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社会学在本土化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反量化取向和通识学科定位，这影响了其学科风格。本文追溯了两个知识传统对这一学科风格的影响：一是英国本土知识传统——统计学传统，它以“不介入”的方式成为英国社会学的主要他者；另一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观念，它成为二战前英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为其涂抹上偏重社会理论研究的底色。二战后，英国社会学站在了“理论还是方法”的十字路口，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校扩张中把自己定位为通识学科，形成系统且偏执的反量化文化，并延续至今。基于此，本文回到费孝通关于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讨论，讨论了英国社会学风格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

关键词：英国社会学/本土化/量化统计/孔德/实证主义/费孝通

作者简介：王苍龙，英国赫尔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引言

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由来已久。近年争论的直接起因是谢宇(2018)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判断。该论点一经提出便遭到本土社会学家们的批判(贺雪峰，2020；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其中，量化统计及其对中国社会学风格之影响是争论的核心。一方面，谢宇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量化统计的实证社会学，强调量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通用规范性，由此鼓励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致力于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知识积累。然而，他低估了(但并未忽略)社会学中同样重要的非量化研究，如质性研究、理论研究，这削弱了他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论断，招致很多批评。另一方面，批评者们大多是从事非量化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不仅对量化统计技术之滥用感到担忧，更直指量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认为它容易遮蔽数据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历史脉络和人文情怀。批评者们明确反对以美国量化实证社会学为范型来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学，转而强调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实践经验和田野调查。

围绕量化研究，此次本土化之辩还出现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次要议题。其一，参与论辩的双方大都以美国社会学作为反思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参照对象，因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社会学类型。这既与引起论辩的谢宇教授长期在美国从事量化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人背景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深受美国量化实证研究影响的背景有关。但这一做法致使美国之外的社会学类型无法被引入讨论，也就无法成为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构的多元他者。尽管批评者们(贺雪峰，2020；周晓虹，2020)承认欧洲有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学传统，该传统更加注重人文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方法，但可惜他们并未展开论述。更何况，即使在欧洲内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学风格亦不同。

其二，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概念，论辩双方虽然承认二者的相通性，但似乎对二者的区别重视不够。一方面，谢宇(2018：7)把社会学视为广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论证的逻辑前提是——中国社会学“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另一方面，对谢宇的批评者们也分享着同样的逻辑预设。例如，周晓虹(2020)在论证“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时就使用了大量关于社会科学(而非社会学)的材料作为依据；贺雪峰(2020)在与谢宇的商榷文中直接阐述的却是“如何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然而，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是否必然遵循同一种研究范式或知识传统呢？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是否存在张力？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为了回应上述几点，本文从英国入手阐述其社会学学科化的历史，特别是其中与量化统计的关系。这样做不仅可以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理解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英国是社会学的故乡之一，英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西方社会学世界的核心之一。不过，与美国量化实证社会学相比，英国社会学呈现出鲜明的忽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方法的特色。英国社会学何以形成反量化取向？反对量化统计方法的属性是如何影响英国社会学之学科风格的？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有什么启发？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首先，笔者将阐述英国社会科学中的两种知识传统——统计学传统和孔德(Auguste Comte)实证哲学传统，它们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初生的英国社会学奠定了反量化的基础。其次，本文将介绍20世纪10年代至今英国社会学之反量化风格塑造的过程。最后，文章将结合费孝通2003年关于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论述，讨论英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启示。

二、两种知识传统：英国社会学“反量化”的历史溯源

在考察英国社会学的历史时会发现，社会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并不相同的知识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差异。一方面，自“社会学”(sociology)一词在1839年被孔德提出，之后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英国社会学家所接受并在英国落地生根，这个词在相当长时期内都被用于指称囊括一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通则类的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是各门学科的科学女王”，“各门学科按照统一的原理被置于社会学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中”(李培林，2000：90)。另一方面，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科学主要由本土统计学传统支配，它和遵循孔德实证主义的英国社会学，犹如两条平行线，互不相交(Goldthorpe，2019)。不过，这不意味着本土统计学传统对英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影响。孔德社会学观念和本土统计学传统，二者共同形塑了英国社会学的智识品性，只是作用方式大相径庭：如果说孔德的实证社会哲学直接“介入”英国社会学并为其涂抹上偏重理论研究的底色的话，那么本土统计学传统则以“不介入”的方式成为英国社会学的“平行他者”，促成其轻视量化统计方法的取向。

(一)英国的统计学传统：社会学的平行他者

统计学在英国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掀起了一场统计学运动，推动了数据测量和计算、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主义方法的发展(Goldman，2019)。这场统计学运动强调数据的共同性和规则性，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发明的“均值人”是代表性概念。但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它被另一种知识形态——优生学——取代，后者更加注重个体和群体的变异性。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皮尔逊(Karl Pearson)等优生学家发明了新型统计学概念和技术，如回归、相关和标准差，使英国成为新英格兰统计学(new English statistics)的发源地(Goldthorpe，2019)。英国的19世纪是统计学的世纪，迅猛发展的统计学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

