出重要贡献。社会学要不断对自身的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反思。

即便对于书写自己的历史，也并不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再现。对于自传作者来说，作者的自我以他者的身份存在，只是部分被了解，在不同的脉络下以不同的方式被记住和理解。

我的经验，你的经验，不会不经过中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去(重新)考虑、(重新)呈现或(重新)撰写有关的经验，就是参与当前的行为，至少可以说是参与执行时的行为。这样，经验就永远既是属于过去的，又是属于现在的。感觉、欲望、话语和所有其他在重新考虑的时刻出现的东西，都是被唤起的过去经验的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学自传与纯粹的自传也是不同的。自传是对个人生活的一阶理解(first-order interpretation)，作者进入了他们的自传材料之中，关注自我反思以及对自身经历的建构或重构。社会学自传则是对个人生活史的二阶理解(second-order interpretation)，作者需要成为他们自己生活史的“幽灵作家”(ghost writer)，要装备一系列社会学的假设，在进入自身的同时也走出自身。由此，通过对自身的客观化处理，加之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与历史资料以及社会学的概念与原理，社会学自传作者能够以纯粹传记写作所不容许的方式来审视自身生活过程。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便是达到了二阶理解水准的社会学自传。这部作品本身有着鲜明的传记背景，它与米尔斯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在写作时卷入的种种争论息息相关。在米尔斯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个人经历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结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尽管米尔斯对于系统社会学思考优于个人对自身的认识，他却欣赏个人经验在产生社会学知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他在“知识技能”一节中花了很大篇幅来反思如何利用个人日记培养自我反思的习惯，并学习如何保持内心世界的清醒。传记以及对发生在个人身上事情的反思，为社会学的反思提供了生活经验的基础。“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生平(传记)，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联系。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允诺。……如果不回到个人生活历程(传记)、历史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交织，那么，任何社会研究都无法完成其思想之旅。”米尔斯此言，尽道出个人生活和知识生活的交织，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厘清个人经历(传记)、历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在思考超越个人的过程对于个人影响的同时，展示自己如何对这些境况做出反应，并严肃考察自己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要义正在于此。

我们在别处讨论了社会学传记转向所面临的争议甚至质疑，但这一重要的转向正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我们同样坚信这一点。书写社会学自传是培育或训练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项重要技能。科贝德在教学实践中，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经历与社会历史勾连起来，让学生用社会学的语言来叙述他们的生活故事。在他看来，这样培育学生的社会学想象力比简单说教更为有用：“社会学想象力作为一种性情倾向，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事实上，公私之间、学术活动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边界并非完全清晰的，能够经得住严格的审视，它们各自都代表了看待世界的方式。社会学自传正是表明了观念领域、理论领域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依赖。

当然，书写社会学自传，并非一定要去写以自传为名的作品，只局限于社会学家个人的生平记事，某种程度上说，也不是要颠覆社会(科)学现有的书写格局。它更多是强调一种社会学态度，即研究者要能够从个人的切身经验出发，将自己“所做、所思、所是”在最终的文本中彰显出来，彰显出个性或者说独特之处。因此，这就要综合衡量：“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纳入自己的生活，为了什么目的？什么是相关的，什么不是？如前所述，如果研究关系涉及研究者自身经历和身份的变化，那么如何揭示这些变化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传记’包含在研究中，是否存在着研究我们自己而损害研究的危险。”优秀的社会学自传作者，一方面会把他们的思想发展与不断变动的社会、与认知微观环境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会把它与更大的社会、与文化所提供的包容性宏观环境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家的自传都堪称社会学的自传，也并非所有的社会学自传都是由具有资格的社会学家来写的。

实际上，书写社会学自传，也就是讲述社会学的故事，讲法可以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讲述的重点和方式也会不一样，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平经历，有自己的选择。讲故事是选择性的，有选择就有遗忘，讲什么，不讲什么，这端赖于每个讲故事的人，端赖于此时此刻对于过去事件的意义的理解。当然，交代以往社会学专业以及个人专业旨趣的变化，并不算难，但困难在于如何以回顾性的视角，理解个人动机与思想的发展进程，并确定是什么影响了自己实际的兴趣与理论视角的转变，而且要保持镇静的理性头脑，不忽视个人经历的影响，自然也应当忠实地反省自身可能受到的影响。总之，自传作者不仅要处理超越个人过程的影响，也要处理自身如何对这些条件做出反应，以及认真对待自己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

正如古尔德纳提醒我们的那样，反身社会学/自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sociology of oneself)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道德社会学，是一种拒绝再与肤浅的客观或价值中立准则共存的社会学。今天的社会学正在发展一种更新和更有创造性的认识论，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鼓励使用个人的道德和价值承诺作为数据，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研究我们所有人都亲身参与的运动和经历。但这种发展并没有抛弃客观作为可以利用和分析的数据，相反，它教导我们把自己的存在视为“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自我异化过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指导我们跳出自我，尝试去审视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全部意义。从本质上说，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不参与社会事务，并不要求我们回避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未来的社会学将是一种关乎道德的和自我身处其中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moral and self-immersion)，或者说一种介入的社会学(an involved sociology)。”

四十多年过去了，古尔德纳的这个愿望依然未完全实现。兹举一例。受主编邓津(Norman K.Denzin)之邀，安森斯(Lonnie Athens)在2012年为《符号互动论研究》杂志主持一期关于知名符号互动论者生活故事的专辑。安森斯本想当然地以为，他可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让自传作者的读者了解他们专业面具背后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些供稿者是“符号互动论”方面的专家，与其他方面的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不同，他们应该能更容易地在自传中透露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秘密。但这个期望很大程度上还是落了空：很多人拒绝了写自传的邀请，有人接受了但后来又反悔了，有些人只是把简历上的信息录下来，当提出修改时，一些人甚至愤怒地拒绝。显然，即便是互动论者，也依然害怕披露相关信息可能会给他们的职业声誉带来潜在的伤害。安森斯意识到：“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写一本可信的自传需要付出代价，但我现在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因为安森斯还是能够从中选取10位互动论者的自传，因为“他们满足了对专业面具背后之人的信息需求”，尽管还不是那么充分。我们也当然有理由期待，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传记社会学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6期/《学术界》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