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方法论辩背后的中国研究反思

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来源：《新视野杂志》，2016年第6期

摘要：在梳理今年以来有关社会研究方法讨论的基础上，能够发现方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反思或“焦虑”；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中国研究还处在“归纳推理”阶段，但不排斥定量研究对相关理论或概念进行证伪或证实，以获得“普适性”认识；即便如此，也不可高估科学理性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一切皆可大数据化；无论从社会的复杂性还是精确测量存在的信息不全，或是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有其不足，因此只有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在一起，或许有可能接近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才有可能回应费老晚年提出的“费孝通之问”。因此，以“谦卑”的态度研究社会，是社会研究应有的品质。

关键词：社会研究方法；大数据；科学理性；社会转型

2016年很有可能是中国社会研究方法讨论值得记取的一年。在我的印象中，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今年是对社会研究方法讨论最多的一年。除了《中国社会科学》等相继发表有关论文或笔谈外，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一些学者如渠敬东教授《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的访谈文章（载《文化纵横》2016 年第2 期），陈云松博士4 月22 日在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发表与渠敬东教授商榷的文章《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火药味”最重的无疑是《新视野》杂志今年第3 期和第4 期组织的有关“大数据”的论战，围绕大数据是否有“原罪”，潘绥铭教授和刘林平教授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当人们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精彩的讨论时，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6 月18 日在微信公众号“天地本然”发表了《科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曹锦清教授2008 年底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里所做的讲座《论中国研究的方法》（原载于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也被微信公众号“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于今年4 月22 日重新整理刊登出来。除此外，还有很多有关定量和定性研究包括大数据的讨论文章在各类自媒体上发表。

透过这些文章，一方面能够看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数量研究方法训练和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海外留学尤其是在美国留学归来的一批青年学术精英的引领下，量化研究似乎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勿量化，不科学”，大数据一统天下的时代。但是，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错综复杂，这种“科学”的量化研究似乎又不能回应这个时代出现的重大问题，不少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要回到历史，回到实践，回到经典，只有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历史的分析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研究，才有可能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以笔者愚见，2016年上半年开始出现的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不仅是方法本身的讨论，在其背后是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上的反思或“焦虑”，即如何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它至少说明，中国社会学已经开始走向独立思考，尝试建立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而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一、中国社会研究还处在以“归纳推理”为主的阶段

在对研究方法讨论的文章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渠敬东教授的访谈文章，渠敬东教授在《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中对“方法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学问与生活的疏离”进行了批评。渠文的观点主要是：第一，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基于人心和文明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将会陷入方法主义的泥潭。第二，方法主义不仅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而且“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方法主义以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第三，社会科学大量使用西方概念产生的误区，在于没有对西方概念真正理解，西方已经成为我们经验世界需要重构的要素，要赋予概念的新的含义，需要“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

渠文的观点虽然没有引发公开的讨论，但在微信朋友圈中有不少议论，也有学者如陈云松博士在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发表了《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陈文认为，方法之争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不成熟，只会愈加坚定原先所秉持的观念，很难被说服，要倡导“一种观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学术包容”，

理论和模型“都是对现实社会学的高度抽象化”，认为费老所说的“人文科学”只是一个愿景，因为人文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是“大相径庭”的，科学依靠实验，数据，图表，模型，证实，证伪，复制，当代社会科学就是透过样本和数据，用所能找到的最贴切的模型，对理论、观点进行反复检验，从而解释和预测世界。人文是依靠思辨，批判，创作，勾画，想象，阅读，提炼等方法，对不可直接观测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具有越来越深邃的体验。针对渠文对“方法主义”的批评，陈文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各有其方法，但“科学追求方法的极致进化，人文追求方法的极致永恒”。陈文还对一些学者的人文主义倾向提出质疑：社会学者是否都必须从启蒙读物开始重新一轮古汉语的训练和养成？即使如此，所得到的知识和思考是否如预期的那样“激动人心”？陈文还宣称在大数据时代，任何宏大理论都将面对“数据的验证大考”。

从渠文和陈文的观点来看，以笔者所见，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方法”，尤其是在社会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研究方法，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家（不是全部）要不要回到历史，怎样回到历史？如何理解费老所说的“人文科学”（前提是费老是否说过“人文科学”）？