统计学的兴起与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社会和知识背景息息相关。就社会背景而言，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商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但也充满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抗议，贫富差距悬殊，城市治理问题层出不穷。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1836年英国工人阶级爆发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推动政治改革，改善经济地位(Thackray & Morrell，1981：17)。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社会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研究，试图生产一种无偏见、价值中立、政治无涉的社会科学知识，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就知识背景而言，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知识界开始经历一次范式转型。统计学家们对深受李嘉图(David Ricardo)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演绎推论方法感到不满，认为这类基于人性抽象原则推理出来的知识尚未经过严格的经验证据的考察，因此不够“科学”。因此，他们开始拥抱一种崭新的科学观念，其特点包括(Panayotova，2018：65)：开放性和公共性，以经验为基础，测量，发现和形成规律，价值无涉，理论家与观察家的劳动分工，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统计学的兴起满足了这种新科学观念，并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社会科学家们看来，统计数据是客观的、科学的；收集和分析统计数据来研究社会能弥补李嘉图式政治经济学的短板，用经验实证的归纳方法取代演绎推论方法能更好地理解现代工业社会变迁。

为推动社会科学成为一门以统计为工具的、客观的、经验的、价值无涉的科学，英国科学发展委员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183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统计学分支部门Section F，成员包括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琼斯(Richard Jones)、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等享誉一时的社会科学家。Section F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陈述科学事实与摆脱政治倾向的矛盾中。一方面，Section F的统计学家们被要求只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限定在收集量化数据上，必须遵循一般的科学原理制作数据表格、发现社会规律，不能对数据发表政治观点(Thackray & Morrell，1981：292)。但另一方面，Section F的创始成员大多为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其统计学研究难免隐含特定的政治倾向(Hilts，1978：36)。事实上，Section F在相当程度上低估了把科学观念和统计学分析运用于社会问题研究的难度，这导致其不少社会统计研究被认为不符合科学标准，反而更像艺术(Senior，1860：357)。

除了Section F，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统计学会在19世纪早中期先后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创于1834年的伦敦统计学会(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SSL)，它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并更名为皇家统计学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政治/价值的影响，SSL谨慎地将所有个人意见排除出研究事务和出版作品，要求成员只关心事实，将结论建立在对数据事实的收集、整理和比较上(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38；Panayotova，2018：78—79)。该学会还强调，应从数据事实中提炼出关乎人类生存和利益的一般化原理，从经验数据中演绎出理论，并把它与意见或推测区分开。SSL并不拒绝演绎法，只是强调所有结论必须建立在可供证明的数据分析和数学演算的基础上(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38)。

虽然19世纪英国的统计学发展推动了对科学的理解，但并未与注重孔德实证哲学的社会学观念整合。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来自艾布拉姆斯(Abrams，1968)，认为19世纪的统计学阻碍了英国社会学之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统计学家们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直接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其统计学工作在本质上不过是英国行政管理政策的延伸，缺乏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化剖析。与之相反，社会学家们对旨在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更加着迷，对纯粹经验化、实证化的调查统计不感兴趣。他们还对统计学家与政府走得太近颇为反感，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期以来，艾布拉姆斯的解释被英国社会学家们奉为圭臬，直到近年第二种解释出现。该解释为统计学家寻求辩护，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统计学家们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改良科学(a science of reform)，既推动了学科建设也发展了公共实践(Goldman，2002)。这种解释强调，以SSL为代表的统计学家们并没有忽视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其所理解的理论并非某种抽象的推理原则，而是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的推论演绎。该解释还批评英国的社会学家，认为是他们主动选择忽视统计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统计学观念和技能缺乏掌握(Panayotova，2019b)。无论何种解释，最终的结果都是，英国统计学与社会学自19世纪中叶起就刻意保持距离(Goldthorpe，2000)。

(二)孔德的社会学观念：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底色

英国社会学与统计学保持距离，还与另一种知识传统有关，即孔德的实证哲学——它为英国社会学偏重社会理论、轻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孔德(1798-1857)是法国实证哲学家，被公认为“社会学之父”。他在1839年第一次提出“社会学”概念，其社会学观念之后成为英国第一个社会学团体“社会学社”(Sociological Society)的核心理念。孔德将人类精神进步视为三个续替阶段：第一阶段为神学阶段，科学知识被归于由上帝意志所统治的宇宙神灵之活动；第二阶段为形而上学阶段，上帝意志被抽象的力量和权力所取代；最终人类知识将到达第三阶段——实证阶段(positive stage)，实证科学成为研究自然和社会的主导，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发现人类的一般自然规律(Comte，1875：511)。孔德(Comte，1875：51)认为，社会学将是实证科学的最终型态，目的在于将实证原则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发现社会事实中的恒常自然法则。

孔德的社会学观念与英国的统计学传统大相径庭。孔德(Comte，1875：51)认为，数据统计对于实证科学而言并非必要，这不仅因为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是理论而非经验证据，还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与收集和分析统计数据相比，孔德(Comte，1875：108)更加重视历史比较，认为只有借助历史资料对人类社会事实进行观察和对比，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存在状态，发现人类的演化规律。孔德的社会学内含一种反统计取向。在批评法国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时，孔德(Comte，1911：193)明确反对将数学原则(如概率微积分)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数学分析运用于社会科学的模式纯粹是一种妄想，结果也将是一个错误”。在孔德(Comte，1911：194)看来，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最大特点是极端易变性(extreme variability)，这使数学计算成为不可能。当孔德的实证哲学被引入英国社会学，其内含的对统计学的敌意也被照单全收。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科学界，孔德的实证哲学与新英格兰统计学构成两个相互对抗的传统，支持一方就意味着反对另一方。孔德的英国门徒们明确排斥统计学，认为统计学无助于生产关于社会的有效知识；孔德的社会学也从未在统计学家圈子中得到认可。

从更宽泛的背景来看，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社会学是介于文学和科学之间的产物(Lepenies，1988)。彼时，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作为欧洲两种主要文化已是竞争关系，互相争夺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知识领地，缺乏相互整合和理解(Halsey，2004：15)。社会学(或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研究)被认为代表了第三种文化，既融合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要素，也参与到与它们的竞争中(Halsey，2004：24)。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就是把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尝试，力图表现审美艺术与实证科学的统一(Lepenies，1988：39)。但孔德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究其原因，在于文学与科学对立严重以至无法调和，“艺术构成科学社会学的重要障碍”(Halsey，2004：15)。两种文化的对抗在英国社会学表现得尤为突出(Snow，1998)。社会学在英国被认为植根于文学文化而非科学文化(MacInnes，2019)，是社会常识的延续(Lepenies，1988)；这与孔德偏重人文性的实证主义不谋而合，所以表现出明显的重文学性/理论化、轻科学性/统计学的特点。

孔德的社会学观念深刻塑造了英国社会学的知识品性，一个重要体现是英国第一个以“社会学”命名的学术组织——“社会学社”。该社团成立于1903年，其初创者布兰福德(Victor Branford)和盖德斯(Patrick Geddes)紧跟孔德的社会学观念，希望将社会学建成一个孔德风格的、统摄不同社会科学门类的通用科学(general science)。社会学社将孔德实证哲学作为主导理念，致力于打造一种“科学的、教育的、实践的”社会学类型，目标是为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流派提供共同基础(Sociological Society，1905)。大体而言，社会学社在英国社会学发展上做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Panayotova，2018：121—132)。

首先，它在英国掀起了第一场关于社会学的正式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孔德的实证社会哲学在英国遭遇了猛烈抨击，被认为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其所提出的“作为综合科学的社会学”跟“社会科学”之间缺乏分界，社会学家内部对何谓“社会学”也缺乏共识。面对批评，社会学社的创始人们一方面承认英国社会学在理论和教学上的薄弱，另一方面不断重申只要严格遵循孔德的实证原则，就能在英国创建一种理论取向的应用社会学，培养一批既能哲学化地思考又以科学为原则的社会学家。其次，社会学社尝试定义社会学。学社成员们从不同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社会学定义，但几乎所有定义都把基于统计数据的经验调查排除在社会学方法之外。再次，社会学社把社会学正式引入学术界，不仅使社会学成为大学里的一个专门学科，而且第一次在大学聘用全职社会学家。例如，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1904年开设了第一批社会学课程，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在1907年履职全英第一个全职社会学教授，这些都得益于社会学社的努力。20世纪初，英国的理论社会学(academic sociology)与经验社会科学(empirical social science)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的学术圈子(Panayotova，2018：39)。与经验社会科学追求量化统计不同，理论社会学家们深信社会学应是一门哲学化、理论化的通用学科，应提供综合各类社会观念的通识教育课程。虽然方法训练是社会学课程的一部分，但侧重于方法论哲学而非实践技术。这些对英国社会学的后续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学社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创办社会学期刊。1904年至1907年，该社团每年出版一卷《社会学文集》(Sociological Papers)；之后改成季刊《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并沿用至今。从学社期刊所发表的文章看，主题内容比较混杂，作者群体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Panayotova，2018：131)。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该学社对孔德社会学观念之继承所引发的问题——社会学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缺乏对核心理念的聚焦和共识。

社会学社奠定了英国社会学学术风格的基调。在社会学社看来，量化统计的社会学违背孔德社会学理念，充其量只是社会学的一个专业分支，无法为建构通用科学提供基础；而孔德实证社会学足以涵盖并超越统计学，为社会研究提供更为综合化和系统性的解释(Panayotova，2018：134)。结果，社会学社对与统计学会开展研究合作缺乏动力和兴趣。试图在社会学和统计学之间建立关联的努力是罕见的，且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孔德的社会学观念使英国社会学家们相信，一种排除量化统计、侧重社会理论而仍可自洽的社会学类型是可能的。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学展现出日益明显的轻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的取向，并贯穿整个世纪。