如果有可能的话，笔者认为渠文所批评的“方法主义”改为“唯方法主义”可能更贴切一些。准确理解渠文的观点，笔者认为渠敬东教授道出了目前社会学研究可能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即当前中国社会学是否存在“社会科学的美国化”？所谓社会科学的美国化一般来说就是指社会科学研究愈益走向精致化、模型化甚至碎片化，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经对美国社会学研究出现的碎片化倾向提出过批评。但是反过来说，以精致化、模型化为特点的美国社会学研究恰恰也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回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学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虽然有些数量分析，但基本上是以简单的频数分析为主，甚至到60、70年代也没有发展到像现在那样的高度模型化的水平。

精致化、模型化作为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以笔者浅见，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已经开始出现能够指导定量研究的理论，在美国就是对定量研究有重要影响的、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从而使社会学理论能够与经验研究相联系；统计科学本身的发展，能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模型化的分析方法；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为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从方法本身来说，美国早年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归纳推理”为主，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经验科学”上，这些研究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现在我们所讲的定量研究则是建立在“假设演绎法”的基础上，即在一定理论假设基础上通过大样本调查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目前处在哪个阶段上？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复杂局面，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恐怕更多的还是以归纳推理为主，或许我们只有像费老一样，对不同类型的个案做深入研究，将历史和实践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接近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中国社会学理论，就如费老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而提出的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当然，这并不排斥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运用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大样本调查，对这些理论或概念进行反复检验，但是前提就如渠文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对“西方概念真正理解”的基础上。

无疑，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受到美国社会学影响最深，它一方面使得中国社会学能够在较短时间里获得能够代表西方社会学水平的最新知识，尤其是在定量研究方面能够迅速赶上国际社会学潮流；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成果，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普适性”做了大量的反复的验证。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也有不少粗劣的研究。笔者虽然没有获得规范的社会学训练，但也了解定量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概念化”和“操作化”。如果细究的话，不少定量研究都会受到质疑，虽然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不少研究采用的是综合性调查数据，受到数据的局限，无法对某个专门概念进行全面的精确测量，但也存在对变量操作化不够严谨的问题。比如，很多研究都将“党员”身份用来测量政治权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或如笔者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基层党员并不具有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权力，他们不仅不能获得特殊的利益，而且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牺牲更多的个人利益，“先人后己”是大多数党员的道德追求，也是党员的基本准则。党员身份的获得或许和高考制度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他们不仅要做到“政治忠诚”，而且也要达到“业务优秀”。文革期间，笔者在上海工厂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党员工人师傅，不仅工作勤勤恳恳，而且不少都是高级技工。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比一般人更多的“报酬”，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而不是所谓的“党员身份”。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功能主义”解释。还有很多研究都将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看作是“再分配经济”，资源被高度垄断，但是如果研究那个时代的经济，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再分配经济”时代，涉及居民基本生活的城市主要消费品虽然采用票证分配的形式，但是具体的“分配”仍然采用“商品经济”的方式，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非主要消费品的“分配”采用的纯粹的商品经济形式，或准市场经济形式，如文化消费、集贸市场等。还有，不少学者研究的“公共性”，往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忽视了西方的“公共性”也是建立在特殊的文化基础上，如贝拉等人就认为美国的“公共性”是和美国的文化有关的。诸如此类的概念还有很多，它不仅存在于定量研究，也存在于定性研究甚至理论研究。因此，如果不能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直接照搬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采用的分析概念，至少是不严谨或不慎重的。所以，不仅理论研究，而且实证研究都存在一个回到历史和实践的问题。

二、不可高估科学理性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若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反思的话，现在定量研究采用的问卷调查法也可以看作是“自然实验法”，尤其是追踪调查更接近于实验法。我们知道任何实验法都必须保证实验环境的一致性，尤其是定量研究追求的是对理论或概念反复检验，从而证明这些理论或概念的“普适性”或相反。不少受过西方社会学训练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仅要保证抽样的科学性，而且力求问卷结构甚至包括题器、量表在内的“量器”尽可能与在西方国家曾经做过的同类研究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问卷调查所在的“实验环境”。这就是费孝通先生一再提到的西方的科学研究忽视了“人”的因素，没有把人放进去。