三、英国社会学反量化风格之形成

在英国社会学史上，1903年至1907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Panayotova，2018：166)——在社会学社的推动下，英国社会学在知识传统、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初步规模和风格。社会学社在20世纪10年代逐渐失去影响力。虽然仍有一些针对重大社会问题(如居住环境、社会流动、贫富差距)的学术调查，但都不在社会学社以及由霍布豪斯领导的理论社会学家的主持范围以内(Kent，1981)。20世纪1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学陷入学科焦虑，在反思中逐渐形成鲜明的反量化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四个时期。首先是20世纪10年代到二战结束，英国社会学进入了一段休眠时期，“社会学是不是科学”成为辩论焦点。其次是二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徘徊在十字路口，核心议题是侧重理论研究还是经验方法。再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在高校迅速扩张，学科地位被定为通识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量化取向。最后是21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学进入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的新阶段，重新评估量化统计方法成为焦点议题。

(一)“社会学是不是科学”：20世纪10年代至1945年

进入20世纪10年代，英国社会学在知识创造和制度建构上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题引起广泛争论。持否定论的学者声称整个19世纪所发展的并不是社会学研究，而只是“社会研究”，这些研究遍布在统计学、优生学、社会政策等宽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对学术社会学的发展并未起到积极作用(Abrams，1968)。但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不应该把英国自19世纪早中期开始的社会科学运动与20世纪初社会学的学术建制割裂开，应承认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Goldman，2002)。

激发英国社会学家们的学科焦虑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学是不是科学？”围绕该议题，以霍布豪斯和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为代表的理论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主要是统计学家、改良优生学家)分作两大阵营进行了持久论战。这实际上是前一阶段已有分歧的深化——一方是孔德社会哲学的追随者，另一方是英国本土统计学传统的继承人。对社会学家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继承自孔德的、毋庸置疑的知识信念，这样的社会学要求必须摒除数理统计，因为量化统计技术将损害社会学研究的实证科学性。对此，曾担任社会学社主席的哈里森(Harrison，1910：97—100)明确表示，社会学是一门关心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基本法则体系的科学，而“不是对具体的、地方的或暂时性现象的观察”，后者正是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但对统计学家而言，科学是一种基于数据收集、测量和分析的经验归纳的知识，就此而言，孔德的实证社会学不是科学。例如，谢尔顿(Shelton，1914：343)认为社会学并没有按照科学所定义的轨道发展，“缺乏科学方法、精确性和连贯性”。他还强调，如果社会学要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就必须拥抱统计学，把收集量化数据作为社会调查的核心方法，追求精确的、可用于统计分析的知识(Shelton，1914：344)。

这个时期的欧洲出现了采用统计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涂尔干的自杀研究是一个范例。作为英国社会学社最早的供稿者之一，涂尔干在英国社会(科)学界享有盛名。尽管他在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中使用了统计数据和量化方法进行了典范式的社会学分析，但吊诡的是，对英国社会学家而言，这反而成为社会学必须与统计学相分离的依据(Panayotova，2018：106)。原因在于，涂尔干认为均值比较无法解释自杀行为的来源，也无法理解社会中自杀数量的稳定性(Durkheim，2002：266—267)。而且，统计学只能得到个人事实，无法获得社会事实(陈涛，2017)。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数据背后的自杀现象，则必须借助更具说服力的社会学解释，所以涂尔干才提出诸如“失范”“社会力”等社会学概念。涂尔干的研究强化了英国社会学家们的观念——统计学知识本身无法自足，必须通过社会学知识才能被更好地理解；统计分析不是社会学的目的，社会学的使命在于为社会现象提供理论解释框架。

作为第一代理论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及其继任者金斯伯格的思想对于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学知识焦虑至关重要。作为孔德社会哲学的拥趸，霍布豪斯(Hobhouse，1920：655)把社会学定义为“社会研究的综合”，应“涵盖所有社会学专业分支领域”并“将不同专业分支领域连接起来”：他以实现孔德的通用社会学为己任，把基于历史材料的比较方法作为社会学基本方法，旨在对人类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进行科学分类和全面评估；他强调，社会学的目的是为所有社会调查和统计结果提供共同的、一般的哲学基础，而不是陷入具体而狭隘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他拒绝在社会学体系里为统计调查留有一席之地，反对将社会学变成一门以经验研究为导向的学科(Hobhouse，1911：111)。这可能与霍布豪斯对现代统计学知识和技术缺乏了解有关(Panayotova，2018：161)。他(Hobhouse，1920：658)认为，虽然个体特性可以被测量并被划归为均值法则，但社会作为一种由个体组成但超越个体的实存，本身是无法被测量的。社会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统计学现象，数学家们所归纳的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缺乏基础(Hobhouse，1911：15)。

霍布豪斯去世后，金斯伯格继任了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一职。金斯伯格(Ginsberg，1932：1—7)提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互动之条件及结果的科学，既要把社会生活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也要关注社会生活的特殊方面。他反对把量化方法和统计技术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方法，因为它们追求价值无涉，但伦理价值对社会学至关重要。不过，金斯伯格并未把统计学完全排除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外，甚至他本人也曾使用量化技术做过调查。他一方面意识到要研究“具体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程度的实证差异”(Ginsberg，1939：472，1932：8)，并形成经验性概括；但另一方面强调这些基于事实数据的社会研究必须服务于建构通用社会学的总体目标。他仍然推崇历史比较法作为社会学最主要的分析方法，认为对社会现象的量化测量和统计由于仅限于提供某些描述所以对社会学分析并无裨益(Ginsberg，1939：476)。在社会学与统计技术的关系上，金斯伯格与霍布豪斯并无根本区别。

(二)“十字路口”：1945年至1965年

二战后，随着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的改变，学术思潮也出现剧变。霍布豪斯和金斯伯格的社会学理论很快被遗忘了，他们宏观的、阶段演进的、实证科学的社会学不再引起英国社会学家们的兴趣。此时的英国社会学，用马歇尔(Marshall，1946)的话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作为最负盛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之一，马歇尔在战后初期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并在1954年至1956年履职马丁·怀特社会学教授。他提出的公民身份社会学(citizenship sociology)成为战后初期英国社会学的显学，替代了金斯伯格的进化社会学(evolutionary sociology)。马歇尔(Marshall，1946：14—15)指出，战后英国社会学面临着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一条道路“通往星辰”，指以社会哲学理论为核心，旨在发现一般规律和最终价值的研究路径；另一条道路“通往沙滩”，指以经验调查研究为核心，旨在收集和分析事实数据的研究路径。如果说在1945年以前，社会理论与经验调查的分离发生在支持孔德实证社会哲学的理论社会学家与广泛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英格兰统计学家之间的话，那么在1945年以后，这一分歧逐渐转向了英国社会学内部。马歇尔的观点可算作英国社会学家第一次明确将经验调查作为社会学发展的可能方向，也是第一次承认经验研究传统是社会学的主要议题(Panayotova，2018：180)。

然而，马歇尔的上述观点建立在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含混乃至误解的基础上。第一，英国社会学在二战后给人造成一种经验研究和统计调查已经很成熟的错觉，因为它混淆了社会学研究本身和社会统计学研究。统计学领域里的进步被误认为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但实际上前者一直游离在理论社会学之外(Goldthorpe，2019)。第二，基于上述误解，二战后的英国社会学家们相信，理论研究而非经验调查才是最亟须发展的。这与他们的理论焦虑有关。他们认为霍布豪斯、金斯伯格等人的社会哲学理论是折中主义的产物，既没有对不同思想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也没有产生影响深远的理论作品(Potts & Turner，2019：103)。结果，他们虽然不再执着于宏大社会理论，但对发展中观和小规模的社会学理论产生出浓厚兴趣(Panayotova，2019b)。

“重理论而轻(量化)方法”是英国社会学在战后十字路口上做出的自我风格之选择。该选择之发生既有其历史渊源(即孔德的社会学观念)，也与战后初期的社会情境有关。战后初期的英国社会学仍然缺乏明确的学术定位，学科属性仍有争议性，与社会科学的边界依然不够清晰(Marshall，1946)。社会学俨然一门大杂烩学科，囊括了社会科学的不同知识领域，但缺乏对它们的整合(Bottomore，1962：17)。

对方法论的理解也影响了英国社会学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这个时期英国社会学家的方法论研究具有明显的社会哲学偏好，“他们假定学生们必然对社会哲学感兴趣，应具备思考方法论哲学问题的能力”(MacRae，1953：80)。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实操调查方法并不是社会学教育的必要部分，培养学生们理论化、哲学化思维才是要务(Tropp，2011：3)。结果，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普遍缺乏经验调查方法的技术训练。诚然，不乏一些英国社会学家试图发展统计调查方法并与社会学传统相融合，例如伍顿(Barbara Wootton)、格拉斯(David Glass)、卡尔—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rs)等(Panayotova，2018：184—195)。马歇尔(Marshall，1962)也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把量化统计与理论解释相结合。但做出这类尝试的社会学家仍居少数，其努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总之，理论与方法孰轻孰重成了战后英国社会学学科风格塑造的关键议题：一方面日益突出理论研究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对量化统计的对立态度。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社会学在英国大学里的快速扩张，这两方面表现得分外明显。

(三)“通识教育”与“反量化”：1965年至20世纪90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张，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迅速发展。与20世纪早中期相比，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学只在极少数大学开设本科专业，一些所谓社会研究课程充斥着经济学(包含统计学)和法学(Mandler，2019)。这可能与社会学知识体系比较复杂，不适合本科层次教学有关(McArthur，1969：245—246；Rogers，1968：12)。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开始在英国的社会思潮和高等教育中蔓延。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等思想传统复苏，重新激活了英国的文化研究和学术争鸣，知识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活力。英国政府于1963年采纳了《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有关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建议，成立了一批新大学，这些大学以打破固有传统、改革教育模式为使命，寻求拓展原有专业学科边界。社会学便是在此时作为先锋学科被引入的。在这些新兴大学里，社会学被视为推进社会变革、实现民主化技术革命的手段之一。