说到这个问题，渠文和陈文都提到费老说过“人文科学”这个概念。前两年笔者曾经通读了《费孝通全集》，尤其是费老晚年的文章，在我的记忆中，费老并没有说过“人文科学”，说的更多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在一些文章中说过“人文学”（有的在杂志上发表时表述为“人类学”），因此，如果费老说过“人文科学”的话，很有可能是口误或笔误。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直接理解成“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至少在费老的语境中还不能作如此区分。费老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因为“天人对立论”造**社会科学发展的知识门类的割裂状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

费老一再强调社会科学一定要将人的因素放进去，在笔者看来就是，人是有特定“文化”的，而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一般对象。因此，当我们将带有自然实验逻辑的问卷调查方法运用到中国的研究时，不能不考虑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差别。例如，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普遍信任”、契约精神和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将会影响到一部分资料的“真实性”；不少问卷调查时间过长，若得不到被调查者的配合，将会严重影响到问卷调查质量；有些问卷涉及到的有关家庭或个人财富调查问项的“全面性”“私密性”和“复杂性”，虽然是研究必须的，但是这些问题恐怕连设计者本人也很难回答或不愿回答。当然，笔者不是完全否定问卷调查的作用，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找到能够替代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大样本数据，而只是认为，当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时，研究者至少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面对社会我们还是保持适当的“敬畏”，不能过分相信所谓的科学理性。

曾经受过西方自然科学严格训练后又转到社会学研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对科学研究的反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赵鼎新教授认为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科学“真理”。赵教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认识到，学了社会学后，发现社会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不是事先设计好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方法论是多元化的。人作为追求意义的动物，对已发生事件的不同理解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应该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同时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是受到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学者的影响。以笔者理解来说，赵教授提出的多样化的叙事结构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在于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相对统一的理论；另一方面，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实际上也说明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同一事物的诠释可能是多样性的，因而很难有所谓的科学“真理”，同时，任何叙事研究都将包含深入的历史研究过程。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

赵教授的观点实际上也间接否定了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对社会发展的预测功能。如果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去理解的话，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但是，行动者的知识或信息又是不完全的，因此，其行动总会遇到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或者也可以说，社会发展是无数个人有意无意的行为的“非预期性后果”，它既受到历史上积淀下来的“非预期性后果”所形成的结构性影响，同时无数个人的行为又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改变着结构，因此很难发现所谓的社会规律。社会预测中存在的“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也说明对社会的科学预测是很难的。无数个人因为在一定的预测或理论预言的影响下，将会改变自己的行动并有可能经过整合成为“集体行动”甚至是全社会的“集体行动”，从而对社会预测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在数量分析达到最高水平的现代经济学几乎没有通过数学模型对影响广泛的经济危机做出准确的预测，最多只能做出趋势性预测或者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因果判断。

三、以“谦卑”的态度研究社会是社会研究应有的品质

与社会研究方法讨论相关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认识已经到来的大数据时代。除了陈云松博士提出的“在大数据时代，任何宏大理论都将面对数据的验证大考”观点以外，更为精彩的是潘绥铭教授和刘林平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激辩”。如果“拂去”那些“激情”用语，论辩双方提出的问题还是很有价值的。潘绥铭教授对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将会导致“剪裁现实生活、忽视社会情境、抹煞主体建构、取消生活意义”。刘林平教授则认为潘绥铭教授对大数据的认识存在严重的误解，认为大数据是人类生活的实时记录，并能通过互联网存储、获取、交换和分析，并针对潘绥铭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如果联系到潘绥铭教授的专业背景，或许能理解潘教授对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的否定。众所周知，潘绥铭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性社会学专家，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的“金赛研究”，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采用问卷调查甚至实验法来记录人类的性行为，这些用来研究人类性行为的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法至今在中国还是“禁区”，我们最多只能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这方面的信息，能否从大数据中获得人们的性行为资料，至少目前还没看到。人类性行为具有的生理、心理、社会的复杂过程，以及极强的私密性，具有“即得性”的大数据不知从何得到？即使在性观念很开放的北欧社会，好像也没听说过有关人类性行为的大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当下，断言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显然是不慎重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虽然为社会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但我相信其中还有很多方法论的、伦理上和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讨论。