社会学在英国高校广受欢迎有多重原因，大体可从学生群体变迁(外因)和社会学学科自身变化(内因)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高校整体扩招的背景下，学生群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曼德勒(Mandler，2019)的研究，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显著增加，很多人是自己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些学生在高中时的学业水平普遍较低，当选择大学专业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学业标准较低的新学科(如社会学)而避开专业要求较高的古典学、数学和科学。在就读社会学专业的大学新生里，女性数量远多于男性；至20世纪70年代末，男女比例达到一比二。此外，与社会学相关的就业岗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增加，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公共管理和市场营销等领域，良好的就业前景也增加了社会学专业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社会学重新定位了自己在英国高校的学科地位。突出理论研究使英国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门通识学科(general discipline)，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里发挥着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功能。前文提到，英国社会学历来有偏重社会理论、轻视技能训练的特点；也一直缺乏统一定义，知识范围也没有明确共识。这些看上去的劣势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教扩张中反而变成了优势，使社会学能更快地适应组织、社会和文化变迁(Panayotova，2019b)。具体表现在，具有浓厚哲学/理论偏好的社会学被新兴大学视为一门更接近于人文传统的学科，其专业使命被理解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训练批判思维能力，提高关心和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精神(MacInnes，2019)。这一学科定位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政治文化运动影响的大学新生们渴望表达内在自由、主体意志和个人感受的倾向不谋而合(Mandler，2019)。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在英国高校扩张的步伐有所减缓，这与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后者导致研究经费被大幅削减。尽管如此，社会学在总体规模上依然保持增长态势(Mandler，2019)。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批过去的理工学院(polytechnics)升格为大学，纷纷开设社会学专业，使得就读社会学的学生数量仍然可观。社会学之所以能在以追求职业化技术培训为主的理工学院占据一席之地，离不开它的通识教育的学科属性——它所提供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知识成为理工学院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Payne，2019)。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国社会学还发展出鲜明的反量化取向。诚然这个时期大多数英国社会学本科专业都把量化统计作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但这恰恰是把社会学视为一个旨在提供综合教育(comprehensive education)的学科的结果：在这样的学科定位里，社会学理论仍然是首要的，而社会统计因被认为能够扩充学生们的知识储备而被加入(Panayotova，2018：349)。认为统计学不应作为社会学必修课程(但可作为选修)的观念仍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Payne，2019)。尽管刻意与统计学传统保持距离是英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有的固有品性，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界定更为清晰的、“位于英国社会学内部的、总体的反量化文化”才出现，这导致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的量化取向更弱(Burgess & Bulmer，1981：479—480)。

美国量化社会学研究是塑造英国社会学反量化取向的一个直接因素。当英国社会学将自己定义为一门通识学科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追求更具实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的量化调查研究，并在职业流动、社会分层等领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量化调查方法(叶启政，2018；陈心想，2019)。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社会学家经常引用美国量化社会学作品，但主要是一些低水平的调查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高水平的量化作品(Panayotova，2019c)。这给英国社会学家们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他们相信，美国的量化实证社会学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应该极力避免。曾担任《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编辑的麦克雷(MacRae，1963：6)指出美国社会学家的两个常见错误：一是强迫学生们相信社会学是一门按照物理学模具塑造的学科，导致学生们沉溺于对量化方法、概率统计、数理分析的盲目信念中；二是把一些老套的、琐碎的、缺乏关联的议题当成重大议题来研究。他认为美国社会学的世界领先地位是基于上述两个错误而达成的，因此美国的量化实证社会学不仅不应该是英国社会学效仿的对象，还是一个值得警惕、避免再犯的陷阱。第二个后果是，英国社会学家们普遍贬斥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方法，认为它缺乏认识论基础，只不过是由技术员完成的纯技术工作，缺乏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本质上是“非社会学的”(un-sociological)或是“不够社会学的”(insufficiently sociological)(Rex，1966：529)。他们还指责调查方法扭曲了社会学的公共形象，导致公众难以把社会学与纯粹数据收集区分开，甚至把调查技术等同于社会学本身(Bechhofer，1967)。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界展开了一场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辩论(Giddens，1974；Platt，1981)，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社会学家们的反量化态度。这里的“实证主义”，用吉登斯(Giddens，1974：2)的话说，“已经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含义模糊的批判武器，(……)缺乏被一致接受的标准含义”。不过，在这个时期的英国社会学家眼中，实证主义总是和量化统计方法有关；以统计数据作为分析材料的研究都被视为实证主义分析。由于量化统计方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被认为是“非社会学的”，因此社会学之“反实证主义”就等同于“反量化”(Panayotova，2018)。最终，这场“反实证主义”讨论固化了英国社会学家们对量化统计的敌意，使之坚信量化方法对社会学是一个危险的、无用的路径，并在不引入量化统计技术的条件下解决社会学的发展问题。

(四)重估反量化取向：21世纪初以来

进入21世纪，尽管量化统计方法已成为英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一部分，但对量化统计的冷漠乃至敌意仍在延续。总体而言，英国的学术社会学始终没有培育出影响广泛的、基于统计学的经验研究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依然是把社会学建成一个非量化的、侧重社会理论的学科，社会学知识的价值在于为理解社会领域提供理论洞见(Panayotova，2018)。量化统计好似英国社会学的一个反面他者——在持续反量化的知识经验里，英国社会学建构起自己的学科主体性。或许英国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是什么”(学科定义和知识范围)永远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但对于“社会学不是什么”则相当明确——社会学不应该是量化实证主义的，不能以量化统计方法为主。

时至今日，已有一些英国本土社会学家开始对反量化取向及其对英国社会学的影响展开批判性反思(Goldthorpe，2019；MacInnes，2019；Panayotova，2019b & 2019c；Renwick，2019)。例如，帕纳约托娃(Panayotova，2018)指出，英国社会学家之反量化是建立在对量化技术和统计学世界观缺乏了解的基础上，这一点本身就值得警惕。麦金尼斯(MacInnes，2019)甚至把英国社会学家戏称为“卢德分子”(Luddite，原意指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与捣毁机器的人，后用以比喻反对技术进步者)。然而，这只是一个初露曙光的开始。当今英国社会学之反量化取向依然是明显而顽固的。戈德索普(Goldthorpe，2019)以自己供职的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为例予以说明。该学院社会学小组是英国少有的以量化统计方法为主的研究团体，凝聚了一批量化社会学家，研究领域遍及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移民和人口、家庭和性别、医学社会学等。该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了一个社会流动研究小组，自此一直是推动英国学术社会学发展量化研究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该学院的量化社会学家们已经建立起卓越的世界声望。然而，在英国国内的社会学版图上，纳菲尔德的社会学家们只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派，不仅对其他英国高校社会学系缺乏影响力，而且自身也处于孤立境地。例如，他们很少参加英国社会学联合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也对在英国本土社会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不感兴趣。换言之，当纳菲尔德的量化社会学家们试图克服社会学与统计学之间的鸿沟时，自己却站在了鸿沟的一侧，主动选择与英国主流社会学分离。由此可见，重新评估量化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英国社会学而言仍然任重道远。

四、结语：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启示

英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向我们呈现出一种不同于美国社会学的学科风格，核心议题是与量化研究的关系。英国社会学长期对量化统计方法表现出轻视乃至敌对态度，以至于二战后发展出鲜明的反量化取向。这对本文开头部分提及的两个次要议题具有启发性。第一，英国社会学的故事表明，追求量化统计研究并非所有西方国家社会学知识合法性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学风格。以量化实证研究为特色的美国社会学只是众多民族国家社会学风格的一种，是美国特殊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统计实践发展的产物(叶启政，2018；陈心想，2019)。进言之，不同民族国家应该追求符合自身知识传统与文化特点的社会学类型，无须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第二，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取向也表明，不能预设“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同属一类知识传统，而应看到二者的差异性。预设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同质的，容易忽略社会学(特别是人文传统)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量化统计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应该关注和理解不同的社会科学传统，考察它们以何种方式锻造社会学的智识品性和学科风格。

梳理英国社会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社会学知识之“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内在张力。基于此，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做出进一步反思，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启发。

首先，注重发展人文属性的社会学。英国社会学之通识教育定位及反量化取向，是其拥抱人文主义传统的结果。尽管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取向值得商榷，但在客观上凸显了英国社会学自身的人文价值和伦理关怀，形塑了其独特的社会学风格。关于社会学之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费孝通在2003年发表的学术生涯里的最后一篇长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做过集中阐述。费孝通(2003)认为，社会学是兼具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其价值不仅限于工具性和科学性，还在于人文精神和伦理意蕴。在这篇文章，他有两个观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方面，他指出了量化统计方法的局限性。费孝通(2003：15)提出一系列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例如“心”“神”“性”“意会”“我”等，认为这些都是实证主义科学方法难以测算和掌握的，这些方法“不太容易真正进入这些领域，进入了，也可能深入不下去，有很多根本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暗示人文性是中国社会学应有的学科品性。在费孝通看来，人文性是一个可以涵盖科学性的、更为宏博的概念，社会学之科学价值统合于人文精神。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他甚至把science翻译成“学”，认为只有对蕴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学才有望成为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这一点与英国社会学之通识教育定位、衔接人文传统的学科风格如出一辙。在评论费文的理论意涵时，田毅鹏和刘拥华(2006：103、113)直言不讳地指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之间有意义的关联和沟通，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这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明是道德本位主义的国家，既没有自然科学的规范化，又没有社会科学的萌生，讨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就缺少了一个本土的知识论背景，其行进就显得尤为艰难”。鉴于此，在中国情境下，社会学需要浸入人文传统，在解读和阐释传统人文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渐生成深具历史和文化根基的学科意识，实现知识体系的真正本土化。