潘教授所说的“剪裁现实生活、忽视社会情境、抹煞主体建构、取消生活意义”，不仅定量研究可能存在，定性研究也有可能存在，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局限性，即想象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和实践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并不都是一致的。比如“剪裁生活”，恐怕任何社会研究都具有这样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都会就问题的某一方面深入展开或拓展。就如大家熟悉的问卷调查，问卷设计的逻辑就是从研究者先有的研究假设或设想开始的。个案研究或许一开始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调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需要聚焦于某个问题上。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会随着研究的深入，都会“删去”自以为是“无关”的信息，但人类的认识局限，有时很难分辨哪些因素是有关的，哪些因素是无关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社会研究“摄取”的资料，就如一幅优秀摄影作品，看起来很美，但实地观察并不尽然。

至于陈云松博士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任何宏大理论都将面对数据的验证大考”，这是一个很令人期待的“愿景”，但前提是对宏大理论要进行界定，虽然陈文排除了与社会哲学相关的概念，但社会学宏观理论或元理论，在我的理解中有些很难与社会哲学区分开来，要不默顿也不会提出“中层理论”了。定量研究对概念的操作化，一方面能够达到尽可能的“精确”测量，但精确测量的结果，也往往会使一个概念尤其是那些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在操作化之后，有可能失去概念本应该有的“想象力”或“灵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能否对宏大理论进行“验证大考”，或者能够的话，是否会影响到一个理论概念的想象力和解释力？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以为笔者对定量研究或大数据研究是持否定态度的，其实不然，我只是对科学主义方法持谨慎态度而已。大概在5、6年前，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研究”最后的讨论会上，笔者聆听了谢宇教授和闫云翔教授当堂进行的辩论，其中也涉及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在进行社会研究时，既有它们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从学术分工来说，包括历史分析在内的定性研究，或许在发现理论或诠释理论上更有其所长，定性研究不能满足于“讲好故事”，虽然能将故事讲好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定量研究或许在验证理论，使得理论具有“普适性”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可以通过理论发现或诠释也能达到“推论”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说，两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或许能够接近所谓的“客观事实”。至于社会学家在对历史研究时，是否要从古汉语、四书五经开始，则是个人的选择，在西方社会学家中，也不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

有关对客观事实的认识，笔者在上《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时，喜欢用一个心理测验图（见下图）和学生一起讨论什么是“客观事实”。该图一般会看到两种图像，或者是一只花瓶，或者是两个人的侧脸。但是如果发挥想象力的话，看到的图像可能更多，如木柱、托盘、河道等，如果一个数学家来看的话，或许就是简单的线条。问题在于为什么对于同一的“客观存在”，人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事实”？实际上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和价值相关联的，即与人的知识结构有关，这种知识结构既来之人们受到的教育，也包括人们的经验生活，以及个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人们看到的事实实际上是“经验事实”。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实际上也是指价值关联下的价值中立，不同的价值关联所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更需要通过韦伯所提倡的“投入理解”的方法，去诠释和理解与价值相关联的经验事实。至少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苦苦追求的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规律性认识，实际上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如果从终极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客观事实可能接近于“本原事实”，就如图所显示的只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旦用语言或概念进行描述的话，那就是“经验事实”了。因此，从经验事实到“本原事实”似乎是人类无法跨越的一步。当然，笔者不是否定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作用，但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对社会和自然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或许才是社会研究应该有的品质。

四、晚年“费孝通之问”：中国社会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大讨论背后呈现的“焦虑”或反思，实际上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虽然笔者认为在社会研究中很难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要持有谨慎甚至“谦卑”的态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社会研究中能够获得多样性的结果或理论，从而开展真正的学术对话。

费老晚年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提出的“费孝通之问”，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笔者所讲的方法之争背后的“焦虑”或反思，实际上也是如何研究“费孝通之问”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等重大问题。

费老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49年建国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是和过去的社会密切相关的，具有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

“费孝通之问”实际上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时，有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将会去哪里”这些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虽然人们对这些问题会有不同认识，但是只有通过学术对话，认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在哪里”，才有可能获得对“我们将会去哪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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