中国社会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因循费孝通的提示显现出鲜明的人文属性。一个例子是对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挖掘，这使中国社会学形成了清明的根脉感。早在2006年，应星等(2006：186)就提出“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由此，历史视野进入中国社会学研究视域，一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成果涌现。依据这些研究，中国社会学之本土化至少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彼时的社会学分三大学派：以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或综合学派(周晓虹，2012)，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周晓虹，2017；李建新，2018；杨清媚，2015，2019)和由社会主义思潮引发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应星等，2006；李培林，2009)。此外，回溯瞿同祖、潘光旦等人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学研究亦同样重要(周飞舟，2019；杜月，2012)。还有学者追溯得更为久远，主张回到康有为、王国维和陈寅恪，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的经史研究新传统对社会学的意义(渠敬东，2015)；回到严复的群学思想，考察章太炎等晚清新国学派如何使用社会学拯救国学(李培林，2000；应星等，2006)。除了社会学史研究之外，另有大陆社会学者深挖传统文化资源以建构本土社会理论和概念(周飞舟，2018；翟学伟，2020；郑杭生，2013)，并在方法论上展开反思(李淼，2017；杨善华、孙飞宇，2015)。

依笔者判断，在挖掘本土社会思想和历史方面，中国社会学做得好于英国社会学。英国社会学一直缺乏对学科历史的自觉反思，社会学史不过是种类繁多的社会学研究里的一个脚注，极少引起英国本土社会学家的关注(Panayotova，2019a：1)。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改变。2018年4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英国社会学的历史”的学术会议，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讨论英国社会学史的会议。与之相比，中国社会学已具一定历史意识和反思性，这应该是得益于费孝通所倡“文化自觉”观念，该观念要求中国社会学者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周晓虹，2017：9)。已具较强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应注重把学科属性置于文化传统中理解，从历史脉络中寻找自己的学科定位和知识本真性。

其次，中国社会学还要继续发展科学属性的社会学，推动量化统计的实证研究，避免走上英国社会学如此偏执的反量化道路。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取向对融合社会学与统计学的努力产生了持久阻力(Panayotova，2019b)。事实上，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文化是一个“选择”问题(Panayotova，2018)：在二战前后，英国社会学只是与统计学保持疏远，并未呈现出系统化、制度化的敌对态势；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当英国社会学选择以通识教育来定位自己并加固自己与人文哲学传统的关联，反量化特别是反对美国社会调查研究成为建构学科主体意识的策略性工具。英国社会学在做出选择时面临着各种可能选项，这些选项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关系，反而存在着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空间。

英国社会学的“选择”问题给仍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提了个醒，即避免把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推向二选一的极端处境。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量化研究就被接纳为主导范式并得到长足发展(Hsiung，2016)，以至于费孝通在2003年的文章中承认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基本成熟，未来也将长期作为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费孝通，2003：14)。近年来，强调科学性的社会学者们展现出一种世界雄心，主张中国社会学应面向世界、走向国际，努力争取西方学术同行的承认。例如，当谢宇(2018)断定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后，他号召中国社会学家们发展出能促进社会学学科主流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而他所谓“世界社会学”的“主流领域”似乎主要指以量化统计为特色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除了民族国家属性(即“中国”的社会学)，还有学科规范属性(即中国的“社会学”)(王苍龙，2021)。继续推动以科学性为主、以量化统计方法为特色的实证研究，是发展中国社会学规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无论是人文属性的社会学还是科学属性的社会学，都应彼此保持适度开放。当前中国社会学偏重人文性和偏重科学性的两条路径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互动。这一点与英国社会学长期与量化统计传统保持平行、缺乏交流的情况极为相似，尽管背后原因并不相同。在中国，偏重人文性的本土化路径寻求的是把社会学与中国悠久的人文思想传统联结，力图在长期阐释人文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建构社会学风格。而偏重科学性的本土化路径寻求的是把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量化实证主义传统嫁接在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上，力图在解决由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证明社会学的有用性，建构社会学风格(Hsiung，2016)。鉴于此，人文路径和科学路径对于中国本土社会学可能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中，人文取向的中国社会学会更偏重于对人文传统之开掘，形成强烈的根脉感和历史性；科学取向的中国社会学更偏重于现实问题之解决，形成强烈的现实感和实用性。

尽管承认上述现状和趋势，但仍要意识到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之间的连接，避免极端化取向。一方面，如果科学路径一味追求国际化和世界性而忽略了与中国现实情境、文化资源的对接，则容易陷入方法主义泥潭，其所谓经验研究会脱离现实，“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渠敬东，2019：1)。另一方面，人文路径也应避免对量化统计的敌意，意识到人文主义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谢立中，2019)。适度打开学科视野，为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保留空间，这对作为一项未完成工程的中国社会学之风格建构意义重大。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3期/《